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走不通“86公里” 2008年07月29日09:56 《决策》杂志

　　-本刊记者 杨 敏

　　一条86公里的保霸铁路惠及诸方，然而，自1998年立项至今，恍然十年至今没有胎动的迹象。保定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保霸是中国铁路史上最为难产的一条路。

　　引 子

　　“北京城、天津卫、保定府”，历史上约定俗成的说法，已经成为保定心里的隐痛，这个有着23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在300年时间里一直被赋予区域政治经济的中心。1968年，保定却因历史的偶然，失去了河北省的省会地位。

　　40年弹指之间，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棋局中，我们截取了1998年7月——2008年7月这个区间，并依托一个修路的故事作为样本，以期从一个侧面来记录一座老省会的忧伤。

　　这是一段不过86公里的铁路，它既是保定人的复兴路，也是保定人的辛酸路。保霸铁路的十年风雨告诉我们：要改善一个城市的交通条件很容易，但要改变一个城市的交通功能却异常艰难。

　　86公里意味着什么？

　　保定与天津，不过155公里，如果保定人坐火车去天津，却要借道北京转个大弯儿。造一段截弯取直的天保铁路( 天津——霸州——保定)，一直是保定人的一个梦。但是，这个梦随着保霸(保定——霸州)铁路的难产，成了保定人挥之不去的心结。

　　1998年7月，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准保霸铁路立项，10年过去了，这一节86公里的铁路仍然还是一纸蓝图。

　　这到底是一截什么样的路？

　　“津保铁路不仅仅只是两个城市间的连接线。这条铁路的建成，无论对于分割离析的河北省，还是对于布局缺陷的地区铁路网都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保定当地一位观察家说。一条86公里的铁路如何能够“点石成金”？它能给各利益攸关方带来多大的好处？

　　“京九铁路专家组”曾受国家计委之托，对保定至霸州地方铁路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估，专家组组长刘光毅在评估结束后指出，建设保霸铁路对接现正双轨运行的津霸铁路，比绕行京浦线短110公里，比绕行石德线短90公里，比绕行京九线短70公里，是理想的“捷径”。这条捷径，对于保定的意义非同寻常，津保铁路横向连接京广、京九、京沪三条南北向的铁路大动脉，保霸铁路一旦贯通，保定就一跃成为京广线上重要的铁路枢纽。

　　那么，这条线对于整个河北又意味着什么呢？

　　由于京津阻隔，河北省区域治理格局一直存在先天缺陷，冀东板块和冀中板块天然分割，京津周边地区成为经济塌陷区，这与河北没有一条横向交通线，焊接省内割裂离析的城市密切相关。现在，石家庄到唐山的铁路交通，要经北京、天津中转或途经山东德州。修建保霸铁路“截弯取直”，从石家庄出发，可经保定直接到天津、唐山等地，解决省内联系以及石家庄等中心城市和天津之间的交通问题。城市间节省70-100公里不等的路程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在其次，治理格局的优化，将极大地推动河北已经提出多年的“一线两厢”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

　　86公里的保霸铁路，对于京津两地的交通地位也会产生微妙影响。

　　目前，地区铁路网以北京为中心的纵向辐射状态，使得北京铁路流量70%都是中转过境，由于纵向铁路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使得北京成为最大的交通瓶颈，保霸铁路一旦贯通，天津可以疏散大量客流，使得东北地区去往西北、西南和华南的车流不必绕行，大大减轻路网压力。正因如此，天津也将变京九为津九，京广为津广，京沪为津沪，天津在交通上将一举摆脱从属地位，成为与北京比肩的又一个中心。

　　一条86公里的保霸铁路惠及诸方，然而，自1998年立项至今，恍然十年至今没有胎动的迹象。保定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保霸是中国铁路史上最为难产的一条路。

　　“保霸”动了谁的奶酪？

　　围绕保霸铁路的难产，十多年间有多种猜测和说法。保霸铁路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在保定，人们多认为，保霸铁路之所以十年未成正果，是两对力量博弈、角力的结果，即两条路：保霸铁路和朔黄铁路(朔州——黄骅港)；两座城：保定和石家庄。

　　修建保霸铁路的动议最早可以追随到上世纪90年代初，据铁道专家史善新介绍，当年国家在商定京九铁路霸州站的京广铁路联络线时，就曾计划建保定到霸州铁路。但是，时值河北省正着力实施沿海战略，为了开发黄骅港，及早建设由山西朔州至黄骅港的铁路，不同意先建保霸铁路。从河北省来看，“保霸”仅对天津、保定有利，而 “朔黄”则对全省有利。

　　朔黄铁路能给河北带来什么，使得决策层在两条铁路之间做出如此取舍？

　　原来，朔黄铁路是国家“九五”、“十五”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十四大报告中提到的我国跨世纪特大工程——“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黄骅港、朔黄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的开工建设，时值保霸铁路立项之初，河北省的抉择当在情理之中。

　　“保霸”与“朔黄”项目冲突只是表象，其背后还有两个港口的明争暗斗。

　　天津港往南120公里的黄骅港，曾是个不被人关注的角落，却承载着河北建设大型枢纽港群的梦想。这个在200 3年建成后就被学者断言为“死港”的区域性港口，一直被认为对天津港构不成任何威胁。但是，作为冀中南及晋陕内蒙西部、鲁西北等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建成三年后，黄骅港煤下水达到8500多万吨，首次超过了天津港，成为列秦皇岛港之后的煤炭下水第二港口。

　　对于天津港来说，由于缺乏一条向西的大容量集疏通道，腹地狭小成为制约因素，如果近期保霸铁路沟通了天津和京广、石太等干线铁路，远期开辟天保大线(天津—保定—大新)后，天津港的腹地问题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届时，黄骅港再与天津港“争食”就不再是容易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保霸铁路可能引起两个港口之间竞争格局的微妙变化，也是河北决策层不能忽视的因素之一。

　　当然，保霸铁路这条还“躺”在图纸上的“86公里”，不仅牵动着保定人的心，更成为石家庄的“结”。从河北区域发展来看，2005年，唐山首超省会，石家庄的经济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尽管保定与石家庄尚有差距，但是距离天津1 55公里的保定，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的崛起，津保城际高速的规划，在天津一小时经济圈内的保定会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一旦保霸铁路贯通，保定绝不可能是西向的终点，动议多年的“天保大铁路”将一路向西，撇开石家庄直通山西、陕西和宁夏，这样就使保定成为与石家庄分庭抗礼的铁路枢纽，石家庄的交通地位必然大大降低。更令石家庄揪心的是，随着保定、廊坊等地与天津的交通越来越便利，天津的辐射力将使得冀东乃至冀中几座城市的离心力越来越强，这也是省会石家庄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保霸铁路可能引起石家庄的担忧不言自明，因此，人们也不难理解，一直力挺保霸铁路的“京、津、保、唐、秦、承、沧、张、廊九城市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没有出现石家庄的身影。

　　谁将为“保霸”埋单？

　　这段“86公里的铁路”同样引发了保定、石家庄两座城市的民间焦虑。

　　保定人认为，如果保定没有丧失省会地位，这一小段铁路根本不是问题。于是保定人奔走呼号，甚至开展了万人签名建议尽早修建保霸铁路。因为保定明白，这一项目越是久拖不决越有风险。此时，石家庄民间却在动议开建津石线(天津—— 石家庄)，他们同样采取了万人联名建议的方式。保霸铁路十年未果，却在最关键的时候杀出了个“津石线”，在百度河北吧，两座城市分为两大阵营，网络辩手唇枪舌战，保霸铁路前景仍未明朗。

　　保霸铁路根本没进河北省的“十一五”规划，2006年，网络上的一个帖子曾引发了保定更大的担忧，这就意味着在2010年之前，“保霸”还是等不来“春天消息”。《决策》记者在查看河北“十一五”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后发现，文中只有“开展保霸铁路西延至山西前期调研工作”的表述，在重大建设项目中没有更明确的内容。

　　此时，人们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既然保霸铁路在整个区域发展格局中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那么，到底谁该为修建保霸铁路埋单？

　　根据保定当地媒体报道，1998年7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批准保霸铁路立项的文件中就已经明确：一期工程动态投资人民币5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2亿元(省、市出资1.5亿元,北京铁路局实物折价出资0.5亿元)，国家开发银行贷款3亿元。此项贷款已列入开发银行计划。不久国家计委又明确“保霸”铁路可由铁道部和天津市与河北省联合融资，也可引外资修建。可见，对于这一段区区86公里铁路，钱根本不是天文数字，但是关键是牵涉到多方利益。

　　保霸铁路最现实的尴尬是，保定动力最大但财力不足，河北有财力但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天津尽管有动力，但是受体制约束只能出力不便牵头。那么国家呢？有人说：既然保霸铁路是联通国家四条铁路干线的“联络线”，又是开发大西北铁路干线的重要区段，何不等国家铁道部修?

