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专稿／戴晴女士最近直言，是激进学生害了赵紫阳，使悲剧最终不可避免，“邓小平本来也不愿使用武力”。身为当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戴女士依然直言不讳，不能不令人敬佩其直面真相的勇气。毕竟，在海外特定的舆场中，批评八九运动就像批评某某功一样，似乎早已成为话语禁区。
激进学生害了赵紫阳，这种结论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的逻辑，已经在类似事件中屡屡上演。具体说，赵紫阳就像苏东剧变中的戈尔巴乔夫，他本来只想利用民主派（对赵而言是广场群众）的力量，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重新安排政治架构。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却养肥了一批叶利钦——广场学生领袖。
最近，就赵紫阳出新书一事，操作者鲍彤之子对媒体有个讲话，讲话颇见功力，于细微之处见真功夫。他说，八九之所以酿成惨剧，乃是赵李权争的结果。注意，他说的是赵李权争，而不是邓赵权争——赵李权争，意味着是李在要权，主动性责任在李；邓赵权争，则是赵要权，主动性责任在赵。
广场学生领袖们的目的，与赵紫阳是不一样的。就像前苏的叶利钦一样，他们要的是推翻整个政权，重起炉灶，自己成为“开国元勋”，赵紫阳也只是他们暂时“统战”联合的对象而已。如果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并且最终由学生领袖主导，赵本人可能也会被归入“掀翻”之列，就像后来叶利钦“逼退”戈尔巴乔夫一样。
实际上，八九运动前期，赵本人就在声讨名单上，只是后来有人传出“赵支持学生”的内幕，赵的公开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才让尚处于弱势的学生感受到某种最稀缺的支持，态度为之一变。但是，这种暂时的态度变化，并不能弥合根本性的目标分歧，只不过当时的情势还没有给这种分歧以适于表现的机会而已——戈尔巴乔夫曾给予前苏联的民主派包括叶利钦本人多大的支持和帮助呵，还不是照样被掀翻了？一旦相对于共同对手的胜负已定，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八九广场上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就可能势不两立。
正因为只是暂时的相互利用，而不是学生领袖们受宠若惊奉赵为主，所以学生领袖对赵的处境毫不顾忌，在赵身边人传话要学生退一步时，毫不让步，让赵陷入一种豁出去后却一拳打在空洞处的尴尬境地。赵的判断失误在于：他以为与他有所联系，被学生们口口声声尊为“老师”的知识精英能够掌握学生（应该是这些眼高手低的精英们的自视过高乃至自吹自擂，给了赵或鲍彤这种印象），拳头打出去后就收不回来了。
不妨设想事态的另一种进程：如果在赵“亚行讲话”后学生们应声而退，赵的威望将达到何等高度？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气候下，赵将成为1976年中的邓小平，而邓则沦为华国锋。赵的想法本来成功的机会并不小，因为广场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此时此刻应作何抉择。赵当时没有弄明白的只是，群众运动并不必然遵循理性。所以他能够影响理性的知识精英，却影响不了非理性的学生领袖。而恰恰只有后者，才能左右运动的方向——这样的“经验教训”，相信赵后来也已经心中有数，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回忆录中公开承认而已。
毫无疑问，八九运动在刚开始时是单纯的，目的就是悼耀邦、反腐败、促民主，希望中国进步得快一些，这完全符合热血青年的主观期待以及当时的内外大小气候。但是，随着运动非同寻常的展开，一些出乎参与者本身意料的情况出现了：没想到政府的反应这么软、这么慢，没想到支持、响应运动的人这么多、这么热烈，没想到媒体竟然可以开放报道，没想到运动在全球造成这么大影响.....
短短时间内，原来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的青涩学子，突然之间成了全世界聚焦的中心，一些人的内心，不可避免地私欲膨胀。种种迹象表明，当运动进入高潮时，包括一些学生领袖及其他精英，就开始操心“开国大典”的事了。这也是原来亦步亦趋的运动学生，不再听由知识精英“老师”摆布的原因——胜利似乎触手可及，事情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梁山好汉们要考虑排座次的问题了。
就像历史上无数次群众运动所演绎的那样：在绝大多数参与者还一如初衷、热血沸腾时，挤上前台的那一小撮人已经开始拨弄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学生领袖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了，学生领袖与其他运动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开始了。许多人惯于以运动的初衷及大多数参与者的心理状态来否定运动后来具有的“推翻政权”企图，但是，初衷不等于始终，大多数人也掩盖不了一小撮。
而恰恰是这一小撮，有着翻云覆雨、左右运动的能力。邓小平后来在解释镇压行动时说：这是政权的问题——这个定性，在运动的最后时刻并没有错。运动的目的并不全在于政权，但确实涉及到政权。正像吾尔开希所说的，少数人裹挟了数以万计的人，长时间占据广场不退。其所引起的示范效应以及可能的后续反应，足以令这个政权感到威胁。为了政权，他们不惜流血。
虽然不伦不类，但是在可选择性上，确实还可以作一类比：当邓贵大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步步进逼时，除了顺从强暴，邓玉娇剩下的惟一选择只有拔刀自卫——邓是为了自己的贞节与尊严在别无选择下动刀，执政党是为了自己的政权而动武。如果判邓玉娇有罪，执政党又如何解释自己在20年前的行为呢？
在运动的最后时刻，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联席会议曾作出决议，要学生撤出广场。但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始应而终背，理由是“学生运动不能受外人左右”，亦即运动的领导权、主导权问题，这也涉及到运动胜利后的分饼问题——为了自己的席位，不惜让追随者流血，这是柴玲当年亲口吐露的心态，也是今天她极力想封杀相关影片的原因。不难看到，两方都是为了政权，一方拥有国家机器，另一方却“绑架”了百万学生与民众。
作出撤离决议的联席会议精英，也未必没有“染指开国元勋”之心，只不过他们更加理性，懂得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坚持不退的必然后果就是遭到武力镇压。学生领袖们也未必见不及此，只不过他们还年轻，欲望多于理性，在欲望与理性之间徘徊，最终作出不理性的选择。
而且，他们必须面对更多的欲望与理性的选择：在群情激昂乃至悲情笼罩下，只有比别人激进，才能维持领袖地位——稍有理性的王丹、吾尔开希，尽管名气够大，也因不够激进也被淘汰出局了。在这种逆向选择的前车之鉴下，不想被台下虎视眈眈的后来者掀下台的“领袖们”，其实已是别无选择，除非他们愿意放下心中的欲念。
八九事件的最终结局，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悲剧。整个中国社会，也被绑在这个十字架上长达20年之久。由于相关各方立场、利益的天差地别，直到今天，伤疤仍远未到可以揭开之时。困境重重的今日中国，承受不起这种沉重的“折腾”，暂时“遗忘”或许还是此时此刻的“次优选择”。 ¶ 11:52 PM 0 comments
令人关注的全球铁矿石谈判首发价格出炉。全球三大矿商之一的力拓宣布，与日本新日铁公司达成2009年度长期协议铁矿石合同价格，粉矿在去年基础上降价32.95%、块矿降价44.46%。但这一价格同中国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方面希望粉矿价格在去年基础上至少下降40%（即以俄罗斯钢厂MMK与哈萨克斯生产商ENRC达成的降价协议做参考），这才能恰当地反映在全球金融危机下钢铁行业需求疲软导致对上游铁矿石需求剧降的程度。
新日铁和力拓达成的价格已经不再具有“集体议价机制中的各方均接受效力”，因为2008年恰是力拓毁坏了这一通行20多年的“默会原则”：2008年2月巴西淡水河谷同新日铁达成了涨价65%的协议，全世界钢铁厂商都接纳这一结果，但力拓（以及必和必拓）以“运费未获补偿为由”，在淡水河谷的基础上对中国需求者大幅提高15个百分点，更令人懊恼的是，随后“两拓”在和欧洲需求者谈判时达成价格仅比淡水河谷价格略高一点。对于中国来说，“两拓”不仅破坏了“首发接纳游戏”，历史性地出现了3个价格，而且带有严重的歧视性分类。
坦率地说，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大约占全世界的 50%），但却没有任何“寡头议价优势”。通行的观点是，中国没有“握成”一个拳头，中国市场结构混乱，大小钢厂林立。前十的大钢厂市场占有率不断下滑，显示中国钢铁市场集中度下降的趋势。而大钢厂通过“长协价”拿货，而大量的小钢厂则从印度等现货市场提货，从而形成了较高“现货价”往往成为中国市场的基准价，这给力拓等大供应商提供了口实，认为中国应当承担更高的铁矿石溢价。
尽管金融危机导致的“需求萎缩”会让谈判的中钢协有“杀价”的底气，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最终会获得一个理想的价格。首先，中国并没有让“需求萎缩”变得更置信。为了打断经济自然下滑轨道，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允许市场自发对钢铁进行“无形之手”的调整，政府大力拯救低迷的钢材价格，通过收储、调节、退税、各种补贴政策，来“假性”消化钢铁库存，将企业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而政府的举动向市场提供了错误的判断，“去库存化”之后竟然是“重新库存化”。因为有政府“兜底”，大量的钢铁商开始加速生产，这使得今年前4个月，进口铁矿石几乎不见任何疲软之势，单月量不断创历史新高，前4个月累计进口18846万吨，同比猛增22.9%，国内库存量已经远超1亿吨。过度拯救造成的严峻又使得政府近日出台《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试图压制产能。
另外，中国对铁矿石进口采取“资质核准制”式的管制，规定了100多家进口公司和大型钢企有资格进口，由于长协价比中国市场实际基准价——现货价要便宜，存在着套利空间，所以大型钢企乐意倒卖长期协议矿。坦率地说，这使得铁矿石进口具有一种投机性套利的意味，利益如此庞大，以至于严控铁矿石进口数量和流向的所谓“革新”很容易沦为空谈。
而中国的外部盟友亦难觅。日本钢厂之所以不愿意联合中国来“杀价”铁矿石，因为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参股矿业运动”改变了博弈结构，澳洲24个主要铁矿商中，日资全都参股，并在8大矿商中享有相当份额股权。淡水河谷、罗布河、加拿大IOC都跟日资有股权交易。于是，日本的价格退让可以从股权巨大分红中得到补偿。狡猾的印度一直做中国的现货生意（供应中国小钢铁商），不愿进入长协价领域，使得印度无法成为一个博弈筹码。甚至必和必拓想让中国将铁矿石长协价进行“现货化”，鼓吹考量运费后的“指数定价”。这其实是将运费的风险转嫁到中国钢铁商身上，同时也迫使中国钢铁商承诺了长期采购数量。
简单地说，中国铁矿石谈判的艰难有很大原因来自于中国本身。如果中国不过度出台财政拯救政策，而是依赖于市场的调整，那么中国需求萎缩是可置信的，中国钢铁兼并将是普遍自发的，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而矿商们它们在过去进行了大量的产能扩张。两拓和淡水河谷未来5年要增加了4亿吨产能，全世界的矿业投资的生产集中释放期也将到来。过多的供应追逐过少的需求，铁矿石价格应当是深度下跌的。中国恰是对经济下滑过度紧张，导致中钢协失去了欧洲谈判者那种从容。 ¶ 1:38 AM 0 comments
亞洲週刊 二十三卷二十二期 (2009-06-07)
北京學者胡星斗使用的網站被關閉，網絡服務商新網公司稱其「網站存在非法信息」。胡星斗在北京大興區法院起訴新網公司勝訴，下一步將起訴在新網公司背後下達指令的蘇州網監。
這是被稱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中國大陸首例因網站被封而告贏網絡服務商的案件。原告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使用的網站被關閉，服務商北京新網數碼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稱其「網站存在非法信息，已經關閉網站」，胡於是憤而起訴新網公司，五月二十日，北京大興區人民法院下達民事判決書，胡星斗勝訴。胡星斗攻下一城後，近日將再欲攻克一城，起訴新網公司背後下達指令的蘇州網監。不過，知情人普遍認為，法院不會受理，胡勝訴機會不大。起訴蘇州網監是行政訴訟，是起訴政府，被告蘇州網監的法人是蘇州市公安局。這難度就更大了。
三月二十五日，胡星斗接獲通知，他的中國問題學網站由於「存在非法資訊」，被蘇州網監、北京新網數碼資訊技術有限公司關閉。這家公司的客服中心還附上三篇文章的截圖，文章是《就廢除勞動教養制度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建議書》、《加強新聞輿論監督，建立現代新聞制度——在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上的發言》、《跨國公司賄賂門，為什麼收受賄賂的中國官員平安無事》（記者訪談）。竟然將「正常的學術探討和溫和的建設性反腐敗文章認定為『非法資訊』」，四月二日，胡星斗憤而向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遞交訴狀，起訴北京新網數碼資訊技術有限公司和蘇州網監（見亞洲週刊四月十九日號）。
胡星斗是中國問題學研究會會長，人民監督網主編朱瑞峰是副會長。朱瑞峰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網站被封殺的翌日，他要求新網公司立即給他開個端口，以便下載原有數據，而這一事件下一步再理論。新網人表示要向領導匯報後再說，朱瑞峰給限令他們兩小時答覆。二十分鐘後有了回覆，答應立即通知服務器所在的蘇州機房為朱瑞峰開端口，並給了他密碼。朱瑞峰下載完數據，為網站換了空間，而後，他再度質問新網公司封殺的理由，他們回答說，「我們也沒辦法，是蘇州網監下達的指令」。朱瑞峰就說，既然如此，那麼：一，退還已交的兩年服務器租金費一千三百七十元人民幣（約兩百零一美元）；二，公開道歉，否則就起訴。不過，多次與新網公司聯繫，都沒有明確下文。於是胡星斗決定起訴。
胡星斗透過人民監督網等網站發表了起訴聲明。不到二十四小時，就有賀衛方等三十五位專家、學者表示支持，組成援助團。訴訟代理人：北京京鼎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星水、公民維權網主編汪海洋；總協調人：人民監督網主編朱瑞峰。
朱瑞峰等多人先去海淀區法院遞交起訴書，一個多星期後仍沒有回音，他們去詢問，海淀區法院說：「不就是新網那服務租金費用一千多元人民幣嗎，我們給他們個電話，退回你們就是了。」朱瑞峰說：「我們不是為錢，我們是要推動中國的法制進程，我們要求你們受理而做出判決，究竟他們為什麼要封殺我們的網站，他們憑什麼認定那是非法信息。」法院當時說，那過幾天再來吧。幾天後，他們又去了，獲得的回音是海淀區法院沒法受理，這屬於大興區管轄，不屬於海淀區管轄。於是，胡星斗的法律團隊經商議後決定，把蘇州網監從被告中去除，否則，法院不會受理，先起訴新網公司。大興區法院經研究告知胡星斗，確定受理立案，五月十二日開庭。
五月十二日胡星斗沒有出庭，由張星水、周敏、汪海洋、朱瑞峰等多名法律援助團隊人士出庭。上午九點，他們提前抵達。第五法庭，時間到了，卻不見法官，也不見被告。十點，主審法官姍姍來遲，宣布開庭。要開庭了，怎麼還不見被告，是否被告藐視法庭，沒把法庭當一回事，胡星斗的代理團隊當即提出，這麼大的網絡公司怎麼如此沒有法律意識。
法官說，給被告的傳票早已送達，現在沒出庭，請書記員再聯繫一下。不一會兒，書記員回來說，新網方面回覆說，胡星斗教授起訴金額和事實，他們都認可，他們要求庭外調解。原告方律師說，現在都開庭了，還調什麼解，當場指責他們藐視法庭。
