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

内容提要: 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各自参与东亚合作的轨迹看，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在可预见的将来，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

关键词: 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 东亚合作

随着20世纪末期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东亚地区国家 ①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压力的减轻、欧盟走向更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北美贸易一体化进程加快，东亚国家之间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第一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圆桌会议、博鳌亚洲论坛、东亚思想库网络等（第二轨）对话机制为现存第一轨合作提供了智力支持，也同时为探讨、磨合更有创意的合作方式和途径提供了机会。这些机制的共同特点是:存在议题导向的磋商但缺乏具有法制化约束力的制度建设;机制运行的成效受双边关系演变的制约。

2005年末将举行的东亚峰会，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更高层次区域合作的曙光。讨论东亚合作前景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讨论东亚区域合作的常识性认知是:欧洲从区域合作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如果没有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国双边关系的稳定以及共同为一个新型欧洲而努力，便不可能走到今天共同体建设的机制化。而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区域合作模式遵循的是磋商途径而非类似欧盟的法制化。由于东亚地区不存在一个类似美国的霸权，由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合作进程缺乏可能性和可行性。东亚地区有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没有中日合作，东亚区域合作从磋商走向以区域内建立在国际法约束力基础上的合作制度化建设的困难便会继续。毕竟，磋商形成的合作习惯没有制度建设中国际法的国内法化所带来的国内政策效用;没有法制化的国内政策配合，区域一体化便只是一个远景。

与前列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分别如何参与了东亚区域合作?21世纪初中日双边政治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如何影响东亚地区合作?探讨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探讨中日双边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之间存在何种因果关系这一课题。



一 中国与东亚多边区域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担心陷入外部的圈套而坚持了“双边主义”的外交。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联合国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主要舞台，包括在联合国及其相关国际经济组织框架下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1989年中国首次派员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脱离南非的独立进程）协助团。1990年，中国首次向中东派出五名军事观察员。事实上，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东亚地区展开的。 1992年4月，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800人的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任务。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向东帝汶派出警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向国外派遣民事警察。

参与东亚区域多边合作组织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在1989年夏季中外政治关系出现严重困难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也同时是东南亚地区国家面对美国等强国在人权、国内治理民主化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的年代。 除了加快与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的复交（1991年完成）之外，1991年，外交部长钱其琛首次应邀以马来西亚政府客人的身份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 届东盟外长会议的开幕式。钱外长表达了中国与东盟发展正式关系和合作的兴趣。东盟外长们欢迎这一表态，并立即投入运作。自此，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中国全面参加了自1994年开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中国与东盟开始正式接触之际，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开始恶化的时期。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再次遭遇特大水灾，台湾同胞感同身受，慷慨解囊，并与香港同胞共同发起“一江热血向东流”等大型赈灾义演活动。1992年大陆和台湾当局开始正面接触，并于1993年实现第一次“汪辜会谈”。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些发展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中被看作是一个“中国人经济区”在开始形成。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2年出版的一篇前瞻性论文标题所表达，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正形成一个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区。放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对这种趋势的出现的担心，与欧美学者由于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模式不同于欧美模式而认为三者间的经济战不可避免有类似之处。

世界银行于1993年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重新计算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排序，乐观地估计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赶超日本、美国。在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眼中，一个“大中国”（Greater China）正在形成。

在东南亚，“大中国”或“大中华”的趋势并不是好消息。对于那里几乎每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对华人经济在其发展历史和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着复杂感情，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长期将吸引华侨汇款作为主要的海外融资方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的选址明显有瞄准亚太地区华人和华侨投资的态势。这样，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基础开始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中有着同样的舆论市场。中越交恶历史也使东南亚国家对一个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军事影响产生顾虑。

正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艾伦·惠廷在历访东南亚主要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后写出的报告所归纳，1995—1996年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出现困难，日本开始改变其国内法制为参与驻日美军应对“周边有事”（即台海军事冲突），东南亚国家中并没有期望卷入中美、中日之间的争端的意愿。相反，东南亚国家所期望的是一个稳定、和谐的中美、中日关系的出现。 ARF机制，便体现了东盟利用集体行动力量将中国和美国以及它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织在一起展开年度安全对话，避免冲突升级的意图。

中国全面赢得东南亚国家的信赖，是在1997年夏季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及国际上对人民币该不该贬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贬值和不赞成贬值的都列举了很多理由。当时国际间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值直接影响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竞争力，造成这些国家经常项目赤字，引发了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对于动荡中的东南亚国家政府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中国为了保持自身出口产品在欧美市场的竞争力，会不会对人民币进行新一轮贬值。中国政府信守了不贬值的承诺。这至少是在舆论层次（软力量）为东南亚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并走向复苏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经济条件。与中国的做法相反，日本政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并没有设法阻止日元贬值。虽然由于产品结构上的差异，日元贬值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之间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中国与日本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不同汇率政策形成了地区经济外交一个鲜明的对比。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针对华人的社会动乱。港澳等地华人团体中出现了要求中国政府经济制裁印尼政府的公开游行。中国政府基于多数印尼华人已经加入印尼国籍这一事实，没有将执行中对印尼的双边经济援助与当地华人状况挂钩。相反，中国政府出资十亿美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印尼政府达成的紧急货币援助协议。回归不久的香港也出资十亿美元参与同一安排。也就是说，通过行动中国政府向印尼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表明，中国政府没有将华人社会利用作中国自身利益的“特洛伊木马”的企图。

1997 年12月东盟 + 3（中国、日本、韩国）对话机制建立之后，中国是该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东盟 + 3和东盟 + 1机制为中国学术界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供了佐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这个方针适用于包括东南亚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主管东亚合作的高级外交官认为:“东盟迄今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要推动作用，是‘10 + 3’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这既是东亚合作的特色，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稳妥安排。未来我们愿继续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主张尽可能发挥中日韩的各自优势和作用。”

以上简要回顾告诉我们，东南亚国家和东盟这一东亚地区迄今唯一的建立在条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基础上的区域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并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所依赖的首要载体。将东盟置于首要地位，也是应对中国与日本争夺东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指责、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措施。假如没有东盟接受并鼓励中国的全面参与，中国通过本地区国家间协调机制参与地区政治事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会受到制约。



二 日本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

在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日本一直积极努力建构多层次的区域非正式经济合作组织，努力将太平洋地区不同国家组合在一起讨论共同发展问题，资助了无数的第二轨讨论。日本问题专家将这些努力称为与战后日本亚洲外交中努力建构“网络实力”（network power）的一部分。经历了向东南亚国家战争赔款到政府开发援助再到企业投资形成西太平洋地区的产业链的历程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变成了东南亚地区经济“雁行发展” 格局中的名副其实的领头雁。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将“看东方”（日本）列为其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此后，虽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不如以往，但是从日本市场流动东南亚市场的投资依然高出从日本流入中国的投资或从中国流入东南亚的投资。

虽然就市场力量而言，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处于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但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在政治领域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过程相当复杂。与中国一样，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日本1992年向柬埔寨、2000年向东帝汶派遣了维和部队。日本赢得东南亚国家政治上的信任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20世纪70 年代，东南亚各国对它们与日本经济合作过程中利益的不对等表现出了强烈不满。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得在泰国和印尼等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消除与东南亚关系的不和谐，并使日本在政治上发挥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福田赳夫首相于1977年访问当时的东盟成员国时提出了“福田主义”。其核心内容是:日本不当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赖关系;以对等、合作者的身份支援东南亚。“福田主义”后来成了历任日本首相宣示对东南亚政策的基调。 2002年小泉纯一郎提出的与东盟国家“同行并进”的概念是对福田主义的翻新。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日本领导人对东南亚国家尚未接受“亚洲的日本”的“本音”（认知）。

日本开始与东盟之间接触早于中国20多年。但是，日本通过谈判建立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将其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济关系制度化的努力是在以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无法展开（即对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失望）之后。 2000年，中国宣布同东盟开始自由贸易区谈判，加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日本倍感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领域来自中国的挑战。这样，中国和日本之间争相与东盟展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2002 年1月，小泉纯一郎循着福田赳夫的足迹访问了东盟的五个创始国。访问期间，新加坡和日本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称《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新加坡而言，这不是第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对日本却是第一份此类协定，显示日本有改变战略的构想。此外，小泉首相在新加坡发表的日本对东南亚新政策演讲中提出日本会在东盟 + 3，甚至东盟 + 5的基础上，使区域合作朝建立“东亚共同体扩大构想”发展。从表面上看，小泉的东盟 + 5没有多少新意。1999年11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出席马尼拉举行的“东盟 + 3”会议期间即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设想。在2001年“东盟 + 3”会议上，金大中又主张将“东盟 + 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并提出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多个领域的“东亚共同体”。然而，东盟对上述提议十分谨慎，它们担心“东亚峰会”取代“东盟 + 3”机制后，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就会丧失，因为“东亚峰会”将不再固定由东盟国家任主席和东道国。“东盟 + 5”方案即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纳入“东亚峰会”机制。这种主张有其地区国际政治背景。1990年12月，马哈蒂尔总理提出“东亚经济集团”（EAEG）设想时，美国起初并未表示关心。但1991年7月日本外相就该设想对马来西亚外长表示支持后，美国不仅公开反对而且动用了所有可能的外交资源使EAEG的设想无法实现。

美国反对亚太地区任何把它排除在外的区域经济合作设想，当然也反对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出现。虽然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较多地依赖多边机制，它反对EAEG的措施之一便是将APEC升级为非正式领导峰会（以此保障美国的参与）。小布什政府延续了克林顿政府的传统，一直坚持反对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的立场。所以，小泉首相在新加坡的主张是力求在东盟主导、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和包括美国的重要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东亚峰会之间求得平衡，因为这样能体现出日本在跨太平洋事务中的“桥梁作用”。

也就是说，虽然历史背景和现实国际政治环境中所处的局限在本质上有区别，日本与中国在处理地区合作议题上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不以东盟为主导便无法施展在地区事务中各自的影响力。由于美国反对排斥它为成员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存在，由于中国、日本、东盟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对美国市场（特别是向美国出口）的依赖，对中日而言，在参与、主导、创设地区合作机制的选择中，显然参与是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三 中日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

2005 年5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2001年以来没有中日两国政府总理级官员互访的背景下访问日本。5月23日，吴仪副总理取消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的会谈，提前回国。这是中日政治外交关系持续困难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导致吴仪副总理提前回国的直接原因是小泉首相在至少2005年内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公开表态由是否参拜变为何时参拜。由于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领导人要求日本领导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如果得到日本领导人的配合，便有可能是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改善的契机。

1972 年中日复交以来，围绕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走过了一个长时期、经常性的过程。2005年出现的外交冲突则凸显了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这里所讲的“结构性”，指的是中日之间存在着长期积累且短期内无法消除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实力的上升和日本实力的相对减弱。1978年中日之间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交换批准书）使双边政治关系走上了国内法制化的轨道。当年，中国的GDP总量是日本的八分之一。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中国的GDP是日本的四分之一。2004年中国市场的进出口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体。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度全球化，与改革开放之初在资金和技术上高度依赖日本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

虽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项指标依然落后于日本，但是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未来其GDP增长速度比中国缓慢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定。这样看，未来20年内中国的GDP增长以及它对日本判断其周边安全的影响也就上升了。日本东南亚关系问题研究专家白石隆等有关加强日本—东盟关系的理由之一，便是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必须看到的是，在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变化的背后，存在一个大陆经济（中国）与海岛经济（日本）在自身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韧性的对比。

在战略研究层次上，我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中日两国如何定位与对方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明晰的“合作”或“对抗”之间排他性质的选择。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而言，一个永恒性的问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因为境内资源短缺而向外扩张，未来有没有向外军事扩张的可能?因何而对外扩张?也就是说，对外交“定位”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研究人员的观察。它是一个变量。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出现摩擦的结构性本质。

2. 中美关系如何演变也对中日关系的变化有重要影响。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多次波折的过程中，日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中美之间在战略层次的接近（哪怕是短暂的）是否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地位的下降?用较形象的语言表达，日本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从“Japan bashing”过渡到“Japan passing”而最终走向“Japan nothing”。当然，中国和美中关系仅仅是美国对日政策变化中的因素之一。但中美双边关系在结构上相当不稳定，这也给日本在它对华政策中提供了借机行事的空间。

与中美关系紧密相连的是台湾问题。对某些日本人而言，台湾与大陆走向统一会不会使东亚地区回复到历史上出现过的“华夷制度”?在这种顾虑下，日本在 2005年初明确将台湾列为日美军事同盟的保护范围便不足奇。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是在应对担心它自身的地区环境变化，而不仅仅是为了巩固日美同盟。

另外，当中俄合作关系从语言宣示变化到基于各自市场需求而采取实质行动之日，日本在竞争进入俄远东地区开发中处于劣势。日本自然资源匮乏，从日俄战争始，便期望获得全面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的机会。因战略和经济利益走得更近的中俄关系会如何影响日本判断它的周边环境及相应的对华政策?

3. 中国与东南亚邻国政治关系的改善的同时，中国市场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在上升。2001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的该年度《通商白皮书》，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后“雁行模式”时代的首要特征就在于东亚经济不再由一只领头雁来牵引，而是进入了“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日本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已大为减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巨国效应”，正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虽然这种描述忽略了中日经济在产品结构上的距离，日本官方的描述表达了政府决策层对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体之间交往深化的担忧。在投资和技术两个要素方面，日本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依然是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进口来源。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反而因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趋同效应给东南亚市场带来真正的竞争。所以，西太平洋地区“雁行发展”的头雁由日本变为中国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这也是中日关系中结构性困难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说，自森喜朗内阁（2000年4月至2001年4月）开始更加突出的中日双边关系的“政冷经热”现象折射的是两国关系中结构性因素效应。未来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两国的整体对外关系都会继续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四 中日矛盾与东亚地区合作

虽然中日双边关系中存在结构性困难，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除了参与并支持东盟 + 3的对话机制外，中国和日本就《清迈倡议》框架的建立和在该框架之下的合作并没有受到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负面影响。《清迈倡议》所设置的货币互换机制旨在解决短期资金流动问题，稳定区域金融市场，防止类似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2002年3 月，中日签订了约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允许在紧急情况下相互融通相当于30亿美元的日元和人民币。2005年5月，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签署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扩大韩国与中日两国的货币互换规模。根据新协议，中韩之间的互换规模扩增至40亿美元，比20亿美元的现有协议规模提高一倍。而日韩则达成了3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允许双方在缺少日元或韩元时互相借贷，此前两国协议的规模为20亿美元。此前，中、日、韩分别与多个东南亚国家中央银行达成了类似的双边协议。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中日的全盘参与，《清迈倡议》的落实以及更广泛领域的东亚地区金融合作便没有可能。事实上，《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东亚区域内国家合作最具体的成果。在军事安全领域，ARF机制表明东南亚国家有继续与中国和日本展开等距离交往的政策取向。 “东南亚安全共同体”更多的是一种认同层次上的构建。美国依然是东南亚国家赖以提供地区安全保障的国家，中国抑或日本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被东盟国家接受为可取代美国在安全领域所起的作用。

从区域认同这一层面看，中国有被东南亚国家接受为“亚洲的中国”的必要，日本同样有被接受为“亚洲的日本”的需求。这两个地区大国都不希望被东南亚国家和社会疏远。在此背景下，虽然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在机制运行的有效程度上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中国或者日本都没有本钱另起炉灶建起一个类似美国在美洲地区合作中基于“霸权稳定”理念的地区机制。在中日双边关系受制于结构性困难的情形下，中日共同行动创立新的（即脱离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的政治基础并不存在。

一般认为， 2005年末将举行的“东亚峰会”是一次“东亚共同体会议”。如果参照欧盟的标准，一次峰会显然无法将东亚的地区合作提高到接近欧盟模式的程度。但是，东盟主导、中国和日本都不使双边政治外交中的困难影响整个东亚都能接受的合作机制的运行，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形下，将继续是区域合作的主流。相反，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可能性更大的发展是:东亚合作继续沿着磋商、协调、开放的模式运行，而非欧盟的共同体模式。
（责任编辑:林昶）

本文讨论中所指的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国。

Miles Kahler，“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 cca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4:3（Summer2000），pp.549-71.