　　但是，一位长期关注保霸铁路进展的专家认为，目前保霸铁路完全由国家铁道部按主干线投资修建为时尚早，而应该像京九铁路，邯(郸)济(南)铁路那样，先上地方铁路再改为国家和地方合资铁路的模式建设，兼顾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他建议河北省牵头与铁道部、天津市三方及早共商合资方案。

　　保霸铁路，这十年走不通的86公里，保定还要等多久？  ¶ 8:09 AM 0 comments

  揭開北京網店牌照背後 "名索門" 2008年07月17日 北方網

北京工商查證無照黑網店 涉嫌權錢交易

“北京市工商局規定，從8月1日起電子商務經營者必須在網上公開企業注冊真實信息。記者昨日登錄國內工商企業信息查詢係統(www.mingsuo.com)發現，通過身份驗證的電子商務平臺和企業都在其企業名稱後面懸挂紅色圖標“名索驗證”，用戶只要點擊該圖標，就可以實時在線地查看經過驗證後的該企業的工商身份信息。”

發帖者隨後對名索網進行了調查，發現名索網做網店認證，需要收500元的認證費。而從企業簡介來看，開辦名索網的華源潤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伊始，就“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成為北京工商局的信息化承包商。

名索網稱 網店認證與牌照同步純屬巧合

跟帖者繼續揭露說：名索網早在2005年，就是北京地區法院唯一認可的工商證明提供方，但名索網只是企業，並非政府或事業單位，並且進行的是收費服務。

記者隨後在網上對名索網進行了搜索，發現有大批關于名索網的“發現一起，關閉一起”新聞。

這些新聞主體部分都是一樣的，即名索網提供“權威、可信”的網店認證。但觀點卻截然不同，一類新聞稱：今後網絡購物市場將會更規范，但絕口不提500元認證費。

名索打免費之名 北京工商行創收之實

名索網還解釋稱：他們是一家免費為公眾提供工商企業信息查詢服務的平臺提供全面的工商驗證信息，是為政府分擔工作壓力。但記者發現，名索網的工商企業信息查詢並非真的免費。從目前名索網的有關信息來看，每年收費500元提供的是一種“名索驗證”服務，也就是一種電子認證服務，而普通的工商企業信息查詢時則免費。

另外，在互聯網上就有一種名為“企業工商信息查詢名索一卡通”(以下簡稱“名索一卡通”)的卡類商品。按照“名索一卡通”的介紹，“名索網基本收費模式：查詢每項3元，打印一次5元。”

而其中最大疑點是：只有按照名索網固定的網頁格式打印出來的格式文本才會得到北京市司法部門的認可。

這樣一來，免費所得到的信息在各種場合不具有法律效力，要想在司法領域中使用名索網中檢索得到的工商企業信息就必須交費，所謂的免費查詢工商企業信息是無稽之談。

上海政法大學研究員張樊對此表示：不知是誰給了名索這樣大的權力。

為何工商數據不能免費提供公眾服務

另外記者發現，名索網獲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工商企業信息數據庫的途徑值得推敲。

名索網號稱“權威的工商企業搜索平臺”，其直接來源于各地的工商企業登記數據庫(目前主要是北京市工商企業登記信息)。

這一點，名索網毫不隱諱，在合作夥伴中“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政府部門赫赫在列。

上海政法大學研究員張樊解釋說：企業工商登記查詢應屬于政府部門的公共服務一種，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用到。比如在對于合作企業的合法性、法院立案、對方企業的實力的判斷上，都需要查詢企業的工商登記資料。

將企業工商登記數據庫搬到網上，可以讓社會公眾方便地查詢，有效防止各種詐騙行為。但是名索網的做法，完全變了味，是在打著方便公眾之名行“收費”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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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網社評---甕安騷亂與拉薩不同　社會矛盾深 2008-07-05 08:41:22

　　6月28日，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甕安縣發生一起嚴重群體性暴力事件。事件參與者放火焚燒了該縣縣委、縣政府大樓和公安局大樓。百餘名警察在事件中受傷，50餘名事件參與者被警方控制。這是自今年3月14日拉薩發生打砸燒事件以來又一起嚴重的騷亂事件。

　　7月3日，因爲對“6．28”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甕安縣縣委書、縣長、公安局政委、局長被省委書記，均被免去黨內及行政職務。

　　甕安“6．28”事件起緣於6月22日，當日該縣三中初二（六）班女學生、17歲的李樹芬被發現死於河中。公安機關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 的結論，並要求家屬三天內火化；死者家屬對鑒定結論産生質疑，認爲孩子是被人奸殺，後被丟弃在河中。家屬和死者同學多次到公安局理論，但申訴無門。6月 28日16時，死者家屬邀約300餘人在甕安縣城游行，最終導致了打、砸、搶、燒的群體性暴力事件。顯然，甕安“6．28”事件與拉薩“3．14事件”性質大爲不同。

　　相關部門指出，李樹芬之死是“一起單純的民事案件釀成的一起群體性事件”。但應當正視的是，那麽多單純的民事案件，爲何偏偏這一起迅速演變成了惡性的群體性事件呢？既然“事出有因”，那麽對李樹芬之死的調查就必須讓人信服。

　　顯而易見的是，“6．28”事件中一個重要的缺陷在於，當地政府對信息的披露被動而且不及時，以致縣城內謠言四起。有人說，死者是因考試時不讓一名同學作弊偷看，於是被該同學唆使兩名無業青年將其强奸殺害，教唆殺人的女學生是甕安縣書記的侄女；有說殺人女學生是貴州省公安廳領導的親戚。

　　而且，有關部門面對公衆提問的躲躲閃閃更加劇了人們的懷疑。比如在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起李樹芬的嬸嬸被剪去了頭髮關進派出所一事，甕安縣公安局副局長僅以“我們對她進行了詢問，詢問完後立即叫她回家了”，並沒有正面回答她是否被剪去頭髮。還比如有記者問到“有傳聞說元凶系縣委書記的親侄女，還有人說是副縣長的孩子”之時，黔南州政法委書記僅回答“縣委書記不是本地人，在甕安沒有任何親戚關係”，回避了副縣長之子的問題。所有這些，都使得真相仍然迷離，其結果只會産生更多臆想與猜測。

　　7月1日晚，貴州省政府新聞辦、省公安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聯合公布今次事件的來龍去脈。從官方披露情况看，死者李樹芬跳河自殺的整個過程，人證物證皆具，死因明確。針對家屬對死者死因的質疑，騷亂事發前，上級公安局（黔南州公安局）還專門派出法醫對死者進行複檢，再次確認李系溺水死亡。如果當地政府將這些情况早些對外公布，相信不至於當地大批學生和民衆被謠言誤導，參與圍堵當地政府部門。爲了穩妥起見，7月2日，由貴州省著名法醫組成的專家組，又對李樹芬的遺體進行了第三次解剖檢驗，做出結論之後將立即對社會公布。

　　每一起看似偶發的公共安全事件背後，都有值得汲取與反思的教訓。據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甕安舉行的群衆座談會上分析，從主觀上看，甕安縣委、縣政府對這一群體性事件處置不當、措施不力，最後才導致了惡性群體事件的發生。從客觀上看，則是一起“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員煽動利用，甚至是黑惡勢力人員直接插手參與的，公然向黨委、政府挑釁的群體性事件”。石宗源認爲，甕安事件的“深層次因素”就在於，“一些社會矛盾長期積累，多種糾紛相互交織，一些沒有得到重視，一些沒有及時解决，幹群關係緊張，群衆對我們的工作還不滿意。”

　　甕安縣作爲經濟欠發達地區，“6．28”事件還暴露出當地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種種複雜矛盾。黔南州政法委書記羅毅說，當地水庫移民搬遷、城鎮改造拆遷、煤炭和磷礦等礦權糾紛、國企改制等諸多矛盾交織在一起，一些部門在化解過程中，辦法不多。而且當地“兩搶一盜”和打架鬥毆等事件時常發生，年發刑事案件達到數百起，破案率僅爲50%左右。發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時偵破，積案較多，部分群衆積怨很深，成爲社會不穩定的“火藥桶”。

　　即便沒有學生死亡事件，也可能會有其它案件成爲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避免甕安事件並非不可能，而最根本的路徑還在於提高基層政府和官員的治理水平。可以說“甕安事件”，給地方政府敲響了“如何執政爲民、如何化解群衆矛盾、如何建立和諧幹群關係”的“警鐘”。