法官說現在沒法調解了，於是宣布開庭。不一會兒，法官當庭表示，採納原告方所有證據，法庭予以支持，作出被告缺席判決，至於新網公司的封殺是否非法，法庭不再辯論。法院在五月二十日的判決書認為，「胡星斗按約定向新網公司繳納了服務費，該公司應當按約定提供相應的網絡服務。該公司在服務期內，以胡星斗的網站存在非法信息為由終止了服務，但未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亦沒有證據證明該公司履行了告知胡星斗對信息予以更正的義務。對此，新網公司應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判決新網賠償胡星斗一千三百七十元人民幣；案件受理費二十五元人民幣，由新網公司承擔。
人民監督網主編朱瑞峰接受採訪時說：「其實新網是害怕到法庭，因為一到法庭，我們就要他們舉證，他們被逼只能說出蘇州網監下的指令。他們的機房在蘇州，蘇州網監肯定對他們不滿。我們過幾天就去蘇州起訴蘇州網監，告他們行政亂作為，違法行政。要推動中國的法制進程，就必須要求網監依法行政，今後不再隨意封殺人民的輿論監督。刪除文章、封殺網站，在中國大陸是家常便飯的事，不能這樣下去了。」
胡星斗對亞洲週刊說：「有人說，判決我勝訴是偶然的，是這位法官比較開明。法官開明固然是一因素，但這案子受理後，包括亞洲週刊在內的一些境內外媒體都作了報道，法官和法院不會不了解這些情況。他們對我這一案件採取了慎重態度，十二日作出判決，過八天才給判決書，可見非常慎重。這一判決是大興法院集體協商的結果，這表明大興區法院的開明，不只是某一個法官的開明。大興區法院也許也是想透過這一案件，在依法管理網絡方面做一些工作。」
他說，蘇州網監指這是「非法信息」就必須要有依據，希望全國人大應當出台一個類似《網絡信息法》這樣的法律法規，使網絡管理有法可依，有規章可循，否則，還會有像他這樣的遭遇，隨意指文章是「非法信息」，隨意採取關閉網站的措施。這樣的做法就會損害政府的信譽，也為尋租腐敗創造條件。有很多文章揭露了地方政府的腐敗，地方官員會帶著很多錢，找有關網絡監管部門，讓他們下令封殺那些網上言論，有些網絡監管部門為此牟取了好處。前不久有人在網絡上舉報這類事。
他說，此案勝訴，能提醒網絡管理人員要依法管理，不能任意刪除文章或封閉網站。之前，有無數的文章被刪除，無數的網站被封閉，但都沒遇到任何阻力，雖有人起訴，結果要麼法院不受理，要麼敗訴。由於網絡服務商背後下達的刪除文章和關閉網站的指令是網絡監督部門，相信他們今後也會謹慎小心了。胡星斗說：「這一案件勝訴，能鼓勵網民或網站持有者，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雖是我勝訴，其實是多贏，即也是政府有關部門如法院的勝利，也是網監部門和網絡服務商的勝利，因為他們未來會學會要依法辦事。」
據悉，胡星斗勝訴是因為律師團隊的策略運用恰當。他們把起訴服務商界定為純法律行動，無關政治，胡星斗還要求這場訴訟不能成為一個群體性事件。當初，他發表聲明要起訴，就有人幫他在網上發起簽名支持，他出面制止了，這容易被認為是政治行為、群體性行為。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忌日，有朋友在北京舉辦研討會，想討論胡星斗案，他也制止了。開庭那天，他沒有通知媒體，連自己都沒出庭，如果那天有很多人圍在那兒，就會被認為有「政治意圖」，判決的結果很可能就不同了。■ ¶ 1:38 AM 0 comments
鄧小平南巡，落實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也使中國可以期盼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
人性是沒有斷層的。 這是觀察六四事件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恰恰是人性的一線曙光， 穿越了血腥和痛苦的長夜，也見證了星雲大師和許家屯的奇緣。
因為星雲和許家屯本來就是兩個世界的人物。星雲是佛教高僧，許家屯是無神論者。星雲與國民黨高層關係密切，而許家屯則是共產黨的高幹。但正如法國大文豪雨果所說，在一切革命原則之上的，還有人道的原則，而他們僅僅是在香港灣仔的一次飯局中邂逅，即結下了生死相依的緣份。
這也許是六四事件中溫暖人心的一幕。在政治鬥爭的末路中，只有佛門可以投奔，只有一面之緣的和尚可以投靠。而他們的緣份，也在六四二十週年的當兒，展示中國在「後六四」發展中的奇特軌跡。
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都不會不同意：六四當天最後下達開槍命令的是鄧小平。這也使他在晚年中背負了歷史的罵名，但也恰恰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實質上自我平反六四，讓「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落實，也讓和胡耀邦關係密切的胡錦濤接上了班，當了黨的最高領導人，也讓當年和趙紫陽一道的溫家寶接任總理，成為政府的最高領導人。
事實上，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五日，當全球中國人都陷入了絕望的深淵之際，沒有人會預料到二十年後的中國是這樣的光景：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中國的汽車產量和銷售量，第一次超越了美國。中國在全球化體系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不僅被譽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也成為金融海嘯中力挽資本主義狂瀾的一股力量。
這當然是因為鄧小平九二年的南巡，在經濟領域中悄悄地推動了一條「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經濟上全面放開，融入了全球化的經濟體系，而在政治上則是不搞爭論，擺脫了意識形態之爭，解放了中國民間的巨大生產力，創造了這十幾年的經濟奇蹟。
這是巨大的歷史諷刺，中國在六四悲劇的土壤中，意外地用鮮血澆灌出艷麗的市場經濟花朵，擺脫了教條的束縛，也提升了全民的生活品質。但滿園經濟的春色，卻掩不住政治改革滯後的痛苦。權力不能制衡，貪污腐敗事件也上升到共和國歷史的高峰，而當前在網路上沸騰的「鄧玉嬌刺殺淫官案」，更反映民間對政治變革的渴望。
這也是歷史期待拐點的時刻。讓沒有斷層的人性，來呼喚一度斷層的政治改革。今日的中國，是否可以出現一個「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完成二十多年前中國未完成的政治改革？被視為師承胡耀邦的胡錦濤，是否可以展現「二胡」的魅力，尋回飄遠了的時代共鳴？■
邱立本 ¶ 1:38 AM 0 comments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二十一期 (2009-05-31)
六四事件二十年，對於歷史真相官方始終諱莫如深，香港卻出版大量不同親歷者證詞與觀察者視角。其中尤以新華社高層主管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最引人矚目，可與趙紫陽回憶錄對照閱讀。
六四事件過去二十年了。這一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官方始終諱莫如深，境外卻有不同經歷者證詞與觀察者視角。當下，在香港書市「六四」出版物大潮中，張萬舒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被不少學者認為可與趙紫陽的錄音整理的書對照讀，從而尋覓「六四事件」的真相，探索解開中共高層爭論之謎。生於三八年的張萬舒，六四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八三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九二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張萬舒在「六四」期間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新華社是中國官方最具權威的新聞機構，也是整個事件發生始末的最大情報資訊中心之一。他經歷了上層鬥爭的全過程，又直接處理了新華社駐全國各地記者現場採寫的第一手資料，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實與高層政治秘辛，全書以每日大事記的形式，翔實地記錄了「六四」事件的全貌，並從北京的現場擴寫到各地的狀況。這塵封了二十年的記錄，終於首次公諸於世。張萬舒說，這部書「是我們日日夜夜記錄在案的歷史事實，任何人任何時候也篡改不了」。
在香港的這一「六四」紀實出版潮中，有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香港晨鐘書局），孔捷生的《血路1989》（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丁楚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香港海風出版社），劉剛的《天安門，路在何方》（英華出版社），高瑜的《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國出版社），歸化章、浦前編著的《100六四人物 20年》（香港晨鐘書局），蔡錚的《一個解放軍的1989戒嚴部隊怎樣對待軍中反叛者》（明鏡出版社），高皋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明鏡出版社），馬建的《北京植物人》（明鏡出版社），《回家》和《再回家》（我要回家運動出版）等。《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是封從德歷經十八年最終整理而成的日記。封從德在八九民運中，廣被視為誠摯、作風實幹、冷靜獨立的學生領袖。他這部「日記」完整記錄了八九學運從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從北大到天安門廣場的現場經歷、見證與考釋，涉及學運的核心人物、重大事件、關鍵內幕及學運組織高層決策與爭議全過程。
封從德在書中回憶了自己從最初參與組建北京大學籌委會，當選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及任廣場副總指揮，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廣場撤離表決等一幕幕自激情開場到悲壯落幕的歷史。正如北京學者陳小雅所說，「這部《六四日記》用一種散文的優美，承載了作者誠實的記憶、良心的反省與充滿人性發見」。
孔捷生的新書《血路1989》，以直觀而冷靜的筆觸，記錄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大事件。書名取自於書內同名單篇的文章名。當年，孔捷生家居北京，寓所距天安門廣場僅一箭之遙，「六四」驚變，他堅守在廣場上，而後逃離北京，南下廣東，獲「黃雀行動」營救而逃亡，在香港客途寫下血淚篇章《血路1989》、《最後的北京》、《穿過裂縫》記錄八九風雲的三部曲。《血路1989》一文，二十年來在網上流傳不斷，成為現場直擊的歷史文獻。五年前，他用筆名在中國大陸網絡張貼《血路 1989》、《最後的北京》，掀起軒然大波，天涯網站堅持了一年多才奉命刪除。不過，無數網民下載而互相傳送，令不明真相的後「六四」一代，讀到民族傷口。
讀了高瑜的《我的六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說：「讀這本文集，你會發現，高瑜首先是具有一個新聞記者應該具備的勇氣。新聞記者是要捕捉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挑戰性問題。而這在一個非民主國家中會面臨政治迫害。高瑜就曾經兩次坐牢。但她沒有被壓垮，而是繼續以筆與現實中的迫害鬥爭。她的牢獄經歷，使得她的文字獲得傳奇般價值。因為她有勇氣面對現實，她的時評和政論文章，反映出一個迅速崛起的國家的問題。雖然你可能不贊成高瑜的觀點，但是你無法忽視她提出的問題和答案。」
丁楚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是香港這場「六四」出版潮中，較為矚目的一部書，它「雷(撼)人」的權威性和可讀性奪人眼球。此書描述了八六至八九年期間，圍繞中國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即「民聯」）及其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呈現了作者對海外民運三十年興衰史的反思。
正如此書的序言所說，「現在某些民運組織實際上不過是美國與台灣當局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民聯』也不例外，這是《大夢誰先覺》扔出的一顆重磅炸彈」。儘管此說早已有傳言聽聞，但爭寵吃醋、爭權奪利的鬧劇，在丁楚書中觸目驚心的詳盡描述，令人讀罷仍難免震撼。此書貫穿始終的主線，是王炳章、胡平、鄭為民等「民聯」總部最高層為爭奪領導權而展開一系列內鬥，「台灣情治機關金錢資助」、「特務案」等核心情節跌宕起伏，內幕花絮、醜聞趣事點綴其中，一幅民運的尷尬畫卷，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中國海外民運，有「黨」有「派」，有「會」有「部」，海外民運人士多說也才二、三百人，但黨派團體竟多達五六十個。香港書評人王振琨認為，外人難以想像，一部中國海外民運發展史，怎麼就成了一潭深不可測的渾水？一盤散沙，水火不容，說到底，民運內部的醜陋事件，每每就是為了爭奪「權力」和「資源」。還沒有獲得權力，一眾人就爭得沸沸揚揚，還沒有掌握資源，已經為「分贓」打得頭破血流。海外民運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人」往往是最致命的敵人。這就是《大夢誰先覺》力圖告訴人們的。
廣場轉折人生軌跡
《天安門，路在何方》的作者劉剛，是當年公安部發布通緝令通緝二十一名學運領袖之一，名列第三。書中，劉剛從不同角度刻劃了「六四」參與者的理想、追求、勇氣和磨難。他陸續寫的文章被編成四部分：民主之路，牢獄之路，煉獄之路，自由之路。這也正是這些「六四」參與者的人生之路。經歷了「六四」，作者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跡在天安門廣場發生轉折。
這個轉折表明，從天安門出發，有一條通往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也有一條通往地獄煉獄的幽曲小徑。
明鏡出版社、「多維新聞」創辦人何頻接受採訪時說：「很多中國大陸朋友對我說，香港與內地現在的唯一差別，就是在香港可以看到大陸不能出版的雜誌、書籍。這個誇張的說法，正顯示了香港自由港最寶貴的價值並沒有完全喪失。我在十二年前香港回歸前夕接受你們採訪時就說，我將見證香港出版自由的延續，這十多年明鏡在香港生存並沒有受到明顯的政治壓力，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政評家何頻說，現在香港出現「六四」書籍出版熱，是二十週年的紀念現象，是對「六四」失憶的不甘。但正如馬建的《北京植物人》暗喻的那樣，從精神上，中國人從「六四」後基本是植物人生存狀態，「六四」問題的解決似乎並不是一個迫在眉睫問題。
何頻說：「明鏡這次推出的這三本『六四』書籍，是三個不同層面。我們一直希望，明鏡能使讀者從多一些角度看待歷史和現實，從而避免被某一種政治勢力所誘拐。但這些書對掌權者有多少啟發？不敢奢望。他們疲於奔官、疲於享受，有幾個人還在看書？」
「六四」事件二十年來臨之際，包括趙紫陽《改革歷程》在內的一大批「六四」讀物先後在香港出版。不過，每個人心中永遠有一本只讀了一半的書，後一半應該用自己的思考去續寫它。■ ¶ 5:29 AM 1 comments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二十一期 (2009-05-31)
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將軍在六四戒嚴中，因反對開槍鎮壓，被撤銷軍長職務，並被軍事法庭判監五年；出獄後住在石家莊，與中共元老李銳會面，吐露當年抗命心聲。最近兩本有關六四軍方角色的新書也揭開不少秘聞，從部隊內部記錄六四真相。
所謂「六四真相」，最重要的或許就是開槍的真相，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槍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或許是最核心的真相。八九年「六四」前後，北京實施戒嚴，第三十八集團軍是首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第一主力部隊，更令人關注的是，第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因抗命開槍而被當局撤職、逮捕、判刑。這一「六四事件」中的重大事件，在中國民間廣為流傳，卻無法獲得具體證實。至今，中國官方公開文字對他沒有任何提及，只是在內部發行的《鋼鐵的部隊：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軍史》中，僅有十八字簡要磘述：「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不過，亞洲週刊獲悉，徐勤先被當局關押五年釋放後，被迫離開京城，隱居河北石家莊。友人書贈他的一副對聯，也得以躲過當局審查而在公開出版物中發表。
