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Sunday, June 29, 2008
1949年：陳光甫的彷徨
傅國湧（浙江）
中國近代金融鉅子
1947年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之際，蔣介石希望四個有社會聲望的無黨無派人士出任國民
政府委員，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鉅子陳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適給王世傑的信中說，當
時正在醞釀國府委員的無黨派人選共四人：陳光甫、胡適之、莫柳忱、胡政之。由此可以想
見陳光甫當時的社會聲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開和平談判大門，派一個有公眾影響的重量級代表團，到北平
敲門，其中一個重要人選就是陳光甫，但他拒絕了。陳光甫（1881—1976）是個銀行家，早
年留學美國，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始終以「服務社會，顧客至上」為宗旨，致力
於銀行近代化，短短20年間，就從僅有7、8萬元微薄資本的「小小銀行」成長為中國第一大
私人商業銀行，擁有幾十個分支機構，創造了中國金融史上的無數個「第一」，在上個世紀
前半葉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在
民族危亡之際，他曾受命赴美，與胡適等鼎力促成美國政府的「桐油貸款」，對抗戰貢獻至
大。在時代轉換之間，他成為國共兩黨爭取的對象。他有過猶豫和矛盾，作為一代金融鉅子，
他思考得最多的還是經濟的發展，民生的富裕，社會的安定，他對國民黨有過很多的失望和
不滿，他對共產黨瞭解極為有限，有憂慮、有恐懼，但也有過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
日所記「昨夜三時即醒，思想複雜，頗思至美一行，即可解決上海之一切煩惱」。
1949年3月20日，陳光甫離開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飛到曼谷，參加「亞洲與遠東經
濟委員會」會議，4月6日會議結束後回到香港，當天他在日記中說起泰國雖然政變頻繁，近
來來又有通貨膨脹，可還是出超國家，國際收支有富余，對外匯兌率平穩，外匯並不管理，
市面無恐慌現象，而且有欣欣向榮的局勢。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來此
見之有無限傷感」。因為關心本民族的命運，這位富家天下的一代銀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
歷史問題、革命問題，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4月7日，他在日記中說：「中國之命運落在革
命家手中，中國革命家大概分數種，如下：
（一）醉心革命者，一切無可理喻。
（二）報仇。如孫中山排滿，……又如毛澤東三萬里長征，立志推翻蔣政權。
（三）熱心名利之徒，追隨時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歡迎。
至於悲天憫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談不到後果。……
吾國已到新階段，入共產思想的政府，Will China be saved from compulsions
of anarchy？（中國會從無政府徹底壓迫中得到拯救嗎？）須有二三年後再起革命風潮。
「
4月15日早晨，天朗氣清，他散步到山頂，「全港在目，來往小船乘風破浪甚為美觀。」
他是江蘇鎮江人，想起童年時常常隨外婆到金山遊玩，長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來港有
逃難意味，相形之下頗多感慨」。他還想起了傳說中一位金山高僧與乾隆帝的閒話，皇帝問：
「江上來往之船如此頻繁，所為何事？」高僧回答：「均為名利二字」。陳光甫說：「今日
細味此語，頗覺有馬克斯（馬克思）唯物論說法。」
共產黨眼裡的江浙財閥
在共產黨眼裡，陳光甫是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的領袖，對這樣的名稱他很不滿意。1948
年12月國民黨大廈將傾的前夜，他曾來到香港。他在12月4日在日記中說：「《大公報》載
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領袖字樣。查此項名稱之由來，乃日本人所創造。當國
民軍北伐之時，中交兩行墊付軍費，頗具勢力，而銀行主持人如張公權、錢新之、周作民、
吳鼎昌、李馥蓀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聯絡吾國銀行家，有時亦邀余在內。自中交兩行增加官
股後，其大權已握於政府之手。即所謂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內部亦各自獨立，不受任何人
之支配。雖有每週之聚餐，亦僅談談人事之待遇與應付政府之法令而已，並不若美國之摩根
集團等等，可以指揮投資途徑，性質完全不同。共產黨以此項名稱有刺激性，不問其內容如
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稱謂，而一般記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財團、四川財團、廣東財團等名
詞以刺激人心也。」
他12月28日的日記再次提及此事，可見對這一名稱耿耿於懷，「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蔣
為其目標，實在不明蘇聯內情。吾在港時曾見《大公報》載有幣制座談會，參加者有章乃器、
千家駒等，議論極其幼稚。此輩寫文章總行採用馬克斯辯證法，即一切人的動機，皆是經濟
的，故有江浙財閥、廣東財閥種種歪曲的說法。」
12月5日，陳光甫自稱到香港四天，既不見報館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見面，更不找
政界中人，但卻無時不在關注著時局的變化、籌劃個人的進退出路。「其於中共細情，無由
得悉，然報紙上披露戰況及各種政治小團體之議論，可得二三事：
（一） 報紙上對於有錢人紛紛之逃難，尤其如我這一類人，言論不表同情，且取攻擊
之態度。宋漢章、卞伯（白）眉等來此，皆銷聲匿跡，一若清末遺老逃難至上海、青島等。
如此一來，好像報紙上言論之不錯。香港報紙左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滿現狀，無影無形
要為一個為民眾謀福利之社會政策。
（二） 中共及各團體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華早報）登載宣言，謂共黨取得政權
之後，允許私人經營事業云云。此證諸濟南情狀，倒還不錯。如果如此，則尚可維持一短期。
然事業方針必須配合新的社會環境。
（三） 昨雲在香港住下計劃，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來搬家費事，二共黨政策不
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
（四） 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時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
再至台灣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確定自己的計劃：「（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灣一行看看時局。
（三）時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時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準備。」
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談之後，他說：「我覺得反共惟有蔣先生，報載約上海錢新之、杜
月笙討論時局。毛澤東來，恐怕不見得安定。有人說毛欠俄債太深，如東三省一百五十萬人
所用軍火，通歸中共使用，則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覺共內部必有分裂之情勢。故香
港仍為本行重要之中心。」
易代之際，作為金融巨頭，陳光甫幾乎一直對共產黨沒有停止過憂慮，12月7日，看見
香港道路的整齊、街市的繁榮，他感歎：「四十年以來，內戰不歇，人人為私，致造成今日
之局面。今後下去，政治經濟另走一條路，此路乃為人民所過不慣者也。然事逼處此，有何
另外法子也。寄語現在旅居國外友人，此時不必作歸計。太平局面，祇有英美二國有，自由
亦祇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
12月12日，他想起寧漢分裂之時，「漢口共黨政府主動，組織各業工會，清算鬥爭，頗
有令人難以終日之苦。共黨號稱為人民解放軍，先從工人主政入手，即從銀行方面，首先驅
逐經理，由工役組織委員會，開始清算。其時，我是在上海好，還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
夫，我頗難欣賞，故還是不看見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覺幼稚。」他甚至設想了
12條具體「做法」，認為共產黨按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把生產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勢發生變化，他從澳大利亞回來的冀朝鼎那裡聽說：「共黨
對英國人頗好，取得政權後，必許其做生意，因英國人肯合作，對美國推板（差）一點」。
「細察現在局勢，共軍必取得政權，最後歸宿必用馬克斯主義。我年紀已老，應當退休，
不問世事，返上海為一最短時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種種不對。對方來談，是否不與他
談，且來者皆系投機分子，廿年以來，看見很多。
比較無共黨勢力地方為香港，可以當作昔日之租界。遷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員往青島一
樣，久而久之，他們忘記我們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與美國通信，看看報，讀讀書，有
相當自由，此為最寶貴之精神食糧也。「
兩天後（12月18日），他繼續寫道：「若雲中國共產黨並非受俄國人支持，或雲不信仰
馬克斯主義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語。無論他們及其黨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機分子如何說法
（有人相信為真，且有外國人相信），我們不能相信。」
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這樣的思考：「香港報紙常載共黨議論，雲現下與蘇
聯鬥爭政策不同，採用民主經濟政策，許私人企業，並與外人通商。此乃共黨深知推行社會
主義，非有一相當時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論到聰明而切實計劃之共黨或社會主義者，
當非輕狂之徒，處心積慮為人民謀幸福，決不肯輕舉妄動。」
一年後，局勢早已發生巨變。1949年12月5日，陳光甫從報紙上看到大陸新政權公佈的
明年度預算，軍費支出的龐大引發了他的感想：「總支出中，軍費占38.8%，據估計約養軍
至少五百萬人，而國民黨之在台灣及海南各地者，聞尚有軍隊一百餘萬人，軍隊如此之多，
自足影響於經濟建設。」他憶及清末，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不過二十多萬人，辛亥革命後擴充
軍隊，各軍閥「皆欲擁兵自衛，以致民窮財盡」。「吾國殊無此力量養六百餘萬軍隊，推測
明年復員，最多保留二百五十萬軍隊，方能使我國逐漸建設。」
對國民黨，打過二十多年交道的陳光甫也有著相當矛盾的心態。1948年12月2日，他在
香港醫院檢查身體，與英國看護婦談英國生活情形之後感歎說：「生活艱苦，過慣了亦不覺
得。我們日子太舒服，貧富不均，以致社會不安。英國醫藥費、教育費，均由政府供給。英
國人對於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們亦有其享樂的地方，看報讀書，料理田園，愛家、愛地
方，不似中國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國事難辦。然而他們皆是有固定職業者，否則牢騷比
我們還要大而多，革命還要快。我們今日之處境，正是革無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
活。」12月5日，在談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時，他認為是「英人政策寬大」、「居民運用
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國政府近年處處消滅人民的創造力，私人企業不發達。」
12月14日，他對國民黨統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滿：「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
單位，紙片上畫得分明，奈看來是：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道路不平。
政治上：賞罰不公、綱紀不明、責任不清。
社會上：人民無自信心、工商業廢弛、教育破產、一片淒涼景象管理外匯，愈管而資金
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園輩，死也不明白。外國人如Rogers輩總以為法子不錯，人不行，
不知中國政治不行，說管理正好幫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們不承認，因中心欣賞之故，好比
唱戲人總想唱一齣好戲，不知政治經濟環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雞犬不安，可怕的學說！
「
陳光甫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其實也經歷了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北伐時期，他和其他
上海的金融巨頭曾以財力支持過蔣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綱等從溪口回到上海，
通過杜月笙邀請他和錢新之等座談，帶來了蔣的話，「北伐時上海這班人幫他的忙，如今重
新表示感謝；今後如北伐時一樣，還要希望我們這群人（顏駿人、錢新之、我等）幫他的忙。
如今和談決裂，共產黨對內無Principle（原則），對外要走親蘇的路線，與過去外交中立，
不親蘇也不親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決心破壞20年來國民黨的政績，而所提的條件直似無條
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祇有繼續作戰。」並提出了「拚命保命，破產保產」的口號，
然而時移勢異，一切都變了。那天，情緒不好的陳光甫一聲不吭，他說自己如果說話也不會
好聽，這一心跡在日記中袒露無遺：「今日之爭非僅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實在可說是一個
社會革命。共產黨的政策是窮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產，清算少數分子……所以有號召，
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沒有替農民做一點事，也無裨於工商業。」
這最後一句話大概可以算是他對自己曾支持過的國民黨政權的蓋棺定論吧。在上海解放
前的一個月，他已預感到即將發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別了大陸。6月底，蔣派洪蘭友帶著親
筆信到香港「慰問」像他那樣的資本家，7月2日，還是由杜月笙出面宴請他們，洪在致辭中
說了一番蔣與李意見「已趨一致，頗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必將發生，是以政府
可得最後勝利」等空話，陳光甫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了很長一段話：「政府向來予人以『空心
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來一次，未免難受。洪述各點，皆不符於實
情，蔣、李（宗仁）兩人之間隔閡甚深，當競選副總統時，蔣自居於家長身份，屬意孫科，
而李競選成功，蔣極不滿，從此即不融洽。蔣退位後，李出任代，毫無實權，蔣仍暗中指
揮，……退位者仍握權不放，使當政者莫能展佈，實談不上轉好現象。」
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即，他詢問正在香港的美國華僑領袖李國欽，李說，紐約的
看法是近20年間或不至發生。陳由此感到這祇是國民黨人的幻想罷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
南京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制收購金銀和外幣，蔣曾經發表談話痛罵上海金融、工商界「祇知
自私，不愛國家」，對那次「辭令嚴厲，有若瘋狂」、「令人難堪，亦令人不解」的談話，
他記憶深刻，如今蔣又派人「慰問」來了，他說：「此皆出於蔣一時之衝動。蔣於國事，無
論懂與不懂，一切必須親為裁決，不旁諮博詢，不虛心下問，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
當然，他再也不會像北伐時期那樣支持蔣介石了。
不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
1949年初，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政權已岌岌可危，陳光甫已經為自己和家人設計了一
個應急計劃，必要時準備和妻子出走香港，並在那裡安家，然後到新加坡、曼谷、仰光、菲
律賓、美國等地旅行，他已經申請了護照，並設法取得去馬尼拉的簽證。就在這時，南京政
權發生變化，1月21日，蔣介石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一上台，就急切
地謀求與勝券在握的共產黨和談，其中一個舉措就是邀請幾位在全國有很大影響的社會名流，
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到北平「敲門」，試圖利用他們的社會聲望敲開和平之門，
陳也是李宗仁首選的物件之一。
1月24日，李派代表劉仲容帶他的親筆信到上海面見陳，結果劉剛到上海，就被緊急召
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釗轉交。1月29日是傳統的春節，1月30日，李再次派親信甘介侯帶他
的親筆信到上海，動員陳。1月31日，李親自來到上海，當天上午在中國銀行召見了顏惠慶、
章士釗、江庸、陳光甫等二十多位各界社會名流，晚上國民黨中央社發佈消息說已推出無黨
派社會領袖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陳光甫、冷遹等五人以「私人資格」前往北平。實際上
陳、冷兩人壓根還沒同意，顏惠慶2月1日的日記中說「李呆總統似乎急於讓我們馬上啟程。
可是，代表團的兩名成員出於個人的原因，好像尚未決定接受總統的提名。」
2月3日的日記中點明是陳光甫、冷遹.陳光甫自己的日記中對此更有詳細記載：「當夏
歷新年之際，代總統李宗仁要求我參加人民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目的是尋求和平，但並不需
要共產黨人談判和平條件。更確切地說，其主要任務是使在北平的共產黨領導人認識人民的
苦難以及實現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團不代表官方，它將為政府的正式代表團與赤色分子的
談判鋪平道路。
我試圖拒絕。我的理由是，我是銀行家，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產黨人
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我曾兩次被作為工具去華盛頓為政府尋求財政援助；我通常被認為是
親美分子。
當代總統自南京飛滬，作短暫的然而是戲劇性的訪問時，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
午10時，我被召到中國銀行大樓。我向代總統解釋：我不是尋求和平的適當人選，在代表團
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產黨人感到刺眼；我認為張元濟、侯德榜、盧作孚將是更為合適的人
選。但是，代總統不聽我的陳述，並且說，我應該去。「
李宗仁召見他們之後一起吃午餐，飯後李繼續與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梅貽
琦、冷遹、張嘉敖和陳光甫等少數人座談，李說，計劃中的代表團是「和平攻勢」的一部分，
目的是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對於和平的誠意與渴望，從而贏得他們的同情和支援，這個團可以
稱為「敲門使團」，並說，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他表明，雖然沒有蔣介石，華盛頓仍將
支持南京政府。李的這番話引起了陳光甫的注意，他感到李千方百計動員和平代表團北上，
眼光卻落在華盛頓，是要爭取美國的財政援助。所以他才那麼在乎陳光甫。
與美國保持長期友好關係，受到美國重視的陳光甫當然欣賞李的立場，沒有美國的援助，
上海的商業，包括他本人的銀行在內早就破產了。他想，和平代表團如果能促進和平，導致
某種形式的「聯合政府」產生，那是最好的結局。如果不成功，至少也會贏得美國的同情與
援助。因此，去還是不去，他有所動心，有點猶豫了。
經過再三慎重考慮，他最終還是決定不參加這個代表團，2月3日，他給李宗仁寫了一封
信，表示：「惟茲事體大，涵義微妙，人選如何，實成敗所繫。弟一生從事商業銀行，與英
美關係較深，且曾側身立法委員，如濫竽其中，轉授對方藉口之柄，將恐有礙進行。」 同
時他希望吳忠信去南京為他解釋一下。
由於他的拒絕，冷遹又因江蘇省議會即將開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人選
發生變化，2月6日宣佈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及滬江大學校長凌憲初、大夏大學校長歐元懷、
永利化學公司總經理侯德榜等六人組成。但李宗仁很快從北平方面獲悉，中共對陳光甫不參
加代表團「有點兒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飛到上海，一是再次動員陳，同時討論上海的經
濟問題。一到上海，李即在黃紹竑寓所召見了陳光甫、錢新之、張公權等上海資本家並一起
吃午飯。陳光甫在日記中說：「我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的問題再次被提出來。在我們互相
問候之後，代總統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說，他在北平的代表送來消息，由於我不去北
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因此，代總統要求我我根據這一情況重新考慮。我很為難，但是，
我告訴李代總統，我真正看不出改變我的決定的理由。他是個好人，不想過分勉強我。」
當天下午，陳光甫到顏惠慶家參加會議，討論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團可以做些什麼。甘介
侯希望他能夠重新考慮不去北平的決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問為什麼？他說：赤色
分子宣稱，如果代表團希望參觀北平，不準備討論和平條件的話，他們願意接待。他不喜歡
共產黨的這種廣播。章士釗將他拉到另一房間，說自己收到北平的電報，共產黨人渴望他參
加代表團。他再次說明：上海財政形勢如此嚴重，如果我參加代表團，共產黨人無非希望從
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經濟成功運轉的主意。事情到了這一步，眼前已沒有解決的辦法，我
的意見是祇有依靠美國的援助，說得更明確些，我們必須有美元。過去兩年，我們大概得到
15億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國才得以存在。由於赤色分子不斷地攻擊「美帝國主義」，
我無法想像，我如何能與他們談話，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在我與共產黨人之間缺乏走
到一起並進行討論的共同基礎。他還對章說，如果共產黨人對我上述僅僅是綱要性的闡述有
興趣，可以給我一個電報，我將去北平。
2月13日，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四人組成的和平代表團終於成行。第二天，
陳在日記裡又一次說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說兩個星期前，在得知組織代表團的提議時，
他的反應是一半願去，一半不願去，甚至可以說略微傾向於去。最後之所以決定不去雖然主
要出於個人考慮，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響。一位姓文的將軍說：「和平難以實現，代表團的
工作注定沒有結果。如果隨代表團前去，將可能遭到共產黨人的攻擊。胡適也勸他不要去，
除了顏惠慶可能是個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們一起去不得，代表團將不會有任
何收穫。葉公超時為外交部次長，聽到他拒絕去北平後很高興，說不要和政治糾纏在一起。
在中國，政治將長期混亂。他代表著兩家成功的企業，不應該使自己捲入，從而損害這兩家
企業的發展。他說：」我感謝這些和別的朋友們，他們關心我的幸福。在他們的勸告和鼓勵
下，當李代總統2月9日來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慮的時候，我才能作出明確的答覆。
對於那些不瞭解我的人來說，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議上，我太『滑頭』了。
是的，『滑頭』，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個褒義詞，它的意思是見風使舵，利用形勢以達到自
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記中澄清這一點，我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滑頭』，如果不是因為我的
朋友們，我可能完全不瞭解形勢的錯綜複雜和後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議。「
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稱自己不是一個年輕人，退休計劃早已醞釀。去
年政府幾次和他商量，要他擔任公共職務，每次他都想拒絕。雖然這些努力並未完全成功，
但卻使他感到有可能過一種退休生活，實現自己的個人自由。比如拒絕不想擔任的工作，不
想說什麼的時候可以保持沈默，希望走動的時候可以離開上海等，「一個人可以聲稱反對國
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經享受並且實現了這種或類似的個人自由。」對陌生的
共產黨他內心充滿了恐懼，最大的擔憂就是可能失去他說的這種「個人自由」，「正是這些
思想，使我決定迴避任何和共產黨人見面的機會。如果我和代表團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將
使自己捲入，從而中斷退休計劃。」「愈來愈清楚，共產黨人將來到並佔領上海。與其說我
不喜歡他們的革命，毋寧說是因為我的個人考慮。」從這一刻起，他實際上已作好了離開上
海的打算。
無論是拒絕參加和平代表團，還是最後選擇離開上海，對陳光甫來說，都祇是基於對
「個人自由」的追求而已。
私人企業不能成為「惡俗的盈利機構」
1949年3月19日，雖然春寒未盡，但這是一個和暢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達上海，
翁文灝又來電話約陳光甫去談話。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現了鈔荒，大小錢莊銀行都無現鈔，
顧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錢，原因是中央銀行沒有現鈔，「中央銀行辦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
經濟，多用錢，浪費才力，又欣賞統制。如中央銀行是民間銀行，不會到如此地步。千言萬
語政治萬惡，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誠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時，共產黨已據有長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儲蓄銀行為國內匯兌銀行之一，他
心中不無憂慮，認為——「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國民黨政府惡意誤會，惟有少做，點綴
而已。因果說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許內匯生意並無利可圖也。
此時人家看來，共黨贊成我們，叫我們做內匯，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內心醋意可怕，
因醋成怨，一旦發洩吃不消，對付不了。「
上海「解放」之後，陳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視著大陸局勢的變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還
在上海營業，但情況已有所不同，其中職工會的權力膨脹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
「本行上海職工會」編印的《上海職工》刊物後說：「內容所述頗多涉及本行之管理業務方
針事件，實已軼出職工會範圍。職工會性能，在謀本身之福利，如待遇問題、時間問題等等，
即按諸政府政策可以參加企業之管理，所謂參加者，亦祇在於瞭解管理部門之措施或有所建
議，殊不能主動干涉，甚至反居於主位，使主管人員增加辦理之困難。此種思想，實有錯誤。
管理人員經營某一企業，必須具備豐富之技能、高深之學理與聚積之經驗。職工會現在
正在學習，其所學習內容，為毛澤東政治思想，而於銀行業務，亦僅『銀行實務』之粗淺技
能，其不瞭解業務方針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說，分散精力以應付內部，
甚至由此引起誤解。「
針對職工會提出的主張，如將本行所有外匯移至國內運用於生產，他在日記中逐一進行
了辨正。他認為商業銀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進國內城鄉物資交流，如將外匯移用於
生產，或辦一工廠，範圍也很渺小，「是放棄原有之田地而不墾植，另作開荒之圖者，思想
殊不準確。」關於辦理農貸，他回顧了銀行曾創辦農貸的歷史，「而本行如辦理農貸，合作
法尚未頒布，無所依據，農村工作人員亦未養成，如遇天災歉收，放款不能收回，則於存款
即失保障。何況商業銀行尚無後門，可以融通周轉資金，一遇銀根緊急，則此項呆擱之農貸
無法隨時收回以為周轉。是本行今日貿然從事農貸，勢必引起嚴重後果。」
他批評職工會一知半解，「不深切調查研究，自以為是，而犯主觀錯誤。然此亦政變之
初，難免出現各種不合理現象。」「是以本行職工會，一方面謀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
則應加強各個之思想學習與技能學習，殊不應干涉本行之政策及管理，以及業務方面，妨礙
主管人之精力也。」
12月10日，左派的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孫師毅當面對陳光甫表示「素所欽敬」，並告
訴他，上海解放初共產黨方面曾「授意」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職工會發電請他回上海，否則職
工會不會發電。但年事已高的陳光甫疑慮重重，最終沒有回到大陸。但作為金融鉅子，他創
業的成功，他的經營理念都將是本民族寶貴的遺產。1949年2月1日，他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
的日記，這一天他談到了對私人企業的許多精闢見解，其中無疑包含了他的切身體會：「往
昔私人企業之動機與目的，不外牟利與個人享受，而衡量一事業之成敗，亦以其獲利能力為
主，其他不與焉。……
開明之私人資本家近年來已有所覺悟與轉變，而其最主要者即為標榜服務社會。換言之，
即私人企業之目的已不僅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簡化所稱之理想，不外為增加對社會之便
利，提高人民之生產能力，與乎惠及一般就業水準。「
他認為這是西方開明資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國私人企業迄未能有此境地。
由於政治之不清明，社會之封建，與乎民眾知識之落伍，私人企業從始即無西方之基礎，多
數私人企業除牟利與享受之想望，更無所謂『理想』。其間雖有少數開明人物抱有遠大之胸
襟，但往往不能不與社會妥協，環境與局勢使其 『理想』受折磨與阻挫，即便有所表現，
亦屬非其本來面目。
抗戰發生以後，由於局勢之浮動及物價之繼漲，更使私人企業家無長遠之打算，而一般
則更看重於近利之獲取，是以投機之風大起，推波助瀾，危害社會，乃使一般人對商人發生
前所未有之厭憎心理，而較大之事業機構，以其近水樓台，更充分表演『長袖善舞』之作風，
亦即一般所指之『豪門大戶』。「
即使其中一些有服務社會之初衷的，處在這樣的惡流中，也會不知不覺失去原來的目的，
而轉為一極其惡俗的盈利機構，「與社會日遠，與惡勢力愈近」。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
個：一是生存問題，私人企業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而在通貨膨脹下如不能盈利，就無法生存，
因而不得不致力於盈利。既樹立了盈利的目標，那就不能不與社會上的惡勢力有所妥協和平
衡，也就不能完全避免投機者常用的方法了。
二是局勢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況下，如何可以展佈遠大的理想，安全感的因素，即使
有盈餘祇以自保為主，既不肯分與股東，也不肯用之社會。三是人員的變質，或投機取巧，
或利用職權發財，正直者先滅亡的反淘汰現象。「因此，私人企業在中國遂變成為社會之累
與蠹蟲，失去其存在之價值。他們與社會日漸脫節，而與投機者打成一片。此種惡勢力正與
清末票號相類，因其獲利與資力之來源，均已縮至極狹之範圍中也。
然而，並非謂今後不需要私人企業，所指者乃受以上痛染愈深之事業，其將來必被淘汰。
除非中國永遠如是混沌，否則，私人企業必將接受其應有之責罰，不待言喻。
世界大勢以及中國歷史均證明，盲目牟利之機構將無永存之地步，必需將『理想』因素
納入私人企業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換所需「，」即盡一分力量，得一份報酬，
而不取不應得之利益。「
實際上，陳光甫創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包括1927年創辦的中國旅行社）就不是什麼
「盲目牟利之機構」、「惡俗的盈利機構」，而是蘊涵著創辦人「服務社會」的真誠理想。
與國民黨政權，他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即使曾側身國民黨政府行列，他也沒有同流合污，
始終頭腦清醒，雙手乾淨。他在美國朝野贏得的聲譽不是偶然的。
對國民黨的失望與對共產黨的複雜心態
陳光甫對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的失望，並沒有使他認同陌生的共產黨。對於打敗了國民
黨的共產黨他的心態也是極為複雜，特別是對回大陸更是顧慮重重，所以他才會一再拒絕了
各種勸說、邀請。
1949年7月1日，章士釗提議和陳光甫、李國欽一起去北平，說毛澤東正在等著他們能否
北上的電報，陳拒絕了，章問用什麼理由回答毛，他解釋說，理由很簡單，「現在還有營業
機構在尚未被共產黨人『解放』的地區。如果我赴平，將被蔣主席理解為一種敵對行動，他
將可能對我們在重慶、成都、昆明、廣州和台灣等地的分支機構搞點動作。章聽了我的解釋
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他將打電報告訴毛上述大意。我必須說，章的話聽起來很像毛在
香港的特別代表。」也因此，他才會異想天開地向章士釗建議，共產黨建立的政府如果名為
聯合政府，就應該包括像李國欽那樣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國家的懷疑，李可以擔任外交部長
或駐美大使。他認為，比起他本人、李銘、侯德榜，「李是最適合和毛接觸的人。我們在中
國都有商業利益。不像李一樣能夠以中間派的身份說話。作為一個商人，他最能使毛認識到
一項受到西方民主國家援助的工業化計劃的重要，李可以告訴毛，如何實現這一計劃。由於
李在紐約和華盛頓的各種關係，如果共產黨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進並且為得到他們的承認而
進行談判時，李最有資格成為新政權的代言人。」
這些設想顯示了陳光甫作為一位在商場上極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愛之
處。7月4日，陳光甫接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轉來黃炎培的電報，轉達了周恩來勸說他早日回
大陸，「共為新中華努力」的意思，他回電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協即將召開前夕，李濟深派李紹程帶著親筆信到香港面見陳光甫，信
中希望與產業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經驗的企業經營專家合作，「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系
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凡有利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
均堅決保護，鼓勵積極經營及扶助其發展。」把自己畢生的心血獻給了中國金融事業的陳光
甫對此確實怦然心動，10月31日在給李濟深的回信中說：「惟以在港養屙，因失眠症頗覺嚴
重，且耳鳴頭暈，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繼續就醫中，一俟健康稍復，即行北上聆教。」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再次派李紹程到香港，邀請在港
金融界的陳光甫和宋漢章、錢新之、周作民、李馥蓀五人北上。陳日記中說：「據說當時在
京為此事曾舉行過一次會議，有人揣測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種原因：（一） 彼等
握有外匯甚多，不能在解放區過嚴肅生活，故仍留國外消耗其外匯。（二） 或者懷疑人民
銀行之業務過於鞏固，故抱觀望態度。（三） 或者感覺人民銀行之業務過於廣泛，在在牽
涉商業銀行業務範圍，故覺商業銀行前途難於進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紹程當時曾替陳有所解說，說他生活向來嚴肅，至於第三點則不知所云，毛澤東擬親
自出面來信邀請，李濟深說不如由他出面較為輕鬆，免得他們為難，覺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
陳光甫準備下星期一請李紹程午餐面述一切，並將這個意思告訴了宋漢章等人。
這一天的日記中他還回顧自己投身金融業的心路：「余之經營銀行宗旨，在於與惡劣環
境奮鬥，並且要想法幫助生產增加，改善生活水準。
數十年來，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疊次遭受打擊。現在人民政府在華北華中