　　“6．28”事件的關鍵在於，面對這些深層次因素，種種複雜矛盾，當地政府平日是怎樣處置的？又怎麽問責的？是不是真正把群衆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面對這一突發事件，政府有義務承擔舉證責任，說明“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是誰？所謂“黑惡勢力”又是誰？是怎樣“直接插手參與的”？貴州不是拉薩，此次 “挑釁政府”的一干人等也不是藏獨分子，當地政府有責任說明，也有必要反思，甕安打砸燒事件的蝴蝶效應是怎樣發作出來的？惟有正視並且反思，方可以讓我們重新看待甕安事件發生的原因，也將有益於避免下一個“甕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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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香成：人与媒体的DNA 2007-10-31　　Yoka时尚网-《时尚先生》　　

　　刘香成并不愿意过多谈论他个人过去的历史——虽然，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华人摄影师。对于刘香成来说，过去，作为一个叙事者的回忆，早已划下句号，而新的——一个更宏大的，充满着想象与期待的叙事过程正等待着他。

　　在他位于中国北京的家——一个保存完好的四合院内，刘香成的眸子，安静地看着院子一角熟睡的猫，而在他身后不远的正房内的墙壁上，则挂着他请王广义所作的中国加入WTO大幅宣传画。该怎样来形容这双眸子呢，其中隐匿了怎样的灵魂？５２岁的这双眼睛，在眼角鱼尾纹的包围中，很清晰，却无法归之于清澈；很成熟，却不能完全称之世故；很骄傲，却并不咄咄逼人——正是这样一双无法用简单或复杂来形容的眸子，见证了中国的动荡年代和伟大复兴，也见证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一瞬。是的，刘香成是在用他的眸子记录历史，相机仅仅是他的一件工具。甚至，摄影不能称之为他的爱好。因为他是以那样一种令人生畏的态度来面对历史上弹指一过的瞬间，这其中绝对没有嘻戏或寒喧。

　　该怎样来评价刘香成？在北京中轴线故宫附近价值不菲的四合院中，这个1951年生于香港，少年时代经历过大陆大跃进，就读于美国大学，毕业以后供职美国《生活》、《时代》周刊、美联社、时代华纳，直至今日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的美籍华人，在朴素且并不花哨的居家布置中挑剔着张扬着他的独特的品位 ——椅子是最普通的椅子，口味是最挑剔的口味。在这个四百多平米的四合院中，真正能称得上奢侈的除了这个院子，几乎没有其它。就这样，刘香成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将现实的现代与过往的历史朴素而有奢华地连接在一起。

　　他聪明非凡，敬业刻苦，然而——他是一个伟大的幸运儿。在一个无法由个人选择或回避的过程中，他站在了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面前，也由此晋身华人传奇人物的行列。无比强大的美国媒体使刘香成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显得超乎其类、拔乎其类，而蓬勃兴起的中国媒体潮流，则使刘香成今日有了延伸梦想的机会和可能。

　　从事业的角度而言，他几乎得到了他梦想中的一切。然而在这场新的搏弈之中，并无必胜把握的刘香成满怀激情与希望，等待时机。

　　一、 放下相机的大师

　　翻阅刘香成与同事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画册《苏联的解体》，你会由衷地认可，刘香成的人物拍得真的很好，那些人和历史剧烈的变革过程紧紧地胶结凝固在一起，静默地躺在这本画册之中。然而，信手翻阅，所有的历史和人物又都栩栩如生了，仿佛从来未曾离去。那些沉默的普通人，因这些照片而得以不朽，一张张经典的照片会使生命的能量和情感得以永生。

　　从1994年放下相机之后，刘香成就没有再碰过相机。很多人由此会去问刘香成，摄影很有成就，现在不摄影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对于刘香成来说，他并不满足于别人将他仅仅定位于一种角度。“其实人的兴趣是很广泛的，我的摄影是用来说故事的，这和用文字讲述故事是一样的。讲故事的人是需要媒体的，没有媒体你故事说得再好也没有用。”

　　显而易见，相机和摄影对于刘香成而言意味着绝然不同的两件事，摄影技术仅仅是他的一种表达手段和工具。“我对国际政治很感兴趣，我也对人文很感兴趣。我现在虽然没有搞摄影，但是我在看，在观察，我现在准备花三到四年的时间来编一本图片方面的书。我要把中国每一个摄影师的作品都好好看看，以此来回报中国。图片是一种西方的语言，但是不意味着中国人做不好这个事情。中国人搞摄影往往带着一种浓厚的一厢情愿的兴趣进去，把它看成一种绘画，要不然变成一种甜蜜蜜的东西。摄影有光圈有快门，它所能作的是绘画所不能完成的。我把摄影看作一个严肃的事情，我绝不会在度假的时候去拍照留影。我做任何事情是要百分之百地投入，但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等于我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

　　从大学毕业到《生活杂志》去实习，再到《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随着叙述平台的变迁，刘香成的足迹遍及世界——中国、美国、韩国、印度、苏联…… 摄影记者是在用自己的观察，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把事情表达出来。“在很多不同的新闻故事当中，我觉得我在中国做的事情还是很有特殊性的。不可以把人的一生切成几段来划分，我觉得这样分有些理想化。我幼年的时候经历过大跃进，然后到了西方，但我还是很关注中国的事情。人家问我为什么哪里有新闻你就跑到哪里去？没有那么巧的，一定要有所准备，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创造的，我一直是有准备的。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美建交，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派我来？因为我经历过大跃进炼钢铁、除四害，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一直在跟踪着中国的故事。虽然我在美国念大学，但绝不是对中国的事情不关心。８０年代初的时候，我以既熟悉西方又熟悉中国的摄影语言来表达。这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奇怪的，因为中国当时的摄影报纸完全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过程的。”




　　刘香成的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的出版，迅速为刘香成赢得了被中国摄影界的尊敬。然而，刘香成敏锐地发现，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人们最容易遗忘的却是历史。“现在的时间走得很快，你看二三十年前的照片觉得好遥远，其实就是在我这一代身上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我觉得做新闻做得过瘾了，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做新闻要越做越大，不能越做越小。我做完苏联的故事后，就觉得应该告一段落。”

　　从俄罗斯1917年大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恢弘的时代黯然落幕了，刘香成的过去一页也由此翻过。“不是我对新闻不感兴趣，而是不必自己去做了，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

　　二、 小康社会的挑战

　　刘香成自诩是一个看报狂。由于工作的原因到处飞，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上飞机就把十几种报刊拿来翻阅，其中却总是找不到中国的杂志，这使他非常失望。

　　“我是一个对媒体很感兴趣的人，我1996年离开美联社，在香港办了一个《中》月刊。但是，我在香港很别扭，因为香港人觉得大陆的事情和自己没关系，而且有优越感。随着大陆的迅速发展，现在的香港就比较吃亏了。香港人普通话不懂，和大陆做生意就交流不了。香港人来大陆做生意，会问每个大陆人，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这个对大陆的认识就太肤浅了，不符合大陆的客观情况。我觉得中国大陆今日的发展绝对不是个人关系的问题，自己没有这个理解人家也不可能去关注你。”

　　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不可能没有一个很成熟、很有实力的媒体产业。刘香成由此延长了他的理解：“大家说全力建设小康社会，我听了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一个人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一个家庭，你怎么过活呢？” 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改成了文化产业。刘香成将此视作大陆媒体发展的指路灯。“小康社会一般会讲人均收入达到多少，我是想这些小康社会的人，他们的文化生活是怎样的？回家看什么样的电视，周末看什么样的刊物，这是很大的一个题材，值得琢磨。小康包括了很大一部分精神内容。”

　　刘香成由此规划和计算着中国将给他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不敢说我能够怎么样？但是做事情做人包括生活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挑战，一个是机遇。如果我在二十年前来到中国，想做今日的事情可能不现实，时间还太早，条件还不成熟。但是现在会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三、文化ＤＮＡ

　　“他要二锅头，你干嘛给他香槟呢？”

　　刘香成由此引申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文化ＤＮＡ。 “我是湖南人，我从来也听不懂湖南话，但是我的ＤＮＡ，我的性格，完全是湖南人。文化这个东西是不可磨灭的东西。文化的ＤＮＡ，不把这个东西彻底搞明白的话，做媒体就太危险了。意大利人肯定不服法国人，法国人肯定也不服意大利人。你搞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对外来文化有什么恐惧。美国人可以给你看电影，可以带给你两个小时的娱乐，但是这个不可以取代我在家里看报纸、看电视，这是两回事。”

　　而一个公司无论是媒体公司还是其它类型的公司，每个公司本身也有自己的ＤＮＡ，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文化。有幸供职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刘香成切身体会着两个巨人ＤＮＡ的不同。

　　“时代华纳是一个以美国为主的公司，它在美国发展很大。时代华纳今天有这样的规模是因为美国这个市场太大了，最大的市场中的老大，当然是世界最大。时代华纳可以把电影、音乐出口到欧洲，时代华纳的总产值等于新西兰全国的总产值，但是它没有办法在欧洲办电视台、报纸。因为这些媒体产品都是很本土的。就象北京人不会看上海当地的报纸，中国国内尚且如此，你就知道世界上会是怎样的。”