徐勤先的好友、九十二歲的李銳，曾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秘書、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在一次與友人談話時說：「鄧小平在政治上揹了兩個包袱，一個是八九年『六四』，一個是三峽工程。」八九年六月四日前的那些天，李銳沒有上街，但「六四」晚上，家在木樨地復興門外大街的李銳夫婦，站在陽台上一個通宵，看著大街上發生的事。翌日早上，李銳去軍事博物館前面的大街那裏看了。他說，八十輛裝甲車是部隊自己放火燒的，被服裏丟了很多步槍，部隊戰士不幹了。他如此評價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少將：他是解放軍中一個難得的將才。他反對六四鎮壓。正式命令下達，有了可以「開槍」的許可。但人民軍隊怎麼能向人民開槍呢？作為一個將軍，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也知道可能帶來的後果。結果，徐勤先被關押五年。
徐勤先釋放後不久，便去李銳家暢談。出獄後，徐勤先不能在北京居住，去了石家莊，徐勤先七十歲生日時邀請李銳去石家莊相聚，李銳送了一幅手書對聯給「勤先同志」：傲骨虛心真力量，熱腸冷眼大慈悲。這對聯被收入兩年前浙江出版的一部李銳詩詞對聯選集，出版前新聞出版總署審查了此書稿，同意出版才開機印，審查人員「看不懂」，沒明白詩詞裏「勤先同志」的奧秘，這讓李銳樂了好一陣。
零九年「六四」二十週年前夕，在香港「六四」出版潮中，要了解戒嚴部隊，吳仁華的新著《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書。這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完整記述八九年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情況的專著。
當年，民間對徐勤先抗命事件津津樂道，更一度誤傳他是解放軍十大將之一徐海東兒子。吳仁華在新書中說，「在軍事法庭審訊期間，徐勤先用平和婉轉的語氣告訴審訊人員：『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拒不認罪，也沒有推卸責任，鐵錚錚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
對徐勤先抗命事件的詳細經過，書中描述了民間三個版本。版本之一是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現任解放軍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中將，早年在海南省某空軍基地對軍官作的一次內部報告。版本之二是明鏡出版社八年前出版的《中國「六四」真相》一書中提到的徐勤先抗命事件。版本之三是知情者提供的，吳仁華分析認為，最後這一版本比較可靠——
戒嚴前徐的確因病住院
八九年三月，徐和新兵一起作投擲手榴彈訓練，不慎大腿骨折，住進北京朝陽區的北京軍區總醫院。住院四十多天期間，從媒體看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情況，便熱淚盈眶。一位接近徐的人說：「徐軍長那些天變得沉默寡言了。」五月中旬的一天，徐突然被召去北京軍區司令部，司令員周衣冰和政委劉振華傳達中央軍委命令，指令第三十八集團軍火速開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制止動亂。
書中說，徐當場沒有表示抗命，架著拐杖回河北省保定市召集會議，宣布軍委命令，展開戰前動員，作兵力部署，安排部隊進京日程和路線。一切就緒，他給北京軍區司令部打電話，說自己因傷不能帶兵進京。周衣冰說他是故意違抗軍委命令。徐回答說，不管上面給他定什麼罪名，他都絕不親自掛帥出征。掛完電話，徐以請病假為由離開部隊，回到北京軍區總醫院。北京軍區速將徐勤先抗命之事上報中央軍委，楊尚昆獲悉後震怒，簽發了一道中央軍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軍長職務，並將他押送軍事法庭審判。有關人員來到醫院，先出示楊尚昆簽發的命令，而後問徐：「你還有什麼意見嗎？」徐平靜回答：「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準備。我是軍人，沒有服從命令，理該如此處理。你們執行命令吧。至於學生運動，我有我的看法，現在還不能下定論。」
書中說，第三十八集團軍在解放軍中屬於第一王牌軍，也是第一個機械化裝備的集團軍，該集團軍步兵一一二師、一一三師、一一四師名聞天下，「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該集團軍擔負挺進天安門廣場最主要路線，即西長安街的突擊任務，最先向民眾開槍，殺人最多」，「第三十八集團軍執行鎮壓任務十分賣力，立下頭功，大批部隊和官兵因此立功受獎，就數量而言，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中名列前茅，其中，有八名官兵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將當年所有參與戒嚴行動的部隊一一詳細披露，包括進京路線、方式、指揮官、過程，在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的任務和執行情況等。作者吳仁華，生於五六年浙江溫州，七七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獲碩士學位，八六年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他積極參與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組織四月十七日首次遊行，任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六月三日，組織特別糾察隊赴天安門廣場維護秩序。九零年以跳海游泳和乘坐漁船方式抵達香港，後流亡美國，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在入讀北京大學之前，他是公安邊防部隊軍人。他說：「搜集資料難，又涉及軍隊，顯得特別敏感。軍隊的資訊被列為國家機密，每支部隊除了番號，團級以上單位還有代號，部隊隊外只能使用代號，連番號都屬於機密。」經曠日持久的努力，他基本破解了有關戒嚴部隊的資料。
此書披露了迄今為止最完整的戒嚴部隊各級指揮官進爵的名單，首次公布了一份參與戒嚴行動的官兵名錄，包括部隊番號、職務、軍銜，人數已逾二千。吳仁華說，他們「即使不是六四血腥事件的責任者，也是六四見證人，他們有責任、有義務說清楚他們當年做了什麼，見到了什麼」。
在這一波出版大潮中，由明鏡出版社剛推出的蔡錚的《一個解放軍的一九八九：戒嚴部隊怎樣對待軍中反叛者》，無疑是《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的姐妹篇。現居美國的蔡錚，五六年生於中國將軍縣湖北紅安縣，八一至八四年入讀湖北黃岡師範學院英語專業，八五年參軍，服役於北京空軍，八九年六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附近被捕，九一年入讀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九六年入讀美國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分校攻讀社會學博士。他在此書描述了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特殊的經歷，被戒嚴部隊抓捕後，他在恐怖中面臨死亡威脅，而後被關押在北京一看守所，最終被部隊遣返回鄉，他在老家始終掙扎，以圖改變命運。他說：「我一直害怕去觸碰那段經歷，終於一次次鼓足勇氣把它寫完。」早在二零零零年，他在芝加哥一家信用卡公司任職時，就挑燈夜戰一年，用英語寫下此書《To Prove Being Alive》（《證明活著》），卻始終沒有美國主流出版社願意出版，書稿一擱八年，零九年初才翻譯成中文，改為現書名出版。■ ¶ 5:28 AM 0 comments
政府終於肯公布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何時離職，不知為何，童工總覺有點說不出的唏噓，可是總是不知何解，之後與A談任總離開，A忽然說，連任總也走了，港英時代舊精英官僚，終於全部退出政治舞台，我們「正式」向港英年代的英式精英政治文化告別了！
或許A的說法，正是童工心中感到唏噓的原因，連任志剛也要走了，究竟，當年港英留下來的英式政治傳統，還剩下多少呢？不錯，港英殖民地年代，英國人有沒有給與香港人民主？沒有！英國人有沒有重視港人民意呢？有需要的時候有，沒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完全當作看不到！那些英國派來官僚，有沒有看不起香港人呢？當然有喇！可是，總不能不佩服，港英年代那些官僚的政治操作技巧，還有他們遺留下來的英式議會文化！當年香港經歴了五、六十年代暴動、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八十年代前途談判、九十年代中英角力，那些港英官僚，總可以在政治夾逢之中，找到位置，盡一己政治責任之餘，又可以堅持原則，不斷令香港向前走，即如既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又可以了斷改善基層福利，甚至不惜冒極大管治風險，扭轉香港那積習數十年的貪污，帶領香港走上亞洲四小龍之路，就算後來彭定康來港，縱使是與北京對著幹，他那親身示範民主、問責為何物的政治試演，到今天也影響著由特首以致一眾立法會議員。
原來，我們在回歸十二年後，也從未罷脫英國人留給我們的範例，今天我們批評政治人物，政府官僚，其實也是用英國人留給我們的一把尺，去量度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大小小官僚的表現，現在，連最代表港英年代官僚任總也要退下了，那，又怎不能令人唏噓？
那個年代，港英政治精英們，縱使是如何不濟，倒還是有些底線，他們是會堅守的，包括尊重自己作為公務員的原則、信念和堅持！正如B說，那個年代，那些高官，無疑他們是很「寸」，很有官威，可是他們倒是實事求事，只要在理據上可以說服他們，贏得他們尊重，那些港英官僚，倒較今天特區政府官員，更願意聽不同聲音，接納不同意見。或許那是港英官僚政治技巧，可是今天特區官僚，就連這些門面工夫也學不到，他們懂的，只是親疏有別，阿爺不滿的民主派，敬而遠之，避之則吉！
或許，這一切只是童工這港英餘孽的一廂情願想法，又或，童工根本不懂欣賞今天特區施政、一眾問責官員表現是如此美好，甚或，童工無法理解煲呔及一眾問責官員面向祖國，甚至不惜放棄原則的難處，童工只知，當年港英管治方式、英式政治精英文化，已一去不覆返了！
那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容或由大家判段好了！
p.s. c說，就算任總走了，煲呔不是港英遺下的最後一個官僚嗎？童工回應說，煲呔像滿清最後一個太監，多過像港英最後一名官僚！ ¶ 5:13 AM 0 comments
江迅、郭兴艳／
在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最后期限五月十三日的前两天，中国仅提交东海大陆架「初步信息」，而南海及钓鱼岛信息未见，被港区政协委员刘梦熊称为「外交豆腐渣工程」，要求严肃追究。
一场大规模的「圈海运动」在全球展开。随著各国纷纷在五月十三日前向国际机构递交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界申请，这场被称为「全球蓝色圈地」运动引起世界关注。大陆架价值无限，各国争相「插旗」。日本、越南、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中国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案中，都涉及中国权益问题。
一场涉及中国领海权利的风波再起。在人们翘首以待之时，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在最后期限的前两天，中国政府终于提交了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资料）」。这一举动却被斥为「外交豆腐渣工程」，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有志驾驶「钓鱼台二号」前往东海、南海，向一些有所谓「争议」的岛屿宣示主权。
据大陆架界限管理委员会(CLCS)网站透露，截至十三日，共有五十个国家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方案」，另有中国、韩国等一批国家提交了「初步资料」，要求将专属经济区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划界为本国享有权利。五月十一日，中国政府终于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十七页的「中国关于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资料）」。据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宣称，「这次提交的文件涉及中国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北京提交的还不是划界方案，而是「初步信息（资料）」。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规定，沿海国提交初步资料外，还需说明编制划界方案情况和打算提交划界方案的日期，「收到提交的划界方案之前，委员会将不审议分段提交的初步资料」。对此，亚洲週刊向CLCS发函询问，五月十五日获得回应说，中国虽并未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但已经提交初步资料，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只要在期限前提交初步资料，也是符合要求的。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于九七年成立，是独立的国际机构，不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九九年五月十三日制订供各国提交划界方案参照的《科技指南》，十年内各国提交划界案，这样就有了零九年五月十三日这个期限。「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中国籍委员、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吕文正研究员说，目前提案国有两个选择：
第一，不管有没有人反对，先把划界案提到委员会。哪怕委员会最终不审，它也达到了宣示权利的目的。第二，先提交没有争议的海域的划界案，以此保留今后提交其他海域划界案的权利。零八年《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决定，缔约国只要在五月十三日前先提交一份有关外大陆架界限的「初步信息」，就被看作是满足了期限规定。这相当于先挂一个号，以后具备条件再提交划界案。
不过，北京外交部的提交「初步信息」的这一举动，仍引起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智富能源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刘梦熊的愤慨。他直斥是「外交豆腐渣工程」。他接受採访时说：「外交当局交出如此『功课』，根本是敷衍塞责。大陆架划界事关国家海洋权益，但外交当局竟然够胆『偷工减料』，是典型的外交『豆腐渣工程』，必须严肃追究！」
他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会议通过决议，沿海国十年内提交划界方案，零九年五月十三日是个期限。足足十年，北京当局提交的却不是大陆架「划界方案」，而只是提上「初步信息」了事，外交部有关部门过去十年究竟为中国大陆架划界做了哪些工作？为甚麽连一个「方案」也搞不出？五月十二日，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詹永新等多人约见刘梦熊，就此事向他作了解释。但刘说，应该向中国人民作出解释。