華東，已做到穩定物價、安定金融的好成績，本人已深所欽佩。例如提高外匯，原為鼓勵出
口，但在過去即做不到，倘若匯價有動，則物價即漲，現在一面提高匯價，而一面國內物價
能以下落，此種顯著好現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貨發現，在作戰期內，自無法可以避
免膨脹，惟所採各種徵稅方法，皆能壓平膨脹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漸復夜。凡
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問，殊無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針對揣測他們滯留香港不回大陸的三點，他作了如下的回答：「（一）本行外匯資產皆
洋機如數陳報人民銀行在案，內中毫無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國環境中，如此清白，可謂難
能。本人在港，純為就醫方便，毫無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勝利基礎，而且剷除數千年來無法根絕之貪污，政治修明而具
實效，尤其抱學習態度，實事求是，徹底研究，有此精神，無事不成。此種刻苦耐勞，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之作風，吾人實出自衷心之佩服，無所用其懷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誠與人民銀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獨家代理中國銀行之在國
外收付。內地停業各行均逐步復業，根據人民銀行指示，幫助增加生產，參加各種銀團。此
種積極行動，在解放區皆有事實足以證明。本行總負責人總經理，始終未離上海，各地負責
人亦各守崗位，主持業務。「
他再三解釋：「人民政府邀約北上，此在個人實為無比榮譽，奈餘年近七旬，常患失眠，
並時有頭痛，在港就醫，未能復原，此時不能作過度之勞動，故逗留此間，期復健康，倘身
體轉好，隨即回去。本人對於本行董事長一職，經已向董事會辭職，實因身體不好之故。上
述本行與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與不去，原足無足輕重。再本行及中國旅行社尚有
設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台灣各地者，辦事人員均共事多年，各該地之政治惡劣，足
以發生嚴重後果，甚至有性命關係，余亦不敢行動，致彼等發生困難，好在不久均可解放，
將後顧慮能以減少。」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請陳光甫、李銘等北上，第二天陳即復函，「4月間因療養方
便來港就醫，頭暈耳鳴之病源尚未查出，復有失眠，病態嚴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離。
疊荷友好邀約，均無法應命，心中至為歉悵。」 對於北上，他既沒有打算很快動身，也未
一口回絕。
這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業務中正出了件事。9月15日該行經手的一筆950萬港幣款項，
因港方查補第二密碼，延遲一天，正碰上英鎊貶值，上海的中國銀行國外部要他們賠償損失，
對方甚至暗示有吊銷執照或沒收外匯的可能，要他們迅速解決不要節外生枝。陳光甫認為問
題「不在痛惜財款，而在是非應予剖白，如屈就則將後寸步難行」。11月15日，他約李濟深
派來的代表李紹誠在家午餐時，他將這件事的前因後果的書面給李，希望李能電告北京，轉
告主管部門公允解決。同時抄錄兩份，由張公權轉交《文匯報》張稚琴，此人是李濟深駐港
代表。第二天，李紹誠來，說看過書面材料，「認本行立場正確，毫無錯誤，不能負賠償損
失責任。可惜本行致中國銀行函，措詞尚嫌軟弱，惟此函送出後，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
理會。」他說可以得到公允解決，他可以先發一電給李濟深的秘書，李可轉告主管部門電滬。
他並擬好了電文。當天陳光甫去張公權那裡，知事有湊巧，正好張稚琴去張家，已將材料轉
交，他已看過，並答應到廣州通過李章達設法解決。
陳光甫在日記中感歎，連日對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約余北上，經此事發生接
觸，恐余之將後行動，受此影響，或有促進的可能。」
11月19日，對於匯款案一事，「此事現在要通天，講一個道理。我想共黨人士的作風，
亦是如此，但滬行人員已存恐懼之心而軟化」，祇求「財去人安樂」，他表示：「余意不在
痛惜財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從張公權那裡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較具地位的告訴他，說此事他們頗有理
由，可以致電陳毅公平處理。
11月22日《文匯報》張稚琴從廣州回來。李章達稱「現政府政策在收復人心，此事即使
政府吃虧，亦不能用高壓手段」。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曾與張談及陳光甫，說他「過
去做人正派，在國際上極負聲譽，希望出來參加三八婦女節」。這一天，陳光甫發現李紹程
原來與李濟深沒有直接關係，祇是與其秘書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問張公權，匯款案以
政治辦法解決還是經濟方式解決，陳不贊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後「有此結痕，免事易於為
難」，所以希望經濟方式解決，即交由銀行公會仲裁，雖然他知道當時外匯業務有經驗、技
能的多已離開，留下來的或技術不專門，而且限於環境，有所畏忌。但他覺得出於第三者的
評判，不是對方的壓迫，則可以對本行有個交代。
12月21日，陳光甫認為主要是自己的銀行在上海，把對方當作政府機構，先存恐懼心理，
也沒有詳細調查其中真相，從側面打聽，「大概私營銀行同業中，亦俱在恐懼氣氛內，故鹹
認以忍痛賠款為合算，以免動搖本行經營之基礎。」
這對他最終下不了決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已經很難判斷。但就連這樣一件小事也
要驚動葉劍英、陳毅、李濟深等重要人物才能解決，恐怕也足以使他對北京望而卻步吧。從
此之後，陳光甫再也沒有北上的打算了。◆ ¶ 10:46 PM 0 comments
中國近代金融鉅子
1947年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之際，蔣介石希望四個有社會聲望的無黨無派人士出任國民
政府委員，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鉅子陳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適給王世傑的信中說，當
時正在醞釀國府委員的無黨派人選共四人：陳光甫、胡適之、莫柳忱、胡政之。由此可以想
見陳光甫當時的社會聲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開和平談判大門，派一個有公眾影響的重量級代表團，到北平
敲門，其中一個重要人選就是陳光甫，但他拒絕了。陳光甫（1881—1976）是個銀行家，早
年留學美國，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始終以「服務社會，顧客至上」為宗旨，致力
於銀行近代化，短短20年間，就從僅有7、8萬元微薄資本的「小小銀行」成長為中國第一大
私人商業銀行，擁有幾十個分支機構，創造了中國金融史上的無數個「第一」，在上個世紀
前半葉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在
民族危亡之際，他曾受命赴美，與胡適等鼎力促成美國政府的「桐油貸款」，對抗戰貢獻至
大。在時代轉換之間，他成為國共兩黨爭取的對象。他有過猶豫和矛盾，作為一代金融鉅子，
他思考得最多的還是經濟的發展，民生的富裕，社會的安定，他對國民黨有過很多的失望和
不滿，他對共產黨瞭解極為有限，有憂慮、有恐懼，但也有過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
日所記「昨夜三時即醒，思想複雜，頗思至美一行，即可解決上海之一切煩惱」。
1949年3月20日，陳光甫離開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飛到曼谷，參加「亞洲與遠東經
濟委員會」會議，4月6日會議結束後回到香港，當天他在日記中說起泰國雖然政變頻繁，近
來來又有通貨膨脹，可還是出超國家，國際收支有富余，對外匯兌率平穩，外匯並不管理，
市面無恐慌現象，而且有欣欣向榮的局勢。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來此
見之有無限傷感」。因為關心本民族的命運，這位富家天下的一代銀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
歷史問題、革命問題，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4月7日，他在日記中說：「中國之命運落在革
命家手中，中國革命家大概分數種，如下：
（一）醉心革命者，一切無可理喻。
（二）報仇。如孫中山排滿，……又如毛澤東三萬里長征，立志推翻蔣政權。
（三）熱心名利之徒，追隨時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歡迎。
至於悲天憫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談不到後果。……
吾國已到新階段，入共產思想的政府，Will China be saved from compulsions
of anarchy？（中國會從無政府徹底壓迫中得到拯救嗎？）須有二三年後再起革命風潮。
「
4月15日早晨，天朗氣清，他散步到山頂，「全港在目，來往小船乘風破浪甚為美觀。」
他是江蘇鎮江人，想起童年時常常隨外婆到金山遊玩，長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來港有
逃難意味，相形之下頗多感慨」。他還想起了傳說中一位金山高僧與乾隆帝的閒話，皇帝問：
「江上來往之船如此頻繁，所為何事？」高僧回答：「均為名利二字」。陳光甫說：「今日
細味此語，頗覺有馬克斯（馬克思）唯物論說法。」
共產黨眼裡的江浙財閥
在共產黨眼裡，陳光甫是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的領袖，對這樣的名稱他很不滿意。1948
年12月國民黨大廈將傾的前夜，他曾來到香港。他在12月4日在日記中說：「《大公報》載
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領袖字樣。查此項名稱之由來，乃日本人所創造。當國
民軍北伐之時，中交兩行墊付軍費，頗具勢力，而銀行主持人如張公權、錢新之、周作民、
吳鼎昌、李馥蓀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聯絡吾國銀行家，有時亦邀余在內。自中交兩行增加官
股後，其大權已握於政府之手。即所謂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內部亦各自獨立，不受任何人
之支配。雖有每週之聚餐，亦僅談談人事之待遇與應付政府之法令而已，並不若美國之摩根
集團等等，可以指揮投資途徑，性質完全不同。共產黨以此項名稱有刺激性，不問其內容如
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稱謂，而一般記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財團、四川財團、廣東財團等名
詞以刺激人心也。」
他12月28日的日記再次提及此事，可見對這一名稱耿耿於懷，「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蔣
為其目標，實在不明蘇聯內情。吾在港時曾見《大公報》載有幣制座談會，參加者有章乃器、
千家駒等，議論極其幼稚。此輩寫文章總行採用馬克斯辯證法，即一切人的動機，皆是經濟
的，故有江浙財閥、廣東財閥種種歪曲的說法。」
12月5日，陳光甫自稱到香港四天，既不見報館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見面，更不找
政界中人，但卻無時不在關注著時局的變化、籌劃個人的進退出路。「其於中共細情，無由
得悉，然報紙上披露戰況及各種政治小團體之議論，可得二三事：
（一） 報紙上對於有錢人紛紛之逃難，尤其如我這一類人，言論不表同情，且取攻擊
之態度。宋漢章、卞伯（白）眉等來此，皆銷聲匿跡，一若清末遺老逃難至上海、青島等。
如此一來，好像報紙上言論之不錯。香港報紙左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滿現狀，無影無形
要為一個為民眾謀福利之社會政策。
（二） 中共及各團體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華早報）登載宣言，謂共黨取得政權
之後，允許私人經營事業云云。此證諸濟南情狀，倒還不錯。如果如此，則尚可維持一短期。
然事業方針必須配合新的社會環境。
（三） 昨雲在香港住下計劃，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來搬家費事，二共黨政策不
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
（四） 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時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
再至台灣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確定自己的計劃：「（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灣一行看看時局。
（三）時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時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準備。」
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談之後，他說：「我覺得反共惟有蔣先生，報載約上海錢新之、杜
月笙討論時局。毛澤東來，恐怕不見得安定。有人說毛欠俄債太深，如東三省一百五十萬人
所用軍火，通歸中共使用，則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覺共內部必有分裂之情勢。故香
港仍為本行重要之中心。」
易代之際，作為金融巨頭，陳光甫幾乎一直對共產黨沒有停止過憂慮，12月7日，看見
香港道路的整齊、街市的繁榮，他感歎：「四十年以來，內戰不歇，人人為私，致造成今日
之局面。今後下去，政治經濟另走一條路，此路乃為人民所過不慣者也。然事逼處此，有何
另外法子也。寄語現在旅居國外友人，此時不必作歸計。太平局面，祇有英美二國有，自由
亦祇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
12月12日，他想起寧漢分裂之時，「漢口共黨政府主動，組織各業工會，清算鬥爭，頗
有令人難以終日之苦。共黨號稱為人民解放軍，先從工人主政入手，即從銀行方面，首先驅
逐經理，由工役組織委員會，開始清算。其時，我是在上海好，還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
夫，我頗難欣賞，故還是不看見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覺幼稚。」他甚至設想了
12條具體「做法」，認為共產黨按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把生產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勢發生變化，他從澳大利亞回來的冀朝鼎那裡聽說：「共黨
對英國人頗好，取得政權後，必許其做生意，因英國人肯合作，對美國推板（差）一點」。
「細察現在局勢，共軍必取得政權，最後歸宿必用馬克斯主義。我年紀已老，應當退休，
不問世事，返上海為一最短時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種種不對。對方來談，是否不與他
談，且來者皆系投機分子，廿年以來，看見很多。
比較無共黨勢力地方為香港，可以當作昔日之租界。遷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員往青島一
樣，久而久之，他們忘記我們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與美國通信，看看報，讀讀書，有
相當自由，此為最寶貴之精神食糧也。「
兩天後（12月18日），他繼續寫道：「若雲中國共產黨並非受俄國人支持，或雲不信仰
馬克斯主義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語。無論他們及其黨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機分子如何說法
（有人相信為真，且有外國人相信），我們不能相信。」
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這樣的思考：「香港報紙常載共黨議論，雲現下與蘇
聯鬥爭政策不同，採用民主經濟政策，許私人企業，並與外人通商。此乃共黨深知推行社會
主義，非有一相當時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論到聰明而切實計劃之共黨或社會主義者，
當非輕狂之徒，處心積慮為人民謀幸福，決不肯輕舉妄動。」
一年後，局勢早已發生巨變。1949年12月5日，陳光甫從報紙上看到大陸新政權公佈的
明年度預算，軍費支出的龐大引發了他的感想：「總支出中，軍費占38.8%，據估計約養軍
至少五百萬人，而國民黨之在台灣及海南各地者，聞尚有軍隊一百餘萬人，軍隊如此之多，
自足影響於經濟建設。」他憶及清末，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不過二十多萬人，辛亥革命後擴充
軍隊，各軍閥「皆欲擁兵自衛，以致民窮財盡」。「吾國殊無此力量養六百餘萬軍隊，推測
明年復員，最多保留二百五十萬軍隊，方能使我國逐漸建設。」
對國民黨，打過二十多年交道的陳光甫也有著相當矛盾的心態。1948年12月2日，他在
香港醫院檢查身體，與英國看護婦談英國生活情形之後感歎說：「生活艱苦，過慣了亦不覺
得。我們日子太舒服，貧富不均，以致社會不安。英國醫藥費、教育費，均由政府供給。英
國人對於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們亦有其享樂的地方，看報讀書，料理田園，愛家、愛地
方，不似中國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國事難辦。然而他們皆是有固定職業者，否則牢騷比
我們還要大而多，革命還要快。我們今日之處境，正是革無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
活。」12月5日，在談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時，他認為是「英人政策寬大」、「居民運用
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國政府近年處處消滅人民的創造力，私人企業不發達。」
12月14日，他對國民黨統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滿：「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
單位，紙片上畫得分明，奈看來是：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道路不平。
政治上：賞罰不公、綱紀不明、責任不清。
社會上：人民無自信心、工商業廢弛、教育破產、一片淒涼景象管理外匯，愈管而資金
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園輩，死也不明白。外國人如Rogers輩總以為法子不錯，人不行，
不知中國政治不行，說管理正好幫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們不承認，因中心欣賞之故，好比
唱戲人總想唱一齣好戲，不知政治經濟環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雞犬不安，可怕的學說！
「
陳光甫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其實也經歷了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北伐時期，他和其他
上海的金融巨頭曾以財力支持過蔣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綱等從溪口回到上海，
通過杜月笙邀請他和錢新之等座談，帶來了蔣的話，「北伐時上海這班人幫他的忙，如今重
新表示感謝；今後如北伐時一樣，還要希望我們這群人（顏駿人、錢新之、我等）幫他的忙。
如今和談決裂，共產黨對內無Principle（原則），對外要走親蘇的路線，與過去外交中立，
不親蘇也不親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決心破壞20年來國民黨的政績，而所提的條件直似無條
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祇有繼續作戰。」並提出了「拚命保命，破產保產」的口號，
然而時移勢異，一切都變了。那天，情緒不好的陳光甫一聲不吭，他說自己如果說話也不會
好聽，這一心跡在日記中袒露無遺：「今日之爭非僅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實在可說是一個
社會革命。共產黨的政策是窮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產，清算少數分子……所以有號召，
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沒有替農民做一點事，也無裨於工商業。」
這最後一句話大概可以算是他對自己曾支持過的國民黨政權的蓋棺定論吧。在上海解放
前的一個月，他已預感到即將發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別了大陸。6月底，蔣派洪蘭友帶著親
筆信到香港「慰問」像他那樣的資本家，7月2日，還是由杜月笙出面宴請他們，洪在致辭中
說了一番蔣與李意見「已趨一致，頗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必將發生，是以政府
可得最後勝利」等空話，陳光甫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了很長一段話：「政府向來予人以『空心
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來一次，未免難受。洪述各點，皆不符於實
情，蔣、李（宗仁）兩人之間隔閡甚深，當競選副總統時，蔣自居於家長身份，屬意孫科，
而李競選成功，蔣極不滿，從此即不融洽。蔣退位後，李出任代，毫無實權，蔣仍暗中指
揮，……退位者仍握權不放，使當政者莫能展佈，實談不上轉好現象。」
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即，他詢問正在香港的美國華僑領袖李國欽，李說，紐約的
看法是近20年間或不至發生。陳由此感到這祇是國民黨人的幻想罷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
南京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制收購金銀和外幣，蔣曾經發表談話痛罵上海金融、工商界「祇知
自私，不愛國家」，對那次「辭令嚴厲，有若瘋狂」、「令人難堪，亦令人不解」的談話，
他記憶深刻，如今蔣又派人「慰問」來了，他說：「此皆出於蔣一時之衝動。蔣於國事，無
論懂與不懂，一切必須親為裁決，不旁諮博詢，不虛心下問，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
當然，他再也不會像北伐時期那樣支持蔣介石了。
不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
1949年初，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政權已岌岌可危，陳光甫已經為自己和家人設計了一
個應急計劃，必要時準備和妻子出走香港，並在那裡安家，然後到新加坡、曼谷、仰光、菲
律賓、美國等地旅行，他已經申請了護照，並設法取得去馬尼拉的簽證。就在這時，南京政
權發生變化，1月21日，蔣介石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一上台，就急切
地謀求與勝券在握的共產黨和談，其中一個舉措就是邀請幾位在全國有很大影響的社會名流，
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到北平「敲門」，試圖利用他們的社會聲望敲開和平之門，
陳也是李宗仁首選的物件之一。
1月24日，李派代表劉仲容帶他的親筆信到上海面見陳，結果劉剛到上海，就被緊急召
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釗轉交。1月29日是傳統的春節，1月30日，李再次派親信甘介侯帶他
的親筆信到上海，動員陳。1月31日，李親自來到上海，當天上午在中國銀行召見了顏惠慶、
章士釗、江庸、陳光甫等二十多位各界社會名流，晚上國民黨中央社發佈消息說已推出無黨
派社會領袖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陳光甫、冷遹等五人以「私人資格」前往北平。實際上
陳、冷兩人壓根還沒同意，顏惠慶2月1日的日記中說「李呆總統似乎急於讓我們馬上啟程。
可是，代表團的兩名成員出於個人的原因，好像尚未決定接受總統的提名。」
2月3日的日記中點明是陳光甫、冷遹.陳光甫自己的日記中對此更有詳細記載：「當夏
歷新年之際，代總統李宗仁要求我參加人民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目的是尋求和平，但並不需
要共產黨人談判和平條件。更確切地說，其主要任務是使在北平的共產黨領導人認識人民的
苦難以及實現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團不代表官方，它將為政府的正式代表團與赤色分子的
談判鋪平道路。
我試圖拒絕。我的理由是，我是銀行家，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產黨人
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我曾兩次被作為工具去華盛頓為政府尋求財政援助；我通常被認為是
親美分子。
當代總統自南京飛滬，作短暫的然而是戲劇性的訪問時，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
午10時，我被召到中國銀行大樓。我向代總統解釋：我不是尋求和平的適當人選，在代表團
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產黨人感到刺眼；我認為張元濟、侯德榜、盧作孚將是更為合適的人
選。但是，代總統不聽我的陳述，並且說，我應該去。「
李宗仁召見他們之後一起吃午餐，飯後李繼續與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梅貽
琦、冷遹、張嘉敖和陳光甫等少數人座談，李說，計劃中的代表團是「和平攻勢」的一部分，
目的是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對於和平的誠意與渴望，從而贏得他們的同情和支援，這個團可以
稱為「敲門使團」，並說，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他表明，雖然沒有蔣介石，華盛頓仍將
支持南京政府。李的這番話引起了陳光甫的注意，他感到李千方百計動員和平代表團北上，
眼光卻落在華盛頓，是要爭取美國的財政援助。所以他才那麼在乎陳光甫。
與美國保持長期友好關係，受到美國重視的陳光甫當然欣賞李的立場，沒有美國的援助，
上海的商業，包括他本人的銀行在內早就破產了。他想，和平代表團如果能促進和平，導致
某種形式的「聯合政府」產生，那是最好的結局。如果不成功，至少也會贏得美國的同情與
援助。因此，去還是不去，他有所動心，有點猶豫了。
經過再三慎重考慮，他最終還是決定不參加這個代表團，2月3日，他給李宗仁寫了一封
信，表示：「惟茲事體大，涵義微妙，人選如何，實成敗所繫。弟一生從事商業銀行，與英
美關係較深，且曾側身立法委員，如濫竽其中，轉授對方藉口之柄，將恐有礙進行。」 同
時他希望吳忠信去南京為他解釋一下。
由於他的拒絕，冷遹又因江蘇省議會即將開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人選
發生變化，2月6日宣佈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及滬江大學校長凌憲初、大夏大學校長歐元懷、
永利化學公司總經理侯德榜等六人組成。但李宗仁很快從北平方面獲悉，中共對陳光甫不參
加代表團「有點兒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飛到上海，一是再次動員陳，同時討論上海的經
濟問題。一到上海，李即在黃紹竑寓所召見了陳光甫、錢新之、張公權等上海資本家並一起
吃午飯。陳光甫在日記中說：「我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的問題再次被提出來。在我們互相
問候之後，代總統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說，他在北平的代表送來消息，由於我不去北
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因此，代總統要求我我根據這一情況重新考慮。我很為難，但是，
我告訴李代總統，我真正看不出改變我的決定的理由。他是個好人，不想過分勉強我。」
當天下午，陳光甫到顏惠慶家參加會議，討論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團可以做些什麼。甘介
侯希望他能夠重新考慮不去北平的決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問為什麼？他說：赤色
分子宣稱，如果代表團希望參觀北平，不準備討論和平條件的話，他們願意接待。他不喜歡
共產黨的這種廣播。章士釗將他拉到另一房間，說自己收到北平的電報，共產黨人渴望他參
加代表團。他再次說明：上海財政形勢如此嚴重，如果我參加代表團，共產黨人無非希望從
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經濟成功運轉的主意。事情到了這一步，眼前已沒有解決的辦法，我
的意見是祇有依靠美國的援助，說得更明確些，我們必須有美元。過去兩年，我們大概得到
15億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國才得以存在。由於赤色分子不斷地攻擊「美帝國主義」，
我無法想像，我如何能與他們談話，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在我與共產黨人之間缺乏走
到一起並進行討論的共同基礎。他還對章說，如果共產黨人對我上述僅僅是綱要性的闡述有
興趣，可以給我一個電報，我將去北平。
2月13日，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四人組成的和平代表團終於成行。第二天，
陳在日記裡又一次說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說兩個星期前，在得知組織代表團的提議時，
他的反應是一半願去，一半不願去，甚至可以說略微傾向於去。最後之所以決定不去雖然主
要出於個人考慮，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響。一位姓文的將軍說：「和平難以實現，代表團的
工作注定沒有結果。如果隨代表團前去，將可能遭到共產黨人的攻擊。胡適也勸他不要去，
除了顏惠慶可能是個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們一起去不得，代表團將不會有任
何收穫。葉公超時為外交部次長，聽到他拒絕去北平後很高興，說不要和政治糾纏在一起。
在中國，政治將長期混亂。他代表著兩家成功的企業，不應該使自己捲入，從而損害這兩家
企業的發展。他說：」我感謝這些和別的朋友們，他們關心我的幸福。在他們的勸告和鼓勵
下，當李代總統2月9日來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慮的時候，我才能作出明確的答覆。
對於那些不瞭解我的人來說，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議上，我太『滑頭』了。
是的，『滑頭』，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個褒義詞，它的意思是見風使舵，利用形勢以達到自
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記中澄清這一點，我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滑頭』，如果不是因為我的
朋友們，我可能完全不瞭解形勢的錯綜複雜和後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議。「
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稱自己不是一個年輕人，退休計劃早已醞釀。去
年政府幾次和他商量，要他擔任公共職務，每次他都想拒絕。雖然這些努力並未完全成功，
但卻使他感到有可能過一種退休生活，實現自己的個人自由。比如拒絕不想擔任的工作，不
想說什麼的時候可以保持沈默，希望走動的時候可以離開上海等，「一個人可以聲稱反對國
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經享受並且實現了這種或類似的個人自由。」對陌生的
共產黨他內心充滿了恐懼，最大的擔憂就是可能失去他說的這種「個人自由」，「正是這些
思想，使我決定迴避任何和共產黨人見面的機會。如果我和代表團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將
使自己捲入，從而中斷退休計劃。」「愈來愈清楚，共產黨人將來到並佔領上海。與其說我
不喜歡他們的革命，毋寧說是因為我的個人考慮。」從這一刻起，他實際上已作好了離開上
海的打算。
無論是拒絕參加和平代表團，還是最後選擇離開上海，對陳光甫來說，都祇是基於對
「個人自由」的追求而已。
私人企業不能成為「惡俗的盈利機構」
1949年3月19日，雖然春寒未盡，但這是一個和暢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達上海，
翁文灝又來電話約陳光甫去談話。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現了鈔荒，大小錢莊銀行都無現鈔，
顧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錢，原因是中央銀行沒有現鈔，「中央銀行辦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
經濟，多用錢，浪費才力，又欣賞統制。如中央銀行是民間銀行，不會到如此地步。千言萬
語政治萬惡，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誠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時，共產黨已據有長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儲蓄銀行為國內匯兌銀行之一，他
心中不無憂慮，認為——「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國民黨政府惡意誤會，惟有少做，點綴
而已。因果說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許內匯生意並無利可圖也。
此時人家看來，共黨贊成我們，叫我們做內匯，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內心醋意可怕，
因醋成怨，一旦發洩吃不消，對付不了。「
上海「解放」之後，陳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視著大陸局勢的變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還
在上海營業，但情況已有所不同，其中職工會的權力膨脹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
「本行上海職工會」編印的《上海職工》刊物後說：「內容所述頗多涉及本行之管理業務方
針事件，實已軼出職工會範圍。職工會性能，在謀本身之福利，如待遇問題、時間問題等等，
即按諸政府政策可以參加企業之管理，所謂參加者，亦祇在於瞭解管理部門之措施或有所建
議，殊不能主動干涉，甚至反居於主位，使主管人員增加辦理之困難。此種思想，實有錯誤。
管理人員經營某一企業，必須具備豐富之技能、高深之學理與聚積之經驗。職工會現在
正在學習，其所學習內容，為毛澤東政治思想，而於銀行業務，亦僅『銀行實務』之粗淺技
能，其不瞭解業務方針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說，分散精力以應付內部，
甚至由此引起誤解。「
針對職工會提出的主張，如將本行所有外匯移至國內運用於生產，他在日記中逐一進行
了辨正。他認為商業銀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進國內城鄉物資交流，如將外匯移用於
生產，或辦一工廠，範圍也很渺小，「是放棄原有之田地而不墾植，另作開荒之圖者，思想
殊不準確。」關於辦理農貸，他回顧了銀行曾創辦農貸的歷史，「而本行如辦理農貸，合作
法尚未頒布，無所依據，農村工作人員亦未養成，如遇天災歉收，放款不能收回，則於存款
即失保障。何況商業銀行尚無後門，可以融通周轉資金，一遇銀根緊急，則此項呆擱之農貸
無法隨時收回以為周轉。是本行今日貿然從事農貸，勢必引起嚴重後果。」
他批評職工會一知半解，「不深切調查研究，自以為是，而犯主觀錯誤。然此亦政變之
初，難免出現各種不合理現象。」「是以本行職工會，一方面謀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
則應加強各個之思想學習與技能學習，殊不應干涉本行之政策及管理，以及業務方面，妨礙
主管人之精力也。」
12月10日，左派的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孫師毅當面對陳光甫表示「素所欽敬」，並告
訴他，上海解放初共產黨方面曾「授意」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職工會發電請他回上海，否則職
工會不會發電。但年事已高的陳光甫疑慮重重，最終沒有回到大陸。但作為金融鉅子，他創
業的成功，他的經營理念都將是本民族寶貴的遺產。1949年2月1日，他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
的日記，這一天他談到了對私人企業的許多精闢見解，其中無疑包含了他的切身體會：「往
昔私人企業之動機與目的，不外牟利與個人享受，而衡量一事業之成敗，亦以其獲利能力為
主，其他不與焉。……
開明之私人資本家近年來已有所覺悟與轉變，而其最主要者即為標榜服務社會。換言之，
即私人企業之目的已不僅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簡化所稱之理想，不外為增加對社會之便
利，提高人民之生產能力，與乎惠及一般就業水準。「
他認為這是西方開明資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國私人企業迄未能有此境地。
由於政治之不清明，社會之封建，與乎民眾知識之落伍，私人企業從始即無西方之基礎，多
數私人企業除牟利與享受之想望，更無所謂『理想』。其間雖有少數開明人物抱有遠大之胸
襟，但往往不能不與社會妥協，環境與局勢使其 『理想』受折磨與阻挫，即便有所表現，
亦屬非其本來面目。
抗戰發生以後，由於局勢之浮動及物價之繼漲，更使私人企業家無長遠之打算，而一般
則更看重於近利之獲取，是以投機之風大起，推波助瀾，危害社會，乃使一般人對商人發生
前所未有之厭憎心理，而較大之事業機構，以其近水樓台，更充分表演『長袖善舞』之作風，
亦即一般所指之『豪門大戶』。「
即使其中一些有服務社會之初衷的，處在這樣的惡流中，也會不知不覺失去原來的目的，
而轉為一極其惡俗的盈利機構，「與社會日遠，與惡勢力愈近」。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