　　刘香成用一种中国式的称谓和调侃，表达着个人对默多克以及新闻集团的尊敬。“新闻集团与时代华纳不同，老默在文化上知道怎么本土化，他做出来的事情已经给你看到了，在英国、美国、印度他都搞惦了。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报纸占了４成份额，在澳洲占了７成份额。在南太平洋一共有200家报纸，而新闻集团就占了130份。在中国的市场上老默很有耐性，他都来了十几年了。”

　　刘香成笑着说：“我有两个老板，一个是老默，在亚洲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是我直接的老板。我觉得杰智有他父亲的那一套东西。”

　　毫无疑问，昔日的东家时代华纳和今日的默多克都给刘香成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和成长空间，然而，刘香成对默多克个人还是流露出了更多的认可和钦佩。 “时代华纳内部的人才也不错，但是它的董事长和默多克相比是一个很好的懂得资金运作的商人。老默也是这一点，但是优点是，他自己控股，说话能够算数，当然这也有危险的，因为一旦决策不好就可能倾家荡产。但是他懂媒体，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空前的位置不是偶然的。我和他谈话，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记者，而且心理还是很年轻。”

　　从大学毕业就供职于美国主流媒体，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使刘香成眼界开阔、见识非凡，他看到几乎各种各样的好的或不好的记者、编辑，并与之共同工作。默多克给刘香成带来了非凡的感觉，他评价默多克说：“他和自己所有的主编都很谈得来，他和主编的交流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兴趣。”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共同的“知识分子”的趣味，使得刘香成被默多克“挖角”至新闻集团，委以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的重任。 “我觉得我和老默在同走一步路，为了他的事业，我替他工作，但是我自己对中国的媒体也有一种盼望。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现在媒体领域是中国改革最后一个领域，如果自己能在其中有所作为，那种成就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回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和老默的兴趣走在一起，这是非常理想的。”

　　刘香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他工作性质的转变: “昨天我是坐在桌子的左边，今天是坐在桌子的右边。”

　　三、 媒体的核心

　　刘香成说，作为世界五大媒体集团之一的新闻集团，进入中国绝对不会去打擦边球，因为媒体不会说一天就盈利，媒体是要有持久性的。“你做的事情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一个政策的支持，你怎么能做媒体？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多了，好多人不管不顾就是要做媒体，这个就是不客观了，因为你没有条件。”

“谁可以把中国搞惦？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很难的。默多克刚到中国，由中国对他的非常误解到逐步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然而，刘香成非常清楚，不打擦边球，不等于不推动媒体的本土化。“我不可能从哈佛找一群汉学家来办报纸，我肯定要找最好的本土人才，但是这是很难的。一个是要看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另一个是看你公司的ＤＮＡ。很多公司没有这个ＤＮＡ。我刚才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一点，新闻集团进来，是把资金技术等方式方法带进来。而把一个洋人送到哈佛学十年让他来写一个中国的肥皂剧，他也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是媒体的规律。”

　　面对近两年中国一窝蜂涌起的媒体投资热，刘香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媒体会盈利，就一窝蜂地去办，这是很危险的，就象网站的泡沫一样，这不自觉地反映了我们很多人的文化心态。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很有钱，也有理想，结果一厢情愿地去办报，顶了一年、两年就支持不住了。不是你公司大，是很大的房地产商或者是钢铁厂，就什么都可以做，这是一种误解。你看所有的大的媒体集团，无论是法国的也好，英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都不会在一个市场里突然间去买一大堆的刊物。一定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起。因为媒体本身不是你有资金就可以去做。归根到底，一个刊物的核心是编辑队伍。这不象房地产，从一层盖到100 层，一个平方米就可以变成100平方米，利益可以计算出来。但是做报纸，你今天做头版，比对手好，明天做头版比对手好，但是并不能由此保证你后天还会比对手好，而报纸是365天的生产，这个工作的内涵和工作环境和其它产业非常不一样。”

　　在刘香成看来，相对于全国几千家报刊，刊号对于很多单位来说已经成为负担，不再是无形资产了。“你做这个刊物，你的理想在哪里，你看得多远，你想做得多大，但是想是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条件去做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人往往比较务实，凡是有利可图就要拚命去做，不管有没有这个条件。结果很多报刊就只有个五千、一万的发行量，作者稿费什么的都很低，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个刊物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它的主编。最终还是要回到编辑队伍的基本点，这是一个根本逃不开的问题。然而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

　　刘香成笑着问：“如果《纽约时报》能作价卖的话，值多少钱？它值钱的不是电脑和硬件，而一定是说，‘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编辑队伍，我的报纸有百年的历史。’这个东西是累计下来的。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最有意思的时代。我相信中国人只要把观念扭转过来，媒体的变化会是很让人吃惊的。观念扭转的核心有两方面，一个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往往是想着别做太大，另一个则是老板的资金问题。你会听说某某公司拿出多少千万要办10份报纸，这又是用一种很不好的观念来经营媒体。能把既懂内容又懂经营的两种人合在一起，这样的人我只见过一个，就是默多克，他彻底懂内容和报纸的关系在哪里，他知道谁可以当好的主编，谁不可以。比如一个字值多少钱，只有很懂内容的人，才能作这个判断。”

　　财富，永远是媒体追逐的话题，然而，当其它行业的打工皇帝风起云涌般在财富榜上一露峥嵘的时候，中国报刊的灵魂——主编们的收入却无法望其项背。是缺乏人才，还是观念使然？

　　刘香成沉思着说：“每个行业，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做盘的概念，新中国普民教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是事实，而且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也存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报刊发行量这么小？一个真正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每日发行1600万份，而它的人口却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如果说中国有一天一份报纸的发行量是 5000万份的话，你说主编年薪是40万我都不会相信，可能他的薪水要在这个数字上翻上十倍百倍才可以匹配。”

　　四、 纯正

　　人总是希望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纯正。

　　刘香成的笑容很纯正，却常常使人迷惑。他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因为他吃饭的时候很挑剔，西餐应该是怎样的，中餐应该是怎样的，他心中有很多的准则。他会要求每件事情达到这个境界。

　　“我什么菜都喜欢吃，意大利菜、法国菜、泰国菜、越南菜、中国菜都可以，我去过的地方太多。我不能说我只喜欢哪个地方的口味，但是我会要求味道纯粹。”用入乡随俗来描述刘香成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心中有着自己恒定的原则和品位。关于他，更准确的概括应该是入乡求品。“我的品位，我的家，在北京就是北京的特色，北京的味道。这个对我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豪华别墅的话，在国外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北京的风格和特色却不在别墅之中。做事情的快乐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如生活一样，并不是给别人看的。这样，你就会快乐。”  ¶ 3:25 AM 0 comments

  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


一

刘香成第一次明确的身份意识与红领巾有关。那是1957年的福州，6岁的刘香成是鼓楼一中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小学生胸前佩带的红领巾，是这个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表现自己“先进性”的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样，它来自于苏联的影响。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东正教传统中小孩子的“主日课”时的红领巾，摇身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的标志。自1917年以来，苏联的道路为饱受羞辱的古老中国，提供了意外的选择。

班里几十位同学中，刘香成是唯一没有佩带上红领巾的。“就像全红中的一点黑，黑就是我”，多年后，刘香成回忆说，“这也是我领会到新中国的制度的开端。”

阻碍这条红领巾的是刘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在乡村，贫农批斗地主、分了后者的家产，在城市，资本家被打倒，一种求新的观念弥漫在社会气氛中，人们或许尚不清楚该拥抱的新价值观是什么，却知道需要抛弃所有的旧思维、旧秩序。鼓楼一中小学位于福州军区的北门，它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军队干部子弟，他们是新秩序中最上层的群体。

出生于1951年的刘香成，算得上是典型旧秩序的后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联，他还曾挪用了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则是失序的民国年代中自我奋斗青年的缩影。他的出生地湖南的湘潭，山清水秀却很贫穷。读书、当土匪，或者从军，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三种方式。刘季伯幸运的成为一名将军的助手，并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培训，毕业后他先是成为蒋介石的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然后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陈伟雯——陈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这桩地位不对等的恋情，最终成就了婚姻。他们住进陈家赠送的一座四合院里，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当蒋介石1975年在台北去世时，他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稳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旧，混乱而焦灼不安的1949年到来了。刘季伯夫妇没有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前往台湾，他选择了去香港，这个南中国的殖民小岛拥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新秩序心感不安的商人、官员、知识分子、黑社会和普通难民。在那里的他又意外的成为《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为他牵线的则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一样，刘季伯的民族情感远远高于党派之争。他在1950社论中，他将新中国比喻成春天的到来。

刘香成出生在1951年10月的香港，是这对夫妇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3年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为刘季伯相信“教育还是大陆好”，香港只是个小渔村。