对相关变化过程的分析，参见Pang Zhongying，“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P eacekeeping”，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12:1（Spring2005），pp.87-104。

有关1990年代初中国和东南亚等亚洲国家联合应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压力的分析，参见Andrew J .Nath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China Quarterly，139（September1994），pp.622-43。

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6—135页。

Randall Jones，Robert King and Michael Klein，The Chinese Economic Area: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out a free trade agreement，Paris: OECD，1992.

Lester Thurow，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and America（New York: Warner Books，1993）.

这是一个从评估方法、基础数据到结论均受到中外经济学家争论的结论。但在OECD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中颇有市场。参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aris: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OECD，1998）。

参见美、欧国家当代中国研究的最权威杂志The China Quarterly的Greater China特辑（1993年冬季刊）。

东南亚地区内各国的“中国威胁”意识各有不同，参见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myths and reality（London: Routledge Curzon，2002）第9—13章。

Allen S. Whiting，“ASEAN Eyes China”，Asian Survey，37:4（April1997），pp.299-322.

回应这种指责的文章之一，惠研:《人民币汇率与东南亚金融动荡》，《人民日报》1998年1月7日。

Daojiong Zha，“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The Pacific Review，13:4（Winter，2000），pp.557-75.

《王毅副部长在外交学院“东亚共同体”研讨会发言摘要》，2004年4月21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xwlb.t87474.htm.。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eds，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Ithaca: 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7）.

相关趋势的变化，参见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报告书各年版。

Sueo Sudo，The Fukuda Doctrine and ASEAN: new dimensions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2.

Naoko Munakata，Evolution of Japan's Policy Toward Economic Integration，CNAPS Working Paper，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December 2001. http://www.brookings.edu/fp/Cnaps/ papers/2001_munakata.htm/.

Daojiong Zha，“The Politics of China-ASEAN Economic Relations: assessing the move toward an FTA”，Asian Perspective，26:4（Winter2002），pp.71-5.

刘昌黎:《小泉东盟五国之行与“小泉构想”》，《现代日本经济》2004年第4期。

Otsuji Yoshiriho and Shiraishi Takashi，“Building Closer Ties with ASEAN”，Japan Echo，29:2（April2002），pp.8-12.

参见任晓、胡永浩等:《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参见金熙德：《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人民网，2005年4月20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 3336252.html/。

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页，http： //www.iwep.org.cn/Chinese/gerenzhuye/hefan/articles/yazhoujinronghezuo.pdf/。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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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美国内河航运网透视 中国海事网

美国航道网以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为主干。伊利运河长581千米，1825年建成，沟通伊利湖与哈得孙河流域。对美国的中西部经济的早期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伊利运河沟通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中部大平原，吸引到的大量货物使位于哈得孙河口的纽约港拥有远远超过东海岸的其他港口的优势，成为美国东海岸最大的港口。

早在1879年，美国国会就成立了密西西比河委员会，负责包括航运等综合整治工作，同时负责整治计划的财政预算。密西西比河是美国内河交通的大动脉。近 50条支流可通航，干支流通航里程总长2.59万公里，其中水深在2.74米以上的航道9700公里(含干流通航里程长约3478公里)。经伊利诺伊等运河,可与五大湖-圣劳伦斯海路相通；从河口新奥尔良港经墨西哥湾沿岸水道，向西可至墨西哥边境,向东可至佛罗里达半岛南端,现已构成为江河湖海相连、航道四通八达的现代化水运网，年货运量高达5.86亿吨(1981)。沿岸主要港口有圣路易斯、孟菲斯、巴吞鲁日、新奥尔良等。下游河道蜿蜒，河口处三角洲每年向海伸展约100米，形成了远远伸入海区的鸟足状三角洲，总面积约达2.6万平方公里。

密西西比河地域和河流的许多特性很类似于中国的长江。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Mississippi，印第安语)意即“大河”。在自然地理方面，密西西比河是世界大河之一，北美洲最长的河流。位于北美大陆中南部。若以其最大支流密苏里河的源头雷德罗克湖计，全长6262公里，为世界第四长河。干、支流流经美国31个州和加拿大2个省,流域北起五大湖附近，南达墨西哥湾,西止落基山，东至阿巴拉契亚高地，面积达3 2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洲总面积1/8，居世界第五位。西边的支流比东边多而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对称的树枝状水系。水量丰富，近河口(维克斯堡)的年平均流量达1.88万立方米/秒。

密西西比河汇入了美国48个州41%的来水量，其流域包括美国31个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以及加拿大的两个省，象个大漏斗，漏斗嘴在墨西哥湾，河水最东达纽约，最西达蒙大拿州，最后都汇入下游河段。

密西西比河以伊利诺伊州南端的开罗城为界，分为性质不同的南北两段，北段为1448公里的上游河段，属受控河道，建有20多座堤坝和船闸，控制洪水，开展航运。其河面较窄，河道控制水深为2.7米。开罗城以南的下游地段，属自由流动河段，无堤坝和船闸，河面较宽，达1.6公里以上，其水深较大，有的地方达 6米以上，但其航道维护水深仍为2.7米。

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冲积流域是相对平坦的平原，面积大约35000平方英里，始于密苏里州Girardeau角以下，长600英里，宽度从25英里到125英里，包括7个州的部分，即：密苏里州、伊利诺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娜州。

没有哪一条河流象密西西比河那样，对美国的发展和扩张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早在1705年，第一批货物从原Wabash的印第安地区(现为印第安那州和俄亥俄州)沿河顺流而下，拉开了美国内河运输的序幕，这批货物是运往法国的15000张熊皮和鹿皮。

历史上，密西西比河不少河段灾害频繁。1928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全面整治密西西比河的“防洪法案”，批准了“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工程计划”。经过70多年的努力，大部分工程已基本完成，不仅使洪水得到管理，亦促进了航运等经济活动的发展。

由于密西西比河中下游在洪泛期间很不适合航运，所以100多年前美国国会就有人构想田纳西——汤比格比运河作为航运替代线路，这个方案备受争议。1964 年4月，密西西比州的哥仑布市——提出要在从田纳西河到墨西哥湾的田纳西——汤比格比运河(253英里长)修建中使用核爆破。(普劳施尔计划是AEC的一个和平利用核爆炸的计划，曾设想采用核爆破来开凿运河，再举几个例子： 1965年2月，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提出使用核爆炸物来廉价地除掉密西西比河航道的障碍。1965年9月，华盛顿州的斯凯特尔——提出使用核爆炸物来挖掘一条从哥伦比亚河到普盖特·桑德的运河。1970年12月，工程师设想炸开一条新的、跨过巴拿马的伊斯木斯海平面运河。在耗费了1700万美元来研究用核爆炸物建设运河的可能性之后，科学家建议这条运河仍应用传统的方式来建造。反对使用核方式的原因包括那些“不能回答的关于核装置的安全性问题”及“与核条约可能发生的冲突”。)

田纳西——汤比格比运河工程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前竣工通航，可通行万吨级顶推船队。美国的田纳西——汤比格比运河，从国会立项到建成通航跨越百年，可见美国人的水利精神真乃后生可畏！

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美国修建流经7个州的跨流域的田纳西运河，保护和开发了3000万英亩的土地，安排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它所产生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一直作为罗斯福新政的重大成就享誉世界。没有三十年代陆军工兵团修建18000公里运河，没有田纳西运河为龙头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很难想像，仅靠二次大战，美国就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美国非常重视对水路运输的投入，在发展水路交通运输设施时，广开融资渠道，除了依靠各级政府预算拨款外，还利用银行贷款或信托基金、征集与水路运输有关的税费、发行建设债券和股票以及利用私人投资等，有效地解决了资金的筹措问题，水运业发展迅速。

美国在1978年以前把内河航道作为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其建设和维护费用一直由联邦政府承担，且不偿还投资，通过陆军工程兵团进行财政拨款和建设管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美国政府投资逾百亿美元，基本建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内河航道网络以后，才开始使用其他筹资方式，如征收商业运输船舶燃油税(对使用航道的商船，美国政府按每加仑燃油征收20%的特别使用税，并将该项税收作为财政部的一项专用基金，用于航道的维护)、建立内河航道信托投资基金、贷款以及发行债券等，但国家投资仍然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80年代美国每年用于航道和港口的投资平均为26亿美元，其中用于航道改造的投资约3亿美元。

目前美国每年对航道建设的投资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大约为8亿美元。对于重点航道的开发建设，在资金上都予以重点保证。如20世纪80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的田纳西——汤比格比运河，最初投资计划达20亿美元。后来具体实施时据说突破了上百亿美元。

现在，从北到南数以五大湖、伊利运河、密西西比河主干以及其众多支流、田纳西——汤比格比运河、墨西哥湾岸内水道和东部圣劳伦斯河等构架出的规模宏大的北美内河航道网！密西西比河上游及其四大主要支流伊利诺斯河、俄亥俄河、田纳西河、阿肯色河全部实现了渠化，建设通航梯级100多个，船闸130多座，下游重点是浚深航道，同时开挖人工运河，使各大河流相互沟通，在美国东部形成了密西西比河干流和支流直达、江河湖海沟通、四通八达的水运网，降低了运输成本。美国内河运输的运费与铁路和公路的运费之比约为1：4：30，因此内河运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今日，远洋船可以往上游航行到圣劳伦斯海道，再由大湖区到芝加哥。在那儿，由芝加哥运河连接密西西比河。而从密西西比河的支流密苏里河又可延伸到西部内陆平原。因此，美国有从大西洋经过五大湖到中西部密西西比河流域再到墨西哥湾的水路航线网。农业与工业制品可由水路网运往沿岸城市及远洋港口。  ¶ 1:29 PM 0 comments

  运河热搅动资本市场 柯象中
中国财经报 2005-08-23 11:03:15

为大规模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筹资，一直是刺激资本市场发展的灵丹妙药，这也是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最显著的领域之一。明显的例子是十七世纪开始热遍欧美的运河热和铁路投资热潮。

英国《泡沫法》通过后涌现的首批股份公司是为修筑运河而成立的。1750年前后，运河工程开始了较大发展。自1730年到1790年运河极盛时期，英国运河长度增加了一倍，达2200英里。

开河的主要目的是运煤，因为煤分量重、数量多，路上运输不合算。1791年至1794年的运河热虽然比不了半个世纪后的铁路热，但也具有资本量大、投机无度的特点。英国这四年共通过81项运河和其他航运法，所建42条新运河耗资650万英镑。

19世纪20-30年代，法国经历了兴修运河阶段，并与比利时一起经历了公司形成过程中的投机热。这股吸引了广大小投资者的投资热在巴尔扎克的小说《赛沙·皮罗多兴衰记》（1837）中作了生动如实的描写。1826年投机兴盛时期，有500家公司在两年中以两合公司形式注册成立，总资本达5.2亿法郎。

美国一建国，东西部交通困难问题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说，西部居民的忠诚“命悬一线”，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交通问题更多的依赖于新奥尔良和蒙特利尔（属加拿大，当时是英国殖民地），而不是东海岸。

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解除了外国势力可以通过封锁密西西比河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威胁，但并没有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最终一个名叫德·威特·克林顿的纽约人解决了这个难题。

从1803年开始的12年的时间里，克林顿任纽约市市长。他敏锐地发现纽约的两个地理特点。一是紧邻哈德逊河，一是通过阿巴拉契山脉与与伊利湖相邻。在奥尔巴尼山口与伊利湖之间的陆地海拔只有183米，他决定修一条运河把两者连接起来。由于工程浩大，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帮助，只能依靠资本市场。

伊利运河1817年动工，1825年建成，全长583公里，共有83道水闸，12米宽，1.2米深，落差170米，全部靠人工挖掘而成。州立法机构为修建这条运河授权的借款就万达700万美元。

伊利运河大大节省了运输成本（运输面粉的成本只有原来的1/20，所需时间为原来的1/3），“密西西比河谷的财宝，通过它源源不断地倾倒在（纽约）这个商业中心”（一位演说家的话）。1800年，美国进口商品只有9%通过纽约港，186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2%，纽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120万的大都市。

伊利运河的巨大成功更引发了修建运河的热潮以及整个美国资本市场对运河概念的狂热，很多运河股票都获得三倍以上的超额认购。更重要的是，伊利运河帮助巩固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它对西部领土的控制，使华尔街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 1:27 PM 0 comments

  FTA争夺东南亚 《财经》杂志 2006.10.15 10:29

目前谈判正面对服务和投资这两块“硬骨头”

　　10月下旬，广西南宁势必成为亚洲瞩目的焦点，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这将是一次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经过多年谈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定于2005年7月启动。当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高达1303亿美元；更恰逢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15周年，无论在经贸合作还是政治互信上，中国和东盟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据悉，目前已有4000多个展位被预定；届时，东盟十国代表也将悉数出席。
　　10月1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财经》杂志披露，近年来，随着多哈谈判停滞不前，东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自由贸易（FTA）谈判的争夺对象。尽管同样服务于贸易自由化，但 FTA与WTO的多边贸易协定相比，依然具有歧视性和排外性的缺点。很长时间内，许多国家并不重视FTA，尤其是东亚。2000年时，中国、日本、韩国是少数没有签订任何FTA的国家。
　　转折出现在2000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在新加坡“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会把给东盟的投资抢过来，会把大量的出口产品倾销到东盟去。”原外经贸部副部长、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对《财经》回忆说，中国的目的就是消除东盟的担心；“中国要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和东盟加强经贸合作，使得东盟能够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一位接近谈判的人士也回忆称，当时，朱镕基总理曾经问中国官员：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有多少？回答是400亿美元。于是，朱镕基说：“我们开放市场，即使让他们全部进来，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嘛。”
　　2002年11月，就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夕，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中国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很快，其他大国也加入博弈。时至今日，以东南亚为重心的“FTA游戏”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参与者包括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欧盟等。此外，与东盟各个国家的双边FTA，也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
　　“大家也问：东南亚有这么重要吗？”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将中国引发的一系列FTA谈判，称为“竞争性合作”。他说：“由于FTA本身具有排斥性，大家都怕吃亏，这样东盟就变成香饽饽了。”
　　在这场“FTA竞赛”中，中国不仅拔得头筹，也创造了多个第一：2000年第一个提出和东盟谈判自由贸易区，2004年第一个与东盟整体签订货物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第一个启动货物贸易协定，也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年）的域外大国。
　　但中国与东盟的谈判现已进入“深水区”，谈判不得不面对服务和投资这两块“硬骨头”。“原计划应该是2005年就能够签约，现在拖到2006年，今年估计也够呛。”一位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士说。
　　多位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服务领域，主要还是一些敏感地区、弱势部门没有信心向对方开放，比如金融、旅游、保险、电信等；在投资领域，东盟要求获得国民待遇。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对外资比内资企业更加优惠，但在市场准入方面，比如投资产业范围、持股比例、资本金、贷款、注册程序等，对外资则限制更多；如果同意给予国民待遇，则意味着需要修改本国法律、法规。
　　比如能源。鉴于东南亚油气资源丰富，一些国内专家建议，中国和东盟自贸区谈判应考虑能源需求，在东南亚获得更多的油气开采权。“这要求我们也对等开放，但是国家发改委每年都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给出了明确的限制要求。”一位参与谈判的官员说，“尤其中国的能源包括矿产、油田等，是限制外资的。”
　　“每个部门都要保住自己的利益，这是很自然的。”一位接近谈判的人士说：“所以，很多问题最终需要国务院领导拍板。” ■

　　（全文详见10月16日出版的2006年第21期《财经》杂志封面文章“FTA 争夺东南亚”）  ¶ 12:51 PM 0 comments

  透视中国：博物馆的尴尬

博物馆被人们称为“记忆的殿堂”

"10．1"国庆前一天，结束韩国采访。离开首尔，回到香港，大陆国庆黄金周开始了。在离韩国国庆节"10．3"还有一周 （顺便一提，很多人至今仍误以为韩国国庆是7．17或8．15，前者是制宪节，后者是光复节），首尔大街小巷满眼是"太极旗"，让外人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震 撼。踏上香港的土地，从机场一路回家，几乎看不到五星红旗。不说香港，就说大陆，如今的国庆黄金周，人们往往以黄金周的方式遗忘国庆。在假日经济冲击下， 人们国庆不知何处去，唯有景点沐春风，国庆的意义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只有"如何放松玩几天"的亢奋和"那里会不会拥挤"的焦虑。