個：一是生存問題，私人企業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而在通貨膨脹下如不能盈利，就無法生存，
因而不得不致力於盈利。既樹立了盈利的目標，那就不能不與社會上的惡勢力有所妥協和平
衡，也就不能完全避免投機者常用的方法了。
二是局勢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況下，如何可以展佈遠大的理想，安全感的因素，即使
有盈餘祇以自保為主，既不肯分與股東，也不肯用之社會。三是人員的變質，或投機取巧，
或利用職權發財，正直者先滅亡的反淘汰現象。「因此，私人企業在中國遂變成為社會之累
與蠹蟲，失去其存在之價值。他們與社會日漸脫節，而與投機者打成一片。此種惡勢力正與
清末票號相類，因其獲利與資力之來源，均已縮至極狹之範圍中也。
然而，並非謂今後不需要私人企業，所指者乃受以上痛染愈深之事業，其將來必被淘汰。
除非中國永遠如是混沌，否則，私人企業必將接受其應有之責罰，不待言喻。
世界大勢以及中國歷史均證明，盲目牟利之機構將無永存之地步，必需將『理想』因素
納入私人企業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換所需「，」即盡一分力量，得一份報酬，
而不取不應得之利益。「
實際上，陳光甫創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包括1927年創辦的中國旅行社）就不是什麼
「盲目牟利之機構」、「惡俗的盈利機構」，而是蘊涵著創辦人「服務社會」的真誠理想。
與國民黨政權，他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即使曾側身國民黨政府行列，他也沒有同流合污，
始終頭腦清醒，雙手乾淨。他在美國朝野贏得的聲譽不是偶然的。
對國民黨的失望與對共產黨的複雜心態
陳光甫對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的失望，並沒有使他認同陌生的共產黨。對於打敗了國民
黨的共產黨他的心態也是極為複雜，特別是對回大陸更是顧慮重重，所以他才會一再拒絕了
各種勸說、邀請。
1949年7月1日，章士釗提議和陳光甫、李國欽一起去北平，說毛澤東正在等著他們能否
北上的電報，陳拒絕了，章問用什麼理由回答毛，他解釋說，理由很簡單，「現在還有營業
機構在尚未被共產黨人『解放』的地區。如果我赴平，將被蔣主席理解為一種敵對行動，他
將可能對我們在重慶、成都、昆明、廣州和台灣等地的分支機構搞點動作。章聽了我的解釋
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他將打電報告訴毛上述大意。我必須說，章的話聽起來很像毛在
香港的特別代表。」也因此，他才會異想天開地向章士釗建議，共產黨建立的政府如果名為
聯合政府，就應該包括像李國欽那樣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國家的懷疑，李可以擔任外交部長
或駐美大使。他認為，比起他本人、李銘、侯德榜，「李是最適合和毛接觸的人。我們在中
國都有商業利益。不像李一樣能夠以中間派的身份說話。作為一個商人，他最能使毛認識到
一項受到西方民主國家援助的工業化計劃的重要，李可以告訴毛，如何實現這一計劃。由於
李在紐約和華盛頓的各種關係，如果共產黨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進並且為得到他們的承認而
進行談判時，李最有資格成為新政權的代言人。」
這些設想顯示了陳光甫作為一位在商場上極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愛之
處。7月4日，陳光甫接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轉來黃炎培的電報，轉達了周恩來勸說他早日回
大陸，「共為新中華努力」的意思，他回電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協即將召開前夕，李濟深派李紹程帶著親筆信到香港面見陳光甫，信
中希望與產業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經驗的企業經營專家合作，「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系
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凡有利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
均堅決保護，鼓勵積極經營及扶助其發展。」把自己畢生的心血獻給了中國金融事業的陳光
甫對此確實怦然心動，10月31日在給李濟深的回信中說：「惟以在港養屙，因失眠症頗覺嚴
重，且耳鳴頭暈，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繼續就醫中，一俟健康稍復，即行北上聆教。」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再次派李紹程到香港，邀請在港
金融界的陳光甫和宋漢章、錢新之、周作民、李馥蓀五人北上。陳日記中說：「據說當時在
京為此事曾舉行過一次會議，有人揣測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種原因：（一） 彼等
握有外匯甚多，不能在解放區過嚴肅生活，故仍留國外消耗其外匯。（二） 或者懷疑人民
銀行之業務過於鞏固，故抱觀望態度。（三） 或者感覺人民銀行之業務過於廣泛，在在牽
涉商業銀行業務範圍，故覺商業銀行前途難於進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紹程當時曾替陳有所解說，說他生活向來嚴肅，至於第三點則不知所云，毛澤東擬親
自出面來信邀請，李濟深說不如由他出面較為輕鬆，免得他們為難，覺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
陳光甫準備下星期一請李紹程午餐面述一切，並將這個意思告訴了宋漢章等人。
這一天的日記中他還回顧自己投身金融業的心路：「余之經營銀行宗旨，在於與惡劣環
境奮鬥，並且要想法幫助生產增加，改善生活水準。
數十年來，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疊次遭受打擊。現在人民政府在華北華中
華東，已做到穩定物價、安定金融的好成績，本人已深所欽佩。例如提高外匯，原為鼓勵出
口，但在過去即做不到，倘若匯價有動，則物價即漲，現在一面提高匯價，而一面國內物價
能以下落，此種顯著好現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貨發現，在作戰期內，自無法可以避
免膨脹，惟所採各種徵稅方法，皆能壓平膨脹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漸復夜。凡
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問，殊無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針對揣測他們滯留香港不回大陸的三點，他作了如下的回答：「（一）本行外匯資產皆
洋機如數陳報人民銀行在案，內中毫無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國環境中，如此清白，可謂難
能。本人在港，純為就醫方便，毫無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勝利基礎，而且剷除數千年來無法根絕之貪污，政治修明而具
實效，尤其抱學習態度，實事求是，徹底研究，有此精神，無事不成。此種刻苦耐勞，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之作風，吾人實出自衷心之佩服，無所用其懷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誠與人民銀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獨家代理中國銀行之在國
外收付。內地停業各行均逐步復業，根據人民銀行指示，幫助增加生產，參加各種銀團。此
種積極行動，在解放區皆有事實足以證明。本行總負責人總經理，始終未離上海，各地負責
人亦各守崗位，主持業務。「
他再三解釋：「人民政府邀約北上，此在個人實為無比榮譽，奈餘年近七旬，常患失眠，
並時有頭痛，在港就醫，未能復原，此時不能作過度之勞動，故逗留此間，期復健康，倘身
體轉好，隨即回去。本人對於本行董事長一職，經已向董事會辭職，實因身體不好之故。上
述本行與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與不去，原足無足輕重。再本行及中國旅行社尚有
設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台灣各地者，辦事人員均共事多年，各該地之政治惡劣，足
以發生嚴重後果，甚至有性命關係，余亦不敢行動，致彼等發生困難，好在不久均可解放，
將後顧慮能以減少。」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請陳光甫、李銘等北上，第二天陳即復函，「4月間因療養方
便來港就醫，頭暈耳鳴之病源尚未查出，復有失眠，病態嚴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離。
疊荷友好邀約，均無法應命，心中至為歉悵。」 對於北上，他既沒有打算很快動身，也未
一口回絕。
這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業務中正出了件事。9月15日該行經手的一筆950萬港幣款項，
因港方查補第二密碼，延遲一天，正碰上英鎊貶值，上海的中國銀行國外部要他們賠償損失，
對方甚至暗示有吊銷執照或沒收外匯的可能，要他們迅速解決不要節外生枝。陳光甫認為問
題「不在痛惜財款，而在是非應予剖白，如屈就則將後寸步難行」。11月15日，他約李濟深
派來的代表李紹誠在家午餐時，他將這件事的前因後果的書面給李，希望李能電告北京，轉
告主管部門公允解決。同時抄錄兩份，由張公權轉交《文匯報》張稚琴，此人是李濟深駐港
代表。第二天，李紹誠來，說看過書面材料，「認本行立場正確，毫無錯誤，不能負賠償損
失責任。可惜本行致中國銀行函，措詞尚嫌軟弱，惟此函送出後，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
理會。」他說可以得到公允解決，他可以先發一電給李濟深的秘書，李可轉告主管部門電滬。
他並擬好了電文。當天陳光甫去張公權那裡，知事有湊巧，正好張稚琴去張家，已將材料轉
交，他已看過，並答應到廣州通過李章達設法解決。
陳光甫在日記中感歎，連日對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約余北上，經此事發生接
觸，恐余之將後行動，受此影響，或有促進的可能。」
11月19日，對於匯款案一事，「此事現在要通天，講一個道理。我想共黨人士的作風，
亦是如此，但滬行人員已存恐懼之心而軟化」，祇求「財去人安樂」，他表示：「余意不在
痛惜財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從張公權那裡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較具地位的告訴他，說此事他們頗有理
由，可以致電陳毅公平處理。
11月22日《文匯報》張稚琴從廣州回來。李章達稱「現政府政策在收復人心，此事即使
政府吃虧，亦不能用高壓手段」。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曾與張談及陳光甫，說他「過
去做人正派，在國際上極負聲譽，希望出來參加三八婦女節」。這一天，陳光甫發現李紹程
原來與李濟深沒有直接關係，祇是與其秘書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問張公權，匯款案以
政治辦法解決還是經濟方式解決，陳不贊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後「有此結痕，免事易於為
難」，所以希望經濟方式解決，即交由銀行公會仲裁，雖然他知道當時外匯業務有經驗、技
能的多已離開，留下來的或技術不專門，而且限於環境，有所畏忌。但他覺得出於第三者的
評判，不是對方的壓迫，則可以對本行有個交代。
12月21日，陳光甫認為主要是自己的銀行在上海，把對方當作政府機構，先存恐懼心理，
也沒有詳細調查其中真相，從側面打聽，「大概私營銀行同業中，亦俱在恐懼氣氛內，故鹹
認以忍痛賠款為合算，以免動搖本行經營之基礎。」
這對他最終下不了決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已經很難判斷。但就連這樣一件小事也
要驚動葉劍英、陳毅、李濟深等重要人物才能解決，恐怕也足以使他對北京望而卻步吧。從
此之後，陳光甫再也沒有北上的打算了。◆ ¶ 10:46 PM 0 comments
Thursday, June 26, 2008
解析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
工程师治国局面在改变
凤凰网 2008-6-26 14: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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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 2008-6-26 14:13:40
“60后”省部级干部是我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年轻、务实、充满个人魅力，一举一动都倍受各界关注。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真的有三分之一出身“团口”吗？调查显示:
他们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
在他们各不相同的成长路径中，由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构道路等路径。
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截至2008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中共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71人。其中，女性7人（均为省部级副 职），约占10%；少数民族10人，约占14%；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约占16%；省部级正职5人，约占7%，包括湖南省省长周强、河北省代省长 胡春华、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最年轻的是同为45岁的胡春华和孙政才，张庆伟和努尔·白克力都是47 岁，周强48岁。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中分布较为均衡。在71人中，中央政府各部委局中共有15人，省级政府中共有56人。中央政府分布 在国防科工委、农业部、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关总署、体育总局、邮政局和 保密局，除国防科工委和环境保护部各有2名“60后”外，其余部门各有1名。
“60后”还广泛地分布在除甘肃省以外的其余30个省份中，分布最多的省级政府是北京市和新疆自治区，都是5人。北京市的5名“60后”皆任副 市长，新疆自治区除主席是“60后”外，还有4名“60后”副主席。其次是西藏自治区有4名“60后”副主席。再次是上海市、湖南省、福建省和青海省各有 3名“60后”副市长或副省长。另有9个省级政府中（山西、广西、江西、江苏、贵州、辽宁、山东、重庆和内蒙）各有2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 席。其余14个省级政府各有1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
这种均衡分布状态，不仅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的精密安排。自从20世 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领导干部“四化”和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两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要求以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步伐就从未停止。 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领导干部年轻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在改变
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9人，约占27%；获得硕士学位的36人，约占 50%（其中获得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的15人，约占36人的42%，说明党校学历教育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获得学士学位的13人，约 占18%；专科学历的3人，约占4%。
学历层次提高（研究生学历约占77%）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突出特点。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 说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取得高层次文凭和学位的强烈欲望，同时说明他们是学习型的一代高级领导干部。在68个学士学位中，文科学位获得者31人，约 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
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已知确切入党时间的49名中共党员的年龄入党平均为22.05岁，这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 党。“60后”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比同龄人更早地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间接地说明“60后”从政愿望在青年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60后”的平均任职年龄及晋升时间间隔
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60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 部担任副部级职务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1岁（比43.8岁降低了2.8岁，说明他们的晋升速度更快），他们担任省部级正职的平均年龄为45.2岁。“60 后”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晋升到副部级职务的平均年限为18.2年（比21.3 年缩短了3.1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陆昊），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可见，“60后”大学毕业后仕途坦荡，在官场上活动游刃有余，说明了他们较快地而且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按照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 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从21 位“60后”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他们由副科晋升到正科平均年限为2.4年，正科到副处为3.4年，副处到正处为2.7年，正处到副厅为3.2年，副厅到 正厅为3.7年，正厅到副部为5.1年。这说明在同一层次职务中“副”升“正”时限较短、较易，但由下一职务层次中的“正”升到上一职务层次中的“副”时 限较长、较难。不过平均来看，“60后”的各级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前述职务晋升规定相符，但其中不乏破格（破格规定年限）记录。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 的24.7%，几乎每位“60后”（占总数的80%）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 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
“60后”的六大从政路径
“60后”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经由机关路径而晋升的“60后”25人，占 35.2%。机关路径又分两种情况，即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高层机关路径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工作。如原人事部副部长唐军， 1983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 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唐军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曾挂职于银川市副市长一职。基层机关路径指大学毕业后从基层政府工作做起，逐步晋升至省 部级领导干部。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 典型的是新疆自治区任副主席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的八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 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
第三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 央企）路径晋升“60后”13人，约占18.3%。最典型者就是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 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大学路径晋 升的“60后”16人，约占22.5%。最典型的莫过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于1987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 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 科研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者是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 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各晋升1人，约占4.2%。
六大路径: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
六条途径涵盖了“60后”的所有从政路径。这些路径既是对“60后”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也是中央多渠道选拔培养高级领导干部制度的真实写照。
机关成长道路虽在比例上占第一位，但也仅占1/3强。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排在第二位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比例上占到近1/4，但若连同科研机构成长道路一起计算，比例上接近机关成长道路，也占1/3（33.4%） 强。这个数字说明有大量专家学者进入党和国家高层机关中。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进入政府排在第三位，比例上占到近1/4。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在经济导向的政府决策中，这些“60后”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身于“团口”的“60后”在比例上仅占7%，没有印证某些港澳媒体认为“团口”干部占高层领导干部1/3的观点。“团口”出身的“60后”，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与党内高层领导关系更为密切，这是他们的优点。
总之，“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多途径成长道路或者说是多途径选拔培养渠道，十分有利于保持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高层领导活力，同时有利于优化高层领导班子结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政务官多途径选拔渠道基本上是一致的。
（作者刘俊生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Tuesday, June 24, 2008
香港商品交易所有望明年初开业
英国《金融时报》安德鲁•伍德(Andrew Wood)香港报道
2008年6月25日 星期三
香港希望明年年初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以利用内地对原材料迅速增长的需求和对较为复杂风险对冲方式的需要。
设立香港商品交易所(Hong Kong Mercantile Exchange)是由泰山石化集团(Titan Petrochemicals)发起的，并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支持。泰山石化是一家新加坡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
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多家公司有意成为会员或股东，其中包括美林(Merrill Lynch)、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来宝集团(Noble)以及内地的中信集团(Citic)和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CIFCO)。
香港商品交易所已聘请托马斯•麦克马汉(Thomas McMahon)担任总裁。麦克马汉拥有拓展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亚洲业务的丰富经验。
“目前正是时机，大宗商品进口一直增长惊人，无论是石油、铁矿石还是其他软商品。”香港商品交易所董事长、原泰山石化高管张震远(Barry Cheung)表示，“合约将以内地为中心，交割将在内地进行。”
中国内地有几家商品交易所，但由于交易受限，国际投资者无法参与交易，内地商品买家难以在海外对冲风险。
首个产品将是以美元计价的燃油合约，在中国南方地区进行实货交割。张震远表示，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燃油进口占全国的60%。
燃油将储存在泰山石化的保税仓库。但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其他公司如果符合有关环境及安全标准，欢迎它们申请许可。
Cantor Fitzgerald亚洲证券及全球证券衍生品业务执行常务董事詹森•博耶(Jason Boyer)表示，他“对于有望成为香港商品交易所的合伙人及市场参与者感到兴奋。（我们）相信拥有一家商品交易所，将进一步增强香港作为卓越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表示，香港面临发展商品期货市场的巨大机遇。
译者/岱嵩
2008年6月25日 星期三
香港希望明年年初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以利用内地对原材料迅速增长的需求和对较为复杂风险对冲方式的需要。
设立香港商品交易所(Hong Kong Mercantile Exchange)是由泰山石化集团(Titan Petrochemicals)发起的，并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支持。泰山石化是一家新加坡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
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多家公司有意成为会员或股东，其中包括美林(Merrill Lynch)、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来宝集团(Noble)以及内地的中信集团(Citic)和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CIFCO)。
香港商品交易所已聘请托马斯•麦克马汉(Thomas McMahon)担任总裁。麦克马汉拥有拓展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亚洲业务的丰富经验。
“目前正是时机，大宗商品进口一直增长惊人，无论是石油、铁矿石还是其他软商品。”香港商品交易所董事长、原泰山石化高管张震远(Barry Cheung)表示，“合约将以内地为中心，交割将在内地进行。”
中国内地有几家商品交易所，但由于交易受限，国际投资者无法参与交易，内地商品买家难以在海外对冲风险。
首个产品将是以美元计价的燃油合约，在中国南方地区进行实货交割。张震远表示，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燃油进口占全国的60%。
燃油将储存在泰山石化的保税仓库。但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其他公司如果符合有关环境及安全标准，欢迎它们申请许可。
Cantor Fitzgerald亚洲证券及全球证券衍生品业务执行常务董事詹森•博耶(Jason Boyer)表示，他“对于有望成为香港商品交易所的合伙人及市场参与者感到兴奋。（我们）相信拥有一家商品交易所，将进一步增强香港作为卓越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表示，香港面临发展商品期货市场的巨大机遇。
译者/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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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ne 12, 2008
生存与消亡：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
2006年03月16日 《当代金融家》作者：张徐乐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以金融机构的高度集中、金融门类的齐备和金融业务的发达著称。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不仅汇集着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政府银行为首的原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金融机构以及外国在华金融机构，还拥有数量众多的私人资本经营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以下简称私营行庄公司）。
经历了1927至1937年“黄金时期”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的私营行庄公司已达105家；而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整体资金实力实际上已大大削弱，但仍有119家私营银行、80家钱庄和5家信托公司。然而到1952年底，上海私营金融机构的数量锐减至60余家，最后全部合并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诸多的私营行庄公司是怎样走向消亡的，幸存的行庄公司又是怎样选择各自归宿的呢？
一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明确规定，作为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私人资本主义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一面，应对它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此后由于私营行庄投机活动猖獗，造成一定的金融紊乱，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金融业属于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应受国家的严格管理。在此背景下，私营金融业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公私合营、接受监管的改造道路。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同日成立，其下属的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以下简称军管会金融处）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被称作“南小四行”的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属官商合办性质银行，官股都在股本总额的80%以上。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及相应政策的规定，其官股部分由国家银行接收，并由新政府派出公股代表，改组其原有董事会，参与管理各行业务。上海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由此诞生。
四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在干部、经营管理方面获得中国人民银行较多的支持与照顾。3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协助下，四家合营银行实行定额存款制度，并以存款总额的30%定存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则按七天定存息另加20%的优惠计息。4月开始，汇款业务也实行定额制度，要求每日争取20亿元的汇出汇款，汇兑差额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调拨的便利，并给予汇水折扣优待。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上海分行各派代表与四家合营银行的代表组成“公私合营银行放款小组”，担负四家银行共同放款审核工作，四家合营银行存放汇等基本业务遂逐月增长。到1950年2月底止，四家银行的存放汇业务在整个金融业的比重，比上一年10月几乎增加了两倍。
实行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资金条件、信用条件方面，在劳资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与其他私营行庄公司相比，四家银行职工薪水虽然不是很高，但职位稳定，工作安心，没有所谓中秋、端午、年终双薪等不易解决的问题，更不会面临失业之虞。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还对私人股东发了股息，对高级人员在地位、薪水方面也予以适当照顾。良好的内部关系也为业务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对于四家原官商合办银行来讲，公私合营是在政权更替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新政府允许其存在和继续经营的前提。而实行公私合营所带来的体制与政策上的优惠，使其能较快地与新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安排接轨，业务得以较好发展。
二
与各合营银行业务日益扩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私营金融业遭遇的困难越来越多。建国后，由于人民政府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私营工商业失去投机基础，私营行庄自然也失去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高额投机利润，市场一时呈现疲软。而1950年春，由于中央实行通过公债税收来征集资金，以平衡财政稳定币值的政策，导致上海原本就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纷纷倒闭停业。受此影响，上海私营金融业也出现停闭风潮，半年内近百家行庄公司停业倒闭。与此同时，存款纷纷向公私合营银行集中，劳资矛盾也日益凸现,私营行庄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四家合营银行良好的发展态势，吸引了众多私营行庄公司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公私合营成为行庄公司的主动选择。
1950年4月，建业银行因“自本年初以来，因受私营行庄纷纷倒闭影响，存款减少，加之利率降低，业务逆转，各分行除津行外，均有赤字表现，且逐月增加，令人惊心”，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途径，总经理李倜夫与董事长龚饮冰商议后，首先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7月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建业银行宣布公私合营后，与新华等四行并称“新五行”。新五行在经营方式、业务作风、内部组织以及职工关系等方面进行改善，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1950年不仅做到保本自给，而且有盈余。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二届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合营银行的联合管理机构，实现进一步的集中领导”的主张。此后，经过新五行各董事会之间的协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准，1951年5月8日，在保持各行原有法定地位，兼顾公私股东权益下，各行董事会推派代表共同组成新五行联合董事会，作为五家银行集中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与决策机构。同月27日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以下也称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作为五家银行集中经营管理的最高执行机构。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后，保留了五家银行各自的名称、组织机构和独立法律地位，但在业务、财务、人事方面实行有计划的、统一的分配与管理。此谓金融业第一个公私合营性质的联管机构。