福州那座四合院在1954年时不是私有财产了，从居委会主任开始，好几个新住户搬了进来。不过还有几间留给了刘香成和他的母亲。

在刘香成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她已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中战胜了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她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重要的国家；而在国内，它要更改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心理，她发动了土改，解放了妇女，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将党支部建立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迟疑的进入人的内心。人们检讨自己，揭发别人，热情高涨的投入集体生活，长期受困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在被锻造成同一种力量、同一个声音。当然，牺牲者经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一致的声音，就会被隔离，被视作异端。

6岁的刘香成是如此渴望变成这一致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个那样的家庭，而且是出生在香港的华侨。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开始做出别的努力。在每个星期三捡石头的义务劳动中、在挥舞着扫把到处赶麻雀的活动里，他特别积极。“我打苍蝇比谁都起劲”，他说，“我的苍蝇都是满盒满盒的交给班主任的。”但是他的成绩单里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只是两分、三分，满分是五分。

不过，出身并非全是坏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之后，饥荒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刘香成没目睹过大规模的死亡，却记得城市里的饥饿对人的摧残。他看到没有粮食、没有油水吃的邻居，浑身都水肿了，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条发霉咸鱼去做一碗很大的汤，出来的就是骨头，已经没有鱼了。他还记得，当街道杀一头猪时，所有人都会去排队去买猪肉，他排了好长时间买了二两的猪肉，全都是肥肉，大人告诉他肥肉是照顾你，人们都不想要瘦肉，没有油水。但在香港的父亲寄给家里外汇券，可以到特别供应店里去买黄油、食品，所以，他没有太深的饥饿记忆。

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感到了1961年终于结束了。父亲希望他回香港，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浪潮不知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席卷多少人，香港与内地的流通也日益困难，小小的罗湖口岸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

刘香成的离开，变成了学校的新闻事件。在那个准备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年代，出国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校方特意召开了全校大会，所有的同学都站在操场下，观看刘香成戴上红领巾。


二

当刘香成向我讲述起福州的四合院，去追赶麻雀的时光，还有红领巾带来的焦虑时，阳光正穿过木棱的窗户打进屋内，他的银白头发亮亮的。那台同时可以放八张唱片的唱机的扬声器中正传出“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悠扬女声，时空一下子错乱了。

我们坐在距离北京景山公园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它400平米的面积比不上福州的那一个，但在日渐面目全非、被巨大钢筋混凝土建筑挤压的北京城中，它散发出北平式的悠闲味道。当1994年买下这个院子时，刘香成准备开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他之前的体验丰富、却路径清晰。他是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为《时代》、美联社这样的世界最富盛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还经常被冠予“第一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尽管那只是一项集体性荣誉，它在1992年被授予……

我是在2001年2月第一次见到刘香成，那时他是新闻集团中国区的高级副总裁，自1994年决定搬到北京后，除去他创办过一份寿命短暂的《中》月刊时，为《时代》拍摄过江泽民1997年访美的一组照片外，他逐渐告别了一线的新闻业。他先是成为了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论坛在1999年上海的召开。接着，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其想进入中国市场勃勃雄心，疏导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形象在1990年代末再次发生改变了，革命、社会主义、第三世界这些昔日的政治符号正在褪色，她变成了全球最庞大与诱人的新兴市场，蕴藏着无穷的机会，吸引着人群与资本的蜂拥到来。但是，像两百年前英国人马噶尼到来时一样，这个市场被种种隐藏的、繁复的规则所左右，涉及权力、金钱、阶层还有敏感的面子。这个国家正在为自己的错乱的身份认同焦虑不安。

刘香成发现自己的经历与身份，为了解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意外的便利。而事实上，自从福州的古北一中小学起，他就一直在练习不断适应新的身份。


三

19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喧闹、动乱、被各种灾难和新观念充斥了年代，它也是老式的华人社会与殖民地统治的混合体。

刘香成自始就没有对香港产生认同感。“广东话我一句听不懂”，他说，他对于六十年香港的气氛也缺乏兴趣与记忆，想必他在同龄的少年中，再次发现自己像个旁观者。他宁愿生活在父亲所构造的新闻世界里。刘季伯此刻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也是六十年代香港仍旧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他的同事包括闻名一时的新闻人，他的桌子对面就是曹聚仁。

他们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尽管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充满忧患意识。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一举一动，在内心深处，他们或许也从未认可香港，相信这不过是暂居之地，他们终究要回到广阔的大陆的。他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衫，参加红五月歌唱比赛，为中国取得每一次进步而欢呼。但是，他们也感受着国内气氛的变化，那个曾代表“春天”的政权变得让人越来越不安了。毛泽东像挂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外墙上，个人崇拜和暴力语言开始流行。新闻也有了意识形态，而作为“进步报纸”的《大公报》是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的，因为“它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而香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刘香成记得父亲私下的抱怨。事实上，高中的岁月里，他已经对国际新闻了如指掌。“暑假在家时，别人都去玩，他让我把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他来改”刘香成说。报社印刷机的声响，和油墨的清香，刻入了他少年的记忆中。

所以，当他1970年决定前往美国上大学时，自然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制止了他，“新闻是实践”，所以他选择了国际关系——这多少也是他翻译了那么多国际政治新闻所致。

1971年秋天，20岁的刘香成成为了纽约Hunter College的一名新生。比起生活了10年的香港，纽约是个更大、更自由的世界。他似乎也从未培养起对香港的情感，即使多年后提起，他也总是用“狭隘”、“工具化”、“经济动物”的词语来形容它，似乎丝毫没兴趣。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难民社会”——人们被物质压迫和对国内灾难所带来的惊慌失措所困，没兴趣关心更多。

不过，他对于中国的兴趣从未减弱，因为身处美国，他的中国人意识增强了，而且获得了另一种观察角度。他读定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它们是由一群耶稣会的神父们收集整理的，这些葡萄牙人在香港、澳门收听中国的广播，而且能够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他们把毛泽东、林彪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他读不懂中国古文，就依靠美国汉学家来深入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与社会心理。他有一个学期论文就以中国的法家为题。在中国，做人遵循儒家的思想，但执政选择的却是法家——是这个年轻人对那时中国政治的看法。

但改变刘香成命运轨迹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他一门选修课。他在摄影课上的主要内容是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路人，这勾起了他在香港时夭折的艺术探索—— 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学了几年的油画，却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才能。由这些摄影习作制作成的简易的摄影集，意外的吸引了Gjon Mili的注意。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他与毕加索合作的“光笔”系列，改变了人们对于观看的态度。鼻梁上架着粗黑框眼镜的 Gjon Mili建议这个中国小伙子来他工作的《生活》做他的实习生。

刘香成第一份工作的最初9个月是这样度过的。白天，他为72岁的Gjon Mili整理资料，傍晚五、六点时，他们坐在一起，老人家拿来一瓶威士忌，切一块香蕉和苹果，咬苹果喝威士忌。这时候，Gjon Mili开始指着墙上贴的从报纸剪下的各种图片，告诉这个年轻人，这张为什么好，那张为什么不好，解读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有时，他还把老朋友的亨利 ·布列松的照片拿出来品评。

“整整9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刘香成说，“但结束时，他对我说，你应该去中国了。”劝他回中国的不止一位，包括一位时代公司的高级主管。他让刘香成在公司图书馆里阅读收藏的所有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难忘一部分来自布列松。

刘香成想回中国像当年的布列松一样记录这个古老国家的变化，但在此之前，还想去欧洲游荡，他才25岁，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前往西班牙，正是这个国家著名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一周年，在他镜头里戴红帽子的是佛朗哥的支持者，他们与改革派在街头追来打去。他还认识了社会党领袖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后者是个34岁的年轻人，他带着刘香成等一班海外记者一起喝咖啡，给他们谈社会主义，几个月后，他当选为首相，开启了西班牙的民主年代。

刘香成接着前往葡萄牙，跟随着葡萄牙共产党竞选的旅程。“葡萄牙的共产党开着拖拉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露天烧烤，煮猪肉、做三明治什么，”这情景让刘香成大感意外和有趣，“这跟中国的共产党很不一样。”接着，他又去了法国，他申请临时记者证去拍摄新总理。当他从总理府走出时，看到巴黎街头报亭里全部报纸的头版都是毛泽东的大幅相片，他意识到毛泽东死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他要回到中国。

他上一次回中国还是1969年，那时他高中毕业，去广州看姐姐。他住在全广州最好的华侨饭店，房间正对着珠江，在文革中武斗最严重的时刻，一些被捆起来的尸体沿珠江而下，漂到香港的海边，震惊了当时的香港人。他对1969年的中国的记忆是荒诞且压抑。他在一家理发店时，那位给他理发的老头突然对他说“站起来”。他回问，“站起来干什么？理发不是要坐着理的吗？”老人家语气肯定，站起来，跟着我读。然后他转身，让我跟着他读毛语录。他也记得去餐馆时，总有很多人排队，服务员来到桌面上，就把一大把的筷子扔给你，让人倍感压抑。