刘梦熊说，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大陆架或外大陆架与北韩、南韩、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相邻，相当部分有划界交叉、重叠；而南海的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等中国固有领土，本身位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汶莱和印尼的大陆架或外大陆架上，被人家借大陆架划界为名浑水摸鱼、划为己有是意料中事，为甚麽中国外交当局居然置黄海、南海的大陆架（包括外大陆架）于不顾，只提「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为什麽连东海也只提部分，不是全部？究竟有没有把钓鱼岛所在海域大陆架包括进去？
刘梦熊说，中国—越南经贸合作网是中国商务部和越南贸易部合作主办的。四月下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越南任命「黄沙岛县」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表示强烈抗议，说中国对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越经贸合作网刊登了这一新闻。越南提出抗议，要求网站删除这一新闻，北京竟然真删除了。越南与马来西亚还联合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把中国南海海域和岛礁瓜分完毕。
刘认为对越南如此嚣张行动，中国没必要继续对越援助。越南动用十八亿美元购买六艘俄罗斯基洛级潜艇，以此布兵南海海域对抗中国，中国一边给越南经济援助，越南一边动用外汇购买潜艇与中国对抗，中国不能再做「农夫与蛇」中的农夫了。
越南借白龙尾岛不还
北部湾白龙尾岛自古是中国祖辈生活和打鱼的地方，为抗美援越，中国将白龙尾岛供越南使用，结果越南霸佔至今，中国也不力争索回。越南如此不讲信用，忘恩负义，中国援助越南政策，应该深刻检讨。对朝鲜援助也是这个问题。
保钓行动委员会创建者之一、香港社会民主连线骨干成员曾健成（阿牛），于九六年在香港发动保钓运动，去钓鱼岛宣示主权，前后八次驶船前往钓鱼岛。五月十五日他接受採访时说：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早在三月末、四月初透过香港中联办致函北京国务院和外交部：要求五月十三日前，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方案，绝对不能「行政不作为」，放弃中国的权利；中国提出的划界方案，必须毫不含糊地将东海的钓鱼岛和南中国海传统习惯U形线内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直到曾母暗沙的所有岛礁悉数列上。
拟赴南海宣示主权
据曾健成透露，他们准备近期将以「钓鱼台二号」船钓鱼名义重新出海，南北走一大圈，向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直到曾母暗沙的所有有所谓「争议」的属于中国的岛礁宣示主权。目前正在等待香港海事处、香港律政司的回覆。
「钓鱼台二号」原本决定五月二日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后因香港海事处认为「钓鱼台二号」改变打鱼用途和出海安全理由，不淮「钓鱼台二号」出海。目前，「钓鱼台二号」船几乎无法走出香港海域，只能在香港水域范围内游弋，每一次出发，就有多艘海事处水警快艇伴行，将行走到接近水域界线时，他们就围堵，还跳上船，不淮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出海。
曾健成说：「不让我们『钓鱼台二号』船出海，是特区政府受到中央的压力。零六年我们『保钓二号』船出海，现在这艘『钓鱼台二号』船与那条『保钓二号』船是同类型的。当年船隻可以自由进出，现在却说船隻设备不完备，又说是渔船，只能捕鱼。」
保钓行动委员会已先后发出律师信给香港海事处和律政司。十四日，律政司回覆，认为海事处于五月一日所作出的拒绝允许「钓鱼台二号」离开香港水域的指示有效，不予撤销。十五日保钓行动委员会回覆说，计划用捕鱼的方式而和平宣示主权活动，即先去捕鱼，再去钓鱼岛宣示主权，换言之，宣示主权活动本身就是捕鱼。
他们再次要求海事处撤销五月一日所发出的指令。他们要求澄清，如果「钓鱼台二号」到钓鱼岛「捕鱼」，会否受阻拦，如受阻拦，理据何在。现时首先要解除当局禁制离开香港水域的命令，之后才安排再度出海。他们要求律政司回覆。看来，从保钓到「圈海运动」，外大陆架权益引发的争议和抗争还会继续。 ¶ 4:09 AM 0 comments
作者：孔鹏
在经济危机中壮大的艺术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冲击，富豪也不能避免，已满80岁的李嘉诚在漫长的商业生涯中经历过多次危机，但他反而以高人一筹的“危机创富力”，带领“长和系”在历次危机中不断壮大，其个人财富也更上一层楼，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他首次坐上了香港首富的交椅。
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一直奉行“现金为王”的财务政策，注重维持流动资产大于全部负债，以防地产业务风险扩散；在楼市低迷时，长实也比对手更愿意采取低 价策略来加快销售。保持财务稳健的同时，李嘉诚善于针对不同的市道实施不同的策略，如在股市高位时再融资，楼市低谷时竞标拿地、逆市扩张。其另一个技巧 是，将工业用地改为住宅和商业用地的谈判拖入低潮期，从而节省补交地价的费用。
多元化经营的和记黄埔，更充分地放大了李嘉诚逆市扩张的投资哲 学。和黄近年的商业模式为：通过一系列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业务，为投资回报周期长、资本密集型的新兴“准垄断”行业提供强大的现金流支持。在亚洲金融危机 后，和黄先后出售了Orange等资产，用非经常性盈利平滑了业绩波动。另一方面，资产出售带来的利润，为和黄在危机后的低潮期大举投资港口、移动通信等 “准垄断”行业提供了资金支持。新领域的投资需要巨额资金。在零散出售资产无法满足后续资金投入时，和黄又采取了将各项目分拆上市的战略，使各项目负担自 身的现金流，并避免和黄股价被严重低估。截至2008年6月30日，和黄的现金和流动资金总额已达1822.89亿港元。
目前，李嘉诚很可能是在等待 另一个1999-2000年那样的危机后复苏期的到来，市场或许会再次对和黄现有的某项业务开出高价，届时他可以选择获利了结，并利用本次金融危机的机 会，低价投入那些资产价格被压制的项目或者另一个全新的领域。
从金融危机中的个人投资表现看，李嘉诚同样善于高沽低买、控制风险，对于所投资项目的价值和价格掌握精准，制造了大量非经常性盈利。在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中，他成功增持了“长和系”股份。
当然，李嘉诚的成功不仅在于恰当的过冬哲学，其对于投资趋势的判断、时机的把握，同样需要经验、理智与胆识。自2007年起，每次重大媒体发布会上，李嘉诚都不断提醒投资者面对泡沫要量力而为，即使作长线投资也要谨慎，并直斥利用内幕消息赚钱是“罪过”。??
虽然李嘉诚在过去的亚洲金融风暴等危机中资产不断壮大，但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过冬，仍有待市场的考验。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中国富豪们的腰包大大缩水。A股和港股持续大幅下挫，令杨惠妍、朱孟 依等国内财富“新贵”的损失合计超过1万亿元；素来经营稳健的中信泰富“中招”累股证，导致荣智健的持股市值在两个交易日内就损失了66%；绰号“亚洲股 神”的“四叔”李兆基曾预测2008年秋季恒指将达33000点，而他旗下恒基地产的股价数月内跌去了3/4。
回过头看，“长和系”主席李嘉 诚在对时势的判断上非常准确。虽然旗舰公司长江实业（00001.HK，下称“长实”）与和记黄埔（00013.HK，下称“和黄”）的股价下跌也一度超 过40%，导致李嘉诚的财富在2008年大幅缩水，但是港交所的资料显示，李嘉诚不仅在2007年的高位将手中的多只中资股套现，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损失， 而且在2008年内多次增持旗下公司股份，略微摊低了持股成本。
李嘉诚的财富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但很少有人发现，李嘉诚往往在金融危机或者经 济衰退中体现出高人一筹的“创富力”，甚至能够使个人财富更上一层楼。比如，在1996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李嘉诚以106亿美元名列香港富豪第 三位，位居李兆基家族和郭炳湘兄弟之后，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李嘉诚的财富反而在1999年大幅增长，并首次坐上香港第一富豪的交椅（图 1）。在2007年3月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李嘉诚以230亿美元的财富位列香港地区第一，比第二名李兆基的170亿美元多出50亿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 爆发之后的2008年3月，李嘉诚的财富达到265亿美元，比李兆基190亿美元的财富增速更快；而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后，“和黄系”的股价跌幅远小于李 兆基的“恒基系”，双方的财富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那么，李嘉诚究竟有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秘诀”？“长和系”能够历经风暴而持续增长，其在经济衰退中的策略又是什么呢？我们试图通过分析长实与和黄这两只“长和系”旗舰，回答这些疑问。
两大旗舰各有分工
从集团架构来看，长实是整个“长 和系”最上层的公司。截至2008年10月，李嘉诚旗下信托基金持有长实40.24%股份，长实持有和黄49.9%的股份，而和黄持有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 司（01038.HK，下称“长江基建”）84.6%的股份，长江基建持有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00006.HK，下称“港灯”）38.9%的股份。同 时，长实分别持有44.3%的长江生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00775.HK，下称“长江生命科技”）及14.6%的TOM集团有限公司 （02383.HK，下称“TOM.COM”）股份，和黄则持有59.3%的和记电讯国际有限公司（02332.HK，下称“和记电讯国际”）、 71.5%的和记港陆有限公司（00715.HK，下称“和记港陆”）及29.35%的TOM.COM股权。按2008年10月31日的市值计算，长江集 团旗下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联合市值为5420亿港元。此外，“长和系”旗下还有多家公司在国外上市，如和黄持有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赫斯基能源（证券 代号：HSE，下称“赫斯基”）34.6%股份和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和记电讯澳洲公司52.03%股份，和记电讯国际持有在纳斯达克和以色列的特 拉维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Partner电讯（证券代号：PTNR，下称“Partner”）等（图2）。
目前这样一个集团架构，是李嘉诚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夕搭建起来的。这种架构的好 处，是可以起到降低盈利波动幅度从而平滑盈利的效果。此前的架构，是长实直接持有和黄45.4%股份和长江基建70.7%股份，而和黄持有港灯34.6% 股份（图3）。由于长实主要从事地产开发，长江基建从事基础建设，二者在业务类型和业务地域上相关性较高，因而长实的综合盈利波动较大。在新架构下，长江 基建控股港灯，不仅二者业务性质相关较低，而且港灯可以为长江基建提供稳定而连续的现金流，解决了长江基建回报期长、业绩波动大的问题。长实不直接持有长 江基建之后，盈利波动性降低，而且和黄的回报稳定，对长实业绩曲线起到了一个明显的平滑效果（参见本刊2003年2月号《李嘉诚如何思考大策略》）。
很明显，在新的架构下，李嘉诚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策略可以主要围绕长实展开，而由于 和黄贡献了长实约2/3的利润，其在危机中的应对策略也同样重要。研究发现，长实与和黄的危机应对策略有很大不同，而正是因为二者的策略互为补充，才使整 个“长和系”历经危机而不断壮大。
长实:现金为王
长江实业是李嘉诚全部基业的起点。“长江”二字取自荀子《劝学篇》中“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也体现了长实的经营策略。作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地产发展商之一，除了投资以外，长实长期以来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在香港开发一系列的住宅及工 商物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香港每7个私人住宅中，就有一个是长实开发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长实的地产开发重点从香港转向内地，并积极 投资和营运新的领域，包括互联网和生命科技等。不过，这些投资的比重较小，长实通常还是被看成是一家地产公司。
策略一:维持流动资产大于全部负债，
防止地产业务风险扩散
长期以来，长实的对外长期投资等非流动资产占到总资产的3/4以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非流动资产的比例更高达85%以上。虽然资产庞大， 但李嘉诚一直奉行“高现金、低负债”的财务政策，资产负债率仅保持在12%左右。李嘉诚曾对媒体表示：“在开拓业务方面，保持现金储备多于负债，要求收入 与支出平衡，甚至要有盈利，我想求的是稳健与进取中取得平衡。”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香港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其中，从1994年 4月到1995年第三季，在香港政府推出一系列压抑楼价措施以及美国连续7次调高息率等因素的影响下，香港楼市曾一度进入调整期，住宅楼价下跌约三成（图 4）。财报显示，以地产开发为收入主要来源的长实在这一年大幅了降低长期贷款，提高资产周转率，使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全部负债，而且并未像新鸿基地产等开发 商一样向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1996年，香港经济再度上扬，房价和股市都走出了波澜壮阔的大行情，长实的流动资产净值大幅增长，长期负债却保持着原有的 线性增长速度，从而在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流动资产仍然大于全部负债（图5）。
不过，长实可用于地产开发的现金流并不宽裕。众所周知，房地产企业的流动资产中包括物业存 货，即土地、在开发和待售的房地产项目，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长实的流动资产净值分别在1998年和2007年两个年份出现拐点，由正转负。这说明在两次 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长实手头的现金难以支付一年内到期的债务。从长实的现金流来源看，以2001年为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1996-2001年， 长实融资前的现金流入净额一直是负数，到2001年末，长实的年末账面现金仅相当于总资产的0.8%，后续资金压力很大；2001年之后，长实的融资前现 金流波动加大，呈现出一年高、一年低的情况，这说明长实是在依靠外部融资产生的现金流与之对冲的情况下，才维持了账面现金的稳定（图6）。