其他私营金融机构同样面临严峻的经济与市场局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国华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聚兴诚银行以及和成银行等都是著名的大银行，在全国大城市中有不少分行，业务和资产较多，国内外影响也较大。然而在 1950年上半年的损益统计中，除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两家有少数赢余外，其余九家均有亏损，总额达233亿元。审时度势，这些大银行认为，如果不改变以往分散的经营方式，将无以图存。浙江兴业银行在自忖无力自行解决“经营上极端困难”的情形下，积极寻求政府支持，曾多次致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详陈所面临的困境，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公私合营的请求，甚至表示愿以该行上海仓库全部或一部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指定之特约仓库，接受堆存中国人民银行受押货物，提供优惠的仓租条件；愿意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之一切事宜，例如代收各种款项及其他信托业务等等，在以劳务效力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时，亦藉此推展自身之业务等。为了帮助浙江兴业银行渡过难关、开展业务，中国人民银行表示接受一切所请，核定该行为公私合营银行，并指派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卢钝根为临时董事。这样，浙江兴业银行实现了初步的公私合营。
与此同时，其他各大银行也都表现出对公私合营的向往，主动请求政府接管属于依法应予没收的敌伪股份，并派出公股董事加以领导，先后得到政府同意。这些银行在业务上得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定的支持，如被准许协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内汇业务，资金调拨上得到便利与优待；被准许在某些地区（外埠）设立分支机构；资金周转困难时，可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一定数额的拆款等。而且，通过公股董事参加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促使劳资双方开诚协商，讨论精简节约和改善经营方式等问题，使劳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整合。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后，浙江兴业、国华、和成、中国企业、聚兴诚、源源长、浙江第一等银行先后提出加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的申请，经公私合营联合董事会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各行在保持各自原有的法定地位原则下，分别于1951年9月至12月宣布公私合营，并加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原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的名称为公私合营十二行联合总管理处所取代。
作为“北四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早在1920年代初已开始了发行纸币、储蓄等业务的联营合作，产生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等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联合经营组织。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以四行储蓄会为主体，逐步形成了另一家银行——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从而有了“北五行”之称。在 1950年上半年私营金融业停闭风潮中，北五行的业务经营也面临困窘，数度申请公私合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51年8月25日，五家银行董事会分别推派代表董事，与中国人民银行指派的十名董事一起组成北五行联合董事会，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任董事长，谢寿天、中南银行总经理黄钦书担任副董事长。 9月1日，在保持各行原有法定地位，兼顾公私股东权益的原则下，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谢寿天任主任，徐国懋、王绍贤、谈公远任副主任。这是继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之后，私营金融业加强集中经营和统一管理的又一联管机构。
另一家私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由近代著名金融家陈光甫于1915年创办的，实力雄厚，闻名遐迩，曾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前身为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1949年9月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资耀华便开始为该行实行公私合营奔走。中国人民银行考虑到其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虽未立即答应其请求，但于1950年6月10日派出曾凌、谢寿天两位公股董事，参与其内部的行政管理，在业务和资金调拨上也给予一定的便利与优待，并帮助协调劳资关系。以后，为便于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总行改为总管理处，并将其由上海迁移到北京，实现了初步的公私合营。
当北五行酝酿成立新的公私合营联管机构、其他几家大银行加入已经成立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的时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进一步地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由于与其关系一向密切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已在酝酿加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单独行动。正在这时，天津市私营久安信托公司主动表示希望能够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联合经营。经协议，1951年11月1日，两家机构正式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实行联合经营。上海金融业的第三个联管机构成立。
除了上述由大银行先后组成的公私合营联管机构外，其他数量众多的中小行庄公司经过1950年上半年金融业停闭风潮之后，大部分对私营金融业的前途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即由个别经营走向集体联营，并由联营进入合并乃大势所趋，是政府对私营金融业指明的发展方向，非配合顺应政府政策则难以生存。为了在困难的经济环境和市场压力下求得生存并有所发展，在国家银行的推动与帮助下，四十余家私营中小行庄公司彼此联络，在1950年7月相继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经营，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承担风险，在经营方针和实际运作中积极向国家银行和公私合营银行靠拢，业务状况一度普遍好转。而自新五行和北五行相继成立联合总管理处，几家大银行先后被批准公私合营以后，又使各联营集团切实感受到了新的业务竞争压力，认识到在各自分散管理的体制下，仅靠业务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联合经营难以进一步提高整体的业务能力。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四个联营集团也开始考虑实行组织、业务、财务、人事等方面的联管甚至各行庄的合并，要求政府派出公股董事和干部，实行公私合营。
对于联营集团的请求，政府认为中小行庄公司规模小、数量多，公股极少，过早实行公私合营对一般中小工商业会有负面影响，何况需要政府方面重新向各中小行庄公司注入公股、配备基本数量的公股代表和其他干部，都还力不能及，无法立即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其“包”下来。即便先实行联管，如果联管机构过多，也不易于领导。因而决定四个联营集团可以仿照公私合营银行的体制，先合并为两个总管理处。
经过磋商准备，1951年10月1日，中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恳业银行、中华劝工银行、茂华银行、存诚钱庄、金源钱庄、福源钱庄、宝丰钱庄、福康钱庄、东莱银行、东南银行、国安银行、中一信托公司共十四家行庄公司成立了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其官股，并委派卢钝根、毛啸岑为公股董事，所有关于联营联管的一切办法，均仿照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实行统一规划安排。同日，惇叙商业银行、永亨商业银行、正明商业银行、上海国民银行、上海女子银行、统原商业银行、惠中商业银行、中国信托公司、鸿祥裕记钱庄、顺康钱庄、振泰钱庄、恒丰钱庄、元成钱庄、建昌钱庄十四家行庄公司成立第二联营总管理处（以后增加到三十家），也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其所属行庄公司的官股，并委派孙更舵、李维城为公股董事，联营办法与第一联营总管理处相同。两个联营总管理处都有国家银行所派的公董以及干部参与领导，除了没有公私合营名义以外，在涉及到的主要政策待遇方面，基本和公私合营银行没有区别。
到1951年底，上海60余家私营行庄公司组成了五个联管总处，私营行庄公司家数在94％、业务占97％以上的单位都已经实现公私合营或者由国家派干部参与领导，整个行业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实现了业务、财务、人事方面的统筹统配，除了资本尚未统一以外，基本上成为一个整体。
三
就在五大联管机构成立后不久，1951年底上海金融业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由于“五反”运动揭露了大量私营行庄的违法行为，各公私合营银行与私营行庄公司均受到极大的冲击，信用动摇，资方人士普遍信誉扫地，存款者不愿去私营行庄，怕不可靠；贷款者也不愿与私营行庄打交道，怕受牵连，结果私营行庄的存款减少了一半。另外，“三反”“五反”运动全面开展以后，整体上私营工商企业生产一度普遍下降，商业贸易停滞，而金融业人士本身也忙于坦白与检举，结果业务额急剧下降，1952年6月底，全体行庄存款（不包括外商银行）与1951年12月底相比下跌32.10％，放款下跌41.59％。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6月20日发布了全面降低利率的指示，利率下调20%至50%，这对于处境维艰的私营金融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行庄公司中普遍出现“日落西山三亿三（指每天旧人民币亏损数）”的局面，而五个联合总管理处总计每月亏损更达100亿元以上，私营金融业的生存遇到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经营管理下的行庄公司对于金融业资本家而言已经不是赢利工具，而变成一个急须甩去的“包袱”，因此他们要求实行“大联营 ”，把私营行庄完全交由国家直接领导。
通过“五反”运动揭露的问题，中央感到私营行庄的存在已是弊多利少；同时，综合考虑国家银行业务发展、公私合营银行经验积累和私营行庄困难重重的形势，认为实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在上述情况和认识下，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指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根据资产负债状况合并或淘汰私营银行；已实行公私合营的银行在其劳资双方酝酿成熟后进行人员整编、机构合并。同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召开行长会议，制订了“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的方针，私营行庄公司或者进一步实施类似中国银行式的公私合营，或者自行淘汰；已经合营或联营的大银行则进行彻底整顿，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除损益自理外，业务、人事归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作为进行对私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自 1952年下半年起，金融业开始实行全面改造。
1952年11月30日，金融业五个系统的联合董事会正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表示：为了执行国家金融政策，服从中国人民银行领导，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愿意“在兼顾公私股东权益，维护职工利益，并保持海外行处的原则下，实行彻底改组”，统一五个系统所属行庄公司，成立公私合营银行。 12月1日，五个联管总处实行合并，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全称为公私合营新华、中国实业、浙江兴业、国华、和成、聚兴诚、浙江第一、金城、盐业、中南、上海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换言之，除了保留新华、金城等十一家银行的行名外，其余参加新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的行庄公司，包括中国通商、四明、大陆等历史悠久的银行和所有的钱庄，其原来的名称一律取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主任，王志莘、项叔翔、陈朵如、资耀华、黄钦书、沈日新、王伟才为副主任。不久，因考虑到便于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更好地执行国家金融政策，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国内外分支处的领导，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和总管理处于1953年5月迁往北京。
公私合营银行是在服从国家银行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私股权益与地位的条件下，经过全面性改造运动合组而成的，和原来的五个公私合营性质的联管机构已经不同，除了华侨、东亚、集友三家侨资银行外，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整合了上海市原有的各家公私合营银行与私营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领导，专门办理私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已经成为国家银行对私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私营金融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已经被淘汰，所有业务全部纳入了国家计划。1953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与实施以后，私营工商企业逐步走向公私合营。公私合营银行的私企业务日趋萎缩，维持经营的困难越来越大，于是又进一步实行专业化改组，业务分别合并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房地产公司经租部、上海市仓储公司等机构。以后，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公私合营银行除保留总管理处外，1958年撤销上海分行，全部人员、机构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至此，公私合营银行在形式上和本质上都已经成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构成部分了。
公私合营银行从出现到结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早期公私合营银行、五个公私合营性质的联管机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这个过程也是上海私营行庄公司的数量由多到少，直至消亡的过程。在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复杂环境下，上海私营行庄公司把公私合营作为唯一的生存选择，但最终又正是公私合营引导着私营金融业整个行业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今天重新回顾解放初期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之路，应当看到，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从诸多私营行庄公司的不同状况出发，把握好公私合营过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探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时局动荡、政治败坏、经济失序等社会乱象相比，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性，监管当局的清明廉洁和高效，得到了包括私营金融业人士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由衷的承认。而上海私营金融业努力应对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工商经济恢复、市场维持和社会正常运作做出过应有的贡献，起到过国家银行不能、不易起到的历史作用，也应当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 7:23 AM 0 comments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以金融机构的高度集中、金融门类的齐备和金融业务的发达著称。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不仅汇集着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政府银行为首的原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金融机构以及外国在华金融机构，还拥有数量众多的私人资本经营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以下简称私营行庄公司）。
经历了1927至1937年“黄金时期”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的私营行庄公司已达105家；而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整体资金实力实际上已大大削弱，但仍有119家私营银行、80家钱庄和5家信托公司。然而到1952年底，上海私营金融机构的数量锐减至60余家，最后全部合并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诸多的私营行庄公司是怎样走向消亡的，幸存的行庄公司又是怎样选择各自归宿的呢？
一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明确规定，作为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私人资本主义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一面，应对它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此后由于私营行庄投机活动猖獗，造成一定的金融紊乱，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金融业属于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应受国家的严格管理。在此背景下，私营金融业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公私合营、接受监管的改造道路。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同日成立，其下属的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以下简称军管会金融处）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被称作“南小四行”的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属官商合办性质银行，官股都在股本总额的80%以上。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及相应政策的规定，其官股部分由国家银行接收，并由新政府派出公股代表，改组其原有董事会，参与管理各行业务。上海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由此诞生。
四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在干部、经营管理方面获得中国人民银行较多的支持与照顾。3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协助下，四家合营银行实行定额存款制度，并以存款总额的30%定存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则按七天定存息另加20%的优惠计息。4月开始，汇款业务也实行定额制度，要求每日争取20亿元的汇出汇款，汇兑差额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调拨的便利，并给予汇水折扣优待。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上海分行各派代表与四家合营银行的代表组成“公私合营银行放款小组”，担负四家银行共同放款审核工作，四家合营银行存放汇等基本业务遂逐月增长。到1950年2月底止，四家银行的存放汇业务在整个金融业的比重，比上一年10月几乎增加了两倍。
实行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资金条件、信用条件方面，在劳资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与其他私营行庄公司相比，四家银行职工薪水虽然不是很高，但职位稳定，工作安心，没有所谓中秋、端午、年终双薪等不易解决的问题，更不会面临失业之虞。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还对私人股东发了股息，对高级人员在地位、薪水方面也予以适当照顾。良好的内部关系也为业务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对于四家原官商合办银行来讲，公私合营是在政权更替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新政府允许其存在和继续经营的前提。而实行公私合营所带来的体制与政策上的优惠，使其能较快地与新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安排接轨，业务得以较好发展。
二
与各合营银行业务日益扩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私营金融业遭遇的困难越来越多。建国后，由于人民政府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私营工商业失去投机基础，私营行庄自然也失去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高额投机利润，市场一时呈现疲软。而1950年春，由于中央实行通过公债税收来征集资金，以平衡财政稳定币值的政策，导致上海原本就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纷纷倒闭停业。受此影响，上海私营金融业也出现停闭风潮，半年内近百家行庄公司停业倒闭。与此同时，存款纷纷向公私合营银行集中，劳资矛盾也日益凸现,私营行庄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四家合营银行良好的发展态势，吸引了众多私营行庄公司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公私合营成为行庄公司的主动选择。
1950年4月，建业银行因“自本年初以来，因受私营行庄纷纷倒闭影响，存款减少，加之利率降低，业务逆转，各分行除津行外，均有赤字表现，且逐月增加，令人惊心”，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途径，总经理李倜夫与董事长龚饮冰商议后，首先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7月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建业银行宣布公私合营后，与新华等四行并称“新五行”。新五行在经营方式、业务作风、内部组织以及职工关系等方面进行改善，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1950年不仅做到保本自给，而且有盈余。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二届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合营银行的联合管理机构，实现进一步的集中领导”的主张。此后，经过新五行各董事会之间的协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准，1951年5月8日，在保持各行原有法定地位，兼顾公私股东权益下，各行董事会推派代表共同组成新五行联合董事会，作为五家银行集中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与决策机构。同月27日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以下也称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作为五家银行集中经营管理的最高执行机构。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后，保留了五家银行各自的名称、组织机构和独立法律地位，但在业务、财务、人事方面实行有计划的、统一的分配与管理。此谓金融业第一个公私合营性质的联管机构。
其他私营金融机构同样面临严峻的经济与市场局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国华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聚兴诚银行以及和成银行等都是著名的大银行，在全国大城市中有不少分行，业务和资产较多，国内外影响也较大。然而在 1950年上半年的损益统计中，除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两家有少数赢余外，其余九家均有亏损，总额达233亿元。审时度势，这些大银行认为，如果不改变以往分散的经营方式，将无以图存。浙江兴业银行在自忖无力自行解决“经营上极端困难”的情形下，积极寻求政府支持，曾多次致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详陈所面临的困境，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公私合营的请求，甚至表示愿以该行上海仓库全部或一部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指定之特约仓库，接受堆存中国人民银行受押货物，提供优惠的仓租条件；愿意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之一切事宜，例如代收各种款项及其他信托业务等等，在以劳务效力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时，亦藉此推展自身之业务等。为了帮助浙江兴业银行渡过难关、开展业务，中国人民银行表示接受一切所请，核定该行为公私合营银行，并指派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卢钝根为临时董事。这样，浙江兴业银行实现了初步的公私合营。
与此同时，其他各大银行也都表现出对公私合营的向往，主动请求政府接管属于依法应予没收的敌伪股份，并派出公股董事加以领导，先后得到政府同意。这些银行在业务上得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定的支持，如被准许协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内汇业务，资金调拨上得到便利与优待；被准许在某些地区（外埠）设立分支机构；资金周转困难时，可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一定数额的拆款等。而且，通过公股董事参加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促使劳资双方开诚协商，讨论精简节约和改善经营方式等问题，使劳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整合。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后，浙江兴业、国华、和成、中国企业、聚兴诚、源源长、浙江第一等银行先后提出加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的申请，经公私合营联合董事会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各行在保持各自原有的法定地位原则下，分别于1951年9月至12月宣布公私合营，并加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原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的名称为公私合营十二行联合总管理处所取代。
作为“北四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早在1920年代初已开始了发行纸币、储蓄等业务的联营合作，产生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等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联合经营组织。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以四行储蓄会为主体，逐步形成了另一家银行——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从而有了“北五行”之称。在 1950年上半年私营金融业停闭风潮中，北五行的业务经营也面临困窘，数度申请公私合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51年8月25日，五家银行董事会分别推派代表董事，与中国人民银行指派的十名董事一起组成北五行联合董事会，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任董事长，谢寿天、中南银行总经理黄钦书担任副董事长。 9月1日，在保持各行原有法定地位，兼顾公私股东权益的原则下，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谢寿天任主任，徐国懋、王绍贤、谈公远任副主任。这是继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之后，私营金融业加强集中经营和统一管理的又一联管机构。
另一家私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由近代著名金融家陈光甫于1915年创办的，实力雄厚，闻名遐迩，曾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前身为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1949年9月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资耀华便开始为该行实行公私合营奔走。中国人民银行考虑到其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虽未立即答应其请求，但于1950年6月10日派出曾凌、谢寿天两位公股董事，参与其内部的行政管理，在业务和资金调拨上也给予一定的便利与优待，并帮助协调劳资关系。以后，为便于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总行改为总管理处，并将其由上海迁移到北京，实现了初步的公私合营。
当北五行酝酿成立新的公私合营联管机构、其他几家大银行加入已经成立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的时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进一步地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由于与其关系一向密切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已在酝酿加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单独行动。正在这时，天津市私营久安信托公司主动表示希望能够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联合经营。经协议，1951年11月1日，两家机构正式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实行联合经营。上海金融业的第三个联管机构成立。
除了上述由大银行先后组成的公私合营联管机构外，其他数量众多的中小行庄公司经过1950年上半年金融业停闭风潮之后，大部分对私营金融业的前途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即由个别经营走向集体联营，并由联营进入合并乃大势所趋，是政府对私营金融业指明的发展方向，非配合顺应政府政策则难以生存。为了在困难的经济环境和市场压力下求得生存并有所发展，在国家银行的推动与帮助下，四十余家私营中小行庄公司彼此联络，在1950年7月相继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经营，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承担风险，在经营方针和实际运作中积极向国家银行和公私合营银行靠拢，业务状况一度普遍好转。而自新五行和北五行相继成立联合总管理处，几家大银行先后被批准公私合营以后，又使各联营集团切实感受到了新的业务竞争压力，认识到在各自分散管理的体制下，仅靠业务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联合经营难以进一步提高整体的业务能力。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四个联营集团也开始考虑实行组织、业务、财务、人事等方面的联管甚至各行庄的合并，要求政府派出公股董事和干部，实行公私合营。
对于联营集团的请求，政府认为中小行庄公司规模小、数量多，公股极少，过早实行公私合营对一般中小工商业会有负面影响，何况需要政府方面重新向各中小行庄公司注入公股、配备基本数量的公股代表和其他干部，都还力不能及，无法立即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其“包”下来。即便先实行联管，如果联管机构过多，也不易于领导。因而决定四个联营集团可以仿照公私合营银行的体制，先合并为两个总管理处。
经过磋商准备，1951年10月1日，中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恳业银行、中华劝工银行、茂华银行、存诚钱庄、金源钱庄、福源钱庄、宝丰钱庄、福康钱庄、东莱银行、东南银行、国安银行、中一信托公司共十四家行庄公司成立了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其官股，并委派卢钝根、毛啸岑为公股董事，所有关于联营联管的一切办法，均仿照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实行统一规划安排。同日，惇叙商业银行、永亨商业银行、正明商业银行、上海国民银行、上海女子银行、统原商业银行、惠中商业银行、中国信托公司、鸿祥裕记钱庄、顺康钱庄、振泰钱庄、恒丰钱庄、元成钱庄、建昌钱庄十四家行庄公司成立第二联营总管理处（以后增加到三十家），也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其所属行庄公司的官股，并委派孙更舵、李维城为公股董事，联营办法与第一联营总管理处相同。两个联营总管理处都有国家银行所派的公董以及干部参与领导，除了没有公私合营名义以外，在涉及到的主要政策待遇方面，基本和公私合营银行没有区别。
到1951年底，上海60余家私营行庄公司组成了五个联管总处，私营行庄公司家数在94％、业务占97％以上的单位都已经实现公私合营或者由国家派干部参与领导，整个行业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实现了业务、财务、人事方面的统筹统配，除了资本尚未统一以外，基本上成为一个整体。
三
就在五大联管机构成立后不久，1951年底上海金融业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由于“五反”运动揭露了大量私营行庄的违法行为，各公私合营银行与私营行庄公司均受到极大的冲击，信用动摇，资方人士普遍信誉扫地，存款者不愿去私营行庄，怕不可靠；贷款者也不愿与私营行庄打交道，怕受牵连，结果私营行庄的存款减少了一半。另外，“三反”“五反”运动全面开展以后，整体上私营工商企业生产一度普遍下降，商业贸易停滞，而金融业人士本身也忙于坦白与检举，结果业务额急剧下降，1952年6月底，全体行庄存款（不包括外商银行）与1951年12月底相比下跌32.10％，放款下跌41.59％。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6月20日发布了全面降低利率的指示，利率下调20%至50%，这对于处境维艰的私营金融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行庄公司中普遍出现“日落西山三亿三（指每天旧人民币亏损数）”的局面，而五个联合总管理处总计每月亏损更达100亿元以上，私营金融业的生存遇到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经营管理下的行庄公司对于金融业资本家而言已经不是赢利工具，而变成一个急须甩去的“包袱”，因此他们要求实行“大联营 ”，把私营行庄完全交由国家直接领导。