在韩国全罗南道采访，木浦政府安排参观位于西南海与荣山江交汇海岸上的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这座博物馆是探寻韩国民族的海 洋历史与文化的纪念馆，其实充其量，博物馆里最珍贵的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打捞起一艘1323年沉没在韩国新安海底的古船，这艘新安船是航行于中国和日本的 中国贸易船。1994年，为此建立了韩国唯一的海洋遗物博物馆。这样的藏品，在中国或许不稀罕，但在韩国竟然像模象样地建了宏伟的博物馆。馆长金圣范说， 国庆和中秋节快到了，假日参观博物馆的人数增加十几倍，韩国人休闲的主要去处之一就是看博物馆，"这是自己国家的历史，是自己民族的文化"。海洋遗物展示 馆刚作了整修，展品也作了调整，下午要举行新馆开放的典礼。展示馆门外，三百多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正排着队，鱼贯而入。 全罗南道观光振兴课长玟仁洙说："博物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国庆参观博物馆是韩国国民休假的一大去处。" 馆长和课长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冷热不均”

在中国大陆，当又一个"10．1"黄金周过去了。旅行社、景区景点、酒店饭馆、商场、游戏厅都在笑逐颜开清点着钵钵"黄金 "时，博物馆却依旧处于尴尬境地，全大陆二千二百个博物馆中，至少有一半门可罗雀。这一数字与往年相比已经有了进步。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客流量显示，今次黄 金周期间，每天参观人数超过万人，比平时多一倍，超出今年"5．1"黄金周的高峰数字，一家大小同来的家庭游客占四成，故宫一天接待七万人次，超过了最大 接待量，10月1日那天，达到核定最大接待量的238％。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伟大的世界文明"展览，内容涵盖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古罗马、 印度和美洲等六大古代文明的代表文物，虽30元人民币门票，黄金周日均接待游客2300人，远超过平时周末的日均1000多人次水平。然而，故宫附近的北 京皇城艺术馆、北京规划展览馆等，日接待量仅仅百人。博物馆供需失衡、冷热不均现象十分明显。

其实，非黄金周的寻常日子，博物馆参观人数冷热不均早已是普遍现象。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已逾百家，2005 年参观人次达1000万。但一批行业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平日大门紧闭，偶尔才有参观者，处于半歇业状态。上海音乐学院里有个东方乐器博物馆，收藏 29个国家的200多种乐器，却鲜有参观者。上海民族乐器博物馆位于闵行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内，陈列场地200多平方米，开馆20年来才接待了1万人次。

西语中，博物馆一词，原义是人类知识与文化的"记忆殿堂"。博物馆承载着太多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座城市 向世界开放的重要窗口。欧洲从十九世纪就进入"博物馆时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跟其后。当下的中国，按一个旅游者出行一次游览5个景区景点计算，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表明，参观博物馆的人数约占旅游市场总人数的1／50。民众对公益文化事业认识度还不高，北京一批博物馆平日量每天不足10人次，很多 人宁愿花10元人民币吃一只汉堡包，也不愿意进博物馆。

这些年，黄金周的火爆大多集中在自然山水上，虽一些自然类、科技类的博物馆在黄金周里占到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一些具有品牌的博物馆反应并不强烈。这与国人的文化质素有关，也与博物馆的服务有关，前者有一个过程，后者却是不能不重视的。

刚刚读了文化部长孙家正的新书《文化境界》，孙说，"博物馆是大众的终身学校和精神家园，它珍藏历史，启迪未来"。确实， 博物馆是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知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按国际惯例，博物馆是非盈利机构，搜集、研究、保管，定期向公众展示藏品是它的功能。从本质上说，休 闲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中国人文化生活逐步走向成熟，文化含量逐步提高，博物馆必将成为越来越多人休闲的优先选项，当人的文化质素提高，人的品位提高，博 物馆必定越来越热。

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魏小安说，今天的博物馆服务依然存在严重问题，国外博物馆能把二流藏品形成一流展示，中 国的博物馆是一流藏品三流展示。文化性观光产品是中国旅游业在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产品，中国有一批一流博物馆，是这种吸引力的集中体现，但中国博物馆发 展现状与历史文化资源不匹配。中国的博物馆往往是高高在上而板着脸的"教官"，这与博物馆本身的现代化经营理念不足和创新不足有关。 曾听上海博物馆教育处的张莉说过，欧美的博物馆都设立专门的教育部门，配备专业人员负责组织公众讲座、展览宣传、讲解员培训等。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的教育部 门每周六下午举办一个讲座，对外开放，青年学生假期还能驻馆实习，其功能不亚于一所大学。

上海自然博物馆于1960年开馆，曾经颇受欢迎，如今门可罗雀，馆该陈列内容和陈列形式十分陈旧，观念落后，缺乏新的学术 整理，欠缺积极的公众服务意识。上海有近50家行业博物馆，由于缺乏宣传，许多市民对其都是"久闻芳名难谋面"。上海银行博物馆、上海期货博物馆等身居几 十层高的办公楼宇内，参观团队在大楼里团团转都找不到。不少博物馆更是周六周日不开放，有的只限团体参观。这些行业博物馆为什么如此不"亲民"？一位记者 从网上进入"上海行业博物馆"网址，看到有海军上海博物馆、上海公安博物馆、上海监狱博物馆、上海医史博物馆、上海印刷博物馆等8家行业博物馆的链接，根 据网页上提供的电话，一一拨打，结果2家博物馆提供的电话是空号，4家博物馆电话没有人接听，1家明确表明不对外个别接待，1家告知：周日休息，每天对外 开放，无需团体预约。

有数据表明，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会建成130座博物馆，高居世界各国首度博物馆拥有量第二位，如果博物馆不尽快改变经营理念，届时门可罗雀的130座博物馆就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尴尬了。

（江迅：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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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夸大的神话？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6年10月12日 星期四


先是一家盗版CD、DVD的，接着是卖眼镜的，然后是挂满的皮包和女孩子喜欢的小饰品……这些摊位就拥有统一的宽度，大约三米，最而长度则略有不同，最窄的不过一米半，长的是四米。一排排的摊位就这样一直延伸着，两排摊位间隔出了不到两米的走廊，我在其中不断和其他顾客挤到一处。

两三个女孩子或站或坐在这些堆满商品的几平方米中，等待别人的询价和讨价还价。她们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拥有一张你一看可知的“东南亚面孔”，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英语，和完全不懂的菲律宾话。在那个卖药品的小摊位，我碰到了一个皮肤白皙的中国姑娘，她来自四川，半年前来到这里，因为她的一个同乡在开设了这个摊位。

“一路发商场”的五个红色隶书的大字，压在蓝色的背景下，一旁是菲律宾本地的连锁快餐店Jollibee的广告，它在这座有数不清的小摊位的构成的三层建筑中开张了一家新店。

“一路发”是阿拉伯字母168的中文谐音，带有中国人喜欢的吉利色彩，没有宗教，中国却在房屋的位置、屋内的东西的摆设、随机的数字中寻找到命运的寄托。“如果你想了解新移民”，《菲律宾星报》的专栏作家李天荣对我说，“那去看看一路发”。李天荣用英语写作，讲起中文来语速更快，他总是笑容满面，在你做出一个判断之前，他已经重复好几次“好，好，好”。他采访过菲律宾所有的重要人物，为《福布斯》分析菲律宾的富豪的财产，他是本地的第六代华人，像本地的200 万华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的故乡是福建。

当时，我们坐在文华酒店的咖啡厅里探讨新一代华人移民的特性，这一代移民是在1980年代以后，中国再度打开国门之后来到此地的。“他们比我们工作更拼命，也更无所顾及”，李天荣说新一代移民们，可能五年前仍只是经营着一个小摊位，而现在则拥有几处地产。

一路发像是遍布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商品批发市场的翻版，除去那些面孔黝黑的菲律宾女孩子，据说她们背后的很多老板都是这些中国移民。他们将中国过剩的生产力制造出的廉价商品运到此地，以低价格出售，他们大多很勇敢，或许一句英文与菲律宾语都不会说，凭借一个计算器却走遍菲律宾的大小市场。

穿过帕西格河，河岸这一边的西班牙建筑、大片空旷的草地消失了，我们到了马尼拉的中国城。三轮自行车，成群结队的被涂上各种涂鸦的小型巴士“吉布尼”，人流都拥挤到一起，建筑破旧，噪音与音乐充满到每一个角落，那些商场门口大声放着节奏感十足的本地流行音乐，而挂在电线杆的喇叭里，则是福音歌，做生意和教堂里的祷告声混杂在一起，脚下流淌着污水。在一瞬间，我就置身于热气腾腾的生活中，那种人们想象中的亚洲的崛起时所蕴涵的活力，“一路发”正成为超过两百年历史的中国城的新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强大的轻工业生产能力的表现，其中也充斥着每一个中国人习惯的假货。

在看到一路发商场之前，我们一直试图联系菲律宾最富有的人物，在我们的名单上是陈永栽、施至成、郑少坚等。我对他们所知甚少，根据媒体上的不连贯的报道，我印象中菲律宾的经济是由华人主导， 2%的华人占据了这个国家40%甚至更多的财产。这似乎是东南亚的普遍状况，在很多时刻，我分不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是泰国那些商业巨子的差异，他们大多是华人，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生意的范围广泛、大多为垄断产业，与所在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公司的结构极不透明……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赞叹，华人似乎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商业能力，世界范围内，只有犹太人堪与作比。

“他们的成就被夸大了”，吴文焕的评论令我略感意外。此刻，我们坐在马尼拉的旧城区里的菲华历史博物馆里会议室里。吴文焕今年57岁了，有一张没有明显特征的南方人的脸，他的普通话带有闽南口音，1954年，他从福建晋江前往香港，1960年，再由香港来到马尼拉，他的父亲已在这里扎根了。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历史就是这样，年轻时离开家乡，然后回到家乡娶妻生子，再离开，等到儿女长大后，再将他们接过来。或是一个同乡拉上另一个同乡。在吴文焕离开了晋江时，这种移民模式在福建与广东省已持续了几百年，这些省份地处帝国的边缘，缺乏耕种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他们前往海外寻求生存与富足。

马尼拉是这些移民最早的选择地之一。早在 10世纪时，中国与菲律宾就有了贸易往来，到了16世纪时，马尼拉已在全球贸易与中国经济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中国人在更早到来此地，但菲律宾的近代历史却是由西班牙人开创的，1571年，在麦哲伦环游世界到达此地50年之后，它成为了日渐扩张的西班牙帝国的亚洲殖民地。西班牙人将墨西哥的白银运到了马尼拉，再由马尼拉运往中国，从而创造了中国明朝末年的商业繁荣，而中国的瓷器、茶叶从这里运往欧洲，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

在和吴文焕谈话之前，我们参观了这座建成7年的博物馆，它记载了中国人这个陌生之地的曲折命运。我对那副铺满一整面墙的画印象深刻，它是三个世纪前一位西班牙传教士的作品，所画是1602年那场著名的大屠杀，当时在马尼拉超过两万名华人，被西班牙人所杀。

源源涌入马尼拉的中国人，是商人、手工匠人，是西班牙殖民者与土地居民的中间人。中国人对做生意的热衷，使得西班牙人将“Sangley”称呼他们，这正是闽南语里“生意”的谐音。但是，不信任感始终存在与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西班牙人为自己修建了欧洲古堡式的“王城”，而华人则被要求统一居住在王城外的八连城内，白天，他们出来做生意，夜晚则被限制在小小的城内。关于1602年那场屠杀，我们所知不详，只知道马尼拉的华人被屠杀殆尽，这场屠杀还导致从马尼拉前往中国的白银运输量锐减，白银的减少导致了中国境内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望着那幅刀光剑影，被火光与鲜血占据的画面，我不知该做何感慨。我该为中国人的生命力而骄傲吗，华人居住的八连城地址更改了九次，每一次搬迁都伴随着一次或大或小的屠杀与骚乱，但是华人一直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人口继续增加；还是应该痛心，尽管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华人却从来没有能力和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抗衡，他们总是处于从属、屈服、屈辱的地位。

西班牙人给菲律宾带来了天主教和热衷歌舞、享乐的传统，1898年之后，美国人则带来了现代世界的“自由”、“民主”与英语教育，美元援助……中国人给这里留下了什么痕迹？

吴文焕将我们领到博物馆的图书室内，里面是将近二十年以来，华裔文化传统中心所收集的书籍与杂志。墙壁上悬挂的鲁迅的水墨画，门口还有梁启超翻译的黎萨尔的诗歌——他是菲律宾早夭的建国之父，这个国家的孙中山。在那个午后，图书馆的散发的气息令人迷醉，油墨的和潮湿带来的霉味混合在一起。倘若要研究菲律宾的华人历史，没有比这里的收藏更丰富的了。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与东南亚华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有关，它是中国人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主要影响吗？

“渲染经济成就既不符合事实，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不例”，吴文焕显然对于国内媒体的片面、一厢情愿的报道深表不满。作为一名历史业余的历史学家，他在十年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关于华人经济奇迹的神话》中，他认定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机缘，如果华人真具有令人诧异的商业头脑，那为何在制度更为健全的美国、欧洲与日本，华人没有取得对应的经济成就？而且吴文焕发现，对于菲律宾的华人商业巨子的成功，他身上的菲律宾国家特性，可能比他的华人特性更重要，况且“不仅是这些人是华人，那些在一生在贫苦上挣扎的小摊贩也是华人”。“融合是本地华人最好的安排”，吴文焕和他同事们在1992年共同创造了“菲华”这个词，就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它代表着在菲律宾的华人的新身份传统的形成。

不过，令吴文焕深感不安的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与特性的研究的缺乏兴趣。那个图书室吸引了日本、美国使馆的人员的到此寻找资料、探究华人的秘密，而中国使馆却对此毫无兴趣。而对于新一代中国移民，吴文焕则发现，他们变得和过去不太一样，“他们更大胆，也意味着失去道德上的限制”。  ¶ 10:14 AM 0 comments

  朝鲜的亡国和李王家族的命运（八）

1954年韩国政府制定“旧王室财产处置法”，王室一切财产划归国有，王室成员每月发放生活费。对李垠怀有敌意的李承晚对他一文不付。李承晚根本不承认他是韩国人。李垠数次赴韩国驻日机构申请护照皆遭拒绝，李垠变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1957年他们赴美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儿子李玖时，拿的是日本外务省临时护照。这对李垠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翌年返回日本时，李垠夫妇为机票款无着而焦急，后来一位日本电影发行商资助5000美元，夫妇二人方算归期可定。不过，这时李垠却突患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东京对他来说是爱恨交加的地方。穷困潦倒不免焦急上火，重返是非之地令人心烦意燥，于是病倒了。这样，直到1959年5月，李垠勉强可以步行时，他们才返回日本。

1960年4月， 韩国爆发“四一九”大起义，李承晚政权倒台。民主党执政后，尹潽善出任韩国总统，张勉为总理。新政府对李垠尚算友好，尹潽善亲自写信给李垠，对此前韩国政 府对他的冷淡态度表示歉意。张勉则托人传话说有意请英亲王出任韩国驻英国大使，李垠婉言拒绝。他视政治为畏途，何况韩国政局不稳。危邦不居。

果然，1961年5月韩国发生“五一六”军事政变，张勉政权被推翻。好在新上台的朴正熙对李垠很宽厚。这年7月他派出两名特使赴日，专程对他表示关心，并告知今后其生活费、医疗费由韩国政府负担。不过此时李垠已无法对此表示谢意。因为几天前李垠再次发病住院，已处于昏迷状态。直到这年9月他才恢复知觉。同年11月朴正熙访美途经日本会见了李方子，他表示要尽快让病榻上的李垠和同样流落日本、住在精神病院的高宗惟一的女儿德惠翁主回到韩国。

1963年11月22日，李垠夫妇踏上了飞往汉城的专机。一个小时后到达韩国金浦机场。人们拥上前去欢迎去国近60年的英亲王，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躺在担架上已失去知觉的濒死老人。

李垠被直接从机场送进了圣母医院。入院一周后出现奇迹：李垠会微笑了，脸色也渐有血色。后来他恢复了意识，也能看电视了，但也只能以医院为家了。李王家族尚存人世的老年成员们住在旧王宫乐善斋，近在咫尺，但无法见面。

