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新書的井噴現象
江迅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二十一期 (2009-05-31)
六四事件二十年,對於歷史真相官方始終諱莫如深,香港卻出版大量不同親歷者證詞與觀察者視角。其中尤以新華社高層主管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最引人矚目,可與趙紫陽回憶錄對照閱讀。六四事件過去二十年了。這一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官方始終諱莫如深,境外卻有不同經歷者證詞與觀察者視角。當下,在香港書市「六四」出版物大潮中,張萬舒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被不少學者認為可與趙紫陽的錄音整理的書對照讀,從而尋覓「六四事件」的真相,探索解開中共高層爭論之謎。生於三八年的張萬舒,六四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八三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九二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張萬舒在「六四」期間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新華社是中國官方最具權威的新聞機構,也是整個事件發生始末的最大情報資訊中心之一。他經歷了上層鬥爭的全過程,又直接處理了新華社駐全國各地記者現場採寫的第一手資料,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實與高層政治秘辛,全書以每日大事記的形式,翔實地記錄了「六四」事件的全貌,並從北京的現場擴寫到各地的狀況。這塵封了二十年的記錄,終於首次公諸於世。張萬舒說,這部書「是我們日日夜夜記錄在案的歷史事實,任何人任何時候也篡改不了」。
在香港的這一「六四」紀實出版潮中,有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香港晨鐘書局),孔捷生的《血路1989》(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丁楚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香港海風出版社),劉剛的《天安門,路在何方》(英華出版社),高瑜的《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國出版社),歸化章、浦前編著的《100六四人物 20年》(香港晨鐘書局),蔡錚的《一個解放軍的1989戒嚴部隊怎樣對待軍中反叛者》(明鏡出版社),高皋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明鏡出版社),馬建的《北京植物人》(明鏡出版社),《回家》和《再回家》(我要回家運動出版)等。《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是封從德歷經十八年最終整理而成的日記。封從德在八九民運中,廣被視為誠摯、作風實幹、冷靜獨立的學生領袖。他這部「日記」完整記錄了八九學運從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從北大到天安門廣場的現場經歷、見證與考釋,涉及學運的核心人物、重大事件、關鍵內幕及學運組織高層決策與爭議全過程。
封從德在書中回憶了自己從最初參與組建北京大學籌委會,當選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及任廣場副總指揮,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廣場撤離表決等一幕幕自激情開場到悲壯落幕的歷史。正如北京學者陳小雅所說,「這部《六四日記》用一種散文的優美,承載了作者誠實的記憶、良心的反省與充滿人性發見」。
孔捷生的新書《血路1989》,以直觀而冷靜的筆觸,記錄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大事件。書名取自於書內同名單篇的文章名。當年,孔捷生家居北京,寓所距天安門廣場僅一箭之遙,「六四」驚變,他堅守在廣場上,而後逃離北京,南下廣東,獲「黃雀行動」營救而逃亡,在香港客途寫下血淚篇章《血路1989》、《最後的北京》、《穿過裂縫》記錄八九風雲的三部曲。《血路1989》一文,二十年來在網上流傳不斷,成為現場直擊的歷史文獻。五年前,他用筆名在中國大陸網絡張貼《血路 1989》、《最後的北京》,掀起軒然大波,天涯網站堅持了一年多才奉命刪除。不過,無數網民下載而互相傳送,令不明真相的後「六四」一代,讀到民族傷口。
讀了高瑜的《我的六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說:「讀這本文集,你會發現,高瑜首先是具有一個新聞記者應該具備的勇氣。新聞記者是要捕捉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挑戰性問題。而這在一個非民主國家中會面臨政治迫害。高瑜就曾經兩次坐牢。但她沒有被壓垮,而是繼續以筆與現實中的迫害鬥爭。她的牢獄經歷,使得她的文字獲得傳奇般價值。因為她有勇氣面對現實,她的時評和政論文章,反映出一個迅速崛起的國家的問題。雖然你可能不贊成高瑜的觀點,但是你無法忽視她提出的問題和答案。」
丁楚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是香港這場「六四」出版潮中,較為矚目的一部書,它「雷(撼)人」的權威性和可讀性奪人眼球。此書描述了八六至八九年期間,圍繞中國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即「民聯」)及其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呈現了作者對海外民運三十年興衰史的反思。
正如此書的序言所說,「現在某些民運組織實際上不過是美國與台灣當局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民聯』也不例外,這是《大夢誰先覺》扔出的一顆重磅炸彈」。儘管此說早已有傳言聽聞,但爭寵吃醋、爭權奪利的鬧劇,在丁楚書中觸目驚心的詳盡描述,令人讀罷仍難免震撼。此書貫穿始終的主線,是王炳章、胡平、鄭為民等「民聯」總部最高層為爭奪領導權而展開一系列內鬥,「台灣情治機關金錢資助」、「特務案」等核心情節跌宕起伏,內幕花絮、醜聞趣事點綴其中,一幅民運的尷尬畫卷,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中國海外民運,有「黨」有「派」,有「會」有「部」,海外民運人士多說也才二、三百人,但黨派團體竟多達五六十個。香港書評人王振琨認為,外人難以想像,一部中國海外民運發展史,怎麼就成了一潭深不可測的渾水?一盤散沙,水火不容,說到底,民運內部的醜陋事件,每每就是為了爭奪「權力」和「資源」。還沒有獲得權力,一眾人就爭得沸沸揚揚,還沒有掌握資源,已經為「分贓」打得頭破血流。海外民運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人」往往是最致命的敵人。這就是《大夢誰先覺》力圖告訴人們的。
廣場轉折人生軌跡
《天安門,路在何方》的作者劉剛,是當年公安部發布通緝令通緝二十一名學運領袖之一,名列第三。書中,劉剛從不同角度刻劃了「六四」參與者的理想、追求、勇氣和磨難。他陸續寫的文章被編成四部分:民主之路,牢獄之路,煉獄之路,自由之路。這也正是這些「六四」參與者的人生之路。經歷了「六四」,作者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跡在天安門廣場發生轉折。
這個轉折表明,從天安門出發,有一條通往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也有一條通往地獄煉獄的幽曲小徑。
明鏡出版社、「多維新聞」創辦人何頻接受採訪時說:「很多中國大陸朋友對我說,香港與內地現在的唯一差別,就是在香港可以看到大陸不能出版的雜誌、書籍。這個誇張的說法,正顯示了香港自由港最寶貴的價值並沒有完全喪失。我在十二年前香港回歸前夕接受你們採訪時就說,我將見證香港出版自由的延續,這十多年明鏡在香港生存並沒有受到明顯的政治壓力,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政評家何頻說,現在香港出現「六四」書籍出版熱,是二十週年的紀念現象,是對「六四」失憶的不甘。但正如馬建的《北京植物人》暗喻的那樣,從精神上,中國人從「六四」後基本是植物人生存狀態,「六四」問題的解決似乎並不是一個迫在眉睫問題。
何頻說:「明鏡這次推出的這三本『六四』書籍,是三個不同層面。我們一直希望,明鏡能使讀者從多一些角度看待歷史和現實,從而避免被某一種政治勢力所誘拐。但這些書對掌權者有多少啟發?不敢奢望。他們疲於奔官、疲於享受,有幾個人還在看書?」
「六四」事件二十年來臨之際,包括趙紫陽《改革歷程》在內的一大批「六四」讀物先後在香港出版。不過,每個人心中永遠有一本只讀了一半的書,後一半應該用自己的思考去續寫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