通过“五反”运动揭露的问题，中央感到私营行庄的存在已是弊多利少；同时，综合考虑国家银行业务发展、公私合营银行经验积累和私营行庄困难重重的形势，认为实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在上述情况和认识下，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指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根据资产负债状况合并或淘汰私营银行；已实行公私合营的银行在其劳资双方酝酿成熟后进行人员整编、机构合并。同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召开行长会议，制订了“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的方针，私营行庄公司或者进一步实施类似中国银行式的公私合营，或者自行淘汰；已经合营或联营的大银行则进行彻底整顿，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除损益自理外，业务、人事归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作为进行对私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自 1952年下半年起，金融业开始实行全面改造。
1952年11月30日，金融业五个系统的联合董事会正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表示：为了执行国家金融政策，服从中国人民银行领导，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愿意“在兼顾公私股东权益，维护职工利益，并保持海外行处的原则下，实行彻底改组”，统一五个系统所属行庄公司，成立公私合营银行。 12月1日，五个联管总处实行合并，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全称为公私合营新华、中国实业、浙江兴业、国华、和成、聚兴诚、浙江第一、金城、盐业、中南、上海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换言之，除了保留新华、金城等十一家银行的行名外，其余参加新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的行庄公司，包括中国通商、四明、大陆等历史悠久的银行和所有的钱庄，其原来的名称一律取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主任，王志莘、项叔翔、陈朵如、资耀华、黄钦书、沈日新、王伟才为副主任。不久，因考虑到便于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更好地执行国家金融政策，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国内外分支处的领导，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和总管理处于1953年5月迁往北京。
公私合营银行是在服从国家银行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私股权益与地位的条件下，经过全面性改造运动合组而成的，和原来的五个公私合营性质的联管机构已经不同，除了华侨、东亚、集友三家侨资银行外，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整合了上海市原有的各家公私合营银行与私营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领导，专门办理私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已经成为国家银行对私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私营金融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已经被淘汰，所有业务全部纳入了国家计划。1953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与实施以后，私营工商企业逐步走向公私合营。公私合营银行的私企业务日趋萎缩，维持经营的困难越来越大，于是又进一步实行专业化改组，业务分别合并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房地产公司经租部、上海市仓储公司等机构。以后，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公私合营银行除保留总管理处外，1958年撤销上海分行，全部人员、机构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至此，公私合营银行在形式上和本质上都已经成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构成部分了。
公私合营银行从出现到结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早期公私合营银行、五个公私合营性质的联管机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这个过程也是上海私营行庄公司的数量由多到少，直至消亡的过程。在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复杂环境下，上海私营行庄公司把公私合营作为唯一的生存选择，但最终又正是公私合营引导着私营金融业整个行业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今天重新回顾解放初期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之路，应当看到，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从诸多私营行庄公司的不同状况出发，把握好公私合营过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探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时局动荡、政治败坏、经济失序等社会乱象相比，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性，监管当局的清明廉洁和高效，得到了包括私营金融业人士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由衷的承认。而上海私营金融业努力应对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工商经济恢复、市场维持和社会正常运作做出过应有的贡献，起到过国家银行不能、不易起到的历史作用，也应当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 7:23 AM 0 comments
永隆竞购战收官
作者：《财经》记者 于宁 驻香港记者 徐可 特约记者 毕爱芳 2008-06-09
以高估值购买一家低增长的香港本地小银行，招行在争议和瞩目中将永隆收入囊中
5月30日香港预报连日暴雨。香港中环德辅道中45号，于1973年建成的永隆银行（香港交易所代码：00096，下称永隆）总部大楼相比临近的建筑，显得苍老而凝重。下午4时许，该楼21层会议室，该行71岁满头白发的董事长伍步高终于如愿以偿，签下了与招商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36，香港交易所代码：03968，下称招行）的收购协议书。
对于永隆的控股方伍氏家族而言，这是历史性的一刻。经过数月的心血耗费，这家有75年历史的香港本地银行，终于转让给了招行。
根据协议，招行以每股156.5港元的价格，收购伍氏家族持有的永隆53.12％的股份，并向所有股东提出要约收购，总价达367亿港元。以永隆 2008年一季度每股净资产测算的市净率（即P/B值）为3.1倍，这一价格几乎可以和香港银行业并购史上的最高记录相媲美。2001年4月，新加坡星展银行曾以3.2倍的市净率收购了道亨银行71.3％的股权，收购规模达到420亿港元。
招行此番经过两轮竞标，最终战胜了中国工商银行（下称工行）、澳新银行（下称ANZ）等竞标对手，却并无春风得意之感。签约过后，招行召开分析师会议，称这一收购具有里程碑意义，却拒绝了所有媒体有关此次并购的专访要求。
“价格是贵了些。”招行大股东招商局集团一位知情人士事后承认。
交行退出
今年2月，永隆传出待售的消息。招行、工行、建行、交行以及澳大利亚第四大银行ANZ等，积极参与竞标，因为这一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23家香港本地银行中，有八家是家族式管理的银行，其中有五家在香港上市（东亚银行、创兴银行、大新银行、永亨银行和永隆银行），其中愿意出售的屈指可数。永隆被视为一个管理风格保守的小型家族银行，资产质量很好，不良贷款比例只有0.26％；2007年的股本回报率（ROE）11.5％，资本充足率14.7％。除了银行业务，还有证券经纪、理财等业务，而永隆在香港本地所拥有的35家分行和30多万比较忠诚的客户，更是吸引中外买家的亮点。
工行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永隆吸引工行之处在于其客户价值。目前工行旗下的工银亚洲（香港交易所代码：00349）在香港仅有十几万客户，客户基础薄弱制约了零售业务的发展，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如果加上永隆的客户群，能达到40万人，这能显著降低零售业务的单位成本。
ANZ新任CEO邵铭高（Michael Smith）曾任恒生银行董事长，进入亚洲市场多年的ANZ在香港还没有分支机构，邵铭高希望借此收购重返香港，所以，对竞购永隆一事也格外积极。
永隆的创办人伍宜孙是香港著名华资银行家，2005年5月以104岁的高寿在香港逝世。今年3月底，其弟伍宜以101岁高龄辞世。
伍氏兄弟虽然长寿，但早已退居二线，将管理权交给了下一代。伍氏兄弟的两房后人分别以伍宜孙有限公司和伍宜有限公司的名义，分别持有永隆24.9％和 28.2％的永隆股权，董事长伍步高今年71岁，行政总裁伍步谦62岁；现任董事会成员也以家族成员为主，但都已过退休年龄。家族中的第三代虽然还在参与董事会，但都有自己的事业，不愿意继续经营家族生意。
此次交易中，伍氏兄弟分别聘请瑞银和瑞信担任财务顾问，最终事项则要由其家族会议讨论通过，而家族公司的股东有100多人，意见也难以达成一致，所以，对于买方而言，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谈判。
《财经》记者获悉，第一轮竞标中，各家中资银行都报出了3倍甚至更高的市净率。当时是以2007年底永隆的每股净资产（54港元）为依据，所以，出价均在160港元至170多港元之间，但没有达到后来市场传闻的180港元。在这轮竞价中，招行和建行均因对方要价过高而退出。
4月12日前后，交行、工行和ANZ被选中进入第二轮谈判。知情者称，虽然ANZ一直出价最低，但伍氏家族担心中资银行收购会遇到政策等问题，所以要保留外资银行参与竞标。
交行当时因出价最高而胜出的可能性最大。据悉，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和伍氏家族谈过多次，但交行的国有股东——财政部，不希望看到中资银行之间相互竞价，向几家中资银行进行了风险提示。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这是股东的权利，但否认了规定最高报价不得超过2.85倍市净率的说法。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4月21日前后，交行退出。而此前退出的招行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事后，交行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首轮竞标报价较高，是因为第一轮报价时没做尽职调查；第二轮做完尽职调查后，交行经过独立分析，决定退出。“我们不觉得可惜，一点也不可惜。”他说。
工行放弃
竞标伊始，市场传闻伍氏家族期望甚高，认为收购价格不应低于当年星展银行收购道亨银行的3.2倍市净率，甚至更高。这是因为，目前中资银行资金充裕，且海外扩张冲动强烈，会为之付出更高溢价。
担任招行独家财务顾问的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兼中国金融机构部主席刘小俞表示，摩根大通和招行董事会，管理层在收购关键点上很快达成共识，即招行既要考虑到战略发展、未来业务整合的需要，又不能影响目前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所以，第一轮竞标招行选择了退出。
“然而我们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伍氏家族的要价也未必像市场传的那么高，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双方直接沟通。”刘小俞说。
4月下旬，招行、伍氏家族的高层见面，直接沟通，这次会面尤为关键。招行了解到永隆并非只想卖高价，也看重买方的诚意、品牌延续性、双方文化融和等非硬性指标。双方意图明确，彼此认可。
此后两周内，摩根大通进入非常紧张的尽职调查阶段。
5月初，伍氏家族又将最后截标日期后延了两周，以便买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尽职调查。
5月14日，招行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了对永隆的收购动议。
《财经》记者获悉，在竞标过程中，招行与中国银监会也进行了沟通。银监会分管负责人提出，要考虑收购与招行的战略是否一致，如果出现系统性的股市下跌能否承受，并希望董事会谨慎决策。
5月16日，永隆发布一季报并报出亏损，因为计提结构性产品投资的减值准备、成本支出增加，而亏损8253万港元，致使股东权益从2007年末的124.8亿港元下降到116.7亿港元，每股净资产从2007年底的54港元亦降低到50.3港元。
不过，永隆对其持有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拨备覆盖率已达到95.6％，对CDO（抵押信贷债券）的拨备覆盖率达到37.8％。买方普遍认为，这一投资风险是可控的。但这已使得第二轮报价中，买方调整为以2008年一季报的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出价大大低于第一轮。
此时，永隆的股价也达到155港元的最高价，比2月卖盘消息传出时的80多港元已上涨近1倍。
竞标阴晴未定，市场上开始流传起关于入围家数、出价的各种说法。
对此，知情人士称，第二轮竞标没有明确的截止日期，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内，三家都没有报价，招行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工行也没有报价。
工行有关人士表示，此时工行已萌生主动退出之意。
一是工行提出的某些保证条款伍氏家族并不乐于接受，这却是工行认为应坚持的底线。比如工行要求卖方在净资产、不良贷款、次贷、税务、合规等很多方面提供保证，并承担所有的违约损失，赔偿比例为100％，期限超过一年。
“伍氏家族套现之后，会在家族内部分配，将来需要赔偿时就没钱了，所以，他们很不喜欢严格的赔偿条款。”有关人士称。
二是此时招行希望进入一对一的排他性谈判，而伍氏家族不想让工行过早出局，其意图一望而知。工行意识到中资银行之间相互抬价已无意义。
“最后几天，卖方就是在和招行进行一对一的谈判。”一位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称。
但其他买家仍在观望。就在招行和永隆签订协议的前一天，ANZ的CEO邵铭高在天津参会时表示，该行仍在参与永隆的竞标。但他认为，招行可能提出的3.1倍市净率定价，高得近乎“疯狂”。
高价夺标
5月30日，招行与永隆双双停牌，当日下午签订了买卖协议。6月2日晚，招行发布收购公告。6月3日开盘后，招行H股和永隆的股价分别上涨1％和3.6％。
对于永隆为何最终选中招行，接近交易的人士称，永隆深知香港的银行要发展，需在内地立足，伍氏家族希望把银行卖给中资银行。
刘小俞认为，伍氏家族确实经过很长时间的选择，综合起来，认为招行是最合适的对象。一是招行的品牌、声誉、管理能力，以及多元化的股东结构；二是招行总部在深圳，离香港最近；三是招行能承诺保留其品牌，并对收购完成后保持管理层与员工的稳定有所承诺。因为招行在香港只有一家分行，没有自己的网络，而在香港已经有工银亚洲的工行，就未必能做出这一保证。
根据协议，招行以193亿港元（约合172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伍氏家族（伍宜有限公司、伍宜孙有限公司和宜康有限公司）持有永隆的53.12％的股权。此项收购还需6月27日的招行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银监会和香港监管部门的审批。
获准之后，招行将以同样价格向其他股东发起强制性要约收购，支付全部股权的收购总价将达到367亿港元。本次收购预期在8月初结束，最迟不超过10月27日。
招行的每股收购价格为156.5港元，相当于永隆2007年经审计后每股净资产的2.91倍，2008年一季度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3.1倍，相对于 5月29日收市价（147.4港元）溢价6.7％，而比今年2月13日（最近有可能出售股份的报道前一天）的股价（88.85港元）溢价76％。
据此，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收购价格偏高。
永隆是香港第十大银行，截至2007年底，拥有总资产930亿港元、总贷款419亿港元以及总存款705亿港元，市场占有率分别为0.9％、1.5％以及1.2％。该行资金过剩，存贷比仅为56％，资本充足率亦达到14.7％。
永隆也是一家全牌照银行，除了银行业务，还有保险、证券经纪、理财等业务。2007年永隆的ROA（资产回报率）为1.54％，ROE（资本回报率）为11.5％，费用收入比26.4％，不良贷款比例0.26％。招行在分析师会上表示，这些指标在可比银行中均处于第二名左右的位置。
在永隆的收入构成中，非息收入占比为36％，非息收入主要来自证券经纪业务的佣金收入、保险、物业投资以及新近推出的理财业务。2007年香港证券市场交易活跃，永隆的证券经纪业务的税前盈利翻番，非利息收入增长29％。而利息收入增长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同业竞争激烈，令净息差收窄了7个基点。从业务结构来看，永隆超过60％的贷款与房地产有关。
招行公告称，其定价依据包括永隆的股价表现、2007年的盈利、净资产以及尽职调查后对其价值的必要调整。
据参与竞标的另一家银行有关人士称，他们在尽职调查中考虑到了以下因素：
其一是一季度业绩下降。永隆近年来持续增长，但去年因为次贷投资损失和计提准备而导致利润下降至13.71亿港元，今年一季度继续计提了数亿元与次贷相关的减值准备，加之成立理财中心增加人员，成本支出增加，导致今年一季度亏损8253万港元。
其二是由于保险业务削价竞争仍然激烈，永隆的保险营业收入增长5.9％，但保险须计提的准备亦有所增加，净保险收益下跌11.4％，毛保费收入较去年轻微下跌0.6％。一位参与交易的人士认为，“保险业务虽然目前是盈利的，风险敞口非常有限，但将来可能出现较大的赔付压力，有潜在的风险，即使买了也要进行改造。”
其三是永隆的两处物业，一座是自用，按照成本价入账，潜在升值很大，但如果只是自用而不交易，也不能带来收益；另一座用于出租，已经按照市值入账并带来数亿元的收益。但香港地产价格波动大，会对损益产生严重影响，这一波动也对利润带来影响。
上述参与竞标的人士分析：“永隆的每股净资产是50港元，如果把保险和物业投资从净资产中剔除，相当于每股38 港元——当然，如果这两块非核心资产能卖个好价钱，则可降低收购成本。”
刘小俞称，摩根大通帮助招行对保险和地产业务这两块非银行资产进行了单独分析和估价，在定价时已充分考虑了以上因素。
没有奇迹
招行能在这一激烈的竞标中胜出，颇出人意料。
招行给人的印象是稳健经营，鲜有大手笔的投资。此番交易规模达到46.6亿美元，仅次于去年10月工行以54.6亿美元入股南非标准银行，会对招行的资本充足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招行果断抉择，凸显其海外布局的迫切性。去年11月，招行获准开设纽约分行，成为1991年以来首家进入美国的中资银行。
不过，市场对于此次交易并不乐观。高盛的分析报告称，招行用高估值买了一个在香港市场增长率比较低的银行。
在香港激烈竞争的市场中，永隆的成长性并不高。2003年至2007年，永隆的年复合增长率仅为12.4％，且净利差和股本回报率比较低，这将对招行成长性有拖累，但影响不大，因为2007年永隆的净利只占招行的8％。
相对于盈利能力的影响，市场更关心招行的资本充足率。2007年末，招行的核心资本为637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02％，资本充足率为 10.67％；当年招行的净利润为152亿元。在完成全面要约收购后，收购溢价形成的商誉要从核心资本中冲减约212亿元。高盛的分析报告称，收购之后，招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降低到6.8％，资本充足率降低到8.1％。
招行公告称：“在完成53.12％的股权收购之后，招行的资本充足率仍保持在8％。招行计划通过自己内部的资源来完成此次收购，并拟选择通过发行国内次级债、国际次级债、国际可转债，来提高我们的资本充足率。”
一些分析师估算招行发行次级债的空间约在二三百亿元，招行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我们要将这个指标恢复到10％以上。具体补充多少，还要看6月27日股东大会的情况。希望补充的资本尽可能与花掉的钱一致，这样，资本充足率就不会降低。”
发债并不能补充核心资本，若不进行股权融资则需通过自身盈利来解决。去年招行净利152亿元，增长124％；今年一季度净利63亿元，ROE达到 35％。海通证券分析师邱志承认为，如果招行的ROE能保持在25％-30％，扣除分红之后，净资产增长速度快于总资产，那么就可以通过自身盈利来提升资本充足率。
招商局的一位高层人士亦称，我们希望出现拐点，即招行的利润可以支撑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但这个趋势需要时间来确认。
对此，标准普尔公司信用分析师廖强认为，招行能否维持如此高的持续盈利能力来补充核心资本，还有待进一步评估。标普近日已将招行“BBB-/A-3”评级因收购永隆银行股份列入负面信用观察名单。因为如果此次收购完全通过次级债进行融资支持，则招行的调整后总权益对调整后总资产比率将由2008年一季度末的5.12％大幅下降至3.39％。
对于此次收购，招行视之为战略上的重大突破。
招行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招行在2005年发行H股时就表示，要寻找机会收购，但机会不易。“现在永隆的规模、业务等各方面对我们来说正合适，有控股权，又近在身旁。”
招行的大股东招商局集团对此项收购持明确的支持态度，招行董事会参与并推动了该项交易。
招商局前述高层人士称：“招行‘走出去’，主要目标定位在东南亚的华人区，香港的金融市场成熟，同时招行H股的定价是中资银行中最高的，招行的品牌为香港市民所熟悉。招行的香港分行业务，以及两地‘一卡通’业务增长非常迅速，进军香港是个最自然的选择。”
除了价格，并购的成败其实更多取决于整合。招行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称，这一收购符合招行作为零售银行的发展战略，可以弥补招行在香港没有网络的缺陷，因为内地与香港的跨境金融需求是现实存在的。
业内人士普遍认可招行并购的战略，但认为未来的整合和竞争形势不容乐观。招行在中国的零售业务有优势，但在香港做跨境金融服务，需要与汇丰、中银香港、恒生等进行竞争，这三家银行在香港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市场份额最大。
虽然中资银行往往把香港视为海外扩张最重要的一颗棋子，但除中银香港外，规模尚小。招商局的一位人士称：“我们对协同效应进行了具体的测算，但整合需要时间。这个并购不会给银行带来奇迹般的变化。”■
本刊驻香港记者苏勇鹏，本刊记者温秀、宋燕华、沈乎对此文亦有贡献 ¶ 7:00 AM 0 comments
以高估值购买一家低增长的香港本地小银行，招行在争议和瞩目中将永隆收入囊中
5月30日香港预报连日暴雨。香港中环德辅道中45号，于1973年建成的永隆银行（香港交易所代码：00096，下称永隆）总部大楼相比临近的建筑，显得苍老而凝重。下午4时许，该楼21层会议室，该行71岁满头白发的董事长伍步高终于如愿以偿，签下了与招商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36，香港交易所代码：03968，下称招行）的收购协议书。
对于永隆的控股方伍氏家族而言，这是历史性的一刻。经过数月的心血耗费，这家有75年历史的香港本地银行，终于转让给了招行。
根据协议，招行以每股156.5港元的价格，收购伍氏家族持有的永隆53.12％的股份，并向所有股东提出要约收购，总价达367亿港元。以永隆 2008年一季度每股净资产测算的市净率（即P/B值）为3.1倍，这一价格几乎可以和香港银行业并购史上的最高记录相媲美。2001年4月，新加坡星展银行曾以3.2倍的市净率收购了道亨银行71.3％的股权，收购规模达到420亿港元。
招行此番经过两轮竞标，最终战胜了中国工商银行（下称工行）、澳新银行（下称ANZ）等竞标对手，却并无春风得意之感。签约过后，招行召开分析师会议，称这一收购具有里程碑意义，却拒绝了所有媒体有关此次并购的专访要求。
“价格是贵了些。”招行大股东招商局集团一位知情人士事后承认。
交行退出
今年2月，永隆传出待售的消息。招行、工行、建行、交行以及澳大利亚第四大银行ANZ等，积极参与竞标，因为这一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23家香港本地银行中，有八家是家族式管理的银行，其中有五家在香港上市（东亚银行、创兴银行、大新银行、永亨银行和永隆银行），其中愿意出售的屈指可数。永隆被视为一个管理风格保守的小型家族银行，资产质量很好，不良贷款比例只有0.26％；2007年的股本回报率（ROE）11.5％，资本充足率14.7％。除了银行业务，还有证券经纪、理财等业务，而永隆在香港本地所拥有的35家分行和30多万比较忠诚的客户，更是吸引中外买家的亮点。
工行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永隆吸引工行之处在于其客户价值。目前工行旗下的工银亚洲（香港交易所代码：00349）在香港仅有十几万客户，客户基础薄弱制约了零售业务的发展，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如果加上永隆的客户群，能达到40万人，这能显著降低零售业务的单位成本。
ANZ新任CEO邵铭高（Michael Smith）曾任恒生银行董事长，进入亚洲市场多年的ANZ在香港还没有分支机构，邵铭高希望借此收购重返香港，所以，对竞购永隆一事也格外积极。
永隆的创办人伍宜孙是香港著名华资银行家，2005年5月以104岁的高寿在香港逝世。今年3月底，其弟伍宜以101岁高龄辞世。
伍氏兄弟虽然长寿，但早已退居二线，将管理权交给了下一代。伍氏兄弟的两房后人分别以伍宜孙有限公司和伍宜有限公司的名义，分别持有永隆24.9％和 28.2％的永隆股权，董事长伍步高今年71岁，行政总裁伍步谦62岁；现任董事会成员也以家族成员为主，但都已过退休年龄。家族中的第三代虽然还在参与董事会，但都有自己的事业，不愿意继续经营家族生意。
此次交易中，伍氏兄弟分别聘请瑞银和瑞信担任财务顾问，最终事项则要由其家族会议讨论通过，而家族公司的股东有100多人，意见也难以达成一致，所以，对于买方而言，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谈判。
《财经》记者获悉，第一轮竞标中，各家中资银行都报出了3倍甚至更高的市净率。当时是以2007年底永隆的每股净资产（54港元）为依据，所以，出价均在160港元至170多港元之间，但没有达到后来市场传闻的180港元。在这轮竞价中，招行和建行均因对方要价过高而退出。
4月12日前后，交行、工行和ANZ被选中进入第二轮谈判。知情者称，虽然ANZ一直出价最低，但伍氏家族担心中资银行收购会遇到政策等问题，所以要保留外资银行参与竞标。
交行当时因出价最高而胜出的可能性最大。据悉，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和伍氏家族谈过多次，但交行的国有股东——财政部，不希望看到中资银行之间相互竞价，向几家中资银行进行了风险提示。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这是股东的权利，但否认了规定最高报价不得超过2.85倍市净率的说法。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4月21日前后，交行退出。而此前退出的招行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事后，交行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首轮竞标报价较高，是因为第一轮报价时没做尽职调查；第二轮做完尽职调查后，交行经过独立分析，决定退出。“我们不觉得可惜，一点也不可惜。”他说。
工行放弃
竞标伊始，市场传闻伍氏家族期望甚高，认为收购价格不应低于当年星展银行收购道亨银行的3.2倍市净率，甚至更高。这是因为，目前中资银行资金充裕，且海外扩张冲动强烈，会为之付出更高溢价。
担任招行独家财务顾问的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兼中国金融机构部主席刘小俞表示，摩根大通和招行董事会，管理层在收购关键点上很快达成共识，即招行既要考虑到战略发展、未来业务整合的需要，又不能影响目前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所以，第一轮竞标招行选择了退出。
“然而我们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伍氏家族的要价也未必像市场传的那么高，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双方直接沟通。”刘小俞说。
4月下旬，招行、伍氏家族的高层见面，直接沟通，这次会面尤为关键。招行了解到永隆并非只想卖高价，也看重买方的诚意、品牌延续性、双方文化融和等非硬性指标。双方意图明确，彼此认可。
此后两周内，摩根大通进入非常紧张的尽职调查阶段。
5月初，伍氏家族又将最后截标日期后延了两周，以便买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尽职调查。
5月14日，招行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了对永隆的收购动议。
《财经》记者获悉，在竞标过程中，招行与中国银监会也进行了沟通。银监会分管负责人提出，要考虑收购与招行的战略是否一致，如果出现系统性的股市下跌能否承受，并希望董事会谨慎决策。
5月16日，永隆发布一季报并报出亏损，因为计提结构性产品投资的减值准备、成本支出增加，而亏损8253万港元，致使股东权益从2007年末的124.8亿港元下降到116.7亿港元，每股净资产从2007年底的54港元亦降低到50.3港元。
不过，永隆对其持有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拨备覆盖率已达到95.6％，对CDO（抵押信贷债券）的拨备覆盖率达到37.8％。买方普遍认为，这一投资风险是可控的。但这已使得第二轮报价中，买方调整为以2008年一季报的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出价大大低于第一轮。
此时，永隆的股价也达到155港元的最高价，比2月卖盘消息传出时的80多港元已上涨近1倍。
竞标阴晴未定，市场上开始流传起关于入围家数、出价的各种说法。
对此，知情人士称，第二轮竞标没有明确的截止日期，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内，三家都没有报价，招行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工行也没有报价。
工行有关人士表示，此时工行已萌生主动退出之意。
一是工行提出的某些保证条款伍氏家族并不乐于接受，这却是工行认为应坚持的底线。比如工行要求卖方在净资产、不良贷款、次贷、税务、合规等很多方面提供保证，并承担所有的违约损失，赔偿比例为100％，期限超过一年。
“伍氏家族套现之后，会在家族内部分配，将来需要赔偿时就没钱了，所以，他们很不喜欢严格的赔偿条款。”有关人士称。
二是此时招行希望进入一对一的排他性谈判，而伍氏家族不想让工行过早出局，其意图一望而知。工行意识到中资银行之间相互抬价已无意义。
“最后几天，卖方就是在和招行进行一对一的谈判。”一位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称。
但其他买家仍在观望。就在招行和永隆签订协议的前一天，ANZ的CEO邵铭高在天津参会时表示，该行仍在参与永隆的竞标。但他认为，招行可能提出的3.1倍市净率定价，高得近乎“疯狂”。
高价夺标
5月30日，招行与永隆双双停牌，当日下午签订了买卖协议。6月2日晚，招行发布收购公告。6月3日开盘后，招行H股和永隆的股价分别上涨1％和3.6％。
对于永隆为何最终选中招行，接近交易的人士称，永隆深知香港的银行要发展，需在内地立足，伍氏家族希望把银行卖给中资银行。
刘小俞认为，伍氏家族确实经过很长时间的选择，综合起来，认为招行是最合适的对象。一是招行的品牌、声誉、管理能力，以及多元化的股东结构；二是招行总部在深圳，离香港最近；三是招行能承诺保留其品牌，并对收购完成后保持管理层与员工的稳定有所承诺。因为招行在香港只有一家分行，没有自己的网络，而在香港已经有工银亚洲的工行，就未必能做出这一保证。
根据协议，招行以193亿港元（约合172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伍氏家族（伍宜有限公司、伍宜孙有限公司和宜康有限公司）持有永隆的53.12％的股权。此项收购还需6月27日的招行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银监会和香港监管部门的审批。
获准之后，招行将以同样价格向其他股东发起强制性要约收购，支付全部股权的收购总价将达到367亿港元。本次收购预期在8月初结束，最迟不超过10月27日。
招行的每股收购价格为156.5港元，相当于永隆2007年经审计后每股净资产的2.91倍，2008年一季度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3.1倍，相对于 5月29日收市价（147.4港元）溢价6.7％，而比今年2月13日（最近有可能出售股份的报道前一天）的股价（88.85港元）溢价76％。
据此，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收购价格偏高。
永隆是香港第十大银行，截至2007年底，拥有总资产930亿港元、总贷款419亿港元以及总存款705亿港元，市场占有率分别为0.9％、1.5％以及1.2％。该行资金过剩，存贷比仅为56％，资本充足率亦达到14.7％。
永隆也是一家全牌照银行，除了银行业务，还有保险、证券经纪、理财等业务。2007年永隆的ROA（资产回报率）为1.54％，ROE（资本回报率）为11.5％，费用收入比26.4％，不良贷款比例0.26％。招行在分析师会上表示，这些指标在可比银行中均处于第二名左右的位置。
在永隆的收入构成中，非息收入占比为36％，非息收入主要来自证券经纪业务的佣金收入、保险、物业投资以及新近推出的理财业务。2007年香港证券市场交易活跃，永隆的证券经纪业务的税前盈利翻番，非利息收入增长29％。而利息收入增长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同业竞争激烈，令净息差收窄了7个基点。从业务结构来看，永隆超过60％的贷款与房地产有关。
招行公告称，其定价依据包括永隆的股价表现、2007年的盈利、净资产以及尽职调查后对其价值的必要调整。
据参与竞标的另一家银行有关人士称，他们在尽职调查中考虑到了以下因素：
其一是一季度业绩下降。永隆近年来持续增长，但去年因为次贷投资损失和计提准备而导致利润下降至13.71亿港元，今年一季度继续计提了数亿元与次贷相关的减值准备，加之成立理财中心增加人员，成本支出增加，导致今年一季度亏损8253万港元。
其二是由于保险业务削价竞争仍然激烈，永隆的保险营业收入增长5.9％，但保险须计提的准备亦有所增加，净保险收益下跌11.4％，毛保费收入较去年轻微下跌0.6％。一位参与交易的人士认为，“保险业务虽然目前是盈利的，风险敞口非常有限，但将来可能出现较大的赔付压力，有潜在的风险，即使买了也要进行改造。”
其三是永隆的两处物业，一座是自用，按照成本价入账，潜在升值很大，但如果只是自用而不交易，也不能带来收益；另一座用于出租，已经按照市值入账并带来数亿元的收益。但香港地产价格波动大，会对损益产生严重影响，这一波动也对利润带来影响。
上述参与竞标的人士分析：“永隆的每股净资产是50港元，如果把保险和物业投资从净资产中剔除，相当于每股38 港元——当然，如果这两块非核心资产能卖个好价钱，则可降低收购成本。”
刘小俞称，摩根大通帮助招行对保险和地产业务这两块非银行资产进行了单独分析和估价，在定价时已充分考虑了以上因素。
没有奇迹
招行能在这一激烈的竞标中胜出，颇出人意料。
招行给人的印象是稳健经营，鲜有大手笔的投资。此番交易规模达到46.6亿美元，仅次于去年10月工行以54.6亿美元入股南非标准银行，会对招行的资本充足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招行果断抉择，凸显其海外布局的迫切性。去年11月，招行获准开设纽约分行，成为1991年以来首家进入美国的中资银行。
不过，市场对于此次交易并不乐观。高盛的分析报告称，招行用高估值买了一个在香港市场增长率比较低的银行。
在香港激烈竞争的市场中，永隆的成长性并不高。2003年至2007年，永隆的年复合增长率仅为12.4％，且净利差和股本回报率比较低，这将对招行成长性有拖累，但影响不大，因为2007年永隆的净利只占招行的8％。
相对于盈利能力的影响，市场更关心招行的资本充足率。2007年末，招行的核心资本为637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02％，资本充足率为 10.67％；当年招行的净利润为152亿元。在完成全面要约收购后，收购溢价形成的商誉要从核心资本中冲减约212亿元。高盛的分析报告称，收购之后，招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降低到6.8％，资本充足率降低到8.1％。
招行公告称：“在完成53.12％的股权收购之后，招行的资本充足率仍保持在8％。招行计划通过自己内部的资源来完成此次收购，并拟选择通过发行国内次级债、国际次级债、国际可转债，来提高我们的资本充足率。”
一些分析师估算招行发行次级债的空间约在二三百亿元，招行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我们要将这个指标恢复到10％以上。具体补充多少，还要看6月27日股东大会的情况。希望补充的资本尽可能与花掉的钱一致，这样，资本充足率就不会降低。”
发债并不能补充核心资本，若不进行股权融资则需通过自身盈利来解决。去年招行净利152亿元，增长124％；今年一季度净利63亿元，ROE达到 35％。海通证券分析师邱志承认为，如果招行的ROE能保持在25％-30％，扣除分红之后，净资产增长速度快于总资产，那么就可以通过自身盈利来提升资本充足率。
招商局的一位高层人士亦称，我们希望出现拐点，即招行的利润可以支撑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但这个趋势需要时间来确认。
对此，标准普尔公司信用分析师廖强认为，招行能否维持如此高的持续盈利能力来补充核心资本，还有待进一步评估。标普近日已将招行“BBB-/A-3”评级因收购永隆银行股份列入负面信用观察名单。因为如果此次收购完全通过次级债进行融资支持，则招行的调整后总权益对调整后总资产比率将由2008年一季度末的5.12％大幅下降至3.39％。
对于此次收购，招行视之为战略上的重大突破。
招行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招行在2005年发行H股时就表示，要寻找机会收购，但机会不易。“现在永隆的规模、业务等各方面对我们来说正合适，有控股权，又近在身旁。”
招行的大股东招商局集团对此项收购持明确的支持态度，招行董事会参与并推动了该项交易。
招商局前述高层人士称：“招行‘走出去’，主要目标定位在东南亚的华人区，香港的金融市场成熟，同时招行H股的定价是中资银行中最高的，招行的品牌为香港市民所熟悉。招行的香港分行业务，以及两地‘一卡通’业务增长非常迅速，进军香港是个最自然的选择。”
除了价格，并购的成败其实更多取决于整合。招行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称，这一收购符合招行作为零售银行的发展战略，可以弥补招行在香港没有网络的缺陷，因为内地与香港的跨境金融需求是现实存在的。