1964年春，李垠已经可以坐在病椅上遥望窗外的天空了。他放眼望去，突然失声叫道：“啊，南山！”两行热泪滚下来。这是他儿时的山，60年后终于又见南山。

1967年10月，李垠在病榻上度过了其70岁生日。

1970年5月1日，李垠病危。为了使他能在死前见一见他日夜思念的儿时居住过的乐善斋，李方子和李玖夫妇令人把他抬上了汽车。到达乐善斋后人们最大的期望就是他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这里旧时的屋舍，旧日的草木，但他始终未能睁开眼睛。这天下午1时，他死了。

他死时73岁，归国6年又6个月。他出殡时汉城有20万人为他送葬，而此前1967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死去时，谁也没有注意报纸一角报告这一消息的那几行小字。也许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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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的亡国和李王家族的命运（七）

1927年5月 李垠夫妇乘船西行经过上海时曾发生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原来当时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金九侦得李垠行程，决定在上海劫持之，使之参加反日活动。 金九是一位传奇人物，青年时曾因殴杀一名日本宪兵被判死刑，得高宗国王特赦不死。他逃到上海后组织起专门从事暗杀日本政要的秘密团体，在东京向日本天皇投 掷炸弹的李奉昌，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的尹奉吉皆是其成员。当金九将劫持计划向“临政”要员们提出后，许多人反对，他们担心失手误伤李垠。 但金九不愿放弃这计划。但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日本密探侦得此案，采取对应措施，禁止李垠夫妇上岸，李垠仰慕已久的大上海就这样同他擦肩而过，金九的计划 落空。后来弄清是一柳姓朝鲜人告了密，此人为卖国求荣甚至把反对其行为的妻子杀死抛尸上海万国公园，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女尸案。当然，柳某没能逃脱金九的 利刃。

李垠夫妇经香港去欧洲，先后访问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地，他还专程去荷兰海牙凭吊20年前“秘使事件”发生地，历经一年多时间，1928年4月返回日本。

1931年12月，李方子又得一子。时虽严冬，但李垠夫妇却如沐春风。因为自从10年前第一个婴儿死后，他们夫妇便被为王室传宗接代的义务感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他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满脸都是激动的泪花。这个消息传回朝鲜，纯宗的未亡人尹大妃立即拍去祝贺的电报，并为婴儿命名为“玖”。

1935年4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李垠被安排在欢迎宴上与之见面。二人皆为日本人所豢养的丧家犬，处境相同，感受相通，四目相对，只有苦笑而已。

1937年日本挑起侵华战争，李垠作为日本军人，意识到他有可能被派往战场，也可能抛尸山野。果然，1938年12月，他被升为少将，并派往日军占领下的北京。李方子为他日夜祈祷，希望他能活着回来。半年后，即1939年8月他果真零件不少地回到东京。以后他先后在近卫旅、第一航空司令部任职。

1945年8月， 日本战败投降。当时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李垠是参加了的，不过他对此事的感受远比一般日本军人复杂得多。是日本吞并了他的祖国，但是日本给了他一个舒适的 家。几十年来，日本剥夺了他的自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但日本豢养了他，日本人充足的衣食供应使他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他对日本的感觉，岂是简单的一个 “恨”或“爱”字所能概括！他清醒地意识到，如今这一切都要结束了。自由要有了，生活却无着了。怨恨对象和依靠对象同时没有了。他对未来感到茫然。

御前会议结束后回到家里，他自语似地对妻子说：“我不是日本人，但也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朝鲜人。我不知道解放后的朝鲜是否会接纳我。”

果然，日本投降后李垠的生活陷入绝境。原来的供应渠道已不存在。他生在王族，长大从军，没有生存技能，也没有真正的朋友。他彻底孤立无援。他开始以典当旧物过生活。汽车、家俱、房子，甚至他最喜欢的兰花、珍藏多年的传家宝皇后大礼服也先后被卖掉了。

1947年10月，日本天皇发布“臣籍降下令”，李垠在法律上由王族降为平民。随后，李垠到美国占领军的军政厅登记为“在日韩国人”，李方子一并作了同样登记。但是，他们不敢返回南朝鲜，因为这时那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惩治“韩奸”、“民族叛徒”运动，报刊上不时有人指责他为何不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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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的亡国和李王家族的命运（六）

闵甲婉在上海亡命32年，受尽苦难，1946年返回韩国，1967年在远离汉城的东莱去世，享年73岁，一生未嫁。

日 本人在朝鲜迫害闵泳敦一家的时候，日本军阀们在东京也在为李垠寻找日妇费尽心机。在三名候选人中，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山县有朋公爵坚持主张选择一位叫“方 子”的姑娘。这倒不是因为她出身于日本皇族，而是因为她体型瘦弱，经医生鉴定称“不能生育”，这样就可以使朝鲜王室香火不继。据说后来方子婚后得子，当年 断言她终身不育的三名医生被处死了。

1918年12月，李垠与日女方子订婚。当事人方子是在报纸上看到这消息，并从报纸上的照片得知在日本和朝鲜已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这件事的女主角竟是自己。

高宗无法改变这桩政治婚姻，便向日本提出希望儿子的婚礼在朝鲜举行，遭到日本拒绝。不久后日本方面决定婚礼将在1919年1月25日举行，高宗经不起这一再打击，患了脑溢血，卧床不起。就在李垠婚礼前数天，高宗突然暴毙，李垠奔丧回国，婚礼只好推后一年。

1920年4月，婚期迫近。新即位的纯宗再次提出在朝鲜按民族传统为弟弟举行婚礼，日本再次拒绝。大婚这天，他被迫全身着日本军装，方子身穿西服，按日本规矩在日本举行典礼。

结婚这天，当他们的婚车驶过街区时，一位名叫徐相日的朝鲜青年向他们投掷了一颗炸弹。不过这颗自制炸弹并未爆炸。被捕后徐相日从容地说：“我对这对新人并无个人仇恨，但我对日本人搞的这种充满阴谋的政治婚姻深恶痛绝。”后来这位青年人被判刑四年。

对于李垠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这位日本妻子方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贤淑，从结婚那天起，她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方子”，把自己看作是朝鲜王子的发妻，而不是日本当权者的坐探。因此，他们婚后生活是和睦的，这使从小便失去家庭温暖的李垠深感欣慰。

婚后第二年8月，李方子生下一子，取名李晋。1922年4月，这对小夫妇获准携婴回国觐见兄王纯宗。对李垠来说，这是他11岁去国后第三次踏上故国的土地，前两次分别是为母亲和父亲奔丧，而这次才是真正的省亲，内心的欢愉是自然的。他们4月23日乘船启程，抵釜山后改乘火车赴汉城。他们受到了朝鲜王室和臣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到昌德宫拜见纯宗，28日这天又按王室安排重新依旧制补行婚礼。这次他们穿的婚服是李垠幼年时高宗和严妃亲自为他们准备的，是专门在中国定制的。可惜的是在他们生前没能见到这一刻。

在欢聚中，李方子用不太流畅的朝鲜语同人们交谈，热烈的场面使她感到，朝鲜的王族们似乎已接纳了她这个日本媳妇。这多少使她有些内疚，因为她一直认为朝鲜王室和民众都对她怀有敌意。

他们准备5月8日返回日本。但就在5月7日 夜，侍从突然惊慌失措的跑进来禀告说，他们不满周岁的儿子突患重病，抽搐不止。李垠夫妇急忙跑进婴儿奶母房间，只见几个小时以还活泼可爱的儿子这时面色铁 青，呕吐不止，已陷入昏迷状态。显然是中毒。李方子疯了似地呼求医生救命，但医生此时已无能为力。不一会儿，七个月大的婴儿，朝鲜王室第29代继承人李晋死了。

婴儿被毒杀显然是一个政治行为。有人说，朝鲜王室憎恨这个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王室新成员；也有人说，这与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暗斗有关。

可爱的儿子突然死了，李方子悲恸欲绝。她暗下决心，假如上天仍能赐她一子，她发誓在儿子成人之前，绝不让他踏上朝鲜的土地。

纯宗为了安慰弟弟，也许是惧于日本的压力，下令破例为夭折的婴儿举行葬礼，将之葬在高宗和严妃墓傍，定名为“崇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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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的亡国和李王家族的命运（五）

纯宗李坧去世后，早在幼年时便被册立为皇太子的其异母弟英亲王李垠，于1927年4月27日举行即位仪式，在名份上成为新王，从而成为朝鲜王朝法统继承人和李氏王族香火正宗传承者。

李垠，高宗国王第五子，生于1897年10月20日，尚宫（尚宫是负责侍奉国王

起居的低级女官）严氏所出。高宗一生得五子一女，长子完和君生于1868年，母李妃，13岁时被闵妃所害。次子为闵妃1871年生，襁褓中夭折。三子李坧即纯宗，四子李堈1877年生。末子即李垠。

闵妃被杀前两年，发现高宗对严氏有特殊感情，为绝后患，将她赶出宫去。闵妃被杀后，高宗将之召回，她终于怀孕生子。严女因此晋级，由“尚宫”而“嫔”。李垠被立为储君后她又升为“贵妃”，论级别仅次于王妃。由宫女而升到这个位置，这在500年朝鲜王室不多见。

据说，李垠幼时颇为聪颖伶俐，深得高宗喜爱，因此他在1900年4岁时被封为英亲王，1907年11岁时被册封为皇太子，成为纯宗的接班人。日本首任统监伊藤博文见李垠已被定为朝鲜未来的国王，便按日本明治天皇“朝鲜王族要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敕令，决定送他去日本接受同化教育。高宗国王和王室成员虽对此深感切肤之痛，但他们无法改变日本人的决定。1907年12月，这个刚刚11岁的孩子被从父母膝下拖走，在伊藤博文和李完用的“护卫”下乘日本军舰“满洲号”离仁川东去。

日 本人曾答应朝鲜王室，每逢学校放假便允许李垠回国看望父母，但显然这是一种骗局。日本当权者要把这个年幼的朝鲜王位继承人彻底变成日本人，最需要的就是让 他彻底忘掉父母之邦。因此，在日本皇族学习院里，除去安排他学习日语和进行奴化教育以外，还要让他学会挥霍和享乐，以期做到“乐不思蜀”。假期无疑是进行 这方面工作的好时机。所以，每到假期他的日程便被安排得满满的，或坐豪华轿车去北海道玩雪，或是去南方赏花。巧的是，曾信誓旦旦地向朝鲜王室保证每逢假期 便送李垠返国省亲的伊藤博文一年多以后便在哈尔滨车站被安重根刺杀，他的承诺成为死无对证，日本当权者也就食言不惭了。

李垠到日本两年多以后，朝鲜被日本正式吞并而亡国，他的称呼从“皇太子”被降为“王世子”。这种称呼的变化未使他受到多大刺激，当时他还搞不清楚这些称号的含意。真正使他蒙受刺激的是1911年其生母严妃的去世。当年他被送往日本时，严妃就曾一针见血地说这是去充当日本人的人质。他走后，严妃曾多次向继任的日本统监寺内正毅要求见儿子一面，均被拒绝。这年7月， 严妃病危，朝鲜王室把这一消息通知日本，希望当局能满足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母亲见一见自己儿子的最后心愿。日本当局左思右想，实在找不出理由来阻止他们母 子见面，这才放李垠回国。但是为时已晚，李垠到达汉城时严妃已不在人世，她僵直的身体和无法闭合的眼睛已被掩盖在素帛之下。更令李垠怨恨的是，他虽然已走 进了德寿宫，但却被禁止进入母亲居住的咸宁殿。因为日本人说其母得的是传染病。这样，他只好伏在殿外的围栏上默默地呼叫：“妈妈，我回来看您来了……”

去 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国竟是奔丧，然而也无法与母亲见最后一面，李垠的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当他提出要拜见父皇时，却又被日本人阻止了。其理由是， 李垠是世子，太王欲见面必须到世子居住的石造殿。高宗听后气得七窍生烟：“普天之下，哪有父亲拜见儿子的道理？”但望子心切，他还是去了。父子见面，抱头 痛哭。

母亲葬礼结束，李垠立即被送回日本。这次经历使他的性格大变。他变得沉默寡言了。

学习院毕业以后，李垠被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1917年他作为该校第29届毕业生，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

就在他军校毕业前夕，另一个打击降临了。日本人为了进一步控制李垠，早就决定让李垠同一名日本姑娘结婚。消息转回国内，立即在朝鲜王宫引起一片惊慌。原来，李垠11岁 时，高宗和严妃便为他选定了当时朝鲜驻英国公使闵泳敦的女儿闵甲婉为未来的妻子。李垠被强行送往日本以后，高宗为避免日本人强加一个日本儿媳，赶忙把正式 定婚信物送到闵宅。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高宗的这一举动不但未能阻止日本人的政治联姻阴谋，反而葬送了一位朝鲜姑娘一生的幸福，甚至是毁掉了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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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的亡国和李王家族的命运4
　李玖：为王族正宗画上终止符
　　
　　１９２２年５月英亲王李垠及其夫人李方子携７个月的长子李晋回国省亲时，李晋被
人毒杀。从那以后，能否再次得子便成了这对夫妇的心病。这不仅是因为人的育子天性，
更主要的是，英亲王作为李氏王室的正宗传人，有使这个古老家族的香火传承下去的天大
义务。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９日，李方子终于又产一子。当他们挥洒着欢喜的热泪把这一喜
讯告诉远在汉城的纯宗遗孀尹大妃时，这位朝鲜王室的权威代表立即回信，赐名“玖”。

