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15, 2006
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
内容提要: 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各自参与东亚合作的轨迹看，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在可预见的将来，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
关键词: 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 东亚合作
随着20世纪末期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东亚地区国家 ①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压力的减轻、欧盟走向更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北美贸易一体化进程加快，东亚国家之间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第一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圆桌会议、博鳌亚洲论坛、东亚思想库网络等（第二轨）对话机制为现存第一轨合作提供了智力支持，也同时为探讨、磨合更有创意的合作方式和途径提供了机会。这些机制的共同特点是:存在议题导向的磋商但缺乏具有法制化约束力的制度建设;机制运行的成效受双边关系演变的制约。
2005年末将举行的东亚峰会，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更高层次区域合作的曙光。讨论东亚合作前景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讨论东亚区域合作的常识性认知是:欧洲从区域合作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如果没有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国双边关系的稳定以及共同为一个新型欧洲而努力，便不可能走到今天共同体建设的机制化。而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区域合作模式遵循的是磋商途径而非类似欧盟的法制化。由于东亚地区不存在一个类似美国的霸权，由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合作进程缺乏可能性和可行性。东亚地区有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没有中日合作，东亚区域合作从磋商走向以区域内建立在国际法约束力基础上的合作制度化建设的困难便会继续。毕竟，磋商形成的合作习惯没有制度建设中国际法的国内法化所带来的国内政策效用;没有法制化的国内政策配合，区域一体化便只是一个远景。
与前列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分别如何参与了东亚区域合作?21世纪初中日双边政治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如何影响东亚地区合作?探讨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探讨中日双边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之间存在何种因果关系这一课题。
一 中国与东亚多边区域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担心陷入外部的圈套而坚持了“双边主义”的外交。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联合国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主要舞台，包括在联合国及其相关国际经济组织框架下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1989年中国首次派员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脱离南非的独立进程）协助团。1990年，中国首次向中东派出五名军事观察员。事实上，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东亚地区展开的。 1992年4月，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800人的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任务。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向东帝汶派出警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向国外派遣民事警察。
参与东亚区域多边合作组织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在1989年夏季中外政治关系出现严重困难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也同时是东南亚地区国家面对美国等强国在人权、国内治理民主化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的年代。 除了加快与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的复交（1991年完成）之外，1991年，外交部长钱其琛首次应邀以马来西亚政府客人的身份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 届东盟外长会议的开幕式。钱外长表达了中国与东盟发展正式关系和合作的兴趣。东盟外长们欢迎这一表态，并立即投入运作。自此，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中国全面参加了自1994年开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中国与东盟开始正式接触之际，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开始恶化的时期。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再次遭遇特大水灾，台湾同胞感同身受，慷慨解囊，并与香港同胞共同发起“一江热血向东流”等大型赈灾义演活动。1992年大陆和台湾当局开始正面接触，并于1993年实现第一次“汪辜会谈”。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些发展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中被看作是一个“中国人经济区”在开始形成。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2年出版的一篇前瞻性论文标题所表达，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正形成一个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区。放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对这种趋势的出现的担心，与欧美学者由于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模式不同于欧美模式而认为三者间的经济战不可避免有类似之处。
世界银行于1993年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重新计算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排序，乐观地估计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赶超日本、美国。在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眼中，一个“大中国”（Greater China）正在形成。
在东南亚，“大中国”或“大中华”的趋势并不是好消息。对于那里几乎每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对华人经济在其发展历史和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着复杂感情，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长期将吸引华侨汇款作为主要的海外融资方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的选址明显有瞄准亚太地区华人和华侨投资的态势。这样，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基础开始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中有着同样的舆论市场。中越交恶历史也使东南亚国家对一个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军事影响产生顾虑。