业内人士普遍认可招行并购的战略，但认为未来的整合和竞争形势不容乐观。招行在中国的零售业务有优势，但在香港做跨境金融服务，需要与汇丰、中银香港、恒生等进行竞争，这三家银行在香港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市场份额最大。
虽然中资银行往往把香港视为海外扩张最重要的一颗棋子，但除中银香港外，规模尚小。招商局的一位人士称：“我们对协同效应进行了具体的测算，但整合需要时间。这个并购不会给银行带来奇迹般的变化。”■
本刊驻香港记者苏勇鹏，本刊记者温秀、宋燕华、沈乎对此文亦有贡献 ¶ 7:00 AM 0 comments
Tuesday, June 10, 2008
红旗下长大的台湾资本家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彼得•马什(Peter Marsh)
2008年6月10日 星期二
当宣建生(Jason Hsuan)谈到未来几年实现公司销售额翻番的目标时，他开了一个玩笑。“我有一个5年计划，”他表示，“你看，我是共产党员。”
不经意间，这位66岁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 Techonology)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触及了关于他人生经历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他认为，这段经历帮助他创建了这家全球最大的电脑显示器生产商（去年销售额为84亿美元）。
6岁以前，宣建生的童年是在中国大陆的福清度过的。但在1949年，随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他的父母逃到了台湾，把他留在了大陆。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许多家庭背井离乡，千百万人生活在深重苦难之中。在祖父母的照顾下，少年时代的宣建生不得不尽其所能在中国大陆谋生。
他的家庭比较富有，在毛泽东时期属于重点“革命”对象。他的父亲曾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制造业者；在1927年至1949年的国内战争时期，他的叔叔曾是蒋介石军队的重要人物。当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宣建生的父母带着他的4个弟弟妹妹也逃到台湾。“我的叔叔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冠捷科技的北京工厂接受采访时，宣建生淡淡地说道。
由于被父母抛弃，而且是“走资派”家庭的一员，他在学校的日子很艰难。15岁时，他被编入“劳改队”，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安装发电设施。两年里，他一直住在帐篷和露天简易房内，外面经常是天寒地冻。而且一天只有一顿饭——“一个杂面馒头、一碗菜饭，”他回忆道。
18岁时，他患上肺结核，最终被允许离开那里，与他的父母在台湾团聚。两年前，当宣建生96岁的父亲在台湾垂危之时，谈到了关于他童年时代的话题。
“我父亲告诉我，他很后悔把我留在了大陆。当然，我当时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怨恨。但我告诉他，回首往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在大陆度过的11年少年时光。我了解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我学会了如何克服困难。”
如今，宣建生能够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艰难时期。1988年，他与两位同事在香港创建了冠捷科技，现在正在着手进军电视机制造业，计划到2013年左右实现年收入200亿美元。
冠捷科技在全球设有8家工厂，其中5家位于中国大陆（共有员工约2.3万），两家位于巴西，一家位于波兰。该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上市，宣建生及其家族持有公司3%的股权。
当宣建生(Jason Hsuan)谈到未来几年实现公司销售额翻番的目标时，他开了一个玩笑。“我有一个5年计划，”他表示，“你看，我是共产党员。”
不经意间，这位66岁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 Techonology)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触及了关于他人生经历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他认为，这段经历帮助他创建了这家全球最大的电脑显示器生产商（去年销售额为84亿美元）。
6岁以前，宣建生的童年是在中国大陆的福清度过的。但在1949年，随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他的父母逃到了台湾，把他留在了大陆。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许多家庭背井离乡，千百万人生活在深重苦难之中。在祖父母的照顾下，少年时代的宣建生不得不尽其所能在中国大陆谋生。
他的家庭比较富有，在毛泽东时期属于重点“革命”对象。他的父亲曾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制造业者；在1927年至1949年的国内战争时期，他的叔叔曾是蒋介石军队的重要人物。当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宣建生的父母带着他的4个弟弟妹妹也逃到台湾。“我的叔叔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冠捷科技的北京工厂接受采访时，宣建生淡淡地说道。
由于被父母抛弃，而且是“走资派”家庭的一员，他在学校的日子很艰难。15岁时，他被编入“劳改队”，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安装发电设施。两年里，他一直住在帐篷和露天简易房内，外面经常是天寒地冻。而且一天只有一顿饭——“一个杂面馒头、一碗菜饭，”他回忆道。
18岁时，他患上肺结核，最终被允许离开那里，与他的父母在台湾团聚。两年前，当宣建生96岁的父亲在台湾垂危之时，谈到了关于他童年时代的话题。
“我父亲告诉我，他很后悔把我留在了大陆。当然，我当时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怨恨。但我告诉他，回首往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在大陆度过的11年少年时光。我了解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我学会了如何克服困难。”
如今，宣建生能够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艰难时期。1988年，他与两位同事在香港创建了冠捷科技，现在正在着手进军电视机制造业，计划到2013年左右实现年收入200亿美元。
冠捷科技在全球设有8家工厂，其中5家位于中国大陆（共有员工约2.3万），两家位于巴西，一家位于波兰。该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上市，宣建生及其家族持有公司3%的股权。
冠捷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在该公司今年可能生产的5000万台电脑显示器中，多数将冠以戴尔(Dell)、惠普(HP)、联想(Lenovo)和宏碁(Acer)等电脑厂商的名字。然而，在去年全球生产的1.9亿台电脑显示器中，该公司占据了逾四分之一的份额。
宣建生拿的是台湾护照，但他的办公总部仍然在香港。他外表谦恭有礼，低调友善。尽管他对自己童年时期灼痛的经历有所回避，但他谈到其中的收获时颇为直率。
1961年来到台湾后，后来30年的时间奔波于台湾和美国之间。但他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背景，他永远不可能有信心于1991年在大陆开设冠捷科技的首家工厂。
这给予他十分宝贵的在大陆运营工厂的经验，并先于多数竞争对手利用大陆极低的成本。此外，当他试图提高工厂工人的效率和生产率时，他对大陆人心理的了解使他拥有一种优势。
宣建生表示：“如果你看看我们在电脑显示器领域的多数竞争对手，他们在大陆设厂方面远远落在我们后面。这使得我们拥有了巨大的领先优势，我们在这些产品上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就是利用这种领先地位。”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鸿海(Hon Hai)、华兴联昇科技(Qista)、纬创(Wistron)和群创(Innolux)等港台制造商。
有一种观点认为，显示器是一种大宗商品，没有什么科技创新。当记者向他提到这种观点时，宣建生似乎有些头痛。“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这项业务。你必须擅长很多事：不仅是制造及组装，还包括设计、成本、物流、仓库管理、售后服务。利润很薄（去年冠捷科技的税后利润是1.8亿美元，毛利润率仅为5%），这意味着控制成本极其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他认为，成功与失败一线之差，使得激励员工的工作更为重要。他表示，近年来，他努力去了解和鼓励大陆的员工，使冠捷科技几家工厂的生产率每年提高了20%之多。
例如，宣建生谈到，他认为大陆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弱点，是缺乏自信心和团队精神。他表示，这与中国大陆近来的共产主义历史（或是微妙的反抗）没有关系，而是中国人心理的一个方面，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试图尽我所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对我们的员工说，如果你很好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将帮助你得到50分（满分是100分）。但如果你帮助公司的其他人，特别是其它部门的人，那么你很有可能拿到80分。”
宣建生还在冠捷科技的大陆工厂启动了一个名为“提高之夜”的项目，试图营造一种参与的感觉，并帮助员工获得通识教育。“我们将组织一个读书活动，总结管理一家公司的最佳方法。我们可能挑选杰克 •韦尔奇(Jack Welch)的《赢》中的一个章节，以及另一篇有关（负责创造的）右脑如何与（负责逻辑的）左脑协作的文章。我发现，总体来说这有助于我们提高效率的目标，并逐渐使公司变得更加强大。”
他表示，其中许多想法的灵感直接来自于他成长时期面临的种种困难。更为传统的成长经历，可能使人避免遭遇很大的苦难。但宣建生在自由市场的现代中国的成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他在毛泽东的革命动荡时期学到的生存经验。
译者/何黎 ¶ 12:49 AM 0 comments
2008年6月10日 星期二
当宣建生(Jason Hsuan)谈到未来几年实现公司销售额翻番的目标时，他开了一个玩笑。“我有一个5年计划，”他表示，“你看，我是共产党员。”
不经意间，这位66岁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 Techonology)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触及了关于他人生经历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他认为，这段经历帮助他创建了这家全球最大的电脑显示器生产商（去年销售额为84亿美元）。
6岁以前，宣建生的童年是在中国大陆的福清度过的。但在1949年，随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他的父母逃到了台湾，把他留在了大陆。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许多家庭背井离乡，千百万人生活在深重苦难之中。在祖父母的照顾下，少年时代的宣建生不得不尽其所能在中国大陆谋生。
他的家庭比较富有，在毛泽东时期属于重点“革命”对象。他的父亲曾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制造业者；在1927年至1949年的国内战争时期，他的叔叔曾是蒋介石军队的重要人物。当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宣建生的父母带着他的4个弟弟妹妹也逃到台湾。“我的叔叔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冠捷科技的北京工厂接受采访时，宣建生淡淡地说道。
由于被父母抛弃，而且是“走资派”家庭的一员，他在学校的日子很艰难。15岁时，他被编入“劳改队”，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安装发电设施。两年里，他一直住在帐篷和露天简易房内，外面经常是天寒地冻。而且一天只有一顿饭——“一个杂面馒头、一碗菜饭，”他回忆道。
18岁时，他患上肺结核，最终被允许离开那里，与他的父母在台湾团聚。两年前，当宣建生96岁的父亲在台湾垂危之时，谈到了关于他童年时代的话题。
“我父亲告诉我，他很后悔把我留在了大陆。当然，我当时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怨恨。但我告诉他，回首往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在大陆度过的11年少年时光。我了解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我学会了如何克服困难。”
如今，宣建生能够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艰难时期。1988年，他与两位同事在香港创建了冠捷科技，现在正在着手进军电视机制造业，计划到2013年左右实现年收入200亿美元。
冠捷科技在全球设有8家工厂，其中5家位于中国大陆（共有员工约2.3万），两家位于巴西，一家位于波兰。该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上市，宣建生及其家族持有公司3%的股权。
当宣建生(Jason Hsuan)谈到未来几年实现公司销售额翻番的目标时，他开了一个玩笑。“我有一个5年计划，”他表示，“你看，我是共产党员。”
不经意间，这位66岁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 Techonology)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触及了关于他人生经历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他认为，这段经历帮助他创建了这家全球最大的电脑显示器生产商（去年销售额为84亿美元）。
6岁以前，宣建生的童年是在中国大陆的福清度过的。但在1949年，随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他的父母逃到了台湾，把他留在了大陆。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许多家庭背井离乡，千百万人生活在深重苦难之中。在祖父母的照顾下，少年时代的宣建生不得不尽其所能在中国大陆谋生。
他的家庭比较富有，在毛泽东时期属于重点“革命”对象。他的父亲曾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制造业者；在1927年至1949年的国内战争时期，他的叔叔曾是蒋介石军队的重要人物。当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宣建生的父母带着他的4个弟弟妹妹也逃到台湾。“我的叔叔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冠捷科技的北京工厂接受采访时，宣建生淡淡地说道。
由于被父母抛弃，而且是“走资派”家庭的一员，他在学校的日子很艰难。15岁时，他被编入“劳改队”，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安装发电设施。两年里，他一直住在帐篷和露天简易房内，外面经常是天寒地冻。而且一天只有一顿饭——“一个杂面馒头、一碗菜饭，”他回忆道。
18岁时，他患上肺结核，最终被允许离开那里，与他的父母在台湾团聚。两年前，当宣建生96岁的父亲在台湾垂危之时，谈到了关于他童年时代的话题。
“我父亲告诉我，他很后悔把我留在了大陆。当然，我当时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怨恨。但我告诉他，回首往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在大陆度过的11年少年时光。我了解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我学会了如何克服困难。”
如今，宣建生能够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艰难时期。1988年，他与两位同事在香港创建了冠捷科技，现在正在着手进军电视机制造业，计划到2013年左右实现年收入200亿美元。
冠捷科技在全球设有8家工厂，其中5家位于中国大陆（共有员工约2.3万），两家位于巴西，一家位于波兰。该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上市，宣建生及其家族持有公司3%的股权。
冠捷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在该公司今年可能生产的5000万台电脑显示器中，多数将冠以戴尔(Dell)、惠普(HP)、联想(Lenovo)和宏碁(Acer)等电脑厂商的名字。然而，在去年全球生产的1.9亿台电脑显示器中，该公司占据了逾四分之一的份额。
宣建生拿的是台湾护照，但他的办公总部仍然在香港。他外表谦恭有礼，低调友善。尽管他对自己童年时期灼痛的经历有所回避，但他谈到其中的收获时颇为直率。
1961年来到台湾后，后来30年的时间奔波于台湾和美国之间。但他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背景，他永远不可能有信心于1991年在大陆开设冠捷科技的首家工厂。
这给予他十分宝贵的在大陆运营工厂的经验，并先于多数竞争对手利用大陆极低的成本。此外，当他试图提高工厂工人的效率和生产率时，他对大陆人心理的了解使他拥有一种优势。
宣建生表示：“如果你看看我们在电脑显示器领域的多数竞争对手，他们在大陆设厂方面远远落在我们后面。这使得我们拥有了巨大的领先优势，我们在这些产品上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就是利用这种领先地位。”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鸿海(Hon Hai)、华兴联昇科技(Qista)、纬创(Wistron)和群创(Innolux)等港台制造商。
有一种观点认为，显示器是一种大宗商品，没有什么科技创新。当记者向他提到这种观点时，宣建生似乎有些头痛。“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这项业务。你必须擅长很多事：不仅是制造及组装，还包括设计、成本、物流、仓库管理、售后服务。利润很薄（去年冠捷科技的税后利润是1.8亿美元，毛利润率仅为5%），这意味着控制成本极其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他认为，成功与失败一线之差，使得激励员工的工作更为重要。他表示，近年来，他努力去了解和鼓励大陆的员工，使冠捷科技几家工厂的生产率每年提高了20%之多。
例如，宣建生谈到，他认为大陆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弱点，是缺乏自信心和团队精神。他表示，这与中国大陆近来的共产主义历史（或是微妙的反抗）没有关系，而是中国人心理的一个方面，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试图尽我所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对我们的员工说，如果你很好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将帮助你得到50分（满分是100分）。但如果你帮助公司的其他人，特别是其它部门的人，那么你很有可能拿到80分。”
宣建生还在冠捷科技的大陆工厂启动了一个名为“提高之夜”的项目，试图营造一种参与的感觉，并帮助员工获得通识教育。“我们将组织一个读书活动，总结管理一家公司的最佳方法。我们可能挑选杰克 •韦尔奇(Jack Welch)的《赢》中的一个章节，以及另一篇有关（负责创造的）右脑如何与（负责逻辑的）左脑协作的文章。我发现，总体来说这有助于我们提高效率的目标，并逐渐使公司变得更加强大。”
他表示，其中许多想法的灵感直接来自于他成长时期面临的种种困难。更为传统的成长经历，可能使人避免遭遇很大的苦难。但宣建生在自由市场的现代中国的成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他在毛泽东的革命动荡时期学到的生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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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09, 2008
热钱流入正在由外涌转变为内吸
2008-3-14
今年1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2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含银行、证券业）的七分之一，同比增长109.78%。尽管存在春节长假，2月份的实际使用外资仍然继续快速增长，同比增长38.31%。1-2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81.2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5.19%。
外商直接投资如此快速增长颇有些意外，尤其是在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不断撤资、外迁的情况下，简直是不可思议。近来关于外资企业“不辞而别”以及外迁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两税并轨，以及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人民币升值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华遭遇了很大的成本压力，于是，有些外资企业已经或打算外迁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更有甚者，有些韩资企业的老板竟然在拖欠银行贷款和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偷偷撤离，人去楼空。使人不能够理解的是，无论是从中国经济自身还是从世界经济状况看，似乎都很难支持我国外商投资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设立企业，其产品或服务不是针对中国市场就是针对国际市场。就目前中国市场来看，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改善民生、促进居民消费，但是各方普遍预测中国的居民消费在近期还不会出井喷式增长，而是会平稳增长。并且在目前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已是必然。再来看国际市场。美国的次贷危机仍然在全球蔓延，并有日益恶化的可能，不仅美国经济有可能进入衰退，欧盟、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国家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增长将放缓。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意外增长，年初以来外汇贷款的快速增长也颇为引人注意。1月末，外汇贷款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2.59%，大大超过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16.74%的增幅，当月新增外汇贷款157亿美元。到2月末，外汇贷款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进一步提高到53.31%，当月新增外汇贷款214亿美，折合人民币1519亿元，而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2434亿元，外汇贷款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那么，如何解释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外汇贷款同时快速增长呢？或者说它们背后隐藏了什么？
就笔者来看，至少能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此加以解释：
一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投放总量迫使境内企业融资转向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贷款。自去年第四季度，在中央政府的调控要求下，各家商业银行普遍收紧了信贷投放。央行和银监会除了控制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规模不超过去年的3.6万亿元外，还控制商业银行的投放节奏，并施加较为严厉的考核措施。但是国家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商业银行的外汇贷款却几乎是一如既往的，没有增加额外的管制。于是，在企业对资金需求存在较大刚性的情况下，实际使用外资与外汇贷款双双快速增加就有了合理性的一面。
二是外汇贷款的资金成本相对于人民币贷款要低。随着美国的不断降息，美元、日元等主要外汇贷款的利率已经低于人民币贷款利率，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企业对外汇资金的需求量，这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因为当前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应该是中国境内企业（包括中资，也包括外资企业）从境外的拆入，而不是真正的FDI。在央行严格控制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的调控政策下，商业银行为了增加收益，必然会利用政策在外汇贷款方面的疏忽或漏洞，转而增加外汇贷款的投放。今年初以来，外汇贷款的利率加成比以往有所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更促进了商业银行发放外汇贷款。
三是人民币加快升值使利用外资和外汇贷款的企业能够获得额外的升值红利。去年底以来，人民币升值势头明显加快。根据各主要金融机构的分析，央行开始侧重使用升值的办法来加强对流动性的控制，他们普遍预测人民币今年的升值幅度会超过去年，多数机构给出的预测升值幅度超过10%。无论怎么说，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势头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外汇资金的名义成本不高于或稍高于人民币贷款，那么，企业借用外汇资金就能够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即升值红利。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有些企业能够接受商业银行较高外汇贷款利率上浮的根本原因所在。
应该说，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和新增外汇贷款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属于热钱性质的。不过，这些外汇资金又与此前流入的热钱有所不同。自去年10月份以来，随着我国股票指数开始往下走，尤其年初以来，我国股市不再被看好，起码各方都认为不会出现前两年那样的行情。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低迷，在银行普遍收紧新房按揭贷款和二手房按揭贷款后，以及受发达国家房价下滑的影响，我国房市的炒作之风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在升值，并且升值幅度还有明显加快势头，但是，国际游资对于进入中国已经开始变得谨慎，特别是在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主动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一定会减少，多数国际金融机构也是如此看待。这就是这二者的区别。如果给它们一个形象生动的描述，那么，前段时间流入的热钱可以称为“涌入”，而现在的热钱则是“内吸”。
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之所以笔者将当前实际利用外资与新增外汇贷款中的部分资金归结为热钱，除了人民币升值是其流入的一个动力外，使用这些资金的企业主要将这些资金用在了房地产开发等项目上，目的仍然是赚取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增值。也就是说，境内主体比境外主体对中国资产价格上涨更乐观（未来实际状况未必真的乐观）。这就导致了流入热钱的投资主体由境外的企业、基金、个人等变成了境内的企业，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二者区别为前者是“外涌”，而后者是“内吸”。 ¶ 11:28 PM 0 comments
今年1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2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含银行、证券业）的七分之一，同比增长109.78%。尽管存在春节长假，2月份的实际使用外资仍然继续快速增长，同比增长38.31%。1-2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81.2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5.19%。
外商直接投资如此快速增长颇有些意外，尤其是在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不断撤资、外迁的情况下，简直是不可思议。近来关于外资企业“不辞而别”以及外迁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两税并轨，以及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人民币升值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华遭遇了很大的成本压力，于是，有些外资企业已经或打算外迁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更有甚者，有些韩资企业的老板竟然在拖欠银行贷款和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偷偷撤离，人去楼空。使人不能够理解的是，无论是从中国经济自身还是从世界经济状况看，似乎都很难支持我国外商投资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设立企业，其产品或服务不是针对中国市场就是针对国际市场。就目前中国市场来看，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改善民生、促进居民消费，但是各方普遍预测中国的居民消费在近期还不会出井喷式增长，而是会平稳增长。并且在目前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已是必然。再来看国际市场。美国的次贷危机仍然在全球蔓延，并有日益恶化的可能，不仅美国经济有可能进入衰退，欧盟、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国家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增长将放缓。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意外增长，年初以来外汇贷款的快速增长也颇为引人注意。1月末，外汇贷款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2.59%，大大超过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16.74%的增幅，当月新增外汇贷款157亿美元。到2月末，外汇贷款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进一步提高到53.31%，当月新增外汇贷款214亿美，折合人民币1519亿元，而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2434亿元，外汇贷款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那么，如何解释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外汇贷款同时快速增长呢？或者说它们背后隐藏了什么？
就笔者来看，至少能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此加以解释：
一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投放总量迫使境内企业融资转向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贷款。自去年第四季度，在中央政府的调控要求下，各家商业银行普遍收紧了信贷投放。央行和银监会除了控制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规模不超过去年的3.6万亿元外，还控制商业银行的投放节奏，并施加较为严厉的考核措施。但是国家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商业银行的外汇贷款却几乎是一如既往的，没有增加额外的管制。于是，在企业对资金需求存在较大刚性的情况下，实际使用外资与外汇贷款双双快速增加就有了合理性的一面。
二是外汇贷款的资金成本相对于人民币贷款要低。随着美国的不断降息，美元、日元等主要外汇贷款的利率已经低于人民币贷款利率，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企业对外汇资金的需求量，这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因为当前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应该是中国境内企业（包括中资，也包括外资企业）从境外的拆入，而不是真正的FDI。在央行严格控制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的调控政策下，商业银行为了增加收益，必然会利用政策在外汇贷款方面的疏忽或漏洞，转而增加外汇贷款的投放。今年初以来，外汇贷款的利率加成比以往有所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更促进了商业银行发放外汇贷款。
三是人民币加快升值使利用外资和外汇贷款的企业能够获得额外的升值红利。去年底以来，人民币升值势头明显加快。根据各主要金融机构的分析，央行开始侧重使用升值的办法来加强对流动性的控制，他们普遍预测人民币今年的升值幅度会超过去年，多数机构给出的预测升值幅度超过10%。无论怎么说，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势头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外汇资金的名义成本不高于或稍高于人民币贷款，那么，企业借用外汇资金就能够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即升值红利。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有些企业能够接受商业银行较高外汇贷款利率上浮的根本原因所在。
应该说，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和新增外汇贷款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属于热钱性质的。不过，这些外汇资金又与此前流入的热钱有所不同。自去年10月份以来，随着我国股票指数开始往下走，尤其年初以来，我国股市不再被看好，起码各方都认为不会出现前两年那样的行情。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低迷，在银行普遍收紧新房按揭贷款和二手房按揭贷款后，以及受发达国家房价下滑的影响，我国房市的炒作之风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在升值，并且升值幅度还有明显加快势头，但是，国际游资对于进入中国已经开始变得谨慎，特别是在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主动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一定会减少，多数国际金融机构也是如此看待。这就是这二者的区别。如果给它们一个形象生动的描述，那么，前段时间流入的热钱可以称为“涌入”，而现在的热钱则是“内吸”。
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之所以笔者将当前实际利用外资与新增外汇贷款中的部分资金归结为热钱，除了人民币升值是其流入的一个动力外，使用这些资金的企业主要将这些资金用在了房地产开发等项目上，目的仍然是赚取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增值。也就是说，境内主体比境外主体对中国资产价格上涨更乐观（未来实际状况未必真的乐观）。这就导致了流入热钱的投资主体由境外的企业、基金、个人等变成了境内的企业，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二者区别为前者是“外涌”，而后者是“内吸”。 ¶ 11:28 PM 0 comments
并购潮席卷香港家族式银行 3倍市净率成潜在指标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贾玉宝 见习记者 梁柯志
2008-6-10
挺过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却无法挺过自身展业的多重选择。在老一代创业者退休之后，香港家族式银行纷纷开始了股权转让进程。
与这一进程伴生的，是内地金融机构的海外展业，以及对香港平台的特有觊觎。也因为此，这场金融并购的沸点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点燃的。
继招商银行(600036.SH，3968.HK)以2.91倍每股净资产值完成对永隆银行53.12%的股权并购后，关于永亨银行(0302.HK)、创兴银行(1111.HK)、大新银行(2356.HK)被并购的传言更是甚嚣尘上，相关的并购价格也被预期冲高。
而对这些拟被并购的香港家族式银行而言，其高层也透过各种场合坦言，多家金融机构在与其洽商，但有了永隆银行案例之后，他们对意向并购价格、拟出让股权比例，却格外作出犹抱琵琶之举。
但终究是要“嫁”出去的。犹抱琵琶的背后，一是为了更好地观望，二是为了卖个更好的价格。这或是目前尚存的8家香港家族式银行的共同心态。
永隆银行率先“出阁”
在业界看来，规模只相当于招行6%的永隆银行出售股权的价格还算不错。也因为此，永隆银行股权竞购案成为香港家族式银行未来抉择的一个样本。
其实，在决定转让所持永隆银行股份之前，伍氏兄弟还有着大举拓展内地市场的雄心。