这一次，刘香成感觉到空气中的微妙变化。他从巴黎赶到香港，再来到广州，准备前往北京去拍摄毛泽东的追悼仪式。但从广州到北京却必须通过中国旅行社才能安排，时间来不及了。就像两年前纽约一样，他把镜头对准了广州的普通面孔。他在珠江岸边看到人们打太极、看报纸。“他们的神态和1969 年的中国不同了，他们的身体语言表明他们放松了，阶级仇恨减弱了，他们把包袱放下来了”，刘香成回忆说，“我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四

我手中这本《毛之后的中国》是1997年印刷出版的，是1983年首版已来的第四版，它十六开大小、只有105页，收录了刘香成1976年—1981年间在中国所拍摄的96张照片。

这本薄薄的书，不仅是刘香成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97年的评论或并不为过。“当刘香成中国摄影集在13年前第一次出版时”，这位《时代》当时的驻京记者写道，“它立刻被那些理解处于令人惊叹的转型的中国的人们认出，这是1949年以来共产党当权以来，这个国家最真实与时刻的照片呈现。”

当刘香成在1960结束了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时，中国已决意将自己像铁桶一样封闭起来。在整个六十年代，全世界对于毛泽东进行的实验着迷不已，他们不知道一代中国人其中遭遇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却对于它光辉、充满理想气息的宣传语言难以自持。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们至多只能在香港，好奇的打量这个竹帘后的神秘中央之国，以至于费正清诙谐的评论说，自从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来自外部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察与记录是如此之少，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获准来旅行拍摄时，像是被恩赐了罕有的特权。

一直到1979年中国正式接纳西方新闻社派驻的记者之前，关于中国的描述都是零星的。而且，这些涌到中国的观察者们经常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失去头绪，这个被一致样式、颜色服装的包裹的国家，人们表情漠然，公共场合到处都是空洞的政治标语，在外来者的镜框里或是笔下，它们可能被轻易贴上标签、被归类。而掩藏在表面下的更真实、情感涌动的世界却被遮蔽了。

但刘香成却真切的感受到了。事实上，他在潜意识一直在为这时刻做准备。“从福州戴着红领巾离开时就开始准备了”，他说。当他1976年来到广州时，计划更明确了，“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毛泽东去世时，他只能在珠江边徘徊，1978年底他作为《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可以到全中国拍摄了。他儿时的情感体验，他通过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知识积累，他与Gjon Mili在午后进行那些似懂非懂的交流，在美国与欧洲游荡经历，如今似乎找到了一个汇聚点，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年轻艺术家的敏感，他能洞察到细微的变化之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他看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高举拳头的批斗“四人帮”的舞蹈，在已折皱的毛泽东墙画下端着大碗吃饭的老人，身穿军大衣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坐在故的广场上的双手抱在胸前的溥杰，戴着墨镜的小镇青年，左手抚摸着爱人大腿的公园情侣，帖满大字报的西单民主墙，举着“要艺术自由”的头发零乱的艺术家，站在主席台鞠躬的邓小平、赵紫阳与胡耀邦……毛泽东的形象，经常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他的镜头中，有时是一副画像，有时是几枚纪念章，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雕像，更多时刻，他没有亲自现身，却让人时时感到他的存在。

这个国家正从阴影中走出，开始学习或者重温很多事物，他们大口的呼吸，跳不是忠字步的舞蹈，把头发烫成弯曲的形状，练习在公开场合接吻，滑旱冰取乐，创办私人的企业，对着奇怪的广告牌出神……

那是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或许色彩仍旧是灰暗的，物质仍是匮乏的，但是空气里却飘荡着希望，像是一个漫长冬日后的初春。

刘香成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把握这些变化。他有局内的人体验，却又有着局外人的敏感。他的外表与性格也帮助了他，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你是这样的面孔和皮肤，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操什么样的语言、属于哪个国籍，你永远都是中国人，他们可以更容易信任你。刘香成就这样在各个地区旅行，好奇的打量一切。Tiziano Terzani是当时《明镜》周刊的记者，在他记忆中，刘香成经常开着那辆有挎斗的军绿色摩托车，不知道他是怎样搞到这军人和警察专用车子的，因此他不用像其他外国记者一样必须坐外交部指派的车辆。“……他不为人察觉的骑着车，站岗的士兵有时还向他敬礼”，Tiziano Terzani回忆说。

他那一贯的幸运也从未离开他，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来自西方的新闻记者在中国是个特权阶层，他们可以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还可能和本地最杰出的人士成为朋友。他30岁的生日时，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他们教他怎么吃大闸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曲，当白桦因为那句“我爱我的祖国，但我的祖国爱我吗”而成为舆论的中心时，他就直接去家里拍他。“觉得很幸运，他们把我当成个小弟弟”，他回忆说，“我也觉得这个职业非常美好的，我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自由，有这些老先生，你的成果又得到人家的欣赏。”他记得北京冬天的气息，房前堆放的大白菜，有时吃完午饭出门，还能看见有骆驼进城。


五

《China after Mao》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看方式，就像布列松镜头中的1940年代末的中国一样，它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的定格。即使直到2008年2 月，我才第一次翻阅到这本书，但其中的一些形象早已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那几个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借助路灯阅读的高中生，还有三个穿军装、戴墨镜的少年，似乎变成了八十年代气质的某种标志。我相信，很多中国年轻一代摄影师的成长过程，都曾受惠于不到30岁的刘香成的视角。这些照片中，有冲突，有隐喻，有疏离感，也有技巧，但其中始终有一种动人的情绪，对于这一点，Tiziano Terzani的评论再准确不过了“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刘香成还在继续长大，他还是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头发比别的年轻人白得更早，他从《时代》跳到了美联社。中国继续开放，社会的步伐走走停停、开开合合，他继续捕捉中国的面孔与情绪。

但是，他的身份意识从未减弱，不断的自我证明是他减缓焦虑的方式。他要离开中国，因为“别人会把我在中国的成就打折扣，因为我是中国人”。美联社的分社遍布全球，他有足够的选择。

他先是前往洛杉矶，这是个引人羡慕的职位。他在海滩旁有自己住房，开一辆敞篷车，随身携带刚刚出现的第一代的移动电话，每天有大把时间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晒太阳。

这种生活悠闲，却也令人厌倦。“我身上有湖南人的较劲的东西”，他后来说，尽管他从不会讲湖南话。他要去印度。

1985年初的新德里刺激却混乱，甘地夫人刚刚遇刺，这个古老的文明在现代世界里步履艰难。在印度发现，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人们对宗教的虔诚的态度也与物质匮乏密切相关。

在新德里的刘香成还同时要负责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有时，他还要前往阿富汗，一个即将崩溃的苏联正在进行其最后一场战争。为了获得签证，他陪着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克格勃喝了六个月的威士忌。在阿富汗的战场，他被人用人枪指着你的脑袋，看着四处充斥的苏制的坦克、大炮。苏联撤军后，他还目睹了瞠目结舌的内战，那些吸食完毒品的阿富汗战士跟着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兴奋无比的神情。他和另一位摄影师就在距离不过100米的一个有篱笆的小房子，不停的拍，沉浸在同样的兴奋里。回来冲照片时，他才觉得后背发凉，“他们手持的那个火箭筒，如果稍微晚两步，我就会被轰掉。”

四年后，他再次准备离开，因为“我证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仅是在中国”。他前往了韩国，那正是汉城奥运会期间，也是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愈演愈烈，催泪弹的味道四处弥漫。“我每天的差事就是吃完午饭戴上一个防毒面具，出门转”，他说。后来，他对防毒面具是特别的敏感，而且他的防毒面具的那个玻璃同时是个眼镜，这样近视眼的他可以拍照。

汉城之后，又是莫斯科，这个曾代表人类希望的社会制度正在轰然倒塌。在这里，40岁的刘香成迎来了他职业生命里的另一个高峰体验。他意外的、作为唯一的在场记者，拍摄到了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时的照片。他记得走出克里姆林宫时的壮观场景，等在外面的大批记者们看到他突然跑出后，几百个人开始叫喊“fuck you”，他们知道这个人获得了独家新闻。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了，fuck you就意味着独家新闻”，即使今日，刘香成对那晚的奇特场景记忆犹新。也是在这一年，刘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他的另一部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在这一年出版。


六

刘香成给我最初的印象，除了他的银白头发，还有他的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倨傲。2000年时，他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的管理者的身份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还是北京社交界的一位名人，在时尚杂志的社交栏的照片中，我有时看见他穿着红色的唐装里，右手端着香槟酒杯，笑意盈盈。在一些记者招待会上，我看到他陪在鲁伯特·默多克或是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左右。