正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艾伦·惠廷在历访东南亚主要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后写出的报告所归纳，1995—1996年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出现困难，日本开始改变其国内法制为参与驻日美军应对“周边有事”（即台海军事冲突），东南亚国家中并没有期望卷入中美、中日之间的争端的意愿。相反，东南亚国家所期望的是一个稳定、和谐的中美、中日关系的出现。 ARF机制，便体现了东盟利用集体行动力量将中国和美国以及它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织在一起展开年度安全对话，避免冲突升级的意图。
中国全面赢得东南亚国家的信赖，是在1997年夏季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及国际上对人民币该不该贬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贬值和不赞成贬值的都列举了很多理由。当时国际间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值直接影响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竞争力，造成这些国家经常项目赤字，引发了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对于动荡中的东南亚国家政府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中国为了保持自身出口产品在欧美市场的竞争力，会不会对人民币进行新一轮贬值。中国政府信守了不贬值的承诺。这至少是在舆论层次（软力量）为东南亚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并走向复苏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经济条件。与中国的做法相反，日本政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并没有设法阻止日元贬值。虽然由于产品结构上的差异，日元贬值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之间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中国与日本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不同汇率政策形成了地区经济外交一个鲜明的对比。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针对华人的社会动乱。港澳等地华人团体中出现了要求中国政府经济制裁印尼政府的公开游行。中国政府基于多数印尼华人已经加入印尼国籍这一事实，没有将执行中对印尼的双边经济援助与当地华人状况挂钩。相反，中国政府出资十亿美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印尼政府达成的紧急货币援助协议。回归不久的香港也出资十亿美元参与同一安排。也就是说，通过行动中国政府向印尼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表明，中国政府没有将华人社会利用作中国自身利益的“特洛伊木马”的企图。
1997 年12月东盟 + 3（中国、日本、韩国）对话机制建立之后，中国是该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东盟 + 3和东盟 + 1机制为中国学术界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供了佐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这个方针适用于包括东南亚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主管东亚合作的高级外交官认为:“东盟迄今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要推动作用，是‘10 + 3’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这既是东亚合作的特色，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稳妥安排。未来我们愿继续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主张尽可能发挥中日韩的各自优势和作用。”
以上简要回顾告诉我们，东南亚国家和东盟这一东亚地区迄今唯一的建立在条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基础上的区域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并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所依赖的首要载体。将东盟置于首要地位，也是应对中国与日本争夺东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指责、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措施。假如没有东盟接受并鼓励中国的全面参与，中国通过本地区国家间协调机制参与地区政治事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会受到制约。
二 日本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
在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日本一直积极努力建构多层次的区域非正式经济合作组织，努力将太平洋地区不同国家组合在一起讨论共同发展问题，资助了无数的第二轨讨论。日本问题专家将这些努力称为与战后日本亚洲外交中努力建构“网络实力”（network power）的一部分。经历了向东南亚国家战争赔款到政府开发援助再到企业投资形成西太平洋地区的产业链的历程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变成了东南亚地区经济“雁行发展” 格局中的名副其实的领头雁。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将“看东方”（日本）列为其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此后，虽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不如以往，但是从日本市场流动东南亚市场的投资依然高出从日本流入中国的投资或从中国流入东南亚的投资。
虽然就市场力量而言，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处于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但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在政治领域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过程相当复杂。与中国一样，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日本1992年向柬埔寨、2000年向东帝汶派遣了维和部队。日本赢得东南亚国家政治上的信任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20世纪70 年代，东南亚各国对它们与日本经济合作过程中利益的不对等表现出了强烈不满。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得在泰国和印尼等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消除与东南亚关系的不和谐，并使日本在政治上发挥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福田赳夫首相于1977年访问当时的东盟成员国时提出了“福田主义”。其核心内容是:日本不当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赖关系;以对等、合作者的身份支援东南亚。“福田主义”后来成了历任日本首相宣示对东南亚政策的基调。 2002年小泉纯一郎提出的与东盟国家“同行并进”的概念是对福田主义的翻新。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日本领导人对东南亚国家尚未接受“亚洲的日本”的“本音”（认知）。