2008年2月18日，永隆银行上海分行开业之机，永隆银行副总经理吴理存表示，将争取在2008年内成立内地子银行，并涉足人民币零售银行业务。
再上溯至1月31日，永隆银行还携手恒生银行与烟台商行签署入股协议，永隆银行认购烟台商行4.99%经扩大后的股权，总作价为人民币2亿元。
而受惠于CEPA框架，永隆银行先于2004年3月，抢在其他港资中小银行之前，设立了深圳分行。
然而数年的内地积极展业，和中短期盈利的缓慢性，这对市场和利润的双重博弈，依然令永隆银行有左右互缚之感。永隆银行2007年报显示，该行超过90%的获利来自香港。毕竟，大市场布局的一时风光，无法消解作为中小银行的展业之难。
就在此时，事态的另一端突然引发。永隆银行一季度财报，该行一季度由于次贷投资出现大幅亏损，税后亏损高达8253.2万港元。而其2007年报表现也是平平。高盛发表报告称，永隆银行2007年下半年业绩令人失望，调低其2008年、2009年两年的盈利预测14%及3%，至每股6.16港元及7.44港元。
3月，就在亲口否认被并购传言后的30天后，永隆银行董事长伍步高终于对外宣布，将出售其家族持有的永隆银行53.1%的股份。
香港证券分析师蔡铁康称，目前香港市场竞争激烈，中小银行生存艰难，盈利水平下降，加之创业者后代对经营银行兴趣不大，才令永隆银行这样历史悠久的家族银行动了出售股权的念头。
随即开写的剧本无非是收购价格之争。时至5月30日，在经过种种猜测之后，剧终以招行、永隆银行签约收场。随后发布的招行公告称，以总计港币193亿元收购永隆银行1.23亿股股份，占永隆银行总股本53.12%，并引发全面要约收购。其收购价格相当于永隆银行2007年市净率的2.91倍，而非此前传言的 3.1倍。
并购潮
对目前尚存的8家家族式银行来说，并购潮已经汹涌而至。5月30日，招行收购永隆银行坐实后，由于有被收购的题材，香港多家家族式中小型银行股普遍大涨。
其中，大新金融(0440.HK)股价盘中一度急升13.3%，当日收于65.6港元，上涨10.067%，大新银行(2356.HK，拥有澳门银行牌照) 则上涨4.103%。大新系主席王守业透露，已有多方表达竞购意向，包括中外银行和保险商，大新集团对并购持开放态度。
当日，永亨银行(0302.HK)上涨4.505%，报收116港元。市场传闻中国人寿(601628.SH，2628.HK)目前正与永亨银行洽谈股权收购。
具备同样题材的创兴银行(1111.HK)当日也上升4.125%报收20.7港元。香港券商普遍认为，创兴银行是目前最有潜质被收购的港资银行，目前廖创兴家族老一辈高层年事已高，其股权结构相对较简单，同时创兴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在中小型银行当中名列前茅，对竞购者的吸引力较大。
随即展开的是争论就是收购价格。香港银行界人士认为，永隆银行经营策略偏于保守，其各项指标增速并不算十分出色，既然永隆银行都能按近3倍市净率成交，那么其他中小型银行的出售价格无疑也将参考3倍的标准。
此言的背景还在于，既然内地银行纷纷青睐于海外展业以及对香港市场的觊觎，而可供收购的香港家族式银行已经所余无几，再加上拟通过香港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机构，因此，下一家收购价将高于3倍市净率。
近期招行、工行(1398.HK)、交行(3328.HK)对永隆银行的争夺来看，未夺标的工行、交行未尝不会迅速展开对其他港资银行的收购谈判。而收购价格又要看时机, 在目前经济周期整体向好及缺乏其他选择之下，卖出一个好的价格却也在意料之中。
有香港分析人士称，永隆银行并购价格将吸引创兴银行及大新银行出售股权, 因目前两者现价只为账面值的1倍多，每股账面值近3倍的收购价确实具吸引力。创兴银行合理收购价为2007年及2008年账面值的2.3及2.2倍, 大新银行则为2007年及2008年账面值的3.1倍及2.9倍。而永亨银行现价已相当于账面值约3倍, 若以3倍作价提购, 对永亨银行并无吸引力,并购永亨银行合理价应为2007年度账面值4倍以上, 收购价非常昂贵。
香港目前有8间具家族色彩的银行(永隆银行, 永亨银行, 创兴银行, 大新银行, 东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 大生银行, 丰明银行)。大势在于，香港银行业竞争激烈, 经营环境日趋困难, 中小型银行尤其是家族式银行难与大型银行相比。所以银行未来若想维持增长及扩展内地与海外市场, 透过购并增强实力是大势所趋。
2008-6-10
挺过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却无法挺过自身展业的多重选择。在老一代创业者退休之后，香港家族式银行纷纷开始了股权转让进程。
与这一进程伴生的，是内地金融机构的海外展业，以及对香港平台的特有觊觎。也因为此，这场金融并购的沸点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点燃的。
继招商银行(600036.SH，3968.HK)以2.91倍每股净资产值完成对永隆银行53.12%的股权并购后，关于永亨银行(0302.HK)、创兴银行(1111.HK)、大新银行(2356.HK)被并购的传言更是甚嚣尘上，相关的并购价格也被预期冲高。
而对这些拟被并购的香港家族式银行而言，其高层也透过各种场合坦言，多家金融机构在与其洽商，但有了永隆银行案例之后，他们对意向并购价格、拟出让股权比例，却格外作出犹抱琵琶之举。
但终究是要“嫁”出去的。犹抱琵琶的背后，一是为了更好地观望，二是为了卖个更好的价格。这或是目前尚存的8家香港家族式银行的共同心态。
永隆银行率先“出阁”
在业界看来，规模只相当于招行6%的永隆银行出售股权的价格还算不错。也因为此，永隆银行股权竞购案成为香港家族式银行未来抉择的一个样本。
其实，在决定转让所持永隆银行股份之前，伍氏兄弟还有着大举拓展内地市场的雄心。
2008年2月18日，永隆银行上海分行开业之机，永隆银行副总经理吴理存表示，将争取在2008年内成立内地子银行，并涉足人民币零售银行业务。
再上溯至1月31日，永隆银行还携手恒生银行与烟台商行签署入股协议，永隆银行认购烟台商行4.99%经扩大后的股权，总作价为人民币2亿元。
而受惠于CEPA框架，永隆银行先于2004年3月，抢在其他港资中小银行之前，设立了深圳分行。
然而数年的内地积极展业，和中短期盈利的缓慢性，这对市场和利润的双重博弈，依然令永隆银行有左右互缚之感。永隆银行2007年报显示，该行超过90%的获利来自香港。毕竟，大市场布局的一时风光，无法消解作为中小银行的展业之难。
就在此时，事态的另一端突然引发。永隆银行一季度财报，该行一季度由于次贷投资出现大幅亏损，税后亏损高达8253.2万港元。而其2007年报表现也是平平。高盛发表报告称，永隆银行2007年下半年业绩令人失望，调低其2008年、2009年两年的盈利预测14%及3%，至每股6.16港元及7.44港元。
3月，就在亲口否认被并购传言后的30天后，永隆银行董事长伍步高终于对外宣布，将出售其家族持有的永隆银行53.1%的股份。
香港证券分析师蔡铁康称，目前香港市场竞争激烈，中小银行生存艰难，盈利水平下降，加之创业者后代对经营银行兴趣不大，才令永隆银行这样历史悠久的家族银行动了出售股权的念头。
随即开写的剧本无非是收购价格之争。时至5月30日，在经过种种猜测之后，剧终以招行、永隆银行签约收场。随后发布的招行公告称，以总计港币193亿元收购永隆银行1.23亿股股份，占永隆银行总股本53.12%，并引发全面要约收购。其收购价格相当于永隆银行2007年市净率的2.91倍，而非此前传言的 3.1倍。
并购潮
对目前尚存的8家家族式银行来说，并购潮已经汹涌而至。5月30日，招行收购永隆银行坐实后，由于有被收购的题材，香港多家家族式中小型银行股普遍大涨。
其中，大新金融(0440.HK)股价盘中一度急升13.3%，当日收于65.6港元，上涨10.067%，大新银行(2356.HK，拥有澳门银行牌照) 则上涨4.103%。大新系主席王守业透露，已有多方表达竞购意向，包括中外银行和保险商，大新集团对并购持开放态度。
当日，永亨银行(0302.HK)上涨4.505%，报收116港元。市场传闻中国人寿(601628.SH，2628.HK)目前正与永亨银行洽谈股权收购。
具备同样题材的创兴银行(1111.HK)当日也上升4.125%报收20.7港元。香港券商普遍认为，创兴银行是目前最有潜质被收购的港资银行，目前廖创兴家族老一辈高层年事已高，其股权结构相对较简单，同时创兴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在中小型银行当中名列前茅，对竞购者的吸引力较大。
随即展开的是争论就是收购价格。香港银行界人士认为，永隆银行经营策略偏于保守，其各项指标增速并不算十分出色，既然永隆银行都能按近3倍市净率成交，那么其他中小型银行的出售价格无疑也将参考3倍的标准。
此言的背景还在于，既然内地银行纷纷青睐于海外展业以及对香港市场的觊觎，而可供收购的香港家族式银行已经所余无几，再加上拟通过香港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机构，因此，下一家收购价将高于3倍市净率。
近期招行、工行(1398.HK)、交行(3328.HK)对永隆银行的争夺来看，未夺标的工行、交行未尝不会迅速展开对其他港资银行的收购谈判。而收购价格又要看时机, 在目前经济周期整体向好及缺乏其他选择之下，卖出一个好的价格却也在意料之中。
有香港分析人士称，永隆银行并购价格将吸引创兴银行及大新银行出售股权, 因目前两者现价只为账面值的1倍多，每股账面值近3倍的收购价确实具吸引力。创兴银行合理收购价为2007年及2008年账面值的2.3及2.2倍, 大新银行则为2007年及2008年账面值的3.1倍及2.9倍。而永亨银行现价已相当于账面值约3倍, 若以3倍作价提购, 对永亨银行并无吸引力,并购永亨银行合理价应为2007年度账面值4倍以上, 收购价非常昂贵。
香港目前有8间具家族色彩的银行(永隆银行, 永亨银行, 创兴银行, 大新银行, 东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 大生银行, 丰明银行)。大势在于，香港银行业竞争激烈, 经营环境日趋困难, 中小型银行尤其是家族式银行难与大型银行相比。所以银行未来若想维持增长及扩展内地与海外市场, 透过购并增强实力是大势所趋。
Labels: 创兴银行, 大新银行, 招商银行, 永亨银行, 永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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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08, 2008
越南停止煤炭边贸或加剧国内南方电荒
2008-5-30 兰格钢铁网
越南政府将从6月1日起取消越中边境广宁省万家口岸的煤炭边境贸易，此举使得目前已遭遇煤炭短缺的中国南方地深感担忧。
据了解，中国商务部网站曾在5月12日指出，据越南煤炭-矿产集团(TKV)总经理陈春和称，报经政府总理批准，越南将从2008年6月1日起取消越中边境广宁省万家口岸的煤炭边境贸易，改由TKV通过正额贸易进行交易。
招商证券分析师卢平向世华财讯表示，越南是中国的第一大煤炭进口国，国内南方部分地区进口越南煤炭数量占年进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越南停止越中边境煤炭贸易，对于国内紧张的煤炭供给雪上加霜，再加上夏季用电高峰的来临，预计将进一步加剧南方省份电荒状况。平安证券分析师张响东也认为，此举将使国内局部地区煤炭供应再度偏紧，但不会影响整个国内市场煤炭价格。
据广西南宁海关统计，2007年广西共进口煤炭1,404万吨，其中从越南进口1,333万吨。广东2007年全年共进口煤炭1,456.1万吨，其中越南煤炭占1/3强。从越南方面看，2007年越南煤炭出口约为3,260万吨，输出到中国两广地区的已占一半以上。
越南工商部官员阮克寿曾表示，2008年越南煤炭的开采量预计将为4,000万吨，将煤炭出口量削减为2,200万吨。并将向政府提议，从 2015年起停止煤炭出口。另据越南工商部下属的贸易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月份越南煤炭出口量为250万吨，比2007年同期减少了 10.7%。分析师认为，目前越南每年经济增长超过8%，国内煤炭产量不能满足需求，停止煤炭边境贸易可以适当补充国内需求。
安邦分析师认为，停止煤炭边境贸易可以起到抑制煤炭走私作用。据报道，仅2008年4月8日至20日，在越中边境芒街市万家(VanGia)口岸，越南有关部门就查扣了104艘煤炭走私船，共计10万吨煤炭。不可否认，越南政府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有背离市场经济之嫌，但是的确可以对走私起到抑制作用，只不过广西地区的煤炭销售格局可能会受到影响。
东盟国家是中国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越南的煤炭地质总储量约为400亿吨，居东南亚各国煤炭储量首位，2004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烟煤出口国。目前，越南超过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 7:57 AM 0 comments
越南政府将从6月1日起取消越中边境广宁省万家口岸的煤炭边境贸易，此举使得目前已遭遇煤炭短缺的中国南方地深感担忧。
据了解，中国商务部网站曾在5月12日指出，据越南煤炭-矿产集团(TKV)总经理陈春和称，报经政府总理批准，越南将从2008年6月1日起取消越中边境广宁省万家口岸的煤炭边境贸易，改由TKV通过正额贸易进行交易。
招商证券分析师卢平向世华财讯表示，越南是中国的第一大煤炭进口国，国内南方部分地区进口越南煤炭数量占年进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越南停止越中边境煤炭贸易，对于国内紧张的煤炭供给雪上加霜，再加上夏季用电高峰的来临，预计将进一步加剧南方省份电荒状况。平安证券分析师张响东也认为，此举将使国内局部地区煤炭供应再度偏紧，但不会影响整个国内市场煤炭价格。
据广西南宁海关统计，2007年广西共进口煤炭1,404万吨，其中从越南进口1,333万吨。广东2007年全年共进口煤炭1,456.1万吨，其中越南煤炭占1/3强。从越南方面看，2007年越南煤炭出口约为3,260万吨，输出到中国两广地区的已占一半以上。
越南工商部官员阮克寿曾表示，2008年越南煤炭的开采量预计将为4,000万吨，将煤炭出口量削减为2,200万吨。并将向政府提议，从 2015年起停止煤炭出口。另据越南工商部下属的贸易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月份越南煤炭出口量为250万吨，比2007年同期减少了 10.7%。分析师认为，目前越南每年经济增长超过8%，国内煤炭产量不能满足需求，停止煤炭边境贸易可以适当补充国内需求。
安邦分析师认为，停止煤炭边境贸易可以起到抑制煤炭走私作用。据报道，仅2008年4月8日至20日，在越中边境芒街市万家(VanGia)口岸，越南有关部门就查扣了104艘煤炭走私船，共计10万吨煤炭。不可否认，越南政府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有背离市场经济之嫌，但是的确可以对走私起到抑制作用，只不过广西地区的煤炭销售格局可能会受到影响。
东盟国家是中国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越南的煤炭地质总储量约为400亿吨，居东南亚各国煤炭储量首位，2004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烟煤出口国。目前，越南超过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 7:57 AM 0 comments
越南“掐”断煤炭边贸 两广电企多方求解
2008-6-7 华夏时报记者 曹开虎 北京报道
在广西东兴这座我国与越南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里，苏生已经做了20多年的煤炭生意。从6月1日开始，越南取消越中边境广宁省万家口岸的煤炭边境贸易，改为国贸。对于苏生而言，这意味着好日子可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苏生不是唯一受到重创的人。“许多贸易商都跟我们反映，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利润空间越来越少。”东兴市边贸局办公室的赵良冬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2007年广西口岸共进口煤炭1404万吨，其中九成比例是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进口的，总量达到1261万吨。“取消边贸，国贸则意味着煤价会越来越高，数量也会下降。”赵良冬说。
广西自治区发改委能源处一位官员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源问题的确在考验并制约着广西的发展。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启动，对于能源的需求量将迅速增大，全区已经着手考虑能源的供给难题。
贸易商被踢出局
由于广东、广西离我国北方煤炭主产区太远，南方用煤大户无法承受高昂的运费，这里的用煤企业只能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口煤，以便节约成本。
据南宁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广西从越南进口煤1333万吨，增长40.7%；广东2007年总进口煤炭1456.1万吨，其中越南煤占据三分之一强。两者合计，占据中国进口越南煤的九成。
“从越南进煤，运费这块就可以节省一半。”苏生说，“从贵州拉一车20多吨的煤到广西，平均一吨煤需要200元左右的路费。而且主要依靠汽车运输。但是从越南拉过来，走海运，非常便宜。”
“以前从越南拉一船20多吨的煤到广西，可以赚上好几百块钱。”苏生说，“但是现在变成国贸后，由于要交关税，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还会赔钱，生意没法做了。”
赵良冬也告诉记者：“改成国贸之后，许多中小贸易商赚不到什么钱，今后更多的则是电厂直接与越南煤炭公司签订采购协议。”
中越煤事
事实上，越南已经开始削减对中国的煤炭出口。越南工业和贸易部能源和石油部门负责人今年2月份公开对外表示，越南计划今年将煤炭出口量减少32%，其中将向中国出口的煤炭总量削减19%，并在以后逐步降低出口。
此前，越南的煤炭贸易政策并非如此。中国煤炭市场网煤炭分析员李朝林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缺少足够的建设资金，此前，越南方面希望提供煤炭给中国，由两广提供电力输往越南。
但近些年来，越南政府开始改变主意。“越南觉得，由中国来供应电力不安全，他们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到越南投资电厂，所以开始减少煤炭供应。”
煤炭网分析师赵玉伟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中越两国之间的煤炭贸易而言，2008年将是一个转折年，从越南进口的煤炭将首次出现下降。
越煤出口量下降已经显现，今年前5个月，越南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7％，达到1886万吨，但是出口量只有1140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预计下降15.7％。
更为严重的是，据赵玉伟介绍，由于国内建设的需要，越南对煤炭的需求将逐渐增大。“越南到2010年后将进口煤炭，2010年拟进口130万吨，2015年进口590万吨，2020年进口1540万吨，2025年进口5440万吨。”
应对之策
“越南煤大量减少出口，冲击最大的就是两广一带。”赵玉伟说。赵良冬认为，冲击最大的可能还是广东。根据他的长期观察，停靠在东兴口岸的煤炭船只，许多都是运往广东一带销售。
但是，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启动，在钦州千万吨炼油项目和武钢1000万吨防城港钢铁项目拉动下，广西对能源的需求将迅速膨胀。
面对越煤进口减少，广东广西正在积极寻找对策。赵玉伟告诉记者，随着贵州和广西等交通要道的打通，贵州煤今后可以大量地运往广西广东。“贵州是西南片区最大的产煤省区，去年产煤1亿多吨。”他认为贵州并不缺煤，只是运输瓶颈一直无法解决，贵州煤难以向外面运输。
但仅仅依靠煤炭显然是不安全的，广西已经着手向国家申请上马核电项目。“既然广西决定上马这么多大工业项目，我们肯定是有规划的，能源供应有保证。”广西自治区发改委能源处一位官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该官员透露，为解决全区的能源供应问题，自治区已经着手从各个方面考虑，如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水电。早在4月15日，广西宣布成为国内首个以非粮作物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省区。
此外，两广一带的电力企业还积极走向海外，参股国外的煤炭公司，以期望稳定的原料供应。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信息部主任薛静表示，在走出去方面，广东粤电集团公司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我们的煤炭采购主要委托给了集团公司那边。”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刘维说。在他看来，只有早做准备，能源供应才能得到有效保证。 ¶ 7:55 AM 0 comments
在广西东兴这座我国与越南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里，苏生已经做了20多年的煤炭生意。从6月1日开始，越南取消越中边境广宁省万家口岸的煤炭边境贸易，改为国贸。对于苏生而言，这意味着好日子可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苏生不是唯一受到重创的人。“许多贸易商都跟我们反映，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利润空间越来越少。”东兴市边贸局办公室的赵良冬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2007年广西口岸共进口煤炭1404万吨，其中九成比例是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进口的，总量达到1261万吨。“取消边贸，国贸则意味着煤价会越来越高，数量也会下降。”赵良冬说。
广西自治区发改委能源处一位官员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源问题的确在考验并制约着广西的发展。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启动，对于能源的需求量将迅速增大，全区已经着手考虑能源的供给难题。
贸易商被踢出局
由于广东、广西离我国北方煤炭主产区太远，南方用煤大户无法承受高昂的运费，这里的用煤企业只能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口煤，以便节约成本。
据南宁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广西从越南进口煤1333万吨，增长40.7%；广东2007年总进口煤炭1456.1万吨，其中越南煤占据三分之一强。两者合计，占据中国进口越南煤的九成。
“从越南进煤，运费这块就可以节省一半。”苏生说，“从贵州拉一车20多吨的煤到广西，平均一吨煤需要200元左右的路费。而且主要依靠汽车运输。但是从越南拉过来，走海运，非常便宜。”
“以前从越南拉一船20多吨的煤到广西，可以赚上好几百块钱。”苏生说，“但是现在变成国贸后，由于要交关税，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还会赔钱，生意没法做了。”
赵良冬也告诉记者：“改成国贸之后，许多中小贸易商赚不到什么钱，今后更多的则是电厂直接与越南煤炭公司签订采购协议。”
中越煤事
事实上，越南已经开始削减对中国的煤炭出口。越南工业和贸易部能源和石油部门负责人今年2月份公开对外表示，越南计划今年将煤炭出口量减少32%，其中将向中国出口的煤炭总量削减19%，并在以后逐步降低出口。
此前，越南的煤炭贸易政策并非如此。中国煤炭市场网煤炭分析员李朝林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缺少足够的建设资金，此前，越南方面希望提供煤炭给中国，由两广提供电力输往越南。
但近些年来，越南政府开始改变主意。“越南觉得，由中国来供应电力不安全，他们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到越南投资电厂，所以开始减少煤炭供应。”
煤炭网分析师赵玉伟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中越两国之间的煤炭贸易而言，2008年将是一个转折年，从越南进口的煤炭将首次出现下降。
越煤出口量下降已经显现，今年前5个月，越南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7％，达到1886万吨，但是出口量只有1140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预计下降15.7％。
更为严重的是，据赵玉伟介绍，由于国内建设的需要，越南对煤炭的需求将逐渐增大。“越南到2010年后将进口煤炭，2010年拟进口130万吨，2015年进口590万吨，2020年进口1540万吨，2025年进口5440万吨。”
应对之策
“越南煤大量减少出口，冲击最大的就是两广一带。”赵玉伟说。赵良冬认为，冲击最大的可能还是广东。根据他的长期观察，停靠在东兴口岸的煤炭船只，许多都是运往广东一带销售。
但是，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启动，在钦州千万吨炼油项目和武钢1000万吨防城港钢铁项目拉动下，广西对能源的需求将迅速膨胀。
面对越煤进口减少，广东广西正在积极寻找对策。赵玉伟告诉记者，随着贵州和广西等交通要道的打通，贵州煤今后可以大量地运往广西广东。“贵州是西南片区最大的产煤省区，去年产煤1亿多吨。”他认为贵州并不缺煤，只是运输瓶颈一直无法解决，贵州煤难以向外面运输。
但仅仅依靠煤炭显然是不安全的，广西已经着手向国家申请上马核电项目。“既然广西决定上马这么多大工业项目，我们肯定是有规划的，能源供应有保证。”广西自治区发改委能源处一位官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该官员透露，为解决全区的能源供应问题，自治区已经着手从各个方面考虑，如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水电。早在4月15日，广西宣布成为国内首个以非粮作物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省区。
此外，两广一带的电力企业还积极走向海外，参股国外的煤炭公司，以期望稳定的原料供应。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信息部主任薛静表示，在走出去方面，广东粤电集团公司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我们的煤炭采购主要委托给了集团公司那边。”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刘维说。在他看来，只有早做准备，能源供应才能得到有效保证。 ¶ 7:55 AM 0 comments
Friday, June 06, 2008
中国扩展“软实力“的途径
中国扩展“软实力“的途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年6月6日 星期五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里，它的国内经济产出总量每过八年就翻一番即增长一倍（至少在官方统计表上是如此之高）。在从1987年到2007年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总额从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8%，攀升到占8.8%，增长了将近五倍。假如在这期间中国的“软实力”能够有它们一半的増长幅度，那该有多好啊！——相信许许多多的中国政府官员都会抱有类似的想法，可惜这仍然是一个梦想。直到今天，中国还只是一个“硬件”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而远非“软件”——包括政治社会价值这类软件即“软实力”——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在国际社会里一个国家拥有的“软实力”，是基于一个更自由、更多元、更透明的竞争舞台上，一个国家如何来说自己的“故事”即实际做过的事情、藉此来投射自己的理想和观念。而且，你所表达的，要能让形形色色的对方真正地相信。
因此，我们若从全球视野来观察、特别是考察21世纪初期的世界状况，一个国家要增长软实力、要发展“软实力”的投射能力，最需要关注的方面、以及由此铺设出的途径是哪些呢？
第一是如何看待“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增长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源，比如说，能够买更好的文化工作设备、雇佣更多的人、开办更多的媒体、让相关的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更进一步，能够从国际上为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包括媒体雇佣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等等。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没有相当雄厚的硬实力为基础，并以此在许多方面作长期、稳定、有效的投入，就能够推动软实力的显著提升。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球设立多所“孔子学院”，雇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公关公司”来改善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后面都是以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投入为支撑的。就在今年奥运会火炬国际传递遭遇种种示威阴影之余的5月初，我们在海外收到一个诱人的通知：设在北京的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属于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 Beijing）邀请国外的学者用英文为它的官方网站写评论，每千字400美元的稿酬。没有大把的银子，这样的运作当然搞它不起。
但是，我们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作过度的线性解读，否则，就成了物资崇拜主义。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只要有大量的金钱、对外贸易、兵力，就一定在国际社会里有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影响。假如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能够那样直接、同步、迅速、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的话，那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不会是像这样的了。纵贯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规模很小，整体的硬实力亦很有限，但它们在国际社会却令人敬重；它们的声音受到广泛的关注；它们提出的一些规章、建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好评——它们常被称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这类国家至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诸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新西兰、荷兰、冰岛、瑞士便是。
这些国家从硬实力来讲，在全球的头二十名以下。它们的人口少少，没有吓人的大军队和核武器，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然而，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无论是西方的大国，还是东方的大国，都很难忽视。譬如新西兰，全国人口400万，远不如北京市的人口多，但这个国家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受人尊重的角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就以它的国内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开明，令美国人刮目相看。多年来，新西兰一直坚持其周边领域为无核区，即便是它的战略盟友美国，也不能将核动力军舰泊进它的水域和港口。那些北欧诸小国就更不用提了，它们在国际和平、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拒绝作世界上现有大国的附庸。它们经常批评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经常批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由于在大国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中，这些小国秉持基本的国际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权而呼吁奔波，它们在国内的社会政策和人权方面的持续进步，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它们硬实力的相应规模。
第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绝不是靠这个国家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来支撑。
很多的中国官员似乎相信，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是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用一个一致的观点发声，用一个整合的理念宣讲，就越是能够增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这个国家若是内部观点五花八门、七嘴八舌，它的对外软实力影响就大打了折扣。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这个国家的公司、财团、政府当然可以推波助澜，但它的最终生命之源，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广大公民，来自民间社会的多元化——在文化、教育、艺术、宗教、发明、发现、商业、法律、社会公益、国际联谊——等等领域的活动，在这种多元大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广泛持续的创造力。
而且，一个国家的各方各面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是多元，其它国家的公众就越是信赖这个国家发出的声音的真实性，就越是易于接受这个国家推出的理念中他们认可的部分，就越是能够理解这个国家颂扬和追求的某些基本目标。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是多元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就有一种信赖——你们不是被强迫被操纵的。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人口多少，是几百万、几千万，更不要说是几亿、十几亿，其最自然的状况一定会是有多种观点、多种理念、多种声音的。如果一个社会，不管它的人口多少，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一定是被操纵的声音，是不被他人信赖的声音。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最关注的那些问题上，多年以来“全国上下”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那么，这个观点和声音一定很难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尊重和接受。换句话说，它所企图展示的“软实力”，只是一个在向全世界推销的负资产。这和市场的运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市场相当的规范、成熟、公平，那里的产品一定是竟相报价的；如果你这个市场上同样商品的所有价格都是一样的，那你这个市场肯定是被操纵的市场，消费者对你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这里特别要提示，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自主自发的正当感情的表达，尤其能赢得他国人民的同情和共鸣，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注入新鲜血液。四川“5.12”大地震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爱心义举，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异国民众。记得1984年夏我去美国留学时，印象很深的是那个国家的普通公民与国旗之间的亲密关系：体育竞赛时美国运动员得胜了，常会自发地把美国国旗披在身上，绕场一周；观众中的很多人脸上也画着小国旗或者衣服上有国旗图案，欢呼雀跃。这种表达方式对我挺刺激——那时在中国，国旗是不允许这么自发使用的，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时，灵柩上才可以覆盖国旗。你们小老百姓，也敢随随便便使用国旗？小心对你实行专政！
后来我又常看到美国公务员和公司经理的办公桌上或身后，摆放或树立着美国国旗；每年大的吉庆日时，无数的普通民房也是挂着美国国旗。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回到中国，也常看到同样的景象：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在看国际体育竞赛时，脸上也会涂着国旗图案；选手获胜，也会披着国旗绕场一周；中国的官员和经理们，大多数也会在办公桌上摆着小型国旗——这说明美国公民自发的真诚的爱国表达方式，也获得了众多中国人潜移默化的接受。
我非常希望看到中国的年轻人，也能自发创造出一种他们自己喜欢、又能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接受的爱国表达方式，来展现中国民间的软实力。某些中国“愤青”们在互联网上用谩骂和血腥言辞的表达方式，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的过瘾，似乎难以对其他国家民众产生文明的感染力。
第三，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强弱，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和怎样说，更在于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距离有多大。
在一定程度上，你怎么说、怎么表达，是会影响到你的软实力之投射效果的。一个国家那些更会说、更会写、更会表达的官方人士和媒介，当然有助于拉升他们试图传递的信息的接受度。然而，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说国际社会能否接受你的政治目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你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在于你的言辞后面，有多少相应的行为与事实来支持。