　　想起１０年前长子被毒杀的往事，李方子暗下决心，在玖儿长大成人之前绝不允许他
冒险踏上朝鲜的土地。因为这个婴儿生来就肩负有历史责任，他是朝鲜王朝第２９代王统
的继承者和希望。
　　此后几年，李玖在李垠夫妇的精心照料下愉快地成长。
　　１９３５年，李垠升为日军团长，他携妻子住进了部队驻地小镇。这是他们夫妇生来
第一次过上近于平民的生活。整天同小镇居民交往，到处是家畜和农田。方子像农妇一样
为炊事忙碌，而４岁的李玖也像平民的孩子一样沿小巷奔跑。后来据李方子回忆说，这段
小镇生活使她体会到其乐融融的家庭真谛，是她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快乐时光。
　　１９３６年２月日本发生极端民族主义少壮军人叛乱，即“二二六事件”，李垠奉命
率军前往镇压。后来事情和平解决，为首者被处决，但李垠一家的小镇生活结束了。年已
５岁的李玖随其母亲回到了东京，因为此时其父李垠调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务部长。
　　翌年日本挑起侵华战争，战事越打越烈。李垠强烈地意识到，说不定哪天他会被送往
前线，也可能将会抛尸山野。于是，他产生了一种责任感，认为一定要在出事以前向６岁
的李玖灌输他作为李氏王族宗统继承者必须知道的东西。因此，他命人去汉城宗庙临摩了
８１位列祖先王的牌位，在家里布置了一座“宗庙”。他按照先祖牌位，给儿子讲述列祖
列宗创业治国的故事，让他为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家族而自豪，激励他承继先祖守成光大
的决心。李玖年幼，对这一切似懂非懂。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李垠被升为日军少将，奉派到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半年，１９４１年
８月又去锦州半年。李玖在同母亲去为父亲送行时，隐约感到大人们有生死离别的异样伤
感。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起初日军小胜，日本人欢
喜若狂，但不久后好消息日见稀少，日本人脸上开始聚集阴云。这时东京的供应日见紧张
，连李垠家这样被重点豢养的特殊家庭也不得不上山采集野菜代粮。１０岁的李玖开始尝
到战争的苦头号了。
　　不仅如此，１９４２年４月，东京首次遭到空袭。李玖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频频进出
防空洞。大人们神态紧张，惊慌失措，李玖却感到同做游戏无异，他还不知道生活在死神
的翅膀下有多恐怖。这年６月，李垠被调到日军第一航空司令部任职，整天乘飞机飞来飞
去，李方子为之提心吊胆，李玖开始意识到母亲的担忧也许是有道理的。
　　１９４４年４月，正在读中学的李玖第一次感到战争已进入他的生活。因为日本在战
争中吃紧，人力和物资均告紧张，他所在的学校被停课，所有中学生都要到工厂去“勤劳
奉仕”。李玖被分配到一家电机厂干活。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东京每天都
遭空袭，李玖就读的日本王族学校学习院被疏散到乡下去，李玖被送到了一个叫日光的山
区小镇。直到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即日本战败投降一年多以后，他才从避难地返回父母身
边。
　　日本帝国战败灭亡了，李垠一家被看管的人质生活结束了，但豢养他们的机构也没有
了。更使他们无所适从的是，他们一家突然间变成了没有国籍的人。日本不承认他们是日
本人，控制南朝鲜的美军及其合作者李承晚集团也不承认他们是韩国人。
　　生活的困苦，没有国籍的处境，使已经１８岁的李玖突然发现，他已经从一个被豢养
的王子变成了一个弃儿。这种打击对他来说是沉重的。
　　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的李玖决定离开日本，远走美国去学习。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
，美国已成为青年们的向住和梦想。李玖作出决定固然有此社会背景，更与他当时的尴尬
处境有关。
　　李方子对独子远行很不放心，但李垠却表示支持。
　　但是，当李玖办理赴美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当时韩国驻日机构拒绝发给他韩国护照
。后来李垠直接写信给已就任韩国首任总统的李承晚，李承晚故意不作答复。空等数月，
没有下文，最后他们只好怀着强烈的受辱感请日本解决。这样日本宫内省才为李玖办了一
个临时护照。这件事对李玖刺激甚大。
　　在一个美国人的帮助下，李玖终于搞到一张赴美船票。这样他们决定李玖于１９５０
年８月３日起程。然而，正在他们筹备川资和行装时，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
发了。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李玖仍按原计划于８月３日出发了。
　　渡美以后，李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谋生。他必须一边打工，一边寻找一个适合的学校
就读。业已失去生活来源的李垠夫妇不可能给他寄生活费。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李玖迅
速成熟起来。他完全依靠去餐馆洗盘子在美国生存下来，甚至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还能用自己赚来的钱为父母买了件小礼物：给父亲一双袜子，给母亲一双手套，以至于
李垠夫妇收到儿子从美国寄来的东西时竟老泪纵横，说不出是苦是甜。
　　但是，他在美国的临时签证很快到期了。日本驻美机构不为他办理护照，韩国驻美机
构也拒绝了他的请求，他面临着被美国移民当局驱逐的危险。正在他绝望时，他的情况被
一位美国议员知道了。这位议员在美国参院提出一项议案，根据李玖的具体情况给他在美
永久居住权。参院通过了这一议案，李玖避免了被驱逐的命运。李玖喜极而泣，他对人说
：“我不是朝鲜人，也不是日本人，我也不是王子。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
孤儿。”
　　
　　１９５３年９月，李玖进入波士顿一所工科大学学习建筑。
　　１９５７年李玖即将大学毕业，并且已联系好在一所中国人开办的建筑设计公司就职
。李垠夫妇原想让儿子毕业后返回日本，现在看来一家团聚的期望落空了。于是他们决定
赴美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是，他们向韩国驻日当局申请护照时，又遇到了麻烦。他托
人找到当时韩国外长卞荣泰和国会议长李起鹏，他们坦言：李承晚总统不喜欢你们，他们
也无能为力。他只能再求助于日本外务省，这才得以成行。
　　１９５７年５月，李垠夫妇在美国见到了久别的儿子。６月７日，他们目睹了毕业典
礼时儿子从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他们悲喜交加，热泪盈眶。对儿子来说，这是多么艰
苦的七年啊。
　　李垠夫妇在纽约郊外找到了一所小房子，李玖每天下班后就回到这里。一家三口生活
十分拮据，但这短暂的团聚使他们感到幸福。
　　在美期间，李垠夫妇曾对业已２６岁的儿子谈到了他的婚姻大事。鉴于他们自己身不
由已的经历，他们表示，只要他幸福，他们会尊重他的选择。但是，当不久后李玖真的把
一位碧眼金发的女郎带来时，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所想象的未来儿媳或是韩国人，或
是日本人，从来没有想到会是一位洋妞。
　　通过交谈，他们得知她叫卓利亚·非拉，是一位德国裔美国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
比李玖年长８岁。她在美术学校毕业后到李玖所在公司就业，搞室内装修，成为李玖的同
事。接触日久，渐生恋情，终于被李玖带到父母跟前。
　　经过接触，李垠夫妇发现这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她身上所洋溢出的青春活力和西
方人率直的性格，使他们感到李玖的选择也许是有道理的。但他们仍然担忧：朝鲜王室宗
统的未来继承者是一位东西合璧，这怎么向列祖列宗交待啊？
　　李玖的选择其实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使他对日本、对韩
国都充满了怨恨。他想忘记这两个国家，当然不愿让自己的婚姻同这两个国家联系起来。
不过，为了表示对他出身的那个古老家族的尊重，他决心不为这个家族留下一个混血儿。

　　李垠夫妇怀着巨大的遗憾接受了这个家庭新成员。１９５８年５月，李玖同卓利亚正
式订婚，并决定次年满山红叶时节举行婚礼。
　　１９５９年春，李垠在美国第一次因脑溢血病倒。因为这里医药费十分昂贵，他们难
以应付，因此当他的病情稍微稳定即飞返日本了。这样，这年１０月２５日李玖结婚时，
其父母只能从遥远的东京致以祝福。
　　由于思念儿子心切，１９６０李垠夫妇曾再次赴美小住月余。父子相见时，日本军人
出身的李垠一反常态，竟然抱着儿子不加掩饰地痛哭起来。这使在一边垂泪的李方子产生
了某种不祥的预感。经过一场大病，６３岁的李垠的确已经老了。
　　经过几次发病以后，１９６３年５月７日李垠病情再次发作。５月１５日，得到紧急
通知的李玖夫妇从美国赶回日本。后来，父亲病情稳定下来，李玖决定借此机会去韩国看
看。这终究是他的父母之邦，是他的祖先创业和长眠的地方。
　　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５日李玖第一次踏上韩国的土地，这年他３２岁。
　　汉城对他来说是一个梦般的地方。从小就听过父亲讲述这里的故事，尽管父亲是那样
动情，但他总感觉是在听一则遥远的童话。如今，他来到这个童话的故乡。这里破败的王
宫，狭窄的街道，贫穷的市民，一切都使他感到陌生和失望。只是在拜见尹大妃及其他王
族成员时，他才感到了人间血肉亲情和人们对他怀有的期望。尽管他是第一次同这些人见
面。
　　他在汉城逗留五天就匆匆离去了。
　　李玖这次韩国之行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事。自从４０年前李垠夫妇返回汉城时长子被
人毒杀后，李方子就暗下决心决不会再让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踏上韩国的土地。如今，３２
岁的李玖终于作为成年人回到了汉城。她终于把一个长大成人的李王室的嫡传继承人送给
了王室。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病榻上的李垠返回汉城时，李玖夫妇也一同回到韩国。当他看到
王室成员们热切地聚在父亲病床前时，他突然感到责任重大。作为王室正统继承人，作为
全州李氏大宗孙，他有责任使这个家族后继有人。看来他必须同一位韩国女子结婚，这使
李玖夫妇不知如何是好。此前，他们已经收养了一个养女，现在这个女孩已在美国读书。

　　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个家族的愧疚，在此后一年间，他先后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祖先墓
园祭拜，在他们的陵墓前，他进行了虔诚的祝祷。这年５月举行每年一次的宗庙祭祀时，
按照传统仪轨，数天前他便净心养性，祭祀当天，他按照古老的仪制诚惶诚恐地向每位祖
先的牌位行跪拜大礼。宗庙总共供奉３５个灵位，依次叩拜下来，李玖的膝盖流血了。
　　李玖回到韩国时，正是韩国经济起飞时期。他想用自己的才智投入这个国家的建设，
一度在几所大学讲授建筑学，同时也承揽一些建筑设计。但是，当人们知道他的身世后大
家都以奇异的目光打量着他，对他敬而远之，没有一个人同他做朋友。
　　他的事业总是失败。这里有他不善经营的因素，更多的是谁都想利用他，用过之后即
把他抛开。
　　１９７０年李垠去世以后，无形的沉重压力使他喘不过气来。挨至１９７４年，他终
于同卓利亚分居了。１９８２年，他们正式离婚。
　　１９７９年，李玖担任会长的新韩航空公司倒闭。他受到手下人的欺骗，背了一身债
务。他心灰意冷地离开韩国去了日本。
　　如今李玖已经是７３岁老人，据说居住在东京一家小公寓里。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
被推举为韩国“全州李氏宗亲会”会长，并依靠该会提供的津贴维持生活。每年５月的第
一个星期日，全州李氏宗亲会都要在汉城宗庙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届时李玖便回到汉城
担任主祭。他身着黑色礼服，在祭礼乐声中，跪拜如仪。这也许是他为这个６００年的李
氏王室所能尽的最后一份义务。
　　
　　夕阳乐善斋
　　
　　在韩国汉城钟路区，现保存有五座旧时王宫，即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庆熙宫和
庆云宫（后改称德寿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昌德宫。

　　昌德宫最初是朝鲜朝第三代王太宗１４０４年下令修建的一座离宫。在此后数百年的
内争外患中，此前修建的景福宫和昌德宫先后多次被焚又复建，历代王不时在两宫之间迁
移，这其中的故事惊心动魄。１８９５年日本人在景福宫惨杀闵妃后，高宗已成为惊弓之
鸟，于次年逃入俄国公使馆。１８９７年高宗还宫，但他不愿住进不祥之地景福宫，而是
住进了庆云宫，直到他去世。１９０７年海牙秘使事件后日本逼高宗退位，纯宗继位后住
进昌德宫。高宗因已被称作“太上皇”，其居所庆云宫被改称“德寿宫”，以示高宗“禅
让”既德又寿。纯宗在昌德宫当了三年傀儡，１９１０年亡国，尔后他在这里住了１６年
，直到１９２６年去世。１９１７年１１月纯宗居住的昌德宫发生神秘大火，事后日本人
以修复昌德宫为由大肆拆毁景福宫，实际是采用堪舆术士意见毁其宫殿断其“国脉”。这
样，在国家灭亡的变故中竟然是“覆巢之下，复有完卵”，昌德宫成了保存最好的王宫。

　　在昌德宫熙政堂南侧是王世子居住的东宫，东宫东边有一片开阔的空地，那里建有一
片非常古朴的民居式院落。长达百间的长廊把一幢幢建筑连成一体，形成一个独立的居住
单元。这便是李氏王室残存的成员们最后的栖居之所———乐善斋。
　　乐善斋原为宪宗国王１８４６年专为其妃金氏修的一个院落。其建筑风格特殊之处在
于，它的所有建筑物均不着油彩，完全保持木制本色，看上去有一种特别的古朴韵味。英
亲王李垠七、八岁时经常由宫女们带到这里来玩，１０岁时便住在这里，直到１１岁时被
伊藤博文带往日本。他走的时候，曾把乐善斋的院子里找到的两块石头带在身边，直到同
李方子结婚时仍然珍藏着，足以说明他对这里的怀念。
　　大韩民国成立以后在１９５４年制定《旧王室财产处置法》，据此乐善斋收为国有。
但自６０年代以后沦落各地的李氏王族存世成员先后返回汉城，被安置在乐善斋居住，这
里便成为往日王族最后的栖息地。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始这里先后住进了纯宗国王的尹大妃、德惠翁主、李垠的妻子李
方子、李玖夫妇以及三位年迈的宫女。其中辈份最高的是尹大妃。
　　纯宗李坧第一位王妃是其舅父闵台镐的女儿。但闵氏不寿，进宫后不久死去，海丰府
院君尹泽荣１３岁的女儿被选为继妃入宫。这是１９０６年的事，当时纯宗３３岁。一个
１３岁的女孩，正是贪玩好动的时候，突然坠入王宫，一切都要循规蹈矩，特别是纯宗因
被人下毒，身体遭到损伤，一生不能生育，他们之间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且纯宗性格
呆滞，少言寡语，可以想见，尹妃的宫中岁月是多么枯燥和苦闷。据说，她入宫以后２０
多年间从未迈出宫门一步，一年之中只有一两次在昌德宫花园里散步而已。后来李方子在
写回忆录时称“这真是一种囚徒的生活”。
　　１９２６年纯宗逝世，尹妃按制守丧。直到葬仪结束，她不进食，不梳洗，整日呆在
寝宫抽泣。
　　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７日英亲王李垠依制即位为“李王”，尹妃的名号升为尹大妃。６
月１２日纯宗遗体下葬后尹大妃拒绝李垠等人的劝说，立即从她和纯宗居住的石造殿搬出
，住进乐善斋。她说，新王践祚必须住进王宫，这是几百年的礼法，也是王室的尊严。日
本人千方百计地要让朝鲜王室式微，我们偏要一切如故。看来，尹大妃是一个对世事有清
晰洞察的人。因此，在整个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尹大妃成为李氏王族的主心骨，并非完全
是由其地位和名号决定的。纯宗去世这年，尹大妃３３岁。在此后漫长的寂寞岁月里，同
老年宫女们闲谈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便成为她打发时日的主要方式。
　　日本投降以后，朝鲜半岛光复，李承晚等新贵为争夺权力展开激烈角逐。当时有人提
到恢复旧制，但尹大妃知道王室已成昨日黄花，她对王朝复辟从不抱幻想，只是在乐善斋
艰苦度日。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人民军打进汉城后，尹大妃被从乐善斋带出关进了拘留所
。不过五天以后她被释放，但乐善斋的旧物已荡然无存。她无处栖身，在昌德宫门前大街
上徘徊，茫然不知所之。后来被人发现，将之送往大院君故居云岘宫暂时安身。美军占领
汉城后，尹大妃再次流浪街头，后来回到了乐善斋。但是，停战以后韩国将乐善斋收为国
有，尹大妃再次流离失所。她被人送到了山区小村，在一家农舍里居住了１０年。
　　１９６０年４月，一向对李王室持敌视态度的李承晚倒台，流亡夏威夷。５月４日，
业已６７岁的尹大妃被接回汉城，重新住进了乐善斋。直到这时，新上台的韩国民主党政
权才想起，往日李王室的巨额财产虽然已收为国有，但到底有多少始终是一笔糊涂账，应
该清理一下了。于是，一位名叫吴载京的干练官员被任命为“旧王室事务总局”局长。此
人工作很认真，据说连一本书也不放过，皆登录在册。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旧
王室庞大的动产和不动产中，被当权官吏侵吞变卖的状况触目惊心。他指示手下人把这一
切都整理出来。刚想下一步如何处理时，他的办公室被人放了一把火，所有账目和取证材
料被焚烧殆尽。吴载京知道有人要坚决阻止他查下去，于是便在１９６１年挂冠而去。
　　旧王室的财产被人侵吞，尹大妃作为王室权威人物已无能为力。而且，从法理上说这
些财产皆已属国家所有，尹大妃的生活是按《旧王室财产处置法》规定，国家每月拨付给
她５０万元生活费维持的。
　　１９６２年１月，抑留日本近４０年的德惠返回韩国住进乐善斋，这使尹大妃悲喜交
集。这样，看望已经精神失常的小姑子，对之怜悯垂泪，又成为尹大妃生活中一项新添的
内容。
　　１９６２年６月，李垠夫人李方子曾回汉城看望尹大妃。尹大妃当时已经７０岁，但
身体尚可。她十分思念李垠，反复询问李垠近况。但李方子没有告诉她，此时李垠已瘫痪
在床，失语有时了。她担心尹大妃难过：一弟一妹，皆已成为废人！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李垠返回汉城，被直接从机场送往医院。此时尹大妃急迫地想亲
眼见一见这位４０多年未见的弟弟，但被人阻止了。双方的身体状况都已经经不起这种强
烈的感情冲击。一个在圣母医院，一个在乐善斋，虽然近在咫尺，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万里
相隔。
　　１９６６年１月３日，尹大妃去世，享年７３岁。她死时嘴里不断呼唤“英王殿下”
，但她至死也未能与李垠相见。
　　尹大妃死时留有遗言，称她一生信佛，葬礼要依佛教仪制举行，除颂经以外，不许任
何人啼哭。依古制葬礼进行１１天，１月３１日葬于纯宗所在的裕陵。
　　尹大妃死后，乐善斋变得异常空旷。
　　自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李垠返回后，其日本妻子李方子便成了乐善斋的新房客。
　　在乐善斋居住的最初几年，李方子的主要日程是每天来往于住处与圣母医院之间。当
时陪伴她的还有她的洋儿媳卓利亚。走在路上时，她总是不停地默祷，希望上帝能使李垠
的病况好转，以便他能返回日夜思念的乐善斋，同仍存在世的宗亲相见。但是，上帝没有
满足她的请求。１９７０年５月１日李垠死了。
　　朴正熙总统对李王室比较友好。在李垠活着的时候，为了解决李垠一家生计问题，他
指示有关部门每月支付李方子１５万韩元作为生活费用，同时兼有管理国家财产乐善斋的
开支。后来，朴正熙一度想把乐善斋等旧王室财产还给李垠，于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法》
附则中加了这样一句：“旧王室开办的学校和文化遗产中之一部可以让予英亲王及王妃”
。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十分复杂，最终未能落实。
　　英亲王的母亲严妃在世时曾创办淑明、进明、养正三所学校，其中淑明学校此时已发
展成一所大学。根据上述附则条款，李方子可以成为该校股东。但是，当她与其子李玖正
思考如何管理这所学校时，该校学生进行了抗议性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日本鬼子滚回去
”。这件事对方子和李玖打击很大。他们发现，虽然他们已回到韩国，但韩国民众并不接
纳他们。
　　李方子放弃了置业的打算，从此他开始投身慈善事业，专门救助精神智障者和小儿麻
痹症患者。她与几位官绅夫人一起于１９６６年１月成立了社团“慈行会”和慈惠学校，
后又开办了专门收养患儿的机构“明晖园”等。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夫人陆英修大力支
持他们的工作，曾多次捐款。
　　李垠死后，朴正熙把李方子的每月生活费提高到６０万元。这样，她的晚年生活才算
不再有衣食之忧。相对于其他王族成员来说，李方子的晚年算是十分幸运的。
　　１９８９年对乐善斋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４月２１日，久病的德惠翁主在这里死去
，未久，李方子也以８９岁高龄告别人世。隆重的葬礼过后，乐善斋彻底沉寂了。乐善斋
的最后几位年迈住户的离去，标志着喧嚣一时的李氏王室永远地销声匿迹了。
　　２０００年９月３日，这时已成为昌德宫游览区一部分的乐善斋来了一位不寻常的游
客，她便是时年已经７７岁的李玖前妻———美国人卓利亚。
　　由于不耐宗室压力，李玖同卓利亚于１９８２年正式离婚。起初，她仍对李玖抱有希
望，盼望着有一天他能重新把她接回去，但后来她得知宗室已为李玖另择新妇，她的希望
破灭了。
　　离婚后卓利亚一度仍留在韩国。她一边致力于残疾人救助工作，一边经营一家出售衣
物的小铺子。后来，由于生活实在难以维持，她于１９９５年返回美国，定居夏威夷。
　　２０００年９月重返韩国，是她下了极大决心，怀着诀别的心情重新踏上这块令人留
恋的热土的。因为这时她已患中风，一只手臂已经形同身外之物。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
来韩国了，因此她一连数日盘桓在她生活了数年的乐善斋。她望着那熟悉的花坛，抚摸着
这里每一扇门窗，反复地自语说，这俭朴的原木色小屋是世界上最美的房子。望着这久经
沧桑的院落，看看身边年轻的游客，她流下了眼泪。
　　卓利亚在汉城住了一个月。她重访了那些曾给她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她去了南阳市
金谷洞英园，那里是曾是其公公的李垠长眠的地方。她还看望了他曾收养过的那些残疾人
。她认出了一位已经３０多岁的患者，用自己尚能活动的那只手拉着他苦笑道：看，如今
我们已经一样了。
　　这次重返韩国，她的最大心愿是同李玖见面，以便把她保存的有关朝鲜王室的文物和
资料交给他，其中特别珍贵的是有关朝鲜近代史的４５０张照片。但是，她没能见到李玖
。最后，她把这些东西送给了德寿宫博物馆。
　　１０月１６日，她怀着凄凉的心返回夏威夷。
　　夏威夷有一所韩国老人收容站。她有时到那里同那些老人们讲几句韩语，以安慰自己
不平静的心。
　　后来，她用尚能支配的那只手给李玖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是上帝在冥冥中安排了我们的命运。上帝让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美国女人同一位东方
绅士陷入了恋情，这种恋情又使我成为朝鲜王室最后一个女人。现在，为了从过去的影子
里走出来，我吃力地拿起了笔。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写的最后一封信了……”
　　她不知道这封信能否能送到收信人手中。
　　朝鲜悲怆的近代动荡史，使一位美国女人也成了这场悲剧的出场人物。  ¶ 3:33 AM 0 comments