既然现金流并不宽裕，而且长实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很低，始终没有超过15%，为什么长实不通过增加负债解决资金问题呢？
从长实的发展背景来看，1997年之前长实所面对的形势与国内地产商目前的形势比较相似。自1985年香港进入过渡时期以后，其地产市道便进入一个长周 期的上升阶段，特别是1991年以后，由住宅楼宇带动，地产价格连年大幅跳升。香港仲量行的住宅指数显示，从1984年1月到1997年7月的13年半期 间，香港住宅楼价整整上升了3倍。在这一背景下，香港住宅开发类地产公司快速膨胀。这类公司的经营模式具有如下特征：市价拿地，市价卖房，快速销售，快速 回笼，分散布局，规模效应，盈利能力一般，产品集中于面向中等收入基层的大众化住宅。不过，该模式的缺点和优点同样明显：公司业绩对楼市房价、成交量非常 敏感，在房价上涨中将显著受益，具有很强的进攻性，但在成交量萎缩的楼市中，销售压力较大；销售收入、现金流和业绩对销售速度依赖性较高，必须保持高于行 业平均的周转速度，才能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弥补地价成本高、毛利率低的短处。长实正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上世纪90年代，长实策划了四大私人屋 村的发展计划，包括蓝田地铁站的汇景花园、茶果岭的丽港城、鸭利洲的海怡半岛，以及元朗天水围的嘉湖山庄，都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仅见的大型发展计划。四大 屋村共占地747万平方英尺，可提供楼面面积2953万平方英尺，其中住宅单位逾4万个，总投资超过185亿元。从长实的资产结构和现金流入情况也可以看 出，长实在这一时期对外部融资有着超常规的需求。
然而，李嘉诚通过对债务的控制，使总负债仅与地产业务的流动资产相匹配，而不是与长实整体资 产相匹配，使地产业务的风险在集团内得到控制，避免其风险扩散到其他业务。而正是因为在房价上涨时期保持了较低的负债率，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尽管银行向一 般客户收紧信贷，长实仍成功筹措到银团贷款并发行票据，后者还得到超额认购。1999年2月，长实通过发行浮息票据融资12.5亿港元，同时获得银团贷款 25亿港元，使可用于地产开发的资金相对充裕。
策略二:借股市高位再融资
香港经济中一向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股地拉扯”，也就是股市与楼市的 联动。具体流程是：房地产商纷纷上市，到股市融资，以募集资金四处圈地，造成地价不断上涨，而高价圈来的地也直接反映在房地产商的市值上，然后房地产商不 断在资本市场上增发新股再融资，形成“良性互动”；而在销售市场，高地价“暗示”并推动现售房价的上涨，房地产商赚取巨额利润，推动股价进一步上涨。不 过，由于李嘉诚在长实的持股比例仅为33%左右，为了保证控制权，长实除1987年曾参与“长和系”供股计划外，一向很少进行股本融资。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香港恒生指数从1995年初的6967点猛升到1996年底的13203点，涨幅高达89.5%；而且自1995年第四季度 起，香港地产市道也从谷底迅速回升，房价几乎每天都创出新高，中原地产指数由1996年7月的66点急升至1997年7月的100点，12个月内升幅逾 50%。在股价和房价高涨的情况下，长实于1996年实施了9年来的首次股本融资，募集资金51.54亿港元。此外，长实还通过附属子公司向少数股东大量 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资金41.78亿元。财报显示，长实1996年的融资前现金流出净额高达88.88亿港元，而主要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使当年的净现 金流入由负数转为正数。这也使长实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市场银根收紧之后，仍然可以进行选择性投资。
策略三:率先降价销售
1997年第四季度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的经济和物业市场急转 直下，银行信贷紧缩，股市及资产价格大幅缩水，投资和消费愿望低落。但是，根据长实的公告，“在第四季度发售的鹿茵山庄及听涛雅苑二期项目，在淡市中仍然 取得了理想的销售业绩。”其中，听涛雅苑二期获得了高达3倍的超额认购。而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李嘉诚坦承是因为“灵活和掌握市场动向的营销策略”。 换言之，是长实在业内率先进行了降价销售。
长实开发的鹿茵山庄第一次开售，正值1997年10月股灾之后，香港楼市停滞不前之时。开始，长实 以分层单位约12000港元/平方英尺、独立洋房约16000港元/平方英尺的高价出售，但是内部认购冷淡，长实因而决定推迟4天公开发售，并宣布减价两 成促销。中原地产的资料表明，受该此消息影响，香港大埔区的楼价迅速下跌了7%，元朗、上水等邻区的楼市也因此受压。此后，长实的听涛雅苑二期以平均每平 方英尺5181港元开价，最低价不到4700港元，被香港媒体称为“为市场之震撼价”，“威胁同区楼价，对市场雪上加霜”。在减价促销的同时，长实还推出 各种优惠措施 加以配合，比如在推销天水围嘉湖山庄美湖居剩余单位时，推出“110%信心计划付款方法”，采取期权的概念以“包升值”来促销。
长实率先低价促销新楼盘之后，香港各地产开发商纷纷加入减价行列。数据显示，到1998年1月，香港各区的大型私人屋售价均已从1997年第二季度的高 位大幅回落，跌幅普遍超过3成，大部分已返回1996年初水平。减价风潮也燃起了开发商之间的“战火”。据香港媒体报道，1998年5月，新鸿基地产（简 称“新地”）推出青衣晓峰园160多个单位，楼面售价为4280元/平方英尺，但随即遭到长实的截击，长实以比市价低两成的“超震撼价”—楼面4147元 /平方英尺推出青衣地铁站上盖盈翠半岛对撼，结果造成轰动效应，开售当天已全部售罄1300个单位，而新地的晓峰园则只售出约80个单位。新地随即部署减 价反击，将晓峰园售价大幅减少一成七，并委托地产代理大规模促销。
摩根士丹利同期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长实相比竞争对手更愿意采用低价策略来加快销售。香港住宅市场自1997年6月以后持续下滑的形势，证明这是一个恰当的策略。长实对降价如此随意，也是因为它的收入来源比其他开发商更加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扩散后，长实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据媒体报道，长实在北京投资的第一个别墅项目誉天下，在低迷的楼市下开始以最低5.7 折甩卖。据誉天下销售人员透露，从2008年11月8日至11月11日，誉天下别墅项目推出两个组团的特价房，实行“一口价”销售，共有联排、双拼及少量 独栋3种户型，总套数为100套；此次特价销售的联排单价折后是17296元/平方米、双拼18275元/平方米，而誉天下登记的预售价格为30000元 /平方米和35000元/平方米两个价格，该区域别墅的均价也在25000-27000元/平方米左右。
策略四:增持出租物业，低谷竞标拿地
众所周知，香 港地产商在几十年的浮沉拚杀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险管理模式，这就是“地产开发+地产投资（物业出租）”的模式。但是，港岛中区等优质地段的物业早年间都 已被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资洋行占据，也很少有新的土地供应。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前，长实的销售收入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地段集中于地价较低的市区边缘和新兴 市镇，而且大多在新修的地铁站附近，从而便于在项目完工前预售。根据财报，1997年物业销售占长实销售收入的79.88%，占经常性利润的 84.61%。
亚洲金融危机为长实改变盈利模式提供了机会。在1997年年报中，作为董事会主席的李嘉诚表示：“现虽面对经济放缓之环境， （长实）稳健中仍不忘发展，争取每个投资机会，继续拓展其多元化业务。”1998年，一向以住宅地产为主的长实忽然加大了对出租物业的开发，旗下出租物业 在年内相继落成，使当年的固定资产较1997年猛增423%（图7）。虽然商业物业、写字楼和工业物业市场当时也处于调整期，但与住宅市场相比，需求相对 稳定，可以提供可靠的租金收益。李嘉诚在当年给股东的信中说：“集团的优质楼面面积将于未来一、两年间显著上升，使集团的经常性盈利基础更趋雄厚。”
此外，长实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退出了基建业务，代之以发展酒店和套房服务业务，以提供稳定性 收益。到2007年，物业销售已减少到只占长实经常性利润的75.06%，而物业租赁占16.41%，酒店和套房服务占7.27%，降低了由物业销售不稳 定所带来的巨大波动（图8）。
长实在这一时期还抓住竞争者减少的机会，成为竞标拿地的大赢家。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开资料显 示，1998年1月，港府通过招标的方式相继出售位于沙田马鞍山的一块酒店用地和位于广东道前警察宿舍的住宅用地。通常，政府只对公开拍卖的土地限定底 价，而不对以招标方式出售的土地限定底价。根据地政公署的解释，此次之所以采用投标方式，是因为最高投标价往往比次高投标价高出很多，而最高拍卖价通常只 比次高拍卖价高出一个价位，而且当时的地产市场已经陷入低迷，而拍卖要有好成绩，必须有若干竞投者争相出价。香港地政总署在招标前估计，马鞍山土地的售价 应为10.56亿港元。但是，因为对形势判断有误，地政总署一共只接获了两份标书。其中，长实以1.2亿港元的最高投标价中标，相当于楼面价2150港元 /平方米。这一案例成为了香港地产拍卖史上的经典。与此类似，测量师在政府出售广东道前警察宿舍土地前估计，该地价约值4000港元/平方英尺，总值超过 40亿港元，结果以长实为首的财团以28.93亿港元标价再夺一城，楼面地价仅为2840元/平方英尺。
策略五:高潮期合作开发，低潮期独立开发
亚洲金融 危机之前，长实充分利用其声誉及资金，与一些“有地无钱”的公司合作，共同开发这些公司拥有的土地，并通过协议约定利润分配。这种合作对长实十分有利，因 为既可以分享住宅市场的盛宴，又不需要付出大笔资金购买土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合作开发（共同控制）公司按权益法记账，长实只摊占这些公司的损益，而不合 并对方的财务报表。这样，即使合作开发公司为了博取高利润运用了较高的财务杠杆，也不会放大长实自身的财务风险。
财报显示，亚洲金融危机之 前，长实地产业务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绝大部分来自合作开发公司，而从1998年起，总公司和附属公司所占比重开始加大，并逐渐超过了合作开发公司（图9）。 公开资料显示，在地产市场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的情况下，长实在1998年后积极采用投标、收购等方式直接拿地，地理位置多位于市区优质地段，物业类型也开 始向写字楼、商场、工业大厦、酒店等非住宅物业转变，由此加大了独立开发的比重，以便更多地享受利润（表1）。不过，2002年以后，长实把重点转向国内 市场，又重新开始通过合作开发的方式大量储备土地。而为了避免在合作开发公司占有的股权比例过高（通常不能超过50%，并且不能是单一最大股东）从而无法 用权益法记账，长实往往选择同属于李嘉诚旗舰公司的和黄作为合作伙伴。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技巧是，地产高潮时期将工业用地改为住宅和商业用地，需要向政府缴纳大量 资金补地价，但是，如果把谈判拖入地产低潮时期，补地价的费用就相对低廉，可以大大降低开发成本。1998年6月，长实获得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额外 增加海逸豪园开发项目的可建楼面面积约3.94万平方米；12月，长实又获准额外增加东涌市地段的住宅楼面面积约10.56万平方米。
策略五:借利空以个人资产换股
李嘉诚善于借金融危机中的“利空”增持长实股份。当地产企业处于 低潮时，2000年5月17日，摩根士丹利宣布将长实剔除出MSCI指数，从而引发了市场的抛售情绪。但就在同一天，长实宣布拟购入李嘉诚在新加坡私人投 资的“旭日湾”物业的权益，代价是给予李嘉诚1860万股新股，使李嘉诚个人及其信托基金的持股量从34.9%升至35.8%。德意志银行等投行均认为， 长实收购“旭日湾”的价格比该资产的实际价值至少高出10-15%，而且公布日期的选择显然难以用巧合来解释。
该做法的另一巧妙之处在于，李 嘉诚的持股量由此突破了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持股超过35%就要向全部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目前这一触发点已经降 至30%）。按照惯例，用资产换股比较容易获得香港证监会的批准豁免全面收购，而从二级市场收购则很难获批。一旦获批，李嘉诚就享有了另一权利：根据香港 证监会的规定，持股超过35%的股东，有权在每12个月内购买不超过5%的已流通股份，直至达到50%。由此，李嘉诚的增持自由度大大增加。
策略六:内部互助，现金上移
和其他地产商相比，长 实最大的优势在于利润来源分散，由于持有近50%的和黄股份，而且和黄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香港房地产业的衰退冲击（表2）。即使扣 除和黄的非经常性收益计算，和黄1998-2000年间对长实的利润贡献也达到了65%左右。而且在此期间，长实借助和黄的全球性网络，跟随和黄的地产业 务，开始向内地、新加坡、英国等地拓展房地产业务。
和黄对长实的帮助还体现在直接现金支持上。1997年，在地产业的高峰期，长实将所持有的70.66%的长江基建股权全部卖给和黄，和黄则向长实支付了现金55.68亿港元及发行2.54亿股普通股作为代价。通过这次股份发行，长实持有和黄的权益增加了约3.6%。
为了适应李嘉诚的整体战略，“长和系”内不同公司的派息策略明显不同。位于“金字塔”架构底层的公司派息率较高，而位于顶端的长实就较低，这样便于李嘉 诚统一调配“长实系”资金资源，也可以使长实的现金流保持充裕。比如港灯过去13年的平均派息率为57.64%，和黄过去18年的平均派息率为 48.19%，而长实过去18年的平均派息率只有31.72%（图10）。不过，最近几年，由于和黄的3G业务投入过大，现金流受到拖累，过去6年的股息 额固定在73.75亿港元没有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后，长实为解决现金流问题，同样采取了内部互助的方 式。比如，长实向关联方转让地产项目少数股权，并由关联方向项目提供贷款。2008年12月3日，长实通过转让子公司股权的方式，把港铁荃湾西七区物业开 发项目15%的股权转让给一家与自己有多次合作关系的关联公司南丰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南丰”），在此之前，南丰已经为该物业开发项目提供了 7595.59万港元的贷款，该款项正好相等于该项目已支出金额的15%。对于转让的理由，长实含糊地表示：“本集团与南丰曾于其他项目合作，董事会认 为，基于双方以往合作之成功经验，南丰为发展项目之合适伙伴。”
和黄:逆市扩张
如果把长实看作一家地产公司，那么 和黄就是典型的多元化企业，因而更能体现李嘉诚的投资哲学。很容易看出，1997年之前，和黄的利润波动很小，而在此之后，波动明显增 大；1990-1997年，代表利润增长率波动幅度的标准差仅为6.56%，而1997-2007年则扩大到了12.88%（图11）。换句话说，亚洲金 融危机之后，和黄的业绩波动和经营风险大增，李嘉诚对和黄的经营策略有了很大改变。那么，这种改变究竟是什么呢？
策略一:出售资产，用非经常性盈利平滑业绩波动