日本开始与东盟之间接触早于中国20多年。但是，日本通过谈判建立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将其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济关系制度化的努力是在以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无法展开（即对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失望）之后。 2000年，中国宣布同东盟开始自由贸易区谈判，加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日本倍感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领域来自中国的挑战。这样，中国和日本之间争相与东盟展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2002 年1月，小泉纯一郎循着福田赳夫的足迹访问了东盟的五个创始国。访问期间，新加坡和日本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称《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新加坡而言，这不是第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对日本却是第一份此类协定，显示日本有改变战略的构想。此外，小泉首相在新加坡发表的日本对东南亚新政策演讲中提出日本会在东盟 + 3，甚至东盟 + 5的基础上，使区域合作朝建立“东亚共同体扩大构想”发展。从表面上看，小泉的东盟 + 5没有多少新意。1999年11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出席马尼拉举行的“东盟 + 3”会议期间即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设想。在2001年“东盟 + 3”会议上，金大中又主张将“东盟 + 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并提出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多个领域的“东亚共同体”。然而，东盟对上述提议十分谨慎，它们担心“东亚峰会”取代“东盟 + 3”机制后，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就会丧失，因为“东亚峰会”将不再固定由东盟国家任主席和东道国。“东盟 + 5”方案即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纳入“东亚峰会”机制。这种主张有其地区国际政治背景。1990年12月，马哈蒂尔总理提出“东亚经济集团”（EAEG）设想时，美国起初并未表示关心。但1991年7月日本外相就该设想对马来西亚外长表示支持后，美国不仅公开反对而且动用了所有可能的外交资源使EAEG的设想无法实现。
美国反对亚太地区任何把它排除在外的区域经济合作设想，当然也反对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出现。虽然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较多地依赖多边机制，它反对EAEG的措施之一便是将APEC升级为非正式领导峰会（以此保障美国的参与）。小布什政府延续了克林顿政府的传统，一直坚持反对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的立场。所以，小泉首相在新加坡的主张是力求在东盟主导、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和包括美国的重要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东亚峰会之间求得平衡，因为这样能体现出日本在跨太平洋事务中的“桥梁作用”。
也就是说，虽然历史背景和现实国际政治环境中所处的局限在本质上有区别，日本与中国在处理地区合作议题上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不以东盟为主导便无法施展在地区事务中各自的影响力。由于美国反对排斥它为成员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存在，由于中国、日本、东盟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对美国市场（特别是向美国出口）的依赖，对中日而言，在参与、主导、创设地区合作机制的选择中，显然参与是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三 中日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
2005 年5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2001年以来没有中日两国政府总理级官员互访的背景下访问日本。5月23日，吴仪副总理取消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的会谈，提前回国。这是中日政治外交关系持续困难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导致吴仪副总理提前回国的直接原因是小泉首相在至少2005年内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公开表态由是否参拜变为何时参拜。由于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领导人要求日本领导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如果得到日本领导人的配合，便有可能是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改善的契机。
1972 年中日复交以来，围绕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走过了一个长时期、经常性的过程。2005年出现的外交冲突则凸显了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这里所讲的“结构性”，指的是中日之间存在着长期积累且短期内无法消除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实力的上升和日本实力的相对减弱。1978年中日之间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交换批准书）使双边政治关系走上了国内法制化的轨道。当年，中国的GDP总量是日本的八分之一。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中国的GDP是日本的四分之一。2004年中国市场的进出口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体。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度全球化，与改革开放之初在资金和技术上高度依赖日本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
虽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项指标依然落后于日本，但是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未来其GDP增长速度比中国缓慢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定。这样看，未来20年内中国的GDP增长以及它对日本判断其周边安全的影响也就上升了。日本东南亚关系问题研究专家白石隆等有关加强日本—东盟关系的理由之一，便是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必须看到的是，在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变化的背后，存在一个大陆经济（中国）与海岛经济（日本）在自身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韧性的对比。
在战略研究层次上，我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中日两国如何定位与对方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明晰的“合作”或“对抗”之间排他性质的选择。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而言，一个永恒性的问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因为境内资源短缺而向外扩张，未来有没有向外军事扩张的可能?因何而对外扩张?也就是说，对外交“定位”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研究人员的观察。它是一个变量。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出现摩擦的结构性本质。
2. 中美关系如何演变也对中日关系的变化有重要影响。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多次波折的过程中，日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中美之间在战略层次的接近（哪怕是短暂的）是否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地位的下降?用较形象的语言表达，日本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从“Japan bashing”过渡到“Japan passing”而最终走向“Japan nothing”。当然，中国和美中关系仅仅是美国对日政策变化中的因素之一。但中美双边关系在结构上相当不稳定，这也给日本在它对华政策中提供了借机行事的空间。
与中美关系紧密相连的是台湾问题。对某些日本人而言，台湾与大陆走向统一会不会使东亚地区回复到历史上出现过的“华夷制度”?在这种顾虑下，日本在 2005年初明确将台湾列为日美军事同盟的保护范围便不足奇。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是在应对担心它自身的地区环境变化，而不仅仅是为了巩固日美同盟。
另外，当中俄合作关系从语言宣示变化到基于各自市场需求而采取实质行动之日，日本在竞争进入俄远东地区开发中处于劣势。日本自然资源匮乏，从日俄战争始，便期望获得全面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的机会。因战略和经济利益走得更近的中俄关系会如何影响日本判断它的周边环境及相应的对华政策?
