金闲评
Friday, May 18, 2007
  阿瑟·H·史密斯眼中的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5月17日 星期四

一直到昨天,我才明白阿瑟·H·史密斯和明恩浦是同一个人。此刻,我的书架的不同角落至少已经有了三本同样的书,它们分别叫《蓝色长袍的国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人的特性》……它们的源头都是那本《Chinese Characteristics》,作者的原名是Authur Henderson Smith。

我已记不清我何时、何地、又为何购买了这同一本书。我猜是它的题目引入注目,它像是一种速溶咖啡或一包即食面,如果你想和别人谈谈中国人的性格——这是饭桌上的常见话题——它是个上佳之选。没人会赞叹一杯速溶咖啡的味道,所以我也从来没留心过这本书,偶尔心血来潮的翻阅几页,又把它丢弃了,然后再碰到另一个版本时甚至没有似曾相识之感。即使在我准备像个旁观者一样了解自己的国家时,我也更喜欢《剑桥中国史》,或是史景迁、费正清的著作。谁又听说过阿瑟·史密斯是谁?一名生活在 19世纪末的中国山东省的传教士吗?

当我在清华大学南门的万圣书园再度购买到这本书的另一个版本,这回它的名字被译为《中国的人素质》,意识到自己的浅漏。我在它的打折区看着它被冷冷在摆在那里。但是在附录里,我意外看到了1906年3月6日的那个小插曲,那是阿瑟·H·史密斯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见面的场景。在那次会面中,明恩浦劝告罗斯福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而10天后,罗斯福则回信称,明恩浦的两本书使他 “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他将推动这个建议。正是这笔庚子赔款最终促成了清华大学诞生,给予几代留美的中国学生以崭新机会,而现在它依旧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

1906 年时,阿瑟·H·史密斯已61岁了,已在中国生活了34年,在中国北方的山东省与河北省都生活漫长的年月,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带着明显的山东口音。一位听过他演讲的人回忆说:“他的身体在西洋中算是矮的,精神却健旺,他那充满着力量的躯干,再加上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台上就立刻引起听众的注意…… 讲演时,声调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极变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间谚语,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娓娓动人……”

一整天,我都在想象他讲演的样子。我从互联网寻找到他的照片,那张满脸胡子、表情严峻、眼神流露着无限忧郁的照片上,我没发现“天然有趣的面貌”。至于,他的山东口音,我要依据加拿大人“大山”的北京口音来想象。

我一直在想象,1872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的最初印象。那个时代不比现在,即使蒸汽船已经出现,苏伊士运河已经开通,这旅途也要花上半年时间,期间还充满着不知名的危险。那个时刻全球旅行的人物主要由三种人构成,他们是贸易商,传教士和劳工,前两者被利润、信仰所诱惑,而最后一种则只是回避眼前过分可悲的生活。

陪伴着阿瑟·H·史密斯一路的除去对陌生之地的好奇心,还有每天的祈祷。那年,他才27岁,出生于康涅迪克州,1867年,他毕业于贝利奥特学院,又前往纽约学习神学,准备将自己后半生奉献到外国的土地上。他是19世纪开始的新一轮传教热潮中的一份子,他们正在挑战15—18世纪的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垄断性地位。

此刻的中国,也正处于它的另一个转折时刻。它独自享有的生活方式、自我中心的特性,正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她能够在一个崭新的世界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吗。而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也在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自从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将他在中国的见闻带回欧洲后,欧洲就陷入了对古老而繁荣的中国的恋爱。在漫长的几百年岁月中,中国的政治、商业、文化、哲学,甚至园林工艺都被尊崇。

但是到了19世纪的德国人黑格尔的笔下,中国开始变成了东方专制主义政权、停滞的帝国……对于此刻的西方世界而言,中国辽阔的疆域、广大的人口在两方面尤其富于诱惑——她是四亿人的市场,四亿颗心灵等待被拯救。贸易商与传教士,信仰与金钱,就这样被拧在一起,它们相互帮助、也相互诅咒,在陌生的国度里,谁也离不开谁。

像19世纪中叶之后的所有的外来者一样,年轻的阿瑟·史密斯也是从中国港口的租界开始他的中国之旅的。在香港、上海、天津、广州、厦门、宁波这些城市,中国政府被迫签定的条约,正让欧洲人、美国人体验一种无上的特权,他们将自己渴望的生活方式原封不动的搬到了这里,他们赌马、在俱乐部打桥牌、喝下午茶,然后煞有介事的谈论中国的前途。

阿瑟·史密斯没有选择这种悠闲的方式,他的信仰迫使他前往那个乡村中国,认定那里有更多的人等待他传播福音,也为了更了解中国,日后他将写道:“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们家庭生活内容,还不如在中国乡村住上一年。”