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典名言被很多人重复：“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一个人，你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在国际社会里控制信息的流通是件太难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试图长期的、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影响能达到什么程度，最根本的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各种媒体、文化机构、艺术表演机构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表演，根本的是，这个国家能否对它声称的东西提供实在的、经验的、事实的支持。说到底，“软实力”指的是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社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们产生正面的、富有感招力的影响，令别人真诚地信服你，乃至采纳和学习你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规章制度。
在1960年代，那时的美国，不论是它的行政部门、VOA（美国之音），还是其它的官方机构，他们要是试图让全世界相信，黑人在美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不论它们怎么讲、怎么写、怎么表达，也许只有少部分人在短时间里能够相信。但是只要有机会去验证，我想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没法相信那是真实的。然而到了今天，如果美国的媒体、政府、学界、外交界在国际舞台上讲，在我们国家，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大概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个说法。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举例：几年前我们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出任的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务卿（鲍威尔），很快我们又有了一个黑人女公民出任的国务卿（赖斯），不久我们很可能就会有一个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任总统（奥巴马）。面对这些事实，有几个头脑清醒尊重客观的人，能够说美国的黑人继续没有政治地位？
现在再回到我们所关心的中国提升软实力的问题。多年来在面对国际上一些针对中国的人权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批评时，中国官方发言人经常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所问及的那个人或那件事，中国的有关部门一定会依照法律程序正确处理。
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之后，海内外公众最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那些七千多座学校建筑物倒塌所造成的数千上万名孩子们死亡的悲剧。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彻底、全面、透明、正义的法律追究和惩治，将比一百次的官方声明、一千篇的大报社论，更能在世人面前证明中国在法制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从而提升中国国家政权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此乃“软实力”很基本的一部分。
俄罗斯的谚语说得好：关键时刻，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庄严的声明。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年6月6日 星期五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里，它的国内经济产出总量每过八年就翻一番即增长一倍（至少在官方统计表上是如此之高）。在从1987年到2007年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总额从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8%，攀升到占8.8%，增长了将近五倍。假如在这期间中国的“软实力”能够有它们一半的増长幅度，那该有多好啊！——相信许许多多的中国政府官员都会抱有类似的想法，可惜这仍然是一个梦想。直到今天，中国还只是一个“硬件”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而远非“软件”——包括政治社会价值这类软件即“软实力”——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在国际社会里一个国家拥有的“软实力”，是基于一个更自由、更多元、更透明的竞争舞台上，一个国家如何来说自己的“故事”即实际做过的事情、藉此来投射自己的理想和观念。而且，你所表达的，要能让形形色色的对方真正地相信。
因此，我们若从全球视野来观察、特别是考察21世纪初期的世界状况，一个国家要增长软实力、要发展“软实力”的投射能力，最需要关注的方面、以及由此铺设出的途径是哪些呢？
第一是如何看待“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增长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源，比如说，能够买更好的文化工作设备、雇佣更多的人、开办更多的媒体、让相关的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更进一步，能够从国际上为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包括媒体雇佣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等等。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没有相当雄厚的硬实力为基础，并以此在许多方面作长期、稳定、有效的投入，就能够推动软实力的显著提升。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球设立多所“孔子学院”，雇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公关公司”来改善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后面都是以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投入为支撑的。就在今年奥运会火炬国际传递遭遇种种示威阴影之余的5月初，我们在海外收到一个诱人的通知：设在北京的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属于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 Beijing）邀请国外的学者用英文为它的官方网站写评论，每千字400美元的稿酬。没有大把的银子，这样的运作当然搞它不起。
但是，我们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作过度的线性解读，否则，就成了物资崇拜主义。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只要有大量的金钱、对外贸易、兵力，就一定在国际社会里有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影响。假如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能够那样直接、同步、迅速、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的话，那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不会是像这样的了。纵贯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规模很小，整体的硬实力亦很有限，但它们在国际社会却令人敬重；它们的声音受到广泛的关注；它们提出的一些规章、建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好评——它们常被称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这类国家至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诸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新西兰、荷兰、冰岛、瑞士便是。
这些国家从硬实力来讲，在全球的头二十名以下。它们的人口少少，没有吓人的大军队和核武器，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然而，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无论是西方的大国，还是东方的大国，都很难忽视。譬如新西兰，全国人口400万，远不如北京市的人口多，但这个国家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受人尊重的角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就以它的国内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开明，令美国人刮目相看。多年来，新西兰一直坚持其周边领域为无核区，即便是它的战略盟友美国，也不能将核动力军舰泊进它的水域和港口。那些北欧诸小国就更不用提了，它们在国际和平、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拒绝作世界上现有大国的附庸。它们经常批评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经常批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由于在大国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中，这些小国秉持基本的国际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权而呼吁奔波，它们在国内的社会政策和人权方面的持续进步，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它们硬实力的相应规模。
第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绝不是靠这个国家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来支撑。
很多的中国官员似乎相信，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是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用一个一致的观点发声，用一个整合的理念宣讲，就越是能够增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这个国家若是内部观点五花八门、七嘴八舌，它的对外软实力影响就大打了折扣。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这个国家的公司、财团、政府当然可以推波助澜，但它的最终生命之源，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广大公民，来自民间社会的多元化——在文化、教育、艺术、宗教、发明、发现、商业、法律、社会公益、国际联谊——等等领域的活动，在这种多元大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广泛持续的创造力。
而且，一个国家的各方各面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是多元，其它国家的公众就越是信赖这个国家发出的声音的真实性，就越是易于接受这个国家推出的理念中他们认可的部分，就越是能够理解这个国家颂扬和追求的某些基本目标。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是多元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就有一种信赖——你们不是被强迫被操纵的。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人口多少，是几百万、几千万，更不要说是几亿、十几亿，其最自然的状况一定会是有多种观点、多种理念、多种声音的。如果一个社会，不管它的人口多少，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一定是被操纵的声音，是不被他人信赖的声音。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最关注的那些问题上，多年以来“全国上下”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那么，这个观点和声音一定很难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尊重和接受。换句话说，它所企图展示的“软实力”，只是一个在向全世界推销的负资产。这和市场的运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市场相当的规范、成熟、公平，那里的产品一定是竟相报价的；如果你这个市场上同样商品的所有价格都是一样的，那你这个市场肯定是被操纵的市场，消费者对你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这里特别要提示，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自主自发的正当感情的表达，尤其能赢得他国人民的同情和共鸣，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注入新鲜血液。四川“5.12”大地震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爱心义举，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异国民众。记得1984年夏我去美国留学时，印象很深的是那个国家的普通公民与国旗之间的亲密关系：体育竞赛时美国运动员得胜了，常会自发地把美国国旗披在身上，绕场一周；观众中的很多人脸上也画着小国旗或者衣服上有国旗图案，欢呼雀跃。这种表达方式对我挺刺激——那时在中国，国旗是不允许这么自发使用的，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时，灵柩上才可以覆盖国旗。你们小老百姓，也敢随随便便使用国旗？小心对你实行专政！
后来我又常看到美国公务员和公司经理的办公桌上或身后，摆放或树立着美国国旗；每年大的吉庆日时，无数的普通民房也是挂着美国国旗。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回到中国，也常看到同样的景象：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在看国际体育竞赛时，脸上也会涂着国旗图案；选手获胜，也会披着国旗绕场一周；中国的官员和经理们，大多数也会在办公桌上摆着小型国旗——这说明美国公民自发的真诚的爱国表达方式，也获得了众多中国人潜移默化的接受。
我非常希望看到中国的年轻人，也能自发创造出一种他们自己喜欢、又能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接受的爱国表达方式，来展现中国民间的软实力。某些中国“愤青”们在互联网上用谩骂和血腥言辞的表达方式，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的过瘾，似乎难以对其他国家民众产生文明的感染力。
第三，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强弱，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和怎样说，更在于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距离有多大。
在一定程度上，你怎么说、怎么表达，是会影响到你的软实力之投射效果的。一个国家那些更会说、更会写、更会表达的官方人士和媒介，当然有助于拉升他们试图传递的信息的接受度。然而，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说国际社会能否接受你的政治目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你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在于你的言辞后面，有多少相应的行为与事实来支持。
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典名言被很多人重复：“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一个人，你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在国际社会里控制信息的流通是件太难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试图长期的、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影响能达到什么程度，最根本的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各种媒体、文化机构、艺术表演机构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表演，根本的是，这个国家能否对它声称的东西提供实在的、经验的、事实的支持。说到底，“软实力”指的是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社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们产生正面的、富有感招力的影响，令别人真诚地信服你，乃至采纳和学习你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规章制度。
在1960年代，那时的美国，不论是它的行政部门、VOA（美国之音），还是其它的官方机构，他们要是试图让全世界相信，黑人在美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不论它们怎么讲、怎么写、怎么表达，也许只有少部分人在短时间里能够相信。但是只要有机会去验证，我想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没法相信那是真实的。然而到了今天，如果美国的媒体、政府、学界、外交界在国际舞台上讲，在我们国家，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大概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个说法。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举例：几年前我们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出任的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务卿（鲍威尔），很快我们又有了一个黑人女公民出任的国务卿（赖斯），不久我们很可能就会有一个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任总统（奥巴马）。面对这些事实，有几个头脑清醒尊重客观的人，能够说美国的黑人继续没有政治地位？
现在再回到我们所关心的中国提升软实力的问题。多年来在面对国际上一些针对中国的人权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批评时，中国官方发言人经常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所问及的那个人或那件事，中国的有关部门一定会依照法律程序正确处理。
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之后，海内外公众最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那些七千多座学校建筑物倒塌所造成的数千上万名孩子们死亡的悲剧。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彻底、全面、透明、正义的法律追究和惩治，将比一百次的官方声明、一千篇的大报社论，更能在世人面前证明中国在法制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从而提升中国国家政权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此乃“软实力”很基本的一部分。
俄罗斯的谚语说得好：关键时刻，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庄严的声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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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04, 2008
拿破仑批判英国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朱维铮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之前曾说到英国二度访华使团的副使托玛斯·斯当东，认为满清嘉庆帝对待拒行跪拜礼的阿美士德，先怒逐，旋又表示“怀柔”，意味着英国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一次胜利。
可是，有个在英属圣赫拿岛上的法国囚徒，对此事件的见解却适得其反。这个人就是遭遇滑铁卢失败而被放逐小岛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原来，阿美士德率使团离华返英，于1871年7月1日经停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拿破仑，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拿破仑的谈话，同时在场的使团随员，以及拿破仑的爱尔兰医生等，也都留下过各自的目击记载。
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多届部长的著名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未刊已刊的种种资料，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列有题为“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的专章，对拿破仑准备这次会面以及会面时谈话，作了可谓详细的历史陈述。于是我们得知，由于七十年后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而在晚清学界政界广泛传播的拿破仑将中国譬作“睡狮”，连同“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那个警告的由来。
十多年前，我初读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接着准备校释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经寻觅拿破仑那个名喻在晚清中文著译里有没有更早的介绍。一个理由便是发现某些所谓近代史论著犯了低级错误，将拿破仑的“睡狮”比喻，说成是同马戞尔尼谈话作出的，却不知马戞尔尼于1806年已死于英属好望角总督任上，与当年正驰骋于欧洲战场的拿破仑大帝从未谋面。或许我孤陋寡闻，直到前月仍未找到曾纪泽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用英文发表其论前后，有哪一种中文书刊介绍过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谈话，因而只能假设曾纪泽是注意拿破仑此说的第一位中国人。
为免我们的近代史论者继续以讹传讹起见，现据《停滞的帝国》中译本第八十五章，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前后的几次谈话，摘引如次。
1817 年3月，拿破仑预猜阿美士德返英途中必将要求会见自己，于是再读二十三年前马戞尔尼使团的有关记载，曾说这次英国内阁没要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礼仪是个失误：“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
前任法国皇帝批评随扈的爱尔兰医生：“你说他（阿美士德）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他甚至粗鲁地比方：“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同月拿破仑又对御医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
1817年7月1日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据阿美士德的未刊日记：“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
拿破仑显然比英国使臣更有外交修养，所以事后才对御医说出对阿美士德的批评：“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我前一篇文章判断阿美士德因不服从中国礼仪而闹到使团被逐，是自命中国通的副使小斯当东的主意，由此可得佐证。
据记载，拿破仑对英国两度遣使失败，有这样的概括：“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类似推己及人而表示同情中国皇帝措置的言论，在《停滞的帝国》中还有多则，不具引。
令人注目的，尤其是拿破仑对英国朝野盛行的以武制华言论的抨击：
“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当年我读到这段引文，不禁惊异：这不正是满清同治、光绪之际，曾国藩、左宗棠，特别是李鸿章那班“洋务”名臣的逻辑吗？难怪他们的第二代曾纪泽们，对拿破仑的晚年的中国论表示倾倒。于是我赶紧去翻由俄文版转译的《拿破仑文选》。号称主要取材于拿破仑被囚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这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仅选军事问题，而对拿破仑抨击英国对华政策愚昧偏颇的论述只字不提。1980年正值“真理标准”辩论高潮，人们却对如此重要的域外历史论述视而不见。于是想到那之前学界已在重评清末所谓改良与革命之争，发展到1990年代出现的“告别革命”论，完全无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颂扬“华拿二圣”（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历史合理性。倘若重读近代史，能对昔年拿破仑的上述见解，继续置若罔闻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之前曾说到英国二度访华使团的副使托玛斯·斯当东，认为满清嘉庆帝对待拒行跪拜礼的阿美士德，先怒逐，旋又表示“怀柔”，意味着英国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一次胜利。
可是，有个在英属圣赫拿岛上的法国囚徒，对此事件的见解却适得其反。这个人就是遭遇滑铁卢失败而被放逐小岛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原来，阿美士德率使团离华返英，于1871年7月1日经停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拿破仑，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拿破仑的谈话，同时在场的使团随员，以及拿破仑的爱尔兰医生等，也都留下过各自的目击记载。
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多届部长的著名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未刊已刊的种种资料，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列有题为“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的专章，对拿破仑准备这次会面以及会面时谈话，作了可谓详细的历史陈述。于是我们得知，由于七十年后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而在晚清学界政界广泛传播的拿破仑将中国譬作“睡狮”，连同“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那个警告的由来。
十多年前，我初读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接着准备校释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经寻觅拿破仑那个名喻在晚清中文著译里有没有更早的介绍。一个理由便是发现某些所谓近代史论著犯了低级错误，将拿破仑的“睡狮”比喻，说成是同马戞尔尼谈话作出的，却不知马戞尔尼于1806年已死于英属好望角总督任上，与当年正驰骋于欧洲战场的拿破仑大帝从未谋面。或许我孤陋寡闻，直到前月仍未找到曾纪泽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用英文发表其论前后，有哪一种中文书刊介绍过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谈话，因而只能假设曾纪泽是注意拿破仑此说的第一位中国人。
为免我们的近代史论者继续以讹传讹起见，现据《停滞的帝国》中译本第八十五章，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前后的几次谈话，摘引如次。
1817 年3月，拿破仑预猜阿美士德返英途中必将要求会见自己，于是再读二十三年前马戞尔尼使团的有关记载，曾说这次英国内阁没要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礼仪是个失误：“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
前任法国皇帝批评随扈的爱尔兰医生：“你说他（阿美士德）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他甚至粗鲁地比方：“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同月拿破仑又对御医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
1817年7月1日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据阿美士德的未刊日记：“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
拿破仑显然比英国使臣更有外交修养，所以事后才对御医说出对阿美士德的批评：“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我前一篇文章判断阿美士德因不服从中国礼仪而闹到使团被逐，是自命中国通的副使小斯当东的主意，由此可得佐证。
据记载，拿破仑对英国两度遣使失败，有这样的概括：“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类似推己及人而表示同情中国皇帝措置的言论，在《停滞的帝国》中还有多则，不具引。
令人注目的，尤其是拿破仑对英国朝野盛行的以武制华言论的抨击：
“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当年我读到这段引文，不禁惊异：这不正是满清同治、光绪之际，曾国藩、左宗棠，特别是李鸿章那班“洋务”名臣的逻辑吗？难怪他们的第二代曾纪泽们，对拿破仑的晚年的中国论表示倾倒。于是我赶紧去翻由俄文版转译的《拿破仑文选》。号称主要取材于拿破仑被囚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这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仅选军事问题，而对拿破仑抨击英国对华政策愚昧偏颇的论述只字不提。1980年正值“真理标准”辩论高潮，人们却对如此重要的域外历史论述视而不见。于是想到那之前学界已在重评清末所谓改良与革命之争，发展到1990年代出现的“告别革命”论，完全无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颂扬“华拿二圣”（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历史合理性。倘若重读近代史，能对昔年拿破仑的上述见解，继续置若罔闻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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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小银行的机遇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刘励和(Justine Lau)香港报道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最近达成协议，以24.8亿美元购买香港永隆银行(Wing Lung Bank)的大部分股权。合同墨迹未干，分析师和银行家就已经开始讨论香港银行业的进一步整合。
上周五，中国第六大银行（按资产排名）招商银行同意以每股156.5港元的价格，购买伍氏家族所持永隆银行53.1%的股份。吴氏家族75年前建立了这家香港中型银行。
招行的报价对永隆银行的估价为46.6亿美元，超过了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和中国工商银行(ICBC)的竞价。澳新银行在香港仅拥有一家分行，而且有意在亚洲扩张。
分析师表示，多方竞购永隆银行的事实表明，寻找海外市场窗口的中资银行，和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银行，对香港的中小银行都很感兴趣。
2007年，香港有142张银行牌照。面对如此多的竞争，许多家族所有的中小银行发现很难与汇丰(HSBC)、中银香港(Bank of China HK)以及恒生银行(Hang Seng Bank)等较大的竞争对手竞争，它们提供的产品更多，并且分支网络更大。
一位香港资深银行家表示：“这些（中小）银行在香港能够继续很好地发展，但他们确实缺乏一种中国视角。这是主要问题。”据这位银行家透露，另一家家族银行的股东已经委托一家投行研究其出售股权的可能性。
香港银行业所面临的环境在过去几年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繁荣的房地产市场。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贸易也创造出了对贷款和贸易融资的需求。
中等规模的银行对银行间融资的依赖性更大，而不断扩大的利差令它们受益匪浅，因为银行间利率的下降速度一直快于贷款利率。
对招商银行而言，收购永隆银行将会提高其香港业务规模，使其可以从香港和内地之间不断增长的跨境业务中获利。
金英证券(Kim Eng Securities)分析师Ivan Li表示：“招行需要一个更大的网络，以使其香港当地业务更有意义。购买永隆银行是一个很好的扩张方式。”
但外界批评招行的出价过高，是永隆银行3月31日账面价值的3.1倍。该出价较上周五的收盘价也有6.2%的溢价。自3月中旬传出伍氏家族欲出售永隆银行的消息后，其股价已经跃升了80%。
这一消息还促使其它家族控制银行的股价大幅上涨。例如，自3月中旬以来，创兴银行(Chong Hing Bank)和大新银行(Dah Sing Banking)已经分别上涨了40%和58%。
但分析师警告称，尽管诸如此类的家族所有银行可能成为收购目标，但香港的其它交易可能尚需时日。
“这些家族仍然在挣大钱，仍然从这些业务中获得高额红利，”Ivan Li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急于出售。”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最近达成协议，以24.8亿美元购买香港永隆银行(Wing Lung Bank)的大部分股权。合同墨迹未干，分析师和银行家就已经开始讨论香港银行业的进一步整合。
上周五，中国第六大银行（按资产排名）招商银行同意以每股156.5港元的价格，购买伍氏家族所持永隆银行53.1%的股份。吴氏家族75年前建立了这家香港中型银行。
招行的报价对永隆银行的估价为46.6亿美元，超过了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和中国工商银行(ICBC)的竞价。澳新银行在香港仅拥有一家分行，而且有意在亚洲扩张。
分析师表示，多方竞购永隆银行的事实表明，寻找海外市场窗口的中资银行，和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银行，对香港的中小银行都很感兴趣。
2007年，香港有142张银行牌照。面对如此多的竞争，许多家族所有的中小银行发现很难与汇丰(HSBC)、中银香港(Bank of China HK)以及恒生银行(Hang Seng Bank)等较大的竞争对手竞争，它们提供的产品更多，并且分支网络更大。
一位香港资深银行家表示：“这些（中小）银行在香港能够继续很好地发展，但他们确实缺乏一种中国视角。这是主要问题。”据这位银行家透露，另一家家族银行的股东已经委托一家投行研究其出售股权的可能性。
香港银行业所面临的环境在过去几年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繁荣的房地产市场。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贸易也创造出了对贷款和贸易融资的需求。
中等规模的银行对银行间融资的依赖性更大，而不断扩大的利差令它们受益匪浅，因为银行间利率的下降速度一直快于贷款利率。
对招商银行而言，收购永隆银行将会提高其香港业务规模，使其可以从香港和内地之间不断增长的跨境业务中获利。
金英证券(Kim Eng Securities)分析师Ivan Li表示：“招行需要一个更大的网络，以使其香港当地业务更有意义。购买永隆银行是一个很好的扩张方式。”
但外界批评招行的出价过高，是永隆银行3月31日账面价值的3.1倍。该出价较上周五的收盘价也有6.2%的溢价。自3月中旬传出伍氏家族欲出售永隆银行的消息后，其股价已经跃升了80%。
这一消息还促使其它家族控制银行的股价大幅上涨。例如，自3月中旬以来，创兴银行(Chong Hing Bank)和大新银行(Dah Sing Banking)已经分别上涨了40%和58%。
但分析师警告称，尽管诸如此类的家族所有银行可能成为收购目标，但香港的其它交易可能尚需时日。
“这些家族仍然在挣大钱，仍然从这些业务中获得高额红利，”Ivan Li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急于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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