  朝鲜的亡国和李王家族的命运3
　在高宗长大成人的三个儿子李坧、李堈、李垠中，排行次位的李堈天资最高，但也最
无所事事，以致于人们在记述他的一生时，竟找不到多少值得一写的故事。
　　李堈生于１８７７年，母亲为张姓宫女。据说，张氏同当时王宫里所有其他女性一样
对闵妃十分畏惧，在她怀孕以后为躲避闵妃暗算曾出宫住进其叔父家，李堈即出生在那里
。后来闵妃还是知道了，令人把张氏叫来痛痛快快地斥责一番，正式赶出宫去。不久后，
张氏悄然别世。
　　从小失去母亲的李堈被托付给乳母照看喂养，从此王宫里再无人关心他，似乎忘记了
有这样一个小王子的存在。与其他王子相比境遇的差异以及宫中冷漠的人际关系对他幼小
心灵是一个刺激，对他的性格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１８９１年他１４岁时被授封号“义和君”。两年后，在王室安排下他同一名叫金淑
的姑娘结婚。金小姐出身于官宦名门，但不幸的是不能生育。在王室来说，女人不生孩子
是天大的事。于是，从小就有些放荡不羁的义和君李堈似乎就有了寻花问柳的正当理由，
他从此一放难收，一生周旋在朝鲜和日本贱业女人之间，一鼓作气地制造出３０多个子女
，这对子息不蕃的李氏王族来说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贡献。
　　１８９４年在他１７岁时获得了一次难得的介入王室事务的机会。这年９月，正在甲
午战争中清军海上陆上皆有败绩的时候，他在日本的压迫下被任命为特命大使去日本走了
一趟，算是对日本不久前派使节来访的回访。翌年高宗曾打算派他以特使名义去欧洲各国
访问，但在日本与其他国家反对下未能成行，从此他便极少涉足国家政务了。
　　１９００年他被晋封为义亲王。
　　１９０７年高宗被日本人逼迫退位，其子李坧继位成国王，即纯宗。因纯宗不能生育
，按成例位序排在李坧之后的义亲王李堈应被立为储君，但高宗偏爱严尚宫所生的李垠，
于是小李堈２０岁，年方１１岁的异母弟英亲王李垠被立为“皇太子”。这件事对李堈又
是一个打击，从此他更加沉缅于犬马声色。对于这件事，成年后的李垠始终对李堈抱有愧
疚之心。

　　在李堈一生中，惟一值得一提的有意义的事是１９２０年出逃上海未遂事件。
　　１９１０年朝鲜亡国之后，不愿作亡国奴的朝鲜人纷纷出走海外，其中多数人到了中
国。１９１９年“三一运动”之后，反日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展开有
组织的反日复国运动。他们经常派人秘密潜回国内，一方面募集反日活动经费，一方面联
络动员各方面人士参加这一运动。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是他们成功地动员韩末大臣、已被
日本封为男爵的金嘉镇去上海。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２０年李堈同抗日秘密团体“大同团
”人士商讨后，撰写了一篇“独立宣言书”送交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篇不长的宣言
书是这样写的：
　　“日本悖我父王意愿，利用卖国奸臣夺我国家，继而杀我父王母后。吾作为一韩国人
，宁为独立韩国一庶民，不愿为日本皇族之一员，故决意投身于临时政府驻地，以尽绵薄
之力。此一决心出自为父报仇，亦出自于争取祖国之独立和世界之和平。”
　　宣言发表之后，这年１１月某夜他逃出汉城仁寺洞住所，来到洗剑亭，在那里乔装以
后，在妻弟金春基等人陪伴下乘三等列车向北驰去。他们打算经中国东北逃往上海。不幸
的是，当他们刚刚跨过鸭绿江到达安东（今丹东）地界时被日本当局发觉，被抓回汉城，
他的出逃计划破灭。由于李堈是王族，事后日本未对其下手，只是严加管束而已，而策划
此事的“大同团”许多成员被逮捕，该组织被解散。后来日本人对李堈还是不放心，便打
算把他送到日本去，被他拒绝，但日本人为了使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稳定下来，除去任他
尽情享用日本女人的温柔外，还于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授予他“大勋位菊花大绶章”，授
予其夫人“勋二等”勋章。
　　这次出逃壮举失败以后，义亲王除去偶尔出席某种仪式或场面外，其余时间就专心一
意地去享乐。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持了对日本的抗拒之心，有时他的无意之举却也能够被
朝鲜民众用来发泄对日本人的痛恨。比如，１９２９年日本驻朝总督府曾搞过一个博览会
。开幕这天，朝鲜和日本的各界名流应邀出席。当时被日本媒体称作是世界美男子之一的
日本王族闲院宫和李堈并排坐在台上。这时人们看到，李堈满面红光、神采飞扬，高大的
身躯丰满挺拔，而他身边的闲院宫身高仅及其肩部，而且面色苍白、精神萎顿，二者形成
鲜明对照。当时在场的朝鲜人见此，无不相视发出会心的微笑。第二天的朝鲜报纸借机大
做文章，照片和文字宣泄得痛快淋漓尽致，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李堈子女众多，其中两位值得介绍。
　　李堈的长子名叫李健，按照日本人既定的同化政策，他于１９２１年１１岁时被送往
日本，入王族学校学习，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１９３０年毕业后被任命为日军骑兵少
尉，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被安排同一位日本姑娘松平桂子结婚。此后，李健随战时的日军迁
徙，他很幸运，他没有成为战场上的炮灰。日本投降后李健生活陷入困境。为了生活，他
同妻子来到一个小镇的车站上卖豆粥。这个消息传到李垠耳朵，他为这位侄子的境遇感到
悲哀。他曾悄悄地来到这个小镇察看，果然李健正同日本妻子在那间名为“桃屋”的粥铺
忙出忙进。他没有打扰他们，含泪转身而去。
　　１９５１年５月，日本小报刊出一条花边新闻，称朝鲜王族历史上首桩离婚案告结。
而这桩案子的当事人即李健和他的日本妻子桂子。原来，在战后那种困难条件下，李健为
了混口饭吃，决定归化为日本人，不再是无国籍者，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某些补贴养家，于
是便更名为“桃山虔一”。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处境得到好转，小本生产也日益艰难。
而日本贵族出身的桂子对这种生活感到绝望，二人生隙，终于决裂。由于这是朝鲜王室数
百年来第一桩离婚案，而且是日本策划的“政治婚姻”首个解体个案，颇具新闻性，因此
被爆炒一番，这使李健十分痛苦而无奈。其实，他此时所希望的就是隐性埋名过平静生活
。因此，不久后他同另一位日本女人结婚后便定居琦玉县，后来又谋到一个小职员的职位
。１９７１年５月，他在离开祖国６０年后，出于对故土的怀念，曾返回韩国。为了避免
被媒体发现，在汉城的五天里，他是用化名登记住店的。他不愿同任何了解其身世的人接
触，只把几位异母兄弟叫到旅馆见面。他对他们说：“你们再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什么王
族，你们自己也不要以王族自居。希望我们大家都过着平民平凡的生活，这最好。”
　　李健与其前妻生有二男一女，长男和女儿判归桂子，次子由李健抚养。但是不久后，
次子出走，不知所终。
　　李堈次子李 的经历更为不幸。他６岁时被过继给云岘宫李埈镕（大院君之嫡孙）为
子，１９２３年被送到日本，成年后同样被安排了一位日本贵族千金。
　　李 从小聪明好动，敢想敢做，个性很强。被送到日本以后他一直对日本的一切有着
强烈反感，从饮食习惯到日常待人接物。成年以后，为示志向，他为自己起名号为“念石
”、“尚云”，以示自己志坚如石、志尚平云。