1997年，经过多年的全球化与多元化发展，和 黄主要从事五项业务：港口、地产、零售和制造、电讯、能源和金融，收入和利润构成比较分散。因此，亚洲金融危机之初，和黄受到的冲击较小。不过，随着危机 的影响扩散，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资产贬值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黄的地产、零售等部门开始受到冲击。比如，其地产部门1998年的税前盈利比1997年减 少23%，这还不包括巨额的特殊拨备；港口业务1998年同比下滑8%，最重要的国际货柜码头葵涌的业务出现收缩；零售、制造和其他服务部门1998年的 经常性息税前盈利同比减少37%，其中，零售部门的百佳超市和屈臣氏大药房在内地出现亏损，香港丰泽电子器材连锁店盈利持续疲弱。
和黄的资金 流由总部统一管理，如果当年的经常性利润较低或者现金流紧张，和黄往往会用出售旗下部分投资项目或资产的方法来解决。比如，在零售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巨大 冲击的背景下，和黄首先出售了宝洁和记有限公司的部分权益。宝洁和记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宝洁持有69%股权，和黄持有31%。1997年，和黄与 宝洁对原协议进行了修改，和黄出售宝洁和记10%的权益给宝洁，双方股权比例变为80%：20%。由此，和黄在1997年、1998年分别获得特殊溢利 14.3亿港元和33.32亿港元。
另一项重要出售是亚洲卫星通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和记电讯与英国大东电报局及中信集团合作成立合资公 司亚洲卫星通讯，和黄持股54%，主营卫星通讯和电视业务。为了集中精力发展移动通信业务，和记电讯于1997年和1998年分两次出售了持有的全部 54%的股份，扣除成本共盈利23.99亿港元，分别为1997年和1998年增加特殊溢利15.15亿港元和6.84亿港元。此外，和黄还在1998年 将和记西港码头10%的股权出售给马士基，一次性获得4亿港元收益，并计入了营业利润。
财报显示，以上资产出售对和黄平滑业绩起到了重要作 用。和黄1997年净利润较1996年增长2.05%，1998年净利润较1997年下滑29.02%，但是，如果没有以上三宗出售股权交易，则1997 年净利润较1996年下滑22.45%，1998年较1997年下滑65.02%。尤为重要的是，在经营形势更为严峻的1999年，和黄出售了从事欧洲移 动电信业务的“橙子”（Orange plc），得到1180亿港元的巨额利润，一举扭转了1997年以来“节节败退”的局面。
策略二 : 投资“准垄断”行业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和黄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拥有一系列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业务，从而为投资新业务提供强大的现金流支持。这些新业务通常是回报周期长、资本密集型的新兴行业，或称之为“准垄断”行业。亚洲金融危机为和黄大举进入这些行业提供了机会。
第一个行业是港口。和黄的港口业务从1995才开始走向全球化，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黄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大举收购港口。1997年，为把握缅甸于 1997年加入东盟的时机，和黄将仰光的货柜货柜港权益增至80%；同年，由和黄控股90%的子公司和记港口（英国）公司购入了Thamesport货柜 港，并签订了一份收购Harwich国际港口的协议，进一步加强英国的港口业务；此外，和黄取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权， 持有两个港口72%的实益权益，并收购了大巴哈马机场公司50%的权益。1998年3月，和黄在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的权益由85%增至88%；在盐 田港的实益权益由47.75%增至49.95%；1998年2月，和黄收购新落成的英国泰晤士港货柜港；4月，收购哈尔威治国际港90%权益，进一步巩固 在英国市场的地位。目前，和黄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港口公司之一。
另一个行业是移动通信。众所周知，香港的富豪大多以地产起家，并逐渐形成多元化 产业集团。但是多元化企业中，能够大手笔投投入电信或高科技产业的，只有和黄。1997年，和黄收购美国西部无线公司（Western Wireless,Inc）5%权益及西部个人通讯服务公司（Western PCS Corporation）19.9%权益，以拓展在美国的移动电话业务。1998年，和黄在印度Hutchison Max电讯公司的股权由29.4%增至49.5%，并认购了该公司一名大股东发行的优先股；通过与以色列一家运营商合资建立Partner电讯公司进入以 色列市场；同年，和记电讯还与荷兰皇家电信公司移动通信部门（KPN Mobile）成立合资公司，从而进军比利时市场。此外，和记电讯还进军非洲，1998年，和记电讯在加纳收购一家拥有全国移动电话牌照的公司80%的股 权，登陆加纳。
1999年是世界电信企业最风光的一年，电信类企业的股票市值屡创新高，和黄抓住时机，创造了“千亿卖橙”的“神话”。先是在 2月份出售约4%的“橙子”股份，套现50亿港元，10月，将“橙子”剩余的约45%的股权全部出售给德国电信商曼内斯曼（Mannesmann），作价 1130亿港元。至此，和黄在2G上全部退出欧洲移动市场。在欧洲8年的经营时间里，和黄在电讯业的总投资回报率高达1475%。
和黄之所以 卖掉“橙子”，除了平滑利润的需要，也是因为在电信领域面对很多困难。由于起步较晚，和黄在2G领域很难成为行业领先者，只能处于第二梯队，而当时3G开 始兴起，提供了一个可以让后进入者成为行业新寡头的机会。在卖掉“橙子”之后，截至1999年末，和黄手持的现金头寸约110亿港元，如果算上上市和未上 市的可变现资产，和黄可以运用的现金达到2030亿港元，李嘉诚认为这足以支撑和黄进军3G领域。
策略三：零散出售，分拆上市，应对资金“黑洞”
起初，和黄预计经营3G的成本，包括牌照费、器 材、利息及争取客户所需要的支出，全部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123亿港元。因此，和黄在出售“橙子”后，在全球各地不断竞投3G牌照。不幸的是，3G的发展 远没有李嘉诚想像的那么乐观。在终端价格一降再降的同时，和黄却必须承受当年高价收购牌照带来的巨额资产摊销。2002年，和黄的3G业务亏损20.7亿 港元；2003年，亏损183亿港元，2004年亏损已扩大到370亿港元。与此同时，和黄到2004年末已向3G业务投入约2000亿港元。因为市场担 忧3G前景，和黄的股价大幅下挫。
在风险日增的情况下，李嘉诚采取了零散出售、分拆上市的办法。1999年8月，和记电讯澳洲公司（HTA） 在澳大利亚公开招股，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11月，和黄通过将以色列的子公司Partner电讯在纳斯达克和伦敦证交所IPO，取得溢利 13.92港元。2000年2月，和记电讯将持有的10.2%的曼内斯曼股权转换为5%的沃达丰电讯股权，获得利润500亿港元，随后又售出沃达丰电讯约 1.5%的股份，获得利润16亿港元；2001年5月，和记电讯将其在Voice Stream Wireless中持有的股份全部出售给德国电信，获得利润300亿港元；2002年4月，以4.1亿美元出售香港和记电话有限公司19%的股权给日本 NTT DoCoMo公司，获得盈利22亿港元。
到2004年，为解决3G后续资金问题，李嘉诚开始分拆旗下主要的电信资产上市，尽量将3G 业务的影响孤立化，从而最终解决3G的困扰。第一步是分拆香港的固定电话业务上市。2004年1月28日，和黄宣布将香港的固定电话业务注入中联系统控股 有限公司（00757.HK，下称“中联系统”），借壳上市。翌日，中联系统复牌后股价急升40%，收市报1.52港元；和记黄埔以0.9港元，相当于当 日股价6折的价格配售中联新股18.18亿股。3月5日，中联系统改名为和记环球电讯控股有限公司（00757.HK，下称“和记环球”）。
第二步是分拆2G业务，即分拆中国香港和澳门、印度、以色列、泰国、斯里兰卡、巴拉圭及加纳等八地电信资产上市。分拆之前，市场普遍预期和黄会将2G业务 注入和记环球，但是，李嘉诚却选择了将2G业务独立上市。2004年10月15日，新分拆出来的和记电讯国际上市，和黄持有70.16%股权。通过这次分 拆，和黄获得特殊盈利41亿港元。
第三步是由和记电讯国际“私有化”和记环球。和记电讯国际上市之后，和记环球帅印旁落，股价由此一浪低于一 浪。和记电讯国际上市计划宣布的当日，和记环球收市大跌至0.61港元，并由此开始一路走低，2004年7月间更已经跌落至0.46港元的水平。2005 年5月3日，和记电讯国际与和记环球共同宣布，将通过协议安排的方式将和记环球私有化。持有和记环球的小股东可以选择现金或股份两种方案：每一股可换取 0.65港元现金，或将每21股和记环球股份转为2股和记电讯国际；现金及股份选择的价格，分别较和记环球股份最后交易日溢价约36.84%及 48.38%。面对此项计划，市场反应不一。有投资者认为，之前和黄以0.90港元配股，而和记电讯国际如今仅以0.65港元的现金报价进行私有化，实为 高卖低买，有失公允，建议提高收购价格。但李嘉诚不为所动，自始至终坚持原报价。最终，该私有化计划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
通过对和记环球在市场预期利好的时候进行配售，在利好落空的时候进行回购，李嘉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套利，但是，该事件引发了关于保护小股东权益的广泛讨论。
第四步，进一步分拆3G业务。2004年12月，和黄披露有意出售25%意大利3G业务（下称“3意大利”）的股权并将3意大利在当地上市。但是，由于市场形势的变化，和黄的IPO计划始终未能实施，于2006年宣布无限期搁置。
综上所述，和黄选择的新领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盈利，在通过零散出售资产无法满足后续资金投入时，和黄采取将各项目分拆上市的战略，使各项目独立 运作，负担自身的现金流，从而缩短整个新投资领域的回报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被分拆上市，各项目的内在价值得以体现，可以避免和黄股价出现被严重 低估的情况。
策略四:先增持再派息
2007年2月，和记电讯国际出售了所持印度第四大移动电讯运营商和记埃萨（Hutchison Essar，和黄与印度埃萨集团合资成立的电讯公司）的股份，从而获得一次性的693.43亿港元溢利入账，市场一直憧憬和黄会将这笔套现资金作并购之用。
2008 年10月20日，和黄宣布以每股平均价8.286港元，增持794.6万股和记电讯国际，持股量升至59.29%。随后，和黄主席李嘉诚更于当月21日和 24日，分别以每股8.908元及9元的平均价，在场内增持2023.1万股和记电讯国际股份，从而使李嘉诚、长实及和黄持有的和记电讯国际股权由 66.87%增至67.03%。
增持完成之后，2008年11月12日，和记电讯国际发布公告，宣布每股派息7港元。如此高的派息金额大大出 乎市场预期。由于李嘉诚旗下企业共持有和记电讯控股67.03%，因此可以收取32.24亿港元股息。而李嘉诚21日和24日的增持行动动用资金约1.8 亿港元，不到20天就可以获得1.416亿港元的股息。李嘉诚和和黄都是在和记电讯国际宣布派发特别股息的前一个月内增持，买入行动是否属于利用内幕信 息，引发了市场的争议。
策略五:积聚现金，等待新机会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和黄就开始采取静观待变的态 度，积聚现金。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和黄的对外投资明显减少。比如，港口部门在收购新港口方面明显不如前几年活跃。同样，零售部门也在收缩。 2000-2005年，和黄在欧洲收购零售资产的活动非常频繁，单单在保健与美容连锁领域，2000年并购英国的Savers、2002年并购欧洲的 Kruidvat、2004年并购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Drogas及德国的Dirk Rossmann、2005年并购土耳其的Cosmo Shop及法国的香水及化妆品零售商玛丽奥诺（Marionnaud）。但是，2007年之后没有任何收购。和黄地产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与 2004-2006年相比，2007年在国内收购土地的活动明显减少，并且只是集中于一些重点区域，比如上海浦东、武汉和重庆。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表 示，和黄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提高现存资产的盈利能力上。
2007年以来，和黄内部最活跃的业务毫无疑问是赫斯基能源。除了与中海油在南海共同开 发石油和印尼项目外，还在冰岛获得了两个石油勘探项目。更重要的是，2008年3月，与英国BP公司达成协议，成立针对油砂开采及下游炼化的合资企业。这 家李嘉诚通过家族公司与和黄于1986年斥资32亿港元收购的石油公司，目前已成为和黄最大的盈利来源，也是李嘉诚与和黄最大的经常性现金流来源。仅 2008年第二季度，赫斯基就分派季度息0.5加元，个人持有赫斯基约36%股权的李嘉诚，以及持有约34.6%股权的和黄，估计分别获派股息约 11.82亿港元及11.36亿港元。
虽然3G业务仍在亏损，李嘉诚最近自信地表示，除非出现不利的法规或市场变化，预计3G项目到2008 年下半年将录得盈利，而2009年全年将录得盈利，届时和黄的负债情况将大大缓解。如果和黄的3G业务确实可以在2009年带来正现金流，就将会为和黄并 购其他业务领域打开大门。从账面看，到2008年6月30日，和黄手头现金和流动资金总额已高达1822.89亿港元，按照和黄的惯例，不会容忍如此大量 现金在账面存留太久。目前，李嘉诚很可能是在等待另一个1999-2000年的到来，就像“橙子”和Voice Stream身上所发生的，市场或许会再次对和黄现有的某项业务开出高价，届时他可以选择获利了结，从而积聚更多的现金，投入那些资产价格被压制的项目或 者另一个全新的领域。
寻找最佳交易机会
“长和系”内各公司充任的战略角色不同，投资方向各异。此外，李嘉诚也通过个人的信托基金频繁进行交易。我们希望通过简单的梳理，可以找到李嘉诚可资借鉴的经营哲学与投资理念。
广泛试水，控制风险
与从不涉足高科技公司的巴菲特不同，李嘉诚并不抗拒高科技的诱惑。李嘉诚基 金会发言人就表示，李嘉诚一向对革命性及创新性的科技项目感兴趣。比如，“长和系”1996-1997年就开始投资互联网行业。1999年1月，长实、和 黄与李泽楷合资设立Tom.com；2000年，长实、和黄与香港两家最大的银行—汇丰、恒生银行合资成立汇网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金融危机爆 发前夕，2007年5月，李嘉诚通过旗下信托基金，连同国际著名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等，向全球首个提供高清网上电视服务的Joost网站注资约4500 万美元，推动Joost加快产品的开发和服务，并扩充全球市场。而在此之前，在微软宣布投资2.4亿美元获得Facebook公司1.6%的股权之后不 久，李嘉诚信托基金也向Facebook投资6000万美元，获得该网站0.4%的股权。
李嘉诚还钟情中医药行业。1998年，李嘉诚就与香 港新世界集团联手打造香港“中药港”。2000年，和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成为同仁堂科技第二大股东。2003年12月，和黄通过附属公司和记中药，与同仁 堂集团总部成立北京同仁堂和记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同仁堂与和记各占49%股份。合资公司全面介入同仁堂的所有实体项目，如内地开设药店、药品或药材生产以 及同仁堂海外开店。2001年8月，和黄出资1.1亿元与上海药材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和黄药业，双方各占50%股份。2004年5月底，和黄与广州白云山股 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以白云山中药厂为基础成立合资公司—白云山和记中药有限公司，投资金额10亿元。