3. 中国与东南亚邻国政治关系的改善的同时，中国市场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在上升。2001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的该年度《通商白皮书》，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后“雁行模式”时代的首要特征就在于东亚经济不再由一只领头雁来牵引，而是进入了“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日本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已大为减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巨国效应”，正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虽然这种描述忽略了中日经济在产品结构上的距离，日本官方的描述表达了政府决策层对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体之间交往深化的担忧。在投资和技术两个要素方面，日本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依然是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进口来源。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反而因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趋同效应给东南亚市场带来真正的竞争。所以，西太平洋地区“雁行发展”的头雁由日本变为中国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这也是中日关系中结构性困难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说，自森喜朗内阁（2000年4月至2001年4月）开始更加突出的中日双边关系的“政冷经热”现象折射的是两国关系中结构性因素效应。未来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两国的整体对外关系都会继续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四 中日矛盾与东亚地区合作
虽然中日双边关系中存在结构性困难，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除了参与并支持东盟 + 3的对话机制外，中国和日本就《清迈倡议》框架的建立和在该框架之下的合作并没有受到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负面影响。《清迈倡议》所设置的货币互换机制旨在解决短期资金流动问题，稳定区域金融市场，防止类似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2002年3 月，中日签订了约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允许在紧急情况下相互融通相当于30亿美元的日元和人民币。2005年5月，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签署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扩大韩国与中日两国的货币互换规模。根据新协议，中韩之间的互换规模扩增至40亿美元，比20亿美元的现有协议规模提高一倍。而日韩则达成了3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允许双方在缺少日元或韩元时互相借贷，此前两国协议的规模为20亿美元。此前，中、日、韩分别与多个东南亚国家中央银行达成了类似的双边协议。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中日的全盘参与，《清迈倡议》的落实以及更广泛领域的东亚地区金融合作便没有可能。事实上，《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东亚区域内国家合作最具体的成果。在军事安全领域，ARF机制表明东南亚国家有继续与中国和日本展开等距离交往的政策取向。 “东南亚安全共同体”更多的是一种认同层次上的构建。美国依然是东南亚国家赖以提供地区安全保障的国家，中国抑或日本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被东盟国家接受为可取代美国在安全领域所起的作用。
从区域认同这一层面看，中国有被东南亚国家接受为“亚洲的中国”的必要，日本同样有被接受为“亚洲的日本”的需求。这两个地区大国都不希望被东南亚国家和社会疏远。在此背景下，虽然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在机制运行的有效程度上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中国或者日本都没有本钱另起炉灶建起一个类似美国在美洲地区合作中基于“霸权稳定”理念的地区机制。在中日双边关系受制于结构性困难的情形下，中日共同行动创立新的（即脱离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的政治基础并不存在。
一般认为， 2005年末将举行的“东亚峰会”是一次“东亚共同体会议”。如果参照欧盟的标准，一次峰会显然无法将东亚的地区合作提高到接近欧盟模式的程度。但是，东盟主导、中国和日本都不使双边政治外交中的困难影响整个东亚都能接受的合作机制的运行，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形下，将继续是区域合作的主流。相反，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可能性更大的发展是:东亚合作继续沿着磋商、协调、开放的模式运行，而非欧盟的共同体模式。
（责任编辑:林昶）
本文讨论中所指的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国。
Miles Kahler，“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 cca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4:3（Summer2000），pp.549-71.
对相关变化过程的分析，参见Pang Zhongying，“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P eacekeeping”，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12:1（Spring2005），pp.87-104。
有关1990年代初中国和东南亚等亚洲国家联合应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压力的分析，参见Andrew J .Nath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China Quarterly，139（September1994），pp.622-43。
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6—135页。
Randall Jones，Robert King and Michael Klein，The Chinese Economic Area: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out a free trade agreement，Paris: OECD，1992.
Lester Thurow，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and America（New York: Warner Books，1993）.
这是一个从评估方法、基础数据到结论均受到中外经济学家争论的结论。但在OECD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中颇有市场。参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aris: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OECD，1998）。
参见美、欧国家当代中国研究的最权威杂志The China Quarterly的Greater China特辑（1993年冬季刊）。
东南亚地区内各国的“中国威胁”意识各有不同，参见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myths and reality（London: Routledge Curzon，2002）第9—13章。
Allen S. Whiting，“ASEAN Eyes China”，Asian Survey，37:4（April1997），pp.299-322.
回应这种指责的文章之一，惠研:《人民币汇率与东南亚金融动荡》，《人民日报》1998年1月7日。
Daojiong Zha，“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The Pacific Review，13:4（Winter，2000），pp.557-75.
《王毅副部长在外交学院“东亚共同体”研讨会发言摘要》，2004年4月21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xwlb.t87474.htm.。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eds，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Ithaca: 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7）.
相关趋势的变化，参见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报告书各年版。
Sueo Sudo，The Fukuda Doctrine and ASEAN: new dimensions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2.
Naoko Munakata，Evolution of Japan's Policy Toward Economic Integration，CNAPS Working Paper，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December 2001. http://www.brookings.edu/fp/Cnaps/ papers/2001_munakata.htm/.
Daojiong Zha，“The Politics of China-ASEAN Economic Relations: assessing the move toward an FTA”，Asian Perspective，26:4（Winter2002），pp.71-5.
刘昌黎:《小泉东盟五国之行与“小泉构想”》，《现代日本经济》2004年第4期。
Otsuji Yoshiriho and Shiraishi Takashi，“Building Closer Ties with ASEAN”，Japan Echo，29:2（April2002），pp.8-12.