　　李 对日本人欲在其身边安插一位日本女人十分反感。为了逃避这种安排，他悄悄地
自主选择了一位名叫朴灿珠的朝鲜姑娘为自己未来的新娘。此女出身于名门，是哲宗国王
的附马、甲申政变骨干分子朴泳孝的孙女，当时正在京畿高等女子学校读书。为了成就这
桩好事，他首先争取父亲的支持。性格豪爽的李堈未听他说完，便击股赞成。李堈为此专
门去找朴泳孝商议。在政海波涛中起起伏伏的朴泳孝自然明白这件事的祸福份量，不过还
是完全支持这门婚事。李堈认为事不宜迟，马上送来彩礼，择定吉日，一切事情办妥之后
才通知负责王室事务的“李王职主管”韩昌洙。一向亲日的韩昌洙大呼不好，急得大顿其
足。还是朴泳孝办事老到，为了不给日本人干预的机会，他立即告知媒体，一时间朝鲜和
日本的媒体爆炒李 订婚的消息。
　　日本人不肯善罢甘休。此后四年间，双方展开激烈智斗。日本人坚持李 作为朝鲜王
室成员，其婚事必须遵照《王家规范》由日本天皇敕选，自行作主无效。李堈父子强调已
按朝鲜习俗办妥一切，不能改悔。恰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天公作美，英王乔治六世为了同
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结婚，宁肯放弃国王的职位，上演了一出“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好戏
，轰动世界。各国媒体对这件事的广泛报道，在客观上成了对李 自主择婚一事的舆论支
持。经过四年抗争和智斗，李 同朴灿珠终于在１９３５年５月３日踏上了红地毯。忤逆
日本自主择婚并取得胜利，这在当时朝鲜王室是一个异数。
　　朴灿珠的确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子。１９４３年日本在战争中已呈败相，日本当局想尽
一切办法为战争打气，连朴灿珠也被动员来到日本，去向北海道农妇作宣传。当时李垠的
夫人李方子去见他，她对李方子说：“这场战争用不了多久就要以日本战败结束了，我不
知道上帝给我们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让我们自珍自保吧。”这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
　　李 虽然自主决定了自己的婚姻，但他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像其他朝鲜王室男性
成员一样被送入了日本军队。第二次大战中他一度被派往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后又调往汉
城。１９４５年初又被调往日本广岛。也许是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对这项新任命心烦意
乱，曾借故拖延。他先是请求允许他返回汉城省亲，后又提出希望到日军驻汉城龙山的部
队任职，但被拒绝。后来他以身染重病为由在汉城逗留。此间他会见好友尹源善（曾任韩
国总统的尹潽善的弟弟）等人，对他们说：“日本战败灭亡已成定局，朝鲜独立只是时间
问题，但美苏各有企图，朝鲜命运堪忧。”他说，他真希望脱掉这身日本军装呆在汉城静
观事态发展。
　　但他的事他说了不算。１９４５年７月中旬，他被日本军部强行调往广岛。在匆忙中
他在东京拜见了叔父李垠便赶往广岛。２０天以后，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清晨，美国在
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２０多万人死亡，李 便是其中之一。这年他３４岁。值得
一提的是，李 的副官一直陪伴着他，李 死了，他却幸存下来。这位副官后来克服了种种
困难把李 的遗体运回韩国安葬，事毕后他剖腹自杀了。
　　李 的妻子朴灿珠一人在汉城抚养孩子。１９５３年她把儿子李清送往美国，她自己
也定居在那里。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７日，义亲王李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年他７８岁。他最心爱的
两个儿子，长子归化了日本，次子葬身于蘑菇云，他死时备感凄凉。
　　
　　悲剧王女：德惠翁主
　　
　　高宗国王一生除闵妃外，先后有六个获得正式名号的妻子。自从严妃１９１１年去世
后，他便移情梁姓尚宫。１９１２年５月，梁生一女，即高宗惟一女儿德惠。依制，德惠
作为国王庶女称翁主。高宗晚年得女，兴奋异常，随即将梁尚宫晋级为贵人，并赐堂号福
宁堂。
　　然而，久经变故的高宗始终难以排除一种恐惧，这就是担心日本人有一天会从他身边
夺走爱女。他最喜欢的儿子李垠刚满１１岁便被日本人强行送往东京，制造生死离别的悲
剧。看着日益长高的女儿，他的担忧日甚一日。
　　一天，高宗见身边无他人，便轻声向侍从金愰镇问道：
　　“你有几个儿子？”
　　金说他没有儿子，只有一女。
　　高宗又问他是否有侄子，答曰有五位。高宗面有喜色，坦言告之，他担心日本人把德
惠弄往日本，然后为之安排一个日本附马。因此，他决定在日本人行动之前抢先宣布德惠
订婚大事，他要在金愰镇五个侄子中选择一位合适的人。
　　高宗令人把被他选定的男孩悄悄带进宫来，见面之后十分满意。为了防止日本人发觉
，高宗同金愰镇商议这件事时甚至避免交谈，而是用一张纸你写一句，我写一句，以防隔
墙有耳。
　　正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高宗企图再次派密使赴会
呼吁列强帮助恢复独立。不知是日本人发现了密使事还是对秘密择婿事有察觉，反正他们
采取了行动，金愰镇从高宗身边消失了。日本人切断了高宗同外界的联系渠道，高宗策手
无策，两件事皆成泡影。不久后，高宗被日本人毒死，年仅７岁的德惠成为失去保护的羔
羊，任风雨摧残。
　　灾难果真降临了。１９２５年１月，负责朝鲜王室事务的日本人通知纯宗夫妇，业已
小学五年级的德惠将被送往日本。纯宗十分悲伤。一弟一妹被掠往异邦，天各一方，无异
永别，但作为长兄他无力拯救他们，他能做的只是躲进内室掩面抽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５日，德惠被送往日本。这年她１３岁。
　　３月３０日她到达东京时，其兄李垠的日本妻子方子到车站去迎接。第一次见面，方
子不禁为她的憔悴大吃一惊。直到６０多年以后方子回忆起当时见面的情景时，仍对她当
时那对忧伤的眼睛刻骨铭心。虽然当时她仍是一个童稚未脱的孩子，但当方子对其旅途劳
顿表示问候时，只见她默不作声，脸上毫无表情，只是深深地垂下她长长的睫毛，把那双
过于成人化的、无底深渊似的眼睛埋了起来。
　　李垠夫妇原想在德惠入学以后仍然让她住在李垠处，以便早晚有所照应，但遭到日本
方面一口回绝。
　　孤独的德惠似乎有意把自己沉溺于孤独之中。此时她已同伶俐欢快的童年判若两人。
她不同任何人交往，整天一言不发。１９２６年５月李垠夫妇远游欧洲，德惠前往码头送
行。向惟一的亲人告别，她仍没说一句惜别的话。李垠望着她，顿时产生一个弱小的生命
被遗弃荒野的感觉。直到轮船汽笛声响起的时候，德惠才用微弱的声音说：“放心，我会
照看自己。”
　　１９２９年５月３０日，德惠得到生母梁贵人病逝的消息。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数日
未出。日本人开恩准她回国参加母亲葬仪，但１５天后她就被匆匆送回日本。虽然仅仅１
５天，但李垠夫妇再见到她时，已产生了一种近似恐怖的不安。因为她此时削瘦异常，几
近脱相，面色惨白，没有一点青春少女的生气。更使他们吃惊的是，她除去沉默无语以外
，脸上竟看不到任何表情，既无泪水，也无悲伤，眼睛里有的只是冷漠和茫然。
　　不久后医生们得出结论，德惠患了一种神经性疾病，且病情迅速恶化。见已无法继续
学业，日本人把她送到了李垠处。她整天不吃不喝，死一样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时她
会像夜游症患者一样在夜里走到院子里东走西串。
　　后来她被确诊患了“早发性痴呆症”。
　　就在德惠患病最为严重的１９３０年秋天，日本当局决定了她的婚姻大事。他们为她
选择的夫婿是日本对马岛藩主的儿子，名叫宗武志。李垠对这个决定感到愤怒，因为在他
看来，当前妹妹最要紧的事是治病，而不是结婚。何况，在她患病之前她曾向哥哥表达过
自己的愿望，这就是学校毕业后返回朝鲜，在那里当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在祖国过平民
生活。
　　
　　但妹妹的事情李垠说了不算。
　　１９３１年５月，年已１９岁的德惠病情有了好转，她的意识有所恢复，对人已可以
分辨你我，食欲也有改善。有时她甚至对人说几句话。日本人见此又为其婚事忙起来。她
被告知，这年５月８日已被确定为她结婚的日子。一听此言，她立即犯病。一连四天颗粒
不进，滴水不沾，一动不动地呆坐流泪。即使如此，吉日一到她还是被罩上了婚纱。
　　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４日，德惠生下一女。
　　此后她的病情时好时坏，医院便成了她的日常居所。
　　德惠在病床上神情恍惚，外部世界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挑起了侵华战争，旋即
败亡投降。她的祖国被南北分裂，随后发生同族相残的战争。１９５３年，在她神志不清
状态中，她被安排离婚了，她被抛弃了。
　　她的女儿后入明治大学读书，毕业后嫁给一个日本男人。据说后来看破红尘，对世间
一切都感到悲观，继而离家出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其结局竟成为一个谜。
　　日本人一手制造的又一桩政治婚姻，在把一个活泼的青春少女送进深渊以后，就这样
解体了。
　　德惠离婚后一直住在松泽医院。这是日本一家很著名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她的病情每
况愈下，最后完全失去意识。这家医院的院长对德惠的悲剧深表同情，对她的照顾也很周
到，这样，才使她的生命延续下来。
　　１９６１年５月韩国发生军事政变，政治强人朴正熙手握大权后于这年１１月出访美
国。路经东京时他会见了李垠夫人李方子。当李方子向他说起德惠的悲惨处境时，朴正熙
吃惊地问道：“德惠是谁？”朴正熙完全不知道德惠此人。当李方子向他介绍了德惠的身
世和经历后，朴正熙眼圈湿润地说：“她的处境太悲惨了，要尽快让她回到祖国。”
　　１９６２年１月人们开始为德惠办理归国手续。在有关部门协助下，不及一个月即办
妥当。李 的遗孀朴灿珠携其次子李淙专程赴日本接她。１月２６日，她终于要返回离别
３８年的祖国了。这天，在人们的搀扶下她步入东京羽田机场时，有１０多位３０年前与
她同在学习院学习的童年伙伴前来送行。他们把一束鲜花放在她的怀里，挥泪告别，但她
目光呆痴，面无表情，说不出一句话，甚至连当前这一场面意味着什么也全然不知。
　　对于德惠终于返回汉城，最为高兴的莫于过纯宗的遗孀尹大妃和云岘宫的兴王妃。但
是，她们很长时间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记忆中那个伶俐欢快的小女孩，怎么会变成了
这样一个呆傻的老妇人了呢？
　　对这件事最为痛心的是德惠幼年时的乳母卞氏。此时她还活着，年已７１岁，但当年
怀里的德惠翁主的影像仍然历历在目。因此，当飞机在汉城金浦机场停稳时，她竟冲上去
失声大哭起来。
　　德惠被径直送往汉城大学附属医院，乳母卞氏自然成了全天候的护士。也许是亲情暖
热了她结冰的心，住院后不久德惠竟然神志清醒起来。又过了些日子，她竟然能够用幼年
时学得的朝鲜文分别给尹大妃和英亲王李垠各写了一封简短的问候信，这真算是一个人间
奇迹。
　　再后来她病情稳定下来，出院住进了昔日王宫一隅的乐善斋，与尹大妃为伴。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１日，德惠去世，享年７７岁。  ¶ 3:31 AM 0 comments

  朝鲜的亡国和李王家族的命运2

　纯宗李坧去世后，早在幼年时便被册立为皇太子的其异母弟英亲王李垠，于１９２７
年４月２７日举行即位仪式，在名份上成为新王，从而成为朝鲜王朝法统继承人和李氏王
族香火正宗传承者。
　　李垠，高宗国王第五子，生于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尚宫（尚宫是负责侍奉国王
起居的低级女官）严氏所出。高宗一生得五子一女，长子完和君生于１８６８年，母李妃
，１３岁时被闵妃所害。次子为闵妃１８７１年生，襁褓中夭折。三子李坧即纯宗，四子
李堈１８７７年生。末子即李垠。
　　闵妃被杀前两年，发现高宗对严氏有特殊感情，为绝后患，将她赶出宫去。闵妃被杀
后，高宗将之召回，她终于怀孕生子。严女因此晋级，由“尚宫”而“嫔”。李垠被立为
储君后她又升为“贵妃”，论级别仅次于王妃。由宫女而升到这个位置，这在５００年朝
鲜王室不多见。
　　
　　据说，李垠幼时颇为聪颖伶俐，深得高宗喜爱，因此他在１９００年４岁时被封为英
亲王，１９０７年１１岁时被册封为皇太子，成为纯宗的接班人。日本首任统监伊藤博文
见李垠已被定为朝鲜未来的国王，便按日本明治天皇“朝鲜王族要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敕
令，决定送他去日本接受同化教育。高宗国王和王室成员虽对此深感切肤之痛，但他们无
法改变日本人的决定。１９０７年１２月，这个刚刚１１岁的孩子被从父母膝下拖走，在
伊藤博文和李完用的“护卫”下乘日本军舰“满洲号”离仁川东去。
　　日本人曾答应朝鲜王室，每逢学校放假便允许李垠回国看望父母，但显然这是一种骗
局。日本当权者要把这个年幼的朝鲜王位继承人彻底变成日本人，最需要的就是让他彻底
忘掉父母之邦。因此，在日本皇族学习院里，除去安排他学习日语和进行奴化教育以外，
还要让他学会挥霍和享乐，以期做到“乐不思蜀”。假期无疑是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好时机
。所以，每到假期他的日程便被安排得满满的，或坐豪华轿车去北海道玩雪，或是去南方
赏花。巧的是，曾信誓旦旦地向朝鲜王室保证每逢假期便送李垠返国省亲的伊藤博文一年
多以后便在哈尔滨车站被安重根刺杀，他的承诺成为死无对证，日本当权者也就食言不惭
了。
　　李垠到日本两年多以后，朝鲜被日本正式吞并而亡国，他的称呼从“皇太子”被降为
“王世子”。这种称呼的变化未使他受到多大刺激，当时他还搞不清楚这些称号的含意。
真正使他蒙受刺激的是１９１１年其生母严妃的去世。当年他被送往日本时，严妃就曾一
针见血地说这是去充当日本人的人质。他走后，严妃曾多次向继任的日本统监寺内正毅要
求见儿子一面，均被拒绝。这年７月，严妃病危，朝鲜王室把这一消息通知日本，希望当
局能满足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母亲见一见自己儿子的最后心愿。日本当局左思右想，实在
找不出理由来阻止他们母子见面，这才放李垠回国。但是为时已晚，李垠到达汉城时严妃
已不在人世，她僵直的身体和无法闭合的眼睛已被掩盖在素帛之下。更令李垠怨恨的是，
他虽然已走进了德寿宫，但却被禁止进入母亲居住的咸宁殿。因为日本人说其母得的是传
染病。这样，他只好伏在殿外的围栏上默默地呼叫：“妈妈，我回来看您来了……”
　　
　　去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国竟是奔丧，然而也无法与母亲见最后一面，李垠的内心之痛苦
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当他提出要拜见父皇时，却又被日本人阻止了。其理由是，李垠是
世子，太王欲见面必须到世子居住的石造殿。高宗听后气得七窍生烟：“普天之下，哪有
父亲拜见儿子的道理？”但望子心切，他还是去了。父子见面，抱头痛哭。
　　母亲葬礼结束，李垠立即被送回日本。这次经历使他的性格大变。他变得沉默寡言了
。
　　学习院毕业以后，李垠被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１９１７年他作
为该校第２９届毕业生，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
　　就在他军校毕业前夕，另一个打击降临了。日本人为了进一步控制李垠，早就决定让
李垠同一名日本姑娘结婚。消息转回国内，立即在朝鲜王宫引起一片惊慌。原来，李垠１
１岁时，高宗和严妃便为他选定了当时朝鲜驻英国公使闵泳敦的女儿闵甲婉为未来的妻子
。李垠被强行送往日本以后，高宗为避免日本人强加一个日本儿媳，赶忙把正式定婚信物
送到闵宅。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高宗的这一举动不但未能阻止日本人的政治联姻阴谋，
反而葬送了一位朝鲜姑娘一生的幸福，甚至是毁掉了一个家庭。
　　日本人为李垠另择日妇的消息传到闵家，这对闵家是一个天大的侮辱和打击。已按准
王妃规矩在深闺苦等１０年的闵氏女泪流满面，而其祖母一气之下，含恨而死。日本人强
迫闵家同李王家解除婚约并将女儿嫁予他人，还令闵泳敦写下一纸“誓言书”交给总督府
，内称“如在本年内不把女儿出嫁愿以重罪受罚”云云。日本人软硬兼施，称如践此誓言
，则委以高官，如将女嫁予日本人，则可封爵等等。闵泳敦不愿受辱再三，但又无法抗拒
，便整日在醉酒中寻求解脱。一次大醉不醒人事，家人请宫中安姓医生救治，不意服药后
吐血不止，竟然暴毙。半年后高宗国王也是服过这位安医生的药后中毒而亡的。原来，安
医生已被日本人收买。
　　
　　家庭遭到打击，闵夫人急火攻心倒在床上，闵甲婉则突然半身瘫痪。一年后闵女病情
刚有起色，日本人又来逼婚，令其速嫁，甚至指使流氓威胁施暴。闵女身怀利刃，以便危
急时自杀。后来，闵女的舅舅见闵女已无生路，便带她秘密地逃往中国上海，在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系统的金奎植帮助下入一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但她母亲因她的出逃被日本人抓
进了监狱，家里的一切土地财产均被没收。
　　闵甲婉在上海亡命３２年，受尽苦难，１９４６年返回韩国，１９６７年在远离汉城
的东莱去世，享年７３岁，一生未嫁。
　　日本人在朝鲜迫害闵泳敦一家的时候，日本军阀们在东京也在为李垠寻找日妇费尽心
机。在三名候选人中，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山县有朋公爵坚持主张选择一位叫“方子”的
姑娘。这倒不是因为她出身于日本皇族，而是因为她体型瘦弱，经医生鉴定称“不能生育
”，这样就可以使朝鲜王室香火不继。据说后来方子婚后得子，当年断言她终身不育的三
名医生被处死了。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李垠与日女方子订婚。当事人方子是在报纸上看到这消息，并从
报纸上的照片得知在日本和朝鲜已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这件事的女主角竟是自己。
　　高宗无法改变这桩政治婚姻，便向日本提出希望儿子的婚礼在朝鲜举行，遭到日本拒
绝。不久后日本方面决定婚礼将在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５日举行，高宗经不起这一再打击，
患了脑溢血，卧床不起。就在李垠婚礼前数天，高宗突然暴毙，李垠奔丧回国，婚礼只好
推后一年。
　　１９２０年４月，婚期迫近。新即位的纯宗再次提出在朝鲜按民族传统为弟弟举行婚
礼，日本再次拒绝。大婚这天，他被迫全身着日本军装，方子身穿西服，按日本规矩在日
本举行典礼。
　　
　　结婚这天，当他们的婚车驶过街区时，一位名叫徐相日的朝鲜青年向他们投掷了一颗
炸弹。不过这颗自制炸弹并未爆炸。被捕后徐相日从容地说：“我对这对新人并无个人仇
恨，但我对日本人搞的这种充满阴谋的政治婚姻深恶痛绝。”后来这位青年人被判刑四年
。
　　对于李垠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这位日本妻子方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贤淑，从结
婚那天起，她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方子”，把自己看作是朝鲜王子的发妻，而不是日
本当权者的坐探。因此，他们婚后生活是和睦的，这使从小便失去家庭温暖的李垠深感欣
慰。
　　婚后第二年８月，李方子生下一子，取名李晋。１９２２年４月，这对小夫妇获准携
婴回国觐见兄王纯宗。对李垠来说，这是他１１岁去国后第三次踏上故国的土地，前两次
分别是为母亲和父亲奔丧，而这次才是真正的省亲，内心的欢愉是自然的。他们４月２３
日乘船启程，抵釜山后改乘火车赴汉城。他们受到了朝鲜王室和臣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
到昌德宫拜见纯宗，２８日这天又按王室安排重新依旧制补行婚礼。这次他们穿的婚服是
李垠幼年时高宗和严妃亲自为他们准备的，是专门在中国定制的。可惜的是在他们生前没
能见到这一刻。
　　在欢聚中，李方子用不太流畅的朝鲜语同人们交谈，热烈的场面使她感到，朝鲜的王
族们似乎已接纳了她这个日本媳妇。这多少使她有些内疚，因为她一直认为朝鲜王室和民
众都对她怀有敌意。
　　他们准备５月８日返回日本。但就在５月７日夜，侍从突然惊慌失措的跑进来禀告说
，他们不满周岁的儿子突患重病，抽搐不止。李垠夫妇急忙跑进婴儿奶母房间，只见几个
小时以还活泼可爱的儿子这时面色铁青，呕吐不止，已陷入昏迷状态。显然是中毒。李方
子疯了似地呼求医生救命，但医生此时已无能为力。不一会儿，七个月大的婴儿，朝鲜王
室第２９代继承人李晋死了。
　　婴儿被毒杀显然是一个政治行为。有人说，朝鲜王室憎恨这个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王
室新成员；也有人说，这与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暗斗有关。
　　可爱的儿子突然死了，李方子悲恸欲绝。她暗下决心，假如上天仍能赐她一子，她发
誓在儿子成人之前，绝不让他踏上朝鲜的土地。
　　纯宗为了安慰弟弟，也许是惧于日本的压力，下令破例为夭折的婴儿举行葬礼，将之
葬在高宗和严妃墓傍，定名为“崇仁园”。
　　
　　１９２６年４月纯宗去世以后，李垠在名份上便成了新王。他这个朝鲜王只是空名，
而且按日本人规定，他只能称“李王”而不能称“国王”，因为祖宗留下的江山此时早已
成为日本天皇的财产。因此，当时他在接受昔日臣僚们的朝贺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