综合以上项目，李嘉诚主要都是与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合作，以共同控制的方式进行投资或者个人进行少量投资。这样做，既可以分享该公司的权益增长，又不会因该公司出现问题而增加“长和系”的财务风险。
高沽低买，增减有道
从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来看，李嘉诚对于所投资项目的价值和价格掌握精准，善于 运用高沽低买的策略，制造大量非经常性盈利。自2007年起，每次重大媒体发布会上，李嘉诚都提醒大家谨慎投资。2007年5月，他直言对内地的炒股热很 是担心，认为内地股市已经出现泡沫，提醒股民要量力而为。2007年8月，他告诫股民，目前内地及港股均处于高位，以他多年的投资心得和经验，即使作长线 投资也要小心，如作短期投机性买卖，更存在风险。2008年3月27日，李嘉诚表示港股仍未调整到合理水平，建议内地投资者要量力而行。2008年8月 20日，受内地救市消息影响，香港及内地股市大升，他再次告诫投资股市要“好小心”，并直斥利用此类消息赚钱是“罪过”。
2007年9月25 日至11月30日，李嘉诚旗下信托基金及“长和系”10次减持东方航空，共减持近1.62亿股，套现约17.02亿港元；2007年11月1日至12月 14日，共6次减持中国远洋1.8亿股，套现约51.72亿港元；从2007年11月2日至12月14日，李嘉诚5次减持中海集运，共减持5.56亿股， 套现约20亿港元。减持之后，这三只股票的市值在一年内都跌去了近90%，李嘉诚因此避免了近百亿港元的损失。
另一方面，在香港股市深幅下跌 的过程中，李嘉诚开始增持“长和系”股份，仅2008年4月11日至7月16日的3个月内，就先后10次共斥资5.8亿港元增持长实；在9月29日至10 月8日之间，又继续增持42.8万股长实，所涉资金约3525万港元。10月21日，李嘉诚以每股8.935港元买入976.7万股和记电讯国际股份，这 是他自2008年2月以来的首度增持，其后在10月24日、29日和30日三个交易日，又以每股8.34-9港元继续买进，持股量从2月底的66%增至 10月30日的67.03%。11月14日，李嘉诚又出手增持和黄30万股，每股平均价37.225港元，涉资1116.8万元，持股比例上升至 51.38%，这是他2006年5月以来首次增持和黄。
2007年3月以来，李嘉诚在长实的控股比例从39.03%提高到40%。在增持的过 程中，长实股价从96.781港元/股升至110.289港元/股。与2007年初李嘉诚持有长实约875亿港元的市值相比，2007年7月李嘉诚对长实 的最近一次增持以后，其持有的市值高达1022多亿港元，增值约147亿港元。不仅如此，2007年9月，李嘉诚还增持了Tom.com，在购入120万 股Tom.com股份后，其持股数增至13.96亿股。
李嘉诚语录
投资原则
“好景时，我们绝不过分乐观；不好景时，也不必过度悲观，这一直是我们集团经营的原则。在衰退期间，我们总会大量投资。我们主要的衡量标准是，从长远角度看该项资产是否有盈利潜力，而不是该项资产当时是否便宜，或者是否有人对它感兴趣。我们历来只做长线投资。”
“现金流、公司负债的百分比是我一贯最注重的环节，是任何公司的重要健康指标。任何发展中的业务，一定要让业绩达致正数的现金流。”
“好谋而成、分段治事、不疾而速、无为而治，若能拈出这四句话的精髓，生命是可以如此的好。‘好谋而成’是凡事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分段治事’是洞 悉事物的条理，按部就班进行。‘不疾而速’就是你没做这个事之前，你老早想到假如碰到这个问题时你怎么办。由于已有充足的准备，故能胸有成竹，当机会来临 时自能迅速把握，一击即中。‘无为而治’则要有好的制度、好的管治系统来管理。兼具以上四种因素，成功的蓝图自然展现。”
“眼光放大放远，发展中不忘记稳健，这是我做人的哲学。进取中不忘稳健，在稳健中不忘进取，这是我投资的宗旨。”
投资准备
“随时留意身边有无生意可做，才会抓住时机，把握升浪起点。着手越快越好。遇到不寻常的事发生时立即想到赚钱，这是生意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能买下希尔顿是因为有一天我去酒会，后面有两个外国人在讲，一个说中区有一个酒店要卖，对方就问他卖家在哪里？他们知道酒会太多人知道不好，他就说， 在Texas（德州），我听到后立即便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希尔顿酒店。酒会还没结束，我已经跑到那个卖家的会计师行（卖方代表）那里，找他的 auditor（审计师）马上讲，我要买这个酒店。他说奇怪，我们两个小时之前才决定要卖的，你怎么知道？当然我笑而不答心自闲，我只说：如果你有这件 事，我就要买。我当时估计，全香港的酒店，在两、三年内租金会直线上扬。（卖家）是一间上市公司，在香港拥有希尔顿，在巴厘岛是Hyatt Hotel（凯悦饭店），但是我只算它香港希尔顿的资产，就已经值得我跟它买。这就是决定性的数据，让这间公司在我手里。”
“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问我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有台风，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你一定要先想到失败，从前我们中国人有句做生意的话：‘未买先想卖’。你还没有买进来，你就先想怎么卖出去，你应该先想失败会怎么样。因为成功的效果 是100%或50%之差别根本不是太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小漏洞不及早修补，可能带给企业极大损害，所以，当一个项目发生亏蚀问题时，即使所涉金额不大，我 也会和有关部门商量解决问题，所付出的时间和以倍数计的精神都是远远超乎比例的。我常常讲，一个机械手表，只要其中一个齿轮有一点毛病，你这个表就会停 顿。一家公司也是，一个机构只要有一个弱点，就可能失败。了解细节，经常能在事前防御危机的发生。”
风险管理
“我奉行的原则是保持现金储备多于负债，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我本身是 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我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得到。不过，我着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公司，我们要对他们负责，故在策略上讲 求稳健，但并非不进取，相反在进攻时我们要考虑风险及公司的承担。在开拓业务方面，我要求收入与支出平衡，甚至要有盈利，我讲求的是于稳健与进取中取得平 衡。船要行得快，但面对风浪一定要捱得住。”
“从前经商，只要有些计谋，敏捷迅速，就可以成功；可现在的企业家，还必须要有相当丰富的资本、资产，对于国内外的地理、风俗、人情、市场调查、会计统计等都非常熟悉不可。”
“我个人对全球电信业务很有兴趣，而且时刻都在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然而，我们绝不能为了获得每一个3G营业执照而无限制地竞标。例如，在德国的执照成本 过于高昂，超过了我们的预算，别无选择，只有退出。知道何时应该退出，这点非常重要，在管理任何一项业务时都必须牢记这一点。我的主张从来都是稳中求进。 我们事先都会制定出预算，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价格投资。尤其在电信项目上，你需要时间来创建网络和消费者群体，然后收获的季节才会来到。”
出售时机
“如果出售一部分业务可以改善我们的战略地位，我们会考虑这一步骤。除了考虑获取合理的利润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取得利润之后，能否在相同的经营领域中让我们的投资更上层楼。”
“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没有大的错误，每次近作决定前也作好准备，例如Orange这历史上最大的交易，我事前不认识对方，亦从未见面，只听过他的名字， 那次对方只有数小时逗留在香港洽谈，因我事先已熟悉cellular telephone（移动电话）的前途及作好准备，向对方清楚表达，所以很快便可作决定。我虽然是作最后决策的人，但事前一定听取很多方面的意见，当做决 定及执行时必定很快。可见时间的分配、消除压力要靠组织来配合。”
“电讯业的竞争激烈，当时如果不出售Orange，又不收购扩充的话，便很 难在行业内竞争。我不怕竞争，但我怕负债过高。Orange的管理层是想继续扩充的，但我觉得负债太多对公司不利，加上当时每一个打来提出收购的电话所建 议的价格已经很高，所以权衡二者，我认为出售Orange可以实时为集团赚一笔大钱，发展其他项目。”
“1999年我决定把Orange出 售，卖出前两个月，管理层建议我不要卖，甚至去收购另一家公司。我给他们列了四个条件，如果他们办得到，便按他们的方法去做：一、收购对象必须有足够流动 现金；二、完成收购后，负债比率不能增高；三、Orange发行新股去进行收购之后，和黄仍然要保持35%的股权，我跟他们说，35%股权不但保护和黄利 益，更重要是保护Orange全体股东的利益；四、对收购的公司有绝对控制权。他们听完很高兴，而且也同意这四点原则，认为守在这四点范围内，他们就可以 去进行收购。结果他们办不到，这个提议当然就无法实行。我建立四个坐标给Orange管理人员，让他们清楚知道这个坐标，这是公司的原则。”
“过去两年里股市最炽热的时候，有人说如果我们将码头业务出售，可以获得50、60倍的市盈率，我们不是不懂得买卖，但集装箱码头是我们的核心业务，这么多年建起来，不会随便卖掉公司的控股权。”
“长和系卖楼，价格以市价尽取是对的，买卖价格在今日的竞争激烈是无可避免的。如果一间公司把一买一卖之间take it easy（不在意），它的market capitalization（市值）只会一直下跌。”
多元化经营
“现在是一个多元的年代，四方八面的挑战很多。我们业务遍布55个国家，公 司的架构及企业文化，必须兼顾来自不同地方同事的期望与顾虑。所以灵活的架构可以为集团输送生命动力，还可以给不同业务的管理层自我发展的生命力，甚至让 他们互相竞争，不断寻找最佳发展机会，带给公司最大利益。公司一定要有完善的治理守则和清晰的指引，才可以确保创意空间。例如长实，长实在过去十年有很多 不同的创意组织和管理人员，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所有项目不分大小，全部都是很有潜力和有不俗的利润。大家一定要知道，企业越大，单一的指令与行为是不可 行的，因为这会限制不同的管理阶层，发挥他的专业和经验。”
“我除了用很多时间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外，还会反复研究哪些行业对我们是未来的机 会，哪些行业风险高，哪些生意今天很好，但十年之后优势不再，哪些今天欠佳，十年之后却风景秀丽。比如石油公司赫斯基，最初大家并不看好，但我却一直很有 信心，这是由于我平时对经济、政治、民生、市场供求、技术演变等一切与自己经营行业有关、或没有直接关系但具影响的最新、最准确数据及讯息全部都具备所有 详细数据，加上公司内拥有内行的专家，当机会来临时我便能迅速作出决定。”
“我从不间断读新科技、新知识的书籍，不至因为不了解新讯息而和时代潮流脱节。”
“我昨天开会，讲到facebook。从最初的几家大学开始，有人说2011年还是2012年才达到4800万名用户，其实这公司上个月已达4500多 万用户，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information（信息）的话，要分析facebook，你的数据就不足够。所以呢，做哪一行都要记住，最要紧的就是要 追求最新的information，做哪行都是一样！” “第一个，你做那个行业，一定要追求那个行业最好的知识、information，最好的 技术是什么，且必须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是第一。第二，努力、毅力。不过，很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机构，没有掌握跟这个行业有关的知识，如果你判断错误，就算 你再努力、再有毅力，你失败的代价太大。第三就是建立好的制度与人才。”
“万一真的失败了，也不必怨恨，慢慢图谋东山再起的机会，只要一息尚存，仍有作最后决战的本钱。”
个人理财
“我觉得投资者买股票最重要的是要看PE（市盈率）。量力而为，要买PE不太高的、赚钱能力强、有能力提高派息水平的公司。”
“因为我不是只投资一种行业，我是分散投资的，所以无论如何都有回报，我比较小心。而且我个人（资产），很多是一个礼拜便可以拿得到现金。一周能拿到现 金（的项目）占我的投资比例不少于1/3。例如政府债券、股票，一个礼拜都能拿到。我当然还有其他的投资，例如地产，这不是马上可以兑换为现金的。”
“这么多年来，1950年到今天，个人（资产）来讲，从来没有一年比去年少。要做到这样，第一原则就是不要有负债。我在1956、1957年以后，个人 没有欠过一个债，我的负债是这个（边桌上有两只金属制大、小北极熊雕像，指着小北极熊说），我的现金是这样大（指着大北极熊）。”
¶ 8:56 PM 0 comments
作者： 周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 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市场参与者也从最初的国家、公共企业向私人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拓展。在这个目前规模超过600亿美元的碳市场中，交易主要围绕两方 面展开，一边是各种排放（减排）配额通过交易所为主的平台易手，而另一边则是相对复杂的以减排项目为标的的买卖。前者派生出类似期权与期货的金融衍生品， 后者也成为了各种基金追逐的对象。而且，这一市场的交易工具在不断创新、规模还在迅速壮大，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不久的将来碳交易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 品交易市场。 本刊研究员 周莹/文
碳交易规模四年增长60倍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 威胁，2005年2月16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规定在2008-2012年的承诺期内，所有发 达国家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六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 化硫（SF6））的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至少降低5%。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之下，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 （JI）协同作用，帮助各个缔约国以灵活的方式完成减排目标。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京都议定书以法规的形式限制了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从经济角度出 发，它更是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由于二氧化碳是最普遍的温室气体，也因为其他五种温室气体根据不同的全球变暖潜能，以二氧化碳来 计算其最终的排放量，因此国际上把这一市场简称为“碳市场”（图1）。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起，全球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标的的交易总额从最初的 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00亿美元，四年时间增长了60倍。交易量也由1000万吨迅速攀升至27亿吨。巴克莱资本环境市场部总监预言，按照 目前的发展速度，不久的将来碳交易将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图2）。
搭建全球交易平台