参见任晓、胡永浩等:《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参见金熙德：《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人民网，2005年4月20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 3336252.html/。
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页，http： //www.iwep.org.cn/Chinese/gerenzhuye/hefan/articles/yazhoujinronghezuo.pdf/。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ijs@cass.org.cn) ¶ 2:03 PM
内容提要: 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各自参与东亚合作的轨迹看，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在可预见的将来，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
关键词: 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 东亚合作
随着20世纪末期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东亚地区国家 ①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压力的减轻、欧盟走向更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北美贸易一体化进程加快，东亚国家之间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第一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圆桌会议、博鳌亚洲论坛、东亚思想库网络等（第二轨）对话机制为现存第一轨合作提供了智力支持，也同时为探讨、磨合更有创意的合作方式和途径提供了机会。这些机制的共同特点是:存在议题导向的磋商但缺乏具有法制化约束力的制度建设;机制运行的成效受双边关系演变的制约。
2005年末将举行的东亚峰会，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更高层次区域合作的曙光。讨论东亚合作前景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讨论东亚区域合作的常识性认知是:欧洲从区域合作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如果没有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国双边关系的稳定以及共同为一个新型欧洲而努力，便不可能走到今天共同体建设的机制化。而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区域合作模式遵循的是磋商途径而非类似欧盟的法制化。由于东亚地区不存在一个类似美国的霸权，由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合作进程缺乏可能性和可行性。东亚地区有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没有中日合作，东亚区域合作从磋商走向以区域内建立在国际法约束力基础上的合作制度化建设的困难便会继续。毕竟，磋商形成的合作习惯没有制度建设中国际法的国内法化所带来的国内政策效用;没有法制化的国内政策配合，区域一体化便只是一个远景。
与前列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分别如何参与了东亚区域合作?21世纪初中日双边政治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如何影响东亚地区合作?探讨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探讨中日双边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之间存在何种因果关系这一课题。
一 中国与东亚多边区域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担心陷入外部的圈套而坚持了“双边主义”的外交。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联合国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主要舞台，包括在联合国及其相关国际经济组织框架下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1989年中国首次派员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脱离南非的独立进程）协助团。1990年，中国首次向中东派出五名军事观察员。事实上，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东亚地区展开的。 1992年4月，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800人的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任务。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向东帝汶派出警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向国外派遣民事警察。
参与东亚区域多边合作组织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在1989年夏季中外政治关系出现严重困难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也同时是东南亚地区国家面对美国等强国在人权、国内治理民主化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的年代。 除了加快与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的复交（1991年完成）之外，1991年，外交部长钱其琛首次应邀以马来西亚政府客人的身份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 届东盟外长会议的开幕式。钱外长表达了中国与东盟发展正式关系和合作的兴趣。东盟外长们欢迎这一表态，并立即投入运作。自此，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中国全面参加了自1994年开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中国与东盟开始正式接触之际，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开始恶化的时期。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再次遭遇特大水灾，台湾同胞感同身受，慷慨解囊，并与香港同胞共同发起“一江热血向东流”等大型赈灾义演活动。1992年大陆和台湾当局开始正面接触，并于1993年实现第一次“汪辜会谈”。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些发展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中被看作是一个“中国人经济区”在开始形成。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2年出版的一篇前瞻性论文标题所表达，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正形成一个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区。放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对这种趋势的出现的担心，与欧美学者由于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模式不同于欧美模式而认为三者间的经济战不可避免有类似之处。
世界银行于1993年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重新计算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排序，乐观地估计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赶超日本、美国。在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眼中，一个“大中国”（Greater China）正在形成。
在东南亚，“大中国”或“大中华”的趋势并不是好消息。对于那里几乎每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对华人经济在其发展历史和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着复杂感情，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长期将吸引华侨汇款作为主要的海外融资方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的选址明显有瞄准亚太地区华人和华侨投资的态势。这样，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基础开始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中有着同样的舆论市场。中越交恶历史也使东南亚国家对一个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军事影响产生顾虑。