那时，我24岁，刚刚大学毕业，满脑子美国式新闻业的光荣与梦想。刘香成是我眼中最接近这一传统的中国人，与其说我对他的新闻理念或是个人哲学感兴趣，不如说我对他和那么多金光闪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普利策”、“时代”……我试图留给他深刻印象，结果变成了笨拙的自我表现，不过他办公室悬挂的那张1981年的天安门广场的路灯下阅读照片。

大概是2006年，我第一次前往他家。那天下午，我穿过了故宫的红墙，看到了护城河的水光，崇祯皇帝吊死的那座小山包也仍挺立在那里，这个夹杂在毫无特色的厂房间的四合院，像是一个不断消失的文明散落在各处的残存物。

那个下午，我们坐在院子当中喝茶，那两棵石榴树正在旺盛生长，准备孕育果实。刘香成缓缓的端起茶壶，缓缓的说话，他谈到了俄罗斯的特别光线，它使曝光后的胶片有中特别的效果。我喜欢他流露出的诗意，但似乎仍未找到和他交谈的方式。

他的外表和言谈尽管显得随意，却又是一丝不苟的。看着院子的灰色砖墙，我记起他曾说，四合院讲究的是磨砖对缝，所以这每一块砖都是人工打磨出的，每个工人每天只能磨出八块。我对于细节过分敏感的人，总是心感不安，似乎怕打破他们惊心设计的游戏规则。

而且，他似乎习惯于在自己的逻辑内起承转合，他只讲，我的疑问就像打在顾自旋转的转盘上，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被无声息的弹回。

也是在那个下午，他提到自己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计划，他编辑一本1949—2008年中国的摄影集。“你觉得他们镜头里是中国吗”，他突然问我，没等我的回答，他继续说，“我觉得那怎么不是我看到的中国呢。”他指的是英文世界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们都看过的《The Chinese Century》。

我对此不置可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过分泛滥的年代，人们用对形式感的推崇，来掩盖思想与内心的苍白。在北京，一个自认有文化的年轻人经常会脱口说出“一张好照片胜过千言”。

我刻意很少去少去翻阅照片，去通过图像来理解世界。不过，他的情绪我再理解不过了。鲁迅1920年代香港的演讲中，感慨我们是个“无声的中国”—— 我们不习惯整理与分析自己。8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经历一个接一个的震荡，几代人中国人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激发出热情、丢失掉纯真、体验到爱、无奈、孤独、忧伤、理想与仇恨……但关于这一切，我们的记录、探讨显得稀少与苍白。即使做出的陈述，又带有过多的扭曲。

通过编辑一组图片，刘香成试图寻找自己理解的中国六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再一次的自我证明——他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影像上的标准；同时，这或许也是他继续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紧紧相联，这个国家正大踏步却脚步慌乱进入现代世界，在上千年的领先和150年的落后所制造的混合经验里，它急于证明自己的再度强大，就像北京奥运会的口号“we are ready”。这也是刘香成将2008年作为一个历史节点的原因：“中国人盼望了很长时间，盼望的含义之下，就说我在这个世界的大家庭里面，我也坐在主桌上了。”但你仍可以感受到，即使坐到主桌上，我们的内心仍有多么强烈的要证明的倾向——希望别人看到、承认我们坐在了这里。


七

之后，我们偶尔见面，我一直对他的计划深感兴趣。既然他自认要编辑一本中国摄影师视角中的中国，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记得他四合院的家里，到处充斥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一张鸦片床——自1980年代初购买以来，它就跟随他在全世界搬来搬去。它们都是中国某种符号，既然他讨厌西方视角通过符号理解中国的浅薄与单调，那么他将提供的是什么？我记得1996年时，他雄心勃勃要创办的全球中文杂志名字就叫《中》，而英文则是The Chinese，但它却不幸夭折了。而且，我知道他的挑剔，他不会忽略餐馆里的一道菜、他身上的风衣的缺陷，他该怎样面对那些中国那么多摄影师拍摄出那么多的照片呢？我记得他曾扔给我一本国内著名摄影师的影集，“你能从里面挑出一张好照片吗”，他再一次没等我回答，“我看一张也没有。”不过，我相信他的耐心，他不是可以等待一个工人以每天磨八块砖的速度去盖一座四合院吗？

我的浓厚兴趣中夹杂的怀疑，在200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慢慢消退了。那天，我们先是在满福楼的吃了涮羊肉，然后在他的房间里一边喝着苏格兰的 Single Molt一边聊天。他的谈兴浓厚，在路过景山公园西门时，他指着那排平房说，过几个它们就要拆了，可以露出公园的红墙，多美啊。在饭桌上他则激动得说起他的新闻理想：“在美国，当人们想严肃的讨论一个问题时，可以在《纽约时报》上争论，在英国可以是《金融时报》或《经济学人》，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份让人信赖的报纸或杂志……当外人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主流舆论时，却找不到。”

他也说起去编辑这本书，是一个“孤独的历程”，“我看到那么多西方记者、专家谈中国谈得莫名其妙时，我很急，但是你看到自己国家的人也按这种方式这样说话时，就更急了。”

他还说起比利时的汉学家Simon Ley用宋朝的一张画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容：那张画里的森林是着火了，但是上面有几只鸟飞过，每只鸟拿了一滴水飞到火上面来救火——看起来是那么的徒劳无力。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帮助父亲翻译外电的少年，想起了刘季伯那一代人内心的焦灼与感慨。眼前的刘香成剥离了所有外在的符号身份，变成了有点老派的知识分子。

这或许也是他生活中最放松与自在的时刻，他回忆去见中国领导人的场景，谈论西方人对中国理解的偏差。也是在这个晚上，我趴在他的电脑前，去看他初步选出的1949—2008年的中国的照片。这是一次快速的翻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照片似乎正在连接成一致的叙述节奏，我喜欢其中散发出的既亲切又疏离的情绪。

对我而言，观看这些照片，像是一次再度发现中国的历程。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些历史经验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它们经常像是抽象的名词存在我的生活里。

对于刘香成本人，这更是再度发现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也是他自己。他面对浩如烟海、价值观迥异的照片做出选择。过去五十年中，中国摄影世界被两种世界观影响着。前三十年是一个意识形态左右的时代，人们观看方式来自于特定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人民日报》在1974年进行的对安东尼奥尼的批评再生动不过的表明了这种视角，这位意大利导演被指责为“专门去寻找那些破墙旧壁和早已不用的黑板报”，“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那个年代投身摄影师的也印证了这种观念，刘香成发现，很多人是退伍军人出身，只要人高高大大的，就可以扛摄影机……

但转瞬之间，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摄影又变成了庞大的消费工业的一部分，人们不停的拍照，是因为它能提供娱乐、刺激购买力……过多的图像不再像是加深记忆，而经常使记忆消失，它们变得像是某种麻醉剂，使人们感受钝化……

刘香成要在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建构出自己的逻辑，寻找自己的情绪。他能依赖的除去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感知，其中蕴涵了深厚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使得我们昔日和今日的荒诞举止，显得不仅仅是荒诞。


八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断翻看刘香成编辑的这些照片。从身穿棉军装的解放军进城，到巨大的路易·威登广告下的行人，六十年来，这个国家一路上走来，经历过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变化，却似乎仍旧生机勃勃的前行，这令人赞叹，也有同样多的无奈。

我喜欢刘香成的那个比喻，他说中国像是水面上的鸳鸯，表面非常安静，在水下面它的脚是在拼命划动的。仔细想来，大多数中国人平静的外表下，都隐藏着多少戏剧性的故事。

刘香成兴奋的等待着《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出版，他乐于谈到他的出版商Taschen的传奇经历，并等待今年七月举办的盛大的首发式Party，他喜欢得到人们的关注，生活在聚光灯下，被人们谈论，这既是他孩子气式的好胜心，也是缓解他一直隐隐的身份焦虑的方式。

这本书的封底照片是一个滑旱冰的青年正单脚滑过毛泽东像，这是他在1981年的大连拍摄的。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仍有时代意义，过去六十年的中国，不正是因为毛泽东而划分的，前三十年，人们在他的意志下生活，而后三十年，人们则试图清除这种影响，却发现他仍在强有力的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中国纪事》  ¶ 8:50 PM 0 comments

  招商銀行的市場專利

人世間

8. 每年的股息有穩定的增長.
9. 良好的管理層.

但是是否它真的沒有市場專利呢? 如果有是什麼? 優質的服務? 的確是, 但是其他商業銀行都可以做到模仿， 幾年之後就沒有優勢了. 信用卡的一哥? 目前是, 但建行和工商都發展的好快, 網絡更加大, 而且客戶更多.............