2008年1月23日，新近完成 合并的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与法国国有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局展开合作，宣布共同建立一个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全球交易平台。这个被命名为BlueNext的交易平台以二 氧化碳排放权的现货交易为主，并计划在2008年的二季度设立期货市场，最终涉足各种与环境有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2月18日，作为首个交易京都议定书碳 排放配额的平台，BlueNext开始正式运作。这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权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无疑也是对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属性的一种肯定。
事实上，早在BlueNext成立之前，甚至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区域性的“碳市场”已经开始运作，二氧化碳排放权早已在多个交易所里登堂入室。时值 今日，以减排二氧化碳为主要标的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 ETS）已经顺利运行了三年之久，欧盟内的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北方电力交易所(Nordpool)、未来电力交易所(Powernext)以及欧洲能源交易所(European Energy Exchange)等均参与碳交易，欧盟的碳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这其中欧洲气候交易所专门从事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而由于二氧化碳为矿物燃料的 衍生品，欧洲其他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合同则多数在现有的能源交易所挂牌，这些交易所希望借由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来套利，从客观上也促进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交 易量的增长。
此外，加拿大、新加坡和东京也先后建立起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在亚洲，碳交易所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来买卖由清洁发展项目产 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如果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等同于给二氧化碳标上了价，那么在不同类型的交易所内挂牌交易使得二氧化碳排放权迈出了市场化的第 一步。
以欧洲气候交易所为例，欧盟实行的是“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机制，每个成员国每年先预定二氧化碳的可能 排放量（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标准相一致），然后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被称为“欧盟排碳配额（EUA）”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每个配额允许企业排 放1吨的二氧化碳。如果企业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其配额，则可以“出售”套利。一旦企业的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额，就必须通过碳交易所从没有用完配额的企业手 中购买配额。类似银行的记账方式，配额能通过电子账户在企业或国家之间自由转移。BlueNext的基本功能也是如此，只不过交易的商品变成了联合国分配 的排放量（AAU）。
除了这种最基本的交易方式，欧洲气候交易所还于2005年4月推出了与欧盟排碳配额挂钩的期货，随后又推出了期权交易， 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如同大豆、石油等商品一样可自由流通，丰富了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种类，客观上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2007年9月，与核证减排量挂钩的 期货与期权产品也相继面市。交易产品的丰富使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成交额与成交量逐年稳步攀升。2005年，欧洲气候交易所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7亿 吨，价值50亿欧元；2006年交易量攀升至8亿吨，交易额突破100亿欧元；2007年15亿吨，成交额接近200亿欧元（图3）。
金融机构介入做大规模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属性 的不断加强以及市场的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看中了碳市场的商业机会。除了最早规定的造纸、金属、热能、炼油以及能源密集型五个行业的12000家 企业积极投身其中，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最初金融机构只是担当着企业碳交易的 中介机构，赚取略高于1%的手续费。也有一些基金看准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升值潜力而直接投资。欧盟排碳配额从2004年12月的不到9欧元上扬至2006 年4月的最高32欧元，虽然中间也经历了较大的震荡，但是16个月里250%的增长幅度也让基金尝到了甜头（图4）。
金融机构的参与使得碳市场的容量扩大，流动性加强，市场也愈发透明；而一个迈向成熟的市场 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甚至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且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二氧化碳排放权批发市场的日益壮大让私人投资者对二氧化碳排放权零售商品 的兴趣也与日剧增。2006年10月，巴克莱资本率先推出了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核证减排期货合同。2007年，荷兰银行与德国德雷斯顿银行都推出了追踪欧盟 排碳配额期货的零售产品。
除了单纯地进行配额交易和设计金融零售产品外，投资银行还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碳市场。2006年10月，摩根士丹 利宣布投资30亿美元于碳市场；2007年3月，参股美国迈阿密的碳减排工程开发商，间接涉足了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项目；8月成立碳银行，为企业减排提供 咨询以及融资服务。气体排放管理已经成为欧洲金融服务行业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业务之一，各机构都竞相招兵买马。
私募股权投资的新乐土
从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中所扮演 的角色演变中不难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最初的以配额为基础的排放交易向减排项目融资转变。在碳排放交易如火如荼，碳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的同时，被称为 “碳资产”的减排项目正成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追逐的热点。投资者往往以私募股权的方式在早期既介入各种减排项目，甘冒高风险的代价期待高额回报。
根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发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减排项目，并用由此而产生的“核证减排 量”抵扣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联合履行机制的运作基本相同，只是减排项目多设立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从经济角度分析，无论是清洁发展机制还是联合履 行机制都有效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而从环保角度而言不仅实现了减排温室气体保护环境的最终目标，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双赢”甚至 “三赢”的合作方式受到了各方的认可。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显示，自实施之日起，每月由清洁发展机制所产生的核证减排量持续攀升（图5）。
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成本要低于本国，但由于项目建设的周期长 且申批手续繁复、项目初期的不确定性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购买碳资产的成品或是半成品，缩短资金投入周期。而对于基金而言，一方面，“碳资产”像传统风投 或是私募所投的项目一样本身就能带来收益，另一方面，项目建成后能实现的减排量在二级市场上出售给有需要的企业又能再次创造利润；因此当碳市场的流动性加 强且价格波动趋于平稳之后，“碳资产”的双重收益模式自然赢得了基金的青睐。此外，“碳资产”的价值与传统的股票债券市场几乎完全不相干，与非能源类的商 品市场也关联甚微，基金也完全可以利用它来对冲传统投资的风险。
2000年，世界银行发行了首只投资减排项目的碳原型基金 （Prototype Carbon Fund），共募集1.8亿美元。根据法国Caisse des Dép??ts银行气候部的统计，自2003年以来，类似性质的基金以每年10只的数量在增长。世行与各国政府联手推出多只基金，私人投资公司 MissionPoint于2006年12月发行的首只碳基金在12个星期里就完成了3.35亿美元的募集指标。截至2007年11月，专门投资于碳资产 的基金数量已经达到了58只，规模超过70亿欧元。尽管如此，项目供应量仍然无法满足形形色色的投资需求，仅仅只有半数募集的资金实现了投资（图6）。
这些基金的资金来源同样也能说明碳交易，尤其是碳资产越来越多地受到私募资本的关注。法国 Caisse des Dép??ts银行气候部的数据显示，直到2004年末，类似世行基金这类由政府机构或组织主导的资本所投的减排项目仍占到了总项目的半数以上。私人资本 出于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一般只是小规模地参与这类基金，形成所谓的公私混合型。然而，随着2004年底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政策障碍进一步扫清，私 人资本开始大举投资减排项目。2005年4月，欧洲首只私人资本组成的欧洲碳基金从14家金融投资机构中募得了1.42亿欧元。同年底，私人资本在减排项 目上的投资总额已经全面超越了政府机构主导的资本。并且在2007年，私人资本主导的基金数量也超过了后者。私人资本的踊跃参与加快了整个碳市场的流动， 扩大了市场容量，使碳市场进一步走向了成熟（图7）。
政策不确定性
2008 年伊始，欧盟减排交易机制正式进入第二阶段，从2008年一直延续到2012年。这也是京都议定书的正式实施阶段。随着全球排放权交易平台BlueNext的粉墨登场，是否预示着碳市场的前途一片光明？
与其他商品相比，二氧化碳排放权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其特殊之处。不管是联合国分配的排放权还是欧盟的排放配额，它们的价格走势均受到市场基本面供求关 系的影响。需求主要取决于参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配额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从短期而言，气候变化和能源价格的起伏都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供给即是派发的排放配额以及由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产生的减排量，这部分却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并且，从长期来看，政策影响以及配额的稀缺程度 将最终决定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走势（表1）。与原油、电力等商品相比，有关规定和条例的转向都会对碳市场价格走势产生更加直接而剧烈的影响。
受大型能源企业的游说，欧盟在第一阶段（2005-2007年）派发的多余减排配额达到3 万个（相当于3亿吨二氧化碳），为配额总量的5%，导致其价格在2006年4月底开始出现了大跳水。另一方面，由于第一阶段的配额在第二阶段无法继续使 用，第一阶段的配额最终失去了价值。
针对这些情况，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从第二阶段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首先即收紧了配额的分配，并且第二 阶段的减排配额可以顺利带入第三阶段，客观上增加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此外，对超出指标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罚款额度由第一阶段的40欧元/吨提高到100 欧元/吨，刺激更多的企业以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等市场手段来实现减排目标。在对配额的分配方式上，计划将以拍卖方式成交的配额比例由第一阶段的5%提高到 10%，到2020年拍卖将全面取代免费分发。
第二阶段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促使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量猛增。最新数据显 示，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日均成交量为4000手，即4000万吨二氧化碳。进入2008年1月，日均交易量跃升至7500手，最高突破了 15000手。欧洲气候交易所2008年首日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以每吨22欧元的价格成交，专家预计随着新方案的出台，2008年价格有望翻番。
然而，必须看到，作为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国的美国尚未签字加入京都议定书，尽管已有超过200家美国企业承诺减排并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二氧化碳排放 权，但相形之下，比例还相当低，多数专家认为美国全国至少要到2010年才会全部通过温室气体排放规范。另外，对2012年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期结束之后的 计划还在讨论之中。尽管多重因素的不确定性存在，但似乎并没有影响机构投资者对碳市场的信心。2007年10月，欧洲投资银行、西班牙国家信贷局、德国 KfW开发银行以及北欧投资银行联手推出了总资本高达1亿欧元的后2012碳基金（Post-2012 Carbon Fund），成为致力于购买2012年以后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首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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