正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艾伦·惠廷在历访东南亚主要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后写出的报告所归纳，1995—1996年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出现困难，日本开始改变其国内法制为参与驻日美军应对“周边有事”（即台海军事冲突），东南亚国家中并没有期望卷入中美、中日之间的争端的意愿。相反，东南亚国家所期望的是一个稳定、和谐的中美、中日关系的出现。 ARF机制，便体现了东盟利用集体行动力量将中国和美国以及它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织在一起展开年度安全对话，避免冲突升级的意图。
中国全面赢得东南亚国家的信赖，是在1997年夏季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及国际上对人民币该不该贬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贬值和不赞成贬值的都列举了很多理由。当时国际间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值直接影响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竞争力，造成这些国家经常项目赤字，引发了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对于动荡中的东南亚国家政府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中国为了保持自身出口产品在欧美市场的竞争力，会不会对人民币进行新一轮贬值。中国政府信守了不贬值的承诺。这至少是在舆论层次（软力量）为东南亚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并走向复苏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经济条件。与中国的做法相反，日本政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并没有设法阻止日元贬值。虽然由于产品结构上的差异，日元贬值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之间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中国与日本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不同汇率政策形成了地区经济外交一个鲜明的对比。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针对华人的社会动乱。港澳等地华人团体中出现了要求中国政府经济制裁印尼政府的公开游行。中国政府基于多数印尼华人已经加入印尼国籍这一事实，没有将执行中对印尼的双边经济援助与当地华人状况挂钩。相反，中国政府出资十亿美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印尼政府达成的紧急货币援助协议。回归不久的香港也出资十亿美元参与同一安排。也就是说，通过行动中国政府向印尼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表明，中国政府没有将华人社会利用作中国自身利益的“特洛伊木马”的企图。
1997 年12月东盟 + 3（中国、日本、韩国）对话机制建立之后，中国是该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东盟 + 3和东盟 + 1机制为中国学术界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供了佐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这个方针适用于包括东南亚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主管东亚合作的高级外交官认为:“东盟迄今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要推动作用，是‘10 + 3’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这既是东亚合作的特色，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稳妥安排。未来我们愿继续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主张尽可能发挥中日韩的各自优势和作用。”
以上简要回顾告诉我们，东南亚国家和东盟这一东亚地区迄今唯一的建立在条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基础上的区域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并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所依赖的首要载体。将东盟置于首要地位，也是应对中国与日本争夺东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指责、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措施。假如没有东盟接受并鼓励中国的全面参与，中国通过本地区国家间协调机制参与地区政治事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会受到制约。
二 日本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
在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日本一直积极努力建构多层次的区域非正式经济合作组织，努力将太平洋地区不同国家组合在一起讨论共同发展问题，资助了无数的第二轨讨论。日本问题专家将这些努力称为与战后日本亚洲外交中努力建构“网络实力”（network power）的一部分。经历了向东南亚国家战争赔款到政府开发援助再到企业投资形成西太平洋地区的产业链的历程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变成了东南亚地区经济“雁行发展” 格局中的名副其实的领头雁。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将“看东方”（日本）列为其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此后，虽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不如以往，但是从日本市场流动东南亚市场的投资依然高出从日本流入中国的投资或从中国流入东南亚的投资。
虽然就市场力量而言，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处于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但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在政治领域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过程相当复杂。与中国一样，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日本1992年向柬埔寨、2000年向东帝汶派遣了维和部队。日本赢得东南亚国家政治上的信任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20世纪70 年代，东南亚各国对它们与日本经济合作过程中利益的不对等表现出了强烈不满。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得在泰国和印尼等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消除与东南亚关系的不和谐，并使日本在政治上发挥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福田赳夫首相于1977年访问当时的东盟成员国时提出了“福田主义”。其核心内容是:日本不当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赖关系;以对等、合作者的身份支援东南亚。“福田主义”后来成了历任日本首相宣示对东南亚政策的基调。 2002年小泉纯一郎提出的与东盟国家“同行并进”的概念是对福田主义的翻新。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日本领导人对东南亚国家尚未接受“亚洲的日本”的“本音”（认知）。