客戶? 無錯就是客戶, 原來招行的市場專利就在這裡, 怪不得它的爆發力比其他商業銀行強勁. 人人都知道這世界上有80/20定律, 20%的人擁有世界80%的財富, 20%的客戶帶來80%的利潤. 招行的客戶正是中國20%的富有人士, 在經濟好時這些人賺錢的機會比人多, 升職加薪都快人一等, 經濟轉差時, 受到的影響又比低下階層少, 他們都忙於工作, 做生意, 忙於賺錢. 這類擁有高等學歷大多是專業人士. 他們都需要又快又好優質的服務.

由存款-信用卡-樓按- 借貸- 理財, 要求一條龍服務 ,且人是有慣性的, 一旦用開這個服務, 而且收費合理的情況, 是很少會轉走的...........招商銀行的市場專利就在這裡為這20%的有錢人和中產人士提供優質的一條龍銀行服務。

這就是招商銀行全力打造的"因你而變"和"伙伴一生"金融計劃, 目前市場上還未將這個專利價值表現出來, 目前將股價推高的動力只是因為06年和07年Q1的業績太好之故.

目前的財務數據如何, 價格是否合理去看Albert公子的分析啦, 這不是我的強項http://albertanalyst.blogspot.com/2007/04/3968.html

* 我的投資注重點不是招商銀行短期會不會上到25元, 5年內可不可以去到50大元, 而是30年後每股接近100元的盈利, 1萬股就可以有50萬股息, 假若中國能順利發展和招商銀行接目前的情況經營下去, 這就是巴菲特, 林森池, 和Albert公子的商人投資法的奧妙所在, 還沒有計算這30年一直都會有派息, 用股息去再投資.   ¶ 8:08 PM 0 comments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 2008年07月01日13:13 　 金羊网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两天，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应该说，群体性事件跟流长飞短的小道消息是孪生兄弟，从古至今，只要出事了，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最后传播的结果，都会越来越离谱。但离谱也有一个方向，如果在一个地方，很多的事件发生，都被引向政府，那么，说明当地政府跟民众的关系，或者说官民、干群关系，肯定有问题。

比如说，现在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都围绕着一个非常相似也非常古老的主题——官员及其家人亲友欺压百姓，甚至逼死人命，警察和司法处理不公。当然，具体的某个事件，是否这样，另当别论，但类似的事情肯定此前应该是有的，即便没有到非常恶劣的程度，但官员的家人依权仗势的事，绝非一地一人的个别现象。

当下的中国，实现政府行为的制度化，法制化，限制官员的特权，使官员，包括警察司法部门行为的公开化，程序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把最终消除今天这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期望，寄托在未来的政府改革上，但火烧眉毛顾眼前，眼前这样的事件，如何应付，是考验地方政府的最大难题。

事实上，类似事件的发生，政府方面若想加以控制和平息，可用的资源还是很多的。但事件之所以动辄闹大，造成恶劣的影响，跟政府方面的处置不当有密切关系。不当之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不当之二，也是相当关键的，是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封锁消息，不让记者进入，不许消息外传。当今之世，凡是突发群体事件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多半跟后者有关。

应该说，这种封锁消息，内部处理的事件处理方式，在信息不发达，而且组织和政府对社会能够全方位控制的年代，还是适用的，是可以把事件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不至于造成整体的震荡，保全政府的脸面。但是，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严格上讲，任何组织、政府，稍微大一点的事就瞒不住人，外界总有办法知道。政府的有意控制和封锁，只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向对政府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多事件，本来就是老百姓认为官官相护，隐瞒真相激化出来的，政府处理的方式，一上来就封锁隐瞒，则证实了这种民间的想象，并使之无限放大，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直至群情激愤，酿成恶性事件。反过来，如果这类事件中真的存在官员的重大过失，乃至犯罪，这样的封锁和控制，也给了这些官员把水搅混的机会，在根本上，既不利于事件的处理，也难保当地的长治久安。

因此，当务之急，政府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首先要做的，是改变长期以来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切实实现政务公开，学会在媒体开放之中处理事件，一则可以将政府内部的猫腻减少到最小，再则可以使流言的伤害减少到最小，要相信，自古以来，但凡流言，都是见光即死的。只要媒体一报道，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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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9 AM 0 comments

  千古奇冤，西南瓮安，刚雄起的政府又痿了 2008-07-01
www.douban.com/group/topic/3592506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初中女生疑被人强奸致死，推落河中，公案查案后，认为是投河自尽，没有可疑，家属不满，要求验 尸。公安今日强制要埋葬遗体，引发家属不满。公安打伤学生及死者家属，引爆骚乱，大批学生，市民围攻政府、公安办公大楼，并推翻多辆公安车，泼洒汽油焚烧大楼，事态失控。现在，暴力事件基本平息，但民众需要政府明确的给出说法，调查事件真相，给民众以信服的理由。

　　可是，遗憾的是，政府再次玩起了掩耳盗铃的手段，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他们呢居然再次在民众的面前恬不知耻的做起了假！1972年出生的孩子居然有39岁的父母，居然编出了这样的谎言，任谁都无法相信3岁就能生出孩子。这是其一；其二，在河边作俯卧撑，做到第三下，受害人就跳水了，然后就溺水身亡了。俯卧撑？准备参加北京奥运会？谁能相信一男一女坐在河边，男的去做俯卧撑？别俯卧撑了，干那事就干那事，俯卧撑都能编的出来，想象力当真丰富的很！其三，2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能说出点什么？就那么几个记者，回答居然要依赖本子，可想而知这哪里是什么发布会啊，纯粹就是自问自答，乃至于因为自问自答，所以什么都不怕，连3岁生小孩都没有检查一下就草草出炉了。

　　仅仅这三点，就可想而知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性质。这不是告知真相平息事端的发布会，而是引起新一轮寻求真相，要求彻查的开端，贵州省政府这样的拙劣演技和草草了事的心理在这个发布会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政府在抗震救灾中刚刚树立起的威信，民众心中刚刚升起的对政府的好感在这样的发布会下轰然崩溃。从地震中凝聚起来的团结的力量必将在这次拙劣的表演之后直指贵州省政府的一大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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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2 PM 0 comments

  给群众一个真相有多难？ 新华报业网 2008-06-30 刘长锋

　　新华网贵州瓮安6月29日电：贵州省瓮安县城28日下午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28日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该县公安局对一名女学生死因的鉴定结果不满。从感情上讲，人们很难不把同情心给与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众。大部分群众都是讲道理的，也是通情达理的，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各级大大大小小的官员，谁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所以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绝对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围攻和冲击政府。但是从理性的层面稍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群众的“造次”也许并不无道理。

　　本来简简单单的一桩命案，作为当地执法部门，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给群众一个真相其实并不难。但很显然，无论是当地有关部门，还是相关媒体，依然似乎是在回避问题本身。无论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解释中，还是媒体的报道中，只是大概描述了群众围攻和冲击政府的行为事实，但对造成这一事实的导火索，对引发事件的命案并没有些许的说明和相关解释，仅仅一句“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作结。这一明显带有纸里包火意味的含糊其辞，无疑会衍生出诸多的猜测和臆想，而群众据此不满也是理所当然。

根据网上搜索，当地政府部门所属媒体，毫无关于此事的相关报道。而恰恰相反的是，在百度贴吧和不少小论坛，却有与事件相关的描述和分析。这些论坛的信息尽管各有说辞，但基本大同小异，都不外乎是女孩可能是被强奸，而作恶者因为在县里有关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尽管这些消息的来源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可靠，但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对于群众而言，其所起到的诱导作用可想而知。英国著名政治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有一句名言：“当人们因为迫害而只能秘密地交流思想的时候，舆论才会给国家带来危险。”事实上，不管遇害女孩背后是否涉及包庇和纵容乃至执法不公的现象，当地公安部门和政府部门都应该及时公布事实真相，使群众了解到真相。而封闭的唯一结果就是把群众推向听信“谣传”的死胡同，群众不明真相，一时义愤冲动也就在所难免。

　　不管是一度纷纷扬扬的高莺莺事件，还是闹腾了一年的周老虎事件，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反响，激起不同的声音，就都在于当地政府部门未能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事实真相，在虚虚实实中，各种的猜测和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这种信息封闭，真相不明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乃至敌意。这种群众与政府部门的对立，显然并不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当然，对于政府本身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事实上，给群众一个真相并不难。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公开公正。各级各地政府在依法行政中，只有坚持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使行政和执法不断透明化，在具体事务中，让群众及时了解事实真相，不但是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解决问题具体的好办法，而且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贵州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公布瓮安"6.28"事件真相
http://www.chinanews.com.cn/shipin/2008-07-01/news4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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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树│俯│卧│来│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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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撑│。│便│李║
║　│　│　│声│的│当│开│树║
║　│　│　│说│时│刘│始│芬║
║　│　│　│“ │候│做│在│心║
║　│　│　│我│，│到│桥│情║
║　│　│　│走│听│第│上│平║
║　│　│　│了│到│三│做│静║
║　│　│　│！│李│个│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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