在山东的不同地区从事传教、救灾这些工作之后,1880年时,他定居在恩县的庞庄,并与另一位传教士博恒理建立了教会。我不知道,他的中国话是如何逐渐染上了山东味的,如何和当地农民交上了朋友,他是否喜欢煎饼与大葱的味道,该怎样对他们描绘上帝的形象与耶稣诞生的故事,有怎么习惯自己用明恩浦身份取代阿瑟 ·史密斯……在一张老照片上,我看到了庞庄的形象,孤零零的城门与面目不清的中国农民。

想必他是个勤奋的学生。因为不久,他就开始在《字林西报》发表了《中国的格言与谚语》,1890年则开始连载《中国人的特性》。与20世纪中叶费正清在哈佛开创的中国研究不同,19世纪的汉学是由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推动的。他们主要依赖的是第一手的观察,而不是文献阅读和理论框架。

阿瑟·H·史密斯根据日复一日的观察与体验,寻找出他认定的26种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它涵盖了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信仰的各领域。其中一些已变成谈论中国人的“铁律”或是“陈词滥调”——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缺少公共精神、坚韧、勤俭、不精确、泛神论……

这对我来说一点不陌生,和之前的几代知识青年一样,我是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成长的,对国民性格的批判正是五四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翻阅当时最时髦的《新青年》杂志,所有类似的命题都被讨论过。而阿瑟·H·史密斯的这系列文章,则像是这种讨论的预演。在此之前,很多西方到来的传教士与外交官都讨论过中国人的特点,但直到1894年阿瑟·H·史密斯将这系列文章收集成书以《中国人的素质》出版之前,没人如此全面的呈现这种观察。它出版的时机——正是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前夕——则引发了一场更大范围的共同讨论。

“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印象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加以完成的,及阿瑟·H·史密斯的这本《中国人的特性》。”费正清在1985年的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说,距离这本书的出版刚过一百年。它在当时旋即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当然也有中文,加上中国出人意料的败给了日本,它所引发的是普遍性的中国印象的破灭。

对于这本书的攻击也从未停止,就像阿瑟·H·史密斯自己所提到的:中国是一个广阔的整体,一个人如果没有访问过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两个省住过,那他当然就没有权利来总结整个帝国;或者,这些关于中国人的道德特点的描述是充满误导性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我一个多世纪后认真阅读这本书时,发现它仍是如此富有生命力,我心中暗暗承认,那时的阿瑟·H·史密斯没有任何社会分析、心理分析工具、或是统计数字可以借助,但他的直觉印象却大多是正确而富有洞察力的。

从阿瑟·H·史密斯的年代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的描述一直是前后矛盾的,中国太大了,难于以一种印象来概括。生活在华北乡村的史密斯的感触与生活在北京幽雅的四合院、文人书画与优雅的谈话中的罗伯特·赫德对中国的感受必定不同。就像多年后鲁迅所说的:“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台,便说中国是一个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个‘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这样一来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China很难懂得,China是‘谜的国度’了。”

一个农夫和一个乡绅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令人心醉的山水画、书法、诗词、酒令是中国的精英文化传统,它孕育出洒脱、飘逸和智者。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为物质匮乏所困,利益的计算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原则。当阿瑟·H·史密斯到来时,中国的人口已到达了4亿5千万,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土地上养育的人口增加了至少三倍,为日常生活而斗争变成了中国人生活的真正主题。这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传统儒家的意识形态正在失效,像所有王朝的晚期一样,衰败正取代了生气,混乱和黑暗而在吞噬日常生活的稳定,中国人必须寻找他们生存武器——很多时刻,无休止的勤奋、节俭,性格坚韧,或是情感麻木,都是应对这种社会环境的手段。这正是阿瑟·H·史密斯所看到的那个中国,他的描述或许令很多中国人不适,却同样是那个真实的中国。

当阿瑟·H·史密斯1932年在家乡去世时,他已成为了世界性的人物,是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写了好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但没一本能够超越《中国人的性格》。

“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在论述中国人的活力的那一小节里,阿瑟·H·史密斯这样写道,“可以肯定,他们这个有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在这个预言100年后,中国人和中国生产的货物涌向了全世界,全世界既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感到震惊,又担心中国给世界的道德标准、生活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无疑,今天穿着西装、坐着喷气飞机、讲英语的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和阿瑟·H·史密斯所描述的中国人仍有很多类似之处。阿瑟·H· 史密斯曾经呼唤中国人“需要新的精神生活”,而现在,不同样如此吗,只不过,它可能并不是阿瑟·H·史密斯所期待的基督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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