日本开始与东盟之间接触早于中国20多年。但是，日本通过谈判建立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将其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济关系制度化的努力是在以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无法展开（即对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失望）之后。 2000年，中国宣布同东盟开始自由贸易区谈判，加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日本倍感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领域来自中国的挑战。这样，中国和日本之间争相与东盟展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2002 年1月，小泉纯一郎循着福田赳夫的足迹访问了东盟的五个创始国。访问期间，新加坡和日本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称《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新加坡而言，这不是第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对日本却是第一份此类协定，显示日本有改变战略的构想。此外，小泉首相在新加坡发表的日本对东南亚新政策演讲中提出日本会在东盟 + 3，甚至东盟 + 5的基础上，使区域合作朝建立“东亚共同体扩大构想”发展。从表面上看，小泉的东盟 + 5没有多少新意。1999年11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出席马尼拉举行的“东盟 + 3”会议期间即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设想。在2001年“东盟 + 3”会议上，金大中又主张将“东盟 + 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并提出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多个领域的“东亚共同体”。然而，东盟对上述提议十分谨慎，它们担心“东亚峰会”取代“东盟 + 3”机制后，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就会丧失，因为“东亚峰会”将不再固定由东盟国家任主席和东道国。“东盟 + 5”方案即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纳入“东亚峰会”机制。这种主张有其地区国际政治背景。1990年12月，马哈蒂尔总理提出“东亚经济集团”（EAEG）设想时，美国起初并未表示关心。但1991年7月日本外相就该设想对马来西亚外长表示支持后，美国不仅公开反对而且动用了所有可能的外交资源使EAEG的设想无法实现。
美国反对亚太地区任何把它排除在外的区域经济合作设想，当然也反对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出现。虽然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较多地依赖多边机制，它反对EAEG的措施之一便是将APEC升级为非正式领导峰会（以此保障美国的参与）。小布什政府延续了克林顿政府的传统，一直坚持反对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的立场。所以，小泉首相在新加坡的主张是力求在东盟主导、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和包括美国的重要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东亚峰会之间求得平衡，因为这样能体现出日本在跨太平洋事务中的“桥梁作用”。
也就是说，虽然历史背景和现实国际政治环境中所处的局限在本质上有区别，日本与中国在处理地区合作议题上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不以东盟为主导便无法施展在地区事务中各自的影响力。由于美国反对排斥它为成员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存在，由于中国、日本、东盟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对美国市场（特别是向美国出口）的依赖，对中日而言，在参与、主导、创设地区合作机制的选择中，显然参与是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三 中日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
2005 年5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2001年以来没有中日两国政府总理级官员互访的背景下访问日本。5月23日，吴仪副总理取消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的会谈，提前回国。这是中日政治外交关系持续困难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导致吴仪副总理提前回国的直接原因是小泉首相在至少2005年内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公开表态由是否参拜变为何时参拜。由于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领导人要求日本领导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如果得到日本领导人的配合，便有可能是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改善的契机。
1972 年中日复交以来，围绕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走过了一个长时期、经常性的过程。2005年出现的外交冲突则凸显了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这里所讲的“结构性”，指的是中日之间存在着长期积累且短期内无法消除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实力的上升和日本实力的相对减弱。1978年中日之间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交换批准书）使双边政治关系走上了国内法制化的轨道。当年，中国的GDP总量是日本的八分之一。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中国的GDP是日本的四分之一。2004年中国市场的进出口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体。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度全球化，与改革开放之初在资金和技术上高度依赖日本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
虽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项指标依然落后于日本，但是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未来其GDP增长速度比中国缓慢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定。这样看，未来20年内中国的GDP增长以及它对日本判断其周边安全的影响也就上升了。日本东南亚关系问题研究专家白石隆等有关加强日本—东盟关系的理由之一，便是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必须看到的是，在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变化的背后，存在一个大陆经济（中国）与海岛经济（日本）在自身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韧性的对比。
在战略研究层次上，我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中日两国如何定位与对方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明晰的“合作”或“对抗”之间排他性质的选择。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而言，一个永恒性的问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因为境内资源短缺而向外扩张，未来有没有向外军事扩张的可能?因何而对外扩张?也就是说，对外交“定位”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研究人员的观察。它是一个变量。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出现摩擦的结构性本质。
2. 中美关系如何演变也对中日关系的变化有重要影响。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多次波折的过程中，日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中美之间在战略层次的接近（哪怕是短暂的）是否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地位的下降?用较形象的语言表达，日本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从“Japan bashing”过渡到“Japan passing”而最终走向“Japan nothing”。当然，中国和美中关系仅仅是美国对日政策变化中的因素之一。但中美双边关系在结构上相当不稳定，这也给日本在它对华政策中提供了借机行事的空间。
与中美关系紧密相连的是台湾问题。对某些日本人而言，台湾与大陆走向统一会不会使东亚地区回复到历史上出现过的“华夷制度”?在这种顾虑下，日本在 2005年初明确将台湾列为日美军事同盟的保护范围便不足奇。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是在应对担心它自身的地区环境变化，而不仅仅是为了巩固日美同盟。
另外，当中俄合作关系从语言宣示变化到基于各自市场需求而采取实质行动之日，日本在竞争进入俄远东地区开发中处于劣势。日本自然资源匮乏，从日俄战争始，便期望获得全面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的机会。因战略和经济利益走得更近的中俄关系会如何影响日本判断它的周边环境及相应的对华政策?
3. 中国与东南亚邻国政治关系的改善的同时，中国市场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在上升。2001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的该年度《通商白皮书》，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后“雁行模式”时代的首要特征就在于东亚经济不再由一只领头雁来牵引，而是进入了“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日本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已大为减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巨国效应”，正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虽然这种描述忽略了中日经济在产品结构上的距离，日本官方的描述表达了政府决策层对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体之间交往深化的担忧。在投资和技术两个要素方面，日本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依然是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进口来源。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反而因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趋同效应给东南亚市场带来真正的竞争。所以，西太平洋地区“雁行发展”的头雁由日本变为中国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这也是中日关系中结构性困难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说，自森喜朗内阁（2000年4月至2001年4月）开始更加突出的中日双边关系的“政冷经热”现象折射的是两国关系中结构性因素效应。未来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两国的整体对外关系都会继续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四 中日矛盾与东亚地区合作
虽然中日双边关系中存在结构性困难，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除了参与并支持东盟 + 3的对话机制外，中国和日本就《清迈倡议》框架的建立和在该框架之下的合作并没有受到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负面影响。《清迈倡议》所设置的货币互换机制旨在解决短期资金流动问题，稳定区域金融市场，防止类似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2002年3 月，中日签订了约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允许在紧急情况下相互融通相当于30亿美元的日元和人民币。2005年5月，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签署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扩大韩国与中日两国的货币互换规模。根据新协议，中韩之间的互换规模扩增至40亿美元，比20亿美元的现有协议规模提高一倍。而日韩则达成了3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允许双方在缺少日元或韩元时互相借贷，此前两国协议的规模为20亿美元。此前，中、日、韩分别与多个东南亚国家中央银行达成了类似的双边协议。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中日的全盘参与，《清迈倡议》的落实以及更广泛领域的东亚地区金融合作便没有可能。事实上，《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东亚区域内国家合作最具体的成果。在军事安全领域，ARF机制表明东南亚国家有继续与中国和日本展开等距离交往的政策取向。 “东南亚安全共同体”更多的是一种认同层次上的构建。美国依然是东南亚国家赖以提供地区安全保障的国家，中国抑或日本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被东盟国家接受为可取代美国在安全领域所起的作用。
从区域认同这一层面看，中国有被东南亚国家接受为“亚洲的中国”的必要，日本同样有被接受为“亚洲的日本”的需求。这两个地区大国都不希望被东南亚国家和社会疏远。在此背景下，虽然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在机制运行的有效程度上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中国或者日本都没有本钱另起炉灶建起一个类似美国在美洲地区合作中基于“霸权稳定”理念的地区机制。在中日双边关系受制于结构性困难的情形下，中日共同行动创立新的（即脱离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的政治基础并不存在。
一般认为， 2005年末将举行的“东亚峰会”是一次“东亚共同体会议”。如果参照欧盟的标准，一次峰会显然无法将东亚的地区合作提高到接近欧盟模式的程度。但是，东盟主导、中国和日本都不使双边政治外交中的困难影响整个东亚都能接受的合作机制的运行，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形下，将继续是区域合作的主流。相反，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可能性更大的发展是:东亚合作继续沿着磋商、协调、开放的模式运行，而非欧盟的共同体模式。
（责任编辑:林昶）
本文讨论中所指的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国。
Miles Kahler，“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 cca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4:3（Summer2000），pp.549-71.
对相关变化过程的分析，参见Pang Zhongying，“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P eacekeeping”，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12:1（Spring2005），pp.87-104。
有关1990年代初中国和东南亚等亚洲国家联合应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压力的分析，参见Andrew J .Nath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China Quarterly，139（September1994），pp.622-43。
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6—135页。
Randall Jones，Robert King and Michael Klein，The Chinese Economic Area: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out a free trade agreement，Paris: OECD，1992.
Lester Thurow，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and America（New York: Warner Books，1993）.
这是一个从评估方法、基础数据到结论均受到中外经济学家争论的结论。但在OECD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中颇有市场。参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aris: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OECD，1998）。
参见美、欧国家当代中国研究的最权威杂志The China Quarterly的Greater China特辑（1993年冬季刊）。
东南亚地区内各国的“中国威胁”意识各有不同，参见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myths and reality（London: Routledge Curzon，2002）第9—13章。
Allen S. Whiting，“ASEAN Eyes China”，Asian Survey，37:4（April1997），pp.299-322.
回应这种指责的文章之一，惠研:《人民币汇率与东南亚金融动荡》，《人民日报》1998年1月7日。
Daojiong Zha，“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The Pacific Review，13:4（Winter，2000），pp.557-75.
《王毅副部长在外交学院“东亚共同体”研讨会发言摘要》，2004年4月21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xwlb.t874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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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趋势的变化，参见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报告书各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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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ko Munakata，Evolution of Japan's Policy Toward Economic Integration，CNAPS Working Paper，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December 2001. http://www.brookings.edu/fp/Cnaps/ papers/2001_munak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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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晓、胡永浩等:《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参见金熙德：《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人民网，2005年4月20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 3336252.html/。
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页，http： //www.iwep.org.cn/Chinese/gerenzhuye/hefan/articles/yazhoujinronghezuo.pdf/。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ijs@cass.org.cn) ¶ 2:0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