　　同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其后日本加强了对在日朝鲜人的镇压。李垠欲助无力，便
想离开日本去欧洲游历。但是日本当局拒绝了，他们担心欧洲列国以国王礼遇接待李垠，
这对日本对朝鲜的吞并的合法性是一个打击。后来李垠夫妇表示将以平民身份作私人旅行
，对外宣称的头衔是“公爵夫妇”。日本政府这才放行。
　　１９２７年５月李垠夫妇乘船西行经过上海时曾发生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原来当时在
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金九侦得李垠行程，决定在上海劫持之，使之参加反日
活动。金九是一位传奇人物，青年时曾因殴杀一名日本宪兵被判死刑，得高宗国王特赦不
死。他逃到上海后组织起专门从事暗杀日本政要的秘密团体，在东京向日本天皇投掷炸弹
的李奉昌，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的尹奉吉皆是其成员。当金九将劫持计
划向“临政”要员们提出后，许多人反对，他们担心失手误伤李垠。但金九不愿放弃这计
划。但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日本密探侦得此案，采取对应措施，禁止李垠夫妇上岸，李
垠仰慕已久的大上海就这样同他擦肩而过，金九的计划落空。后来弄清是一柳姓朝鲜人告
了密，此人为卖国求荣甚至把反对其行为的妻子杀死抛尸上海万国公园，成为当时轰动一
时的女尸案。当然，柳某没能逃脱金九的利刃。
　　李垠夫妇经香港去欧洲，先后访问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地，他还专程去荷兰海牙凭
吊２０年前“秘使事件”发生地，历经一年多时间，１９２８年４月返回日本。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李方子又得一子。时虽严冬，但李垠夫妇却如沐春风。因为自从
１０年前第一个婴儿死后，他们夫妇便被为王室传宗接代的义务感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
，他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满脸都是激动的泪花。这个消息传回朝鲜，纯宗的未亡人尹大
妃立即拍去祝贺的电报，并为婴儿命名为“玖”。
　　
　　１９３５年４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李垠被安排在欢迎宴上与之见面。二
人皆为日本人所豢养的丧家犬，处境相同，感受相通，四目相对，只有苦笑而已。
　　１９３７年日本挑起侵华战争，李垠作为日本军人，意识到他有可能被派往战场，也
可能抛尸山野。果然，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他被升为少将，并派往日军占领下的北京。李
方子为他日夜祈祷，希望他能活着回来。半年后，即１９３９年８月他果真零件不少地回
到东京。以后他先后在近卫旅、第一航空司令部任职。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李垠是参加了的，不过
他对此事的感受远比一般日本军人复杂得多。是日本吞并了他的祖国，但是日本给了他一
个舒适的家。几十年来，日本剥夺了他的自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但日本豢养了他，
日本人充足的衣食供应使他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他对日本的感觉，岂是简单的一个“恨”
或“爱”字所能概括！他清醒地意识到，如今这一切都要结束了。自由要有了，生活却无
着了。怨恨对象和依靠对象同时没有了。他对未来感到茫然。
　　御前会议结束后回到家里，他自语似地对妻子说：“我不是日本人，但也很难说是一
个真正的朝鲜人。我不知道解放后的朝鲜是否会接纳我。”
　　果然，日本投降后李垠的生活陷入绝境。原来的供应渠道已不存在。他生在王族，长
大从军，没有生存技能，也没有真正的朋友。他彻底孤立无援。他开始以典当旧物过生活
。汽车、家俱、房子，甚至他最喜欢的兰花、珍藏多年的传家宝皇后大礼服也先后被卖掉
了。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日本天皇发布“臣籍降下令”，李垠在法律上由王族降为平民。
随后，李垠到美国占领军的军政厅登记为“在日韩国人”，李方子一并作了同样登记。但
是，他们不敢返回南朝鲜，因为这时那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惩治“韩奸”、“民族叛徒
”运动，报刊上不时有人指责他为何不自杀。
　　１９４８年８月大韩民国成立，李承晚成了首任总统。李承晚出身于远支王族，自青
年时起从事反日斗争，亦曾受惠于高宗，在李垠看来是回国的时候了。但当他通过某种渠
道进行试探时，李承晚对此表示了出奇的冷淡。李承晚担心，李王室正统继承人回国有可
能拥有太多的拥护者，这会对新贵的权势构成威胁。
　　朝鲜战争爆发后，鉴于韩国军队溃败如潮，美国人一度想把李垠弄回韩国让他在军事
上发挥作用。因为韩国军事人才太缺乏了。在旧日本军队中，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有带
兵打仗经历并军阶位达中将的朝鲜人只有两人，一位是李垠，另一位是洪思益。后者曾在
菲律宾指挥日军作战，战后被菲定为战犯处决了。美国有此意向后，韩国立即盛传李垠将
出任韩国国防部长。李承晚怀疑美国人想换马，立即使出一切招术阻止李垠返国。
　　１９５４年韩国政府制定“旧王室财产处置法”，王室一切财产划归国有，王室成员
每月发放生活费。对李垠怀有敌意的李承晚对他一文不付。李承晚根本不承认他是韩国人
。李垠数次赴韩国驻日机构申请护照皆遭拒绝，李垠变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１９５７
年他们赴美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儿子李玖时，拿的是日本外务省临时护照。这对李垠来说是
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翌年返回日本时，李垠夫妇为机票款无着而焦急，后来一位日本电
影发行商资助５０００美元，夫妇二人方算归期可定。不过，这时李垠却突患脑溢血被送
进了医院。东京对他来说是爱恨交加的地方。穷困潦倒不免焦急上火，重返是非之地令人
心烦意燥，于是病倒了。这样，直到１９５９年５月，李垠勉强可以步行时，他们才返回
日本。
　　１９６０年４月，韩国爆发“四一九”大起义，李承晚政权倒台。民主党执政后，尹
潽善出任韩国总统，张勉为总理。新政府对李垠尚算友好，尹潽善亲自写信给李垠，对此
前韩国政府对他的冷淡态度表示歉意。张勉则托人传话说有意请英亲王出任韩国驻英国大
使，李垠婉言拒绝。他视政治为畏途，何况韩国政局不稳。危邦不居。
　　果然，１９６１年５月韩国发生“五一六”军事政变，张勉政权被推翻。好在新上台
的朴正熙对李垠很宽厚。这年７月他派出两名特使赴日，专程对他表示关心，并告知今后
其生活费、医疗费由韩国政府负担。不过此时李垠已无法对此表示谢意。因为几天前李垠
再次发病住院，已处于昏迷状态。直到这年９月他才恢复知觉。同年１１月朴正熙访美途
经日本会见了李方子，他表示要尽快让病榻上的李垠和同样流落日本、住在精神病院的高
宗惟一的女儿德惠翁主回到韩国。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李垠夫妇踏上了飞往汉城的专机。一个小时后到达韩国金
浦机场。人们拥上前去欢迎去国近６０年的英亲王，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躺在担架上已
失去知觉的濒死老人。
　　李垠被直接从机场送进了圣母医院。
　　入院一周后出现奇迹：李垠会微笑了，脸色也渐有血色。后来他恢复了意识，也能看
电视了，但也只能以医院为家了。李王家族尚存人世的老年成员们住在旧王宫乐善斋，近
在咫尺，但无法见面。
　　１９６４年春，李垠已经可以坐在病椅上遥望窗外的天空了。他放眼望去，突然失声
叫道：“啊，南山！”两行热泪滚下来。这是他儿时的山，６０年后终于又见南山。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李垠在病榻上度过了其７０岁生日。
　　１９７０年５月１日，李垠病危。为了使他能在死前见一见他日夜思念的儿时居住过
的乐善斋，李方子和李玖夫妇令人把他抬上了汽车。到达乐善斋后人们最大的期望就是他
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这里旧时的屋舍，旧日的草木，但他始终未能睁开眼睛。这天下午１时
，他死了。
　　他死时７３岁，归国６年又６个月。他出殡时汉城有２０万人为他送葬，而此前１９
６７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死去时，谁也没有注意报纸一角报告这一消息的那几行小字。也
许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差异。  ¶ 3:30 AM 0 comments

  朝鲜的亡国和李王家族的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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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韩国大型历史连续剧《明成皇后》，勾起了人们对百
年前朝鲜亡国前后那段辛酸历史的回忆。本刊曾请朝鲜半岛问题资深专家张琏瑰就此剧的
历史背景等向读者进行了介绍。从本期起，本刊再约张琏瑰先生讲述朝鲜亡国后王室成员
的悲惨命运。
　　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与之一水相隔的朝鲜首被其难。１
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朝宗藩关系结束，日本毫无忌惮地入侵朝鲜。１９０４年日俄
战争后日本将朝鲜降为其保护国，１９１０年则进而吞并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
败亡，朝鲜亡国３６年。
　　在这段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一般朝鲜民众所遭受的苦难自不堪言，即使是朝鲜李氏王
室，其遭遇之悲惨，也令人不忍卒读而掩卷。如今，这个古老的家族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但如果我们花些时间拂去历史尘埃，追寻一下这个家族的成员们亡国前后的人生经历
，也许会感悟到比怀古者几声唏嘘更多的东西。
　　
　　高宗李熙：战栗中度日的国王
　　
　　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朝（因王族姓李，故俗称李朝）于１３９２年建立
，到１９１０年被日本吞并时止，传王２７代，有国５１９年。也许是“汉阳地脉”已尽
，李朝晚期同我国清末爱新觉罗氏一样，王室虚弱到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地步。
　　１８６３年３２岁的哲宗突然死去，仍无后，正当金氏戚族集团为接班人问题动脑筋
时，一直与之处于争权状态的丰壤赵氏戚族势力抢先把传国玉玺抢到手，同王族旁支兴宣
君李昰应合谋，把兴宣君的次子１２岁的李熙扶上王位，这便是李朝第２６代王高宗。


　　为了确保权位，防止戚族再次弄权，在高宗１５岁时，大院君有意为他选了一位出身
于败落家庭、家族人丁稀疏的闵氏女为妃。不意这位闵妃却非同小可，其城府与心计一点
也不亚于大院君。她很快便组织一支政治力量同乃翁展开角逐，大院君的十年政权最后竟
被这位２３岁的小女子闵妃颠覆了。
　　就在朝鲜王室内翁媳之间展开恶斗的时候，外部的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大变局。
在这个背景下，朝鲜开始从“隐遁亡国”变为大国势力的接合部和撞击点。１８６８年日
本实现明治维新。１８７５年日本势力登陆朝鲜，中国作为宗主国在朝鲜同日本进行了２
０年的激烈对抗，最终败北。从此，朝鲜兵连祸接、国无宁日，朝鲜王室也如同风前残烛
，开始了胆战心惊的岁月。
　　１８８２年７月，朝鲜发生军士哗变，乱军进攻王宫，数大臣被杀，掌握国家实权的
闵妃化装逃往京外。动乱中高宗国王惊慌失措，后来还是闵妃依制呼请宗主国出兵靖难，
清政府派吴长庆带兵入朝，这才平息了兵乱。但日本以动乱中有日本人被杀为由亦派军队
入朝。从此朝鲜的一切动乱和流血事件中，日本人便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１８８３年法国用武力把中国的另一藩属越南变为其“保护国”，中国不得不用兵南
方。日本趁机在朝鲜策划“开化党”发动政变。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４日夜，政变发难，日
本驻朝公使率日军包围朝鲜王宫，政变分子进入王宫挟持高宗国王。闻变赶来晋见国王或
被政变分子矫命召来的六重臣被惨杀于王宫，高宗被这一空前变局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政
变分子随即宣布成立新政府。大臣沈相熏、金允植等设法同高宗和闵妃取得联系后向驻朝
清军哭诉事件经过，恳请救援。袁世凯率清军同包围王宫的日军展开激战。政变势力溃逃
时欲劫高宗国王去仁川，高宗决不出京，后赴袁世凯兵营避难。日本公使及其随从伙同政
变分子后经仁川逃往日本。
　　１８９４年２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６月清政府再次应朝吁请遣军助剿，不久起义
军与官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但日本却不请自来强行派兵进入汉城，并自行拟定“改革方
案”令朝鲜政府执行，同时要朝鲜“逐华兵，废华约”，被拒后日本人决定采取“断然处
置”。７月２３日拂晓，千余名日军突然包围景福宫，翻越宫墙，一路斩杀，直扑高宗国
王居住的缉敬堂。高宗面对持刀日人战栗不止。这时日本公使大鸟挥舞着日本刀厉声叫道
：“非国太公无从主今日事。”他说的“国太公”就是的指大院君。因为另一队日本兵此
时已把大院君从其云岘宫居所的床上拖了来，日本人想把他推向前台组织亲日政府，取代
闵妃集团。高宗国王刀架在脖子上，不得不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就这样，闵妃势力被排除
殆尽，日本人控制的朝鲜新政府成立，高宗被强迫下“罪己诏”承认“失政”。日本公使
大鸟担当起权力比高宗国王和朝鲜政府还大的“顾问”。在这一变乱过程中，日本兵除去
开枪开炮杀人以外，还大肆掠夺王宫。
　　如果说王宫五百年来积聚的珍宝被抢掠一空使高宗国王惊恐和痛心的话，一年以后闵
妃被惨杀事件，则使他魂飞魄散。
　　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战胜中国后，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结束中朝
宗藩关系，承认朝鲜“独立”。此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的俄国开始向东扩张，进入朝
鲜，于是日俄之间在朝鲜展开角逐，日本扶植的朝鲜亲日政府垮台。闵妃集团看到俄国能
联合德、法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便欲结交俄国以抗拒日本，于是日本便对闵妃
动了杀机。
　　１８９５年１月，日本任命纠纠武夫三浦梧楼为驻朝公使。他到任后立即着手策划杀
人计划。这年１０月８日拂晓３时，百余名日本浪人、军人突然对朝鲜王宫卫队发动袭击
，冲进王宫，逢人便砍。闵妃即在暴乱中被杀。此事史称“乙未事变”。目睹王妃大臣被
惨杀、王宫被抢劫，高宗只有惊恐战栗，别无他法。
　　最使高宗感受侮辱的是发布“断发令”一事。日本出于吞并朝鲜的长远计划，在杀掉
闵妃之后，便强迫朝鲜人民改变习俗，易服断发。原来，以儒学为国教的朝鲜习俗，强调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蓄发一事极为重视，所谓“养发存髻”乃民族的传统。特别是
在日本势力侵入朝鲜以后，“断发”和洋服便成了投靠日本的一种标记，朝鲜人对之十分
反感。但是，为了促进朝鲜“日本化”，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３０日，日本驻朝公使公然令
日本兵包围王宫，架好大炮，然后武力逼迫高宗下达“断发令”，并要求国王“率先断发
”。高宗愤恨不已，但又不敢反抗，便以闵妃葬仪在即为由请求延缓几天，日本公使不允
。包围王宫的日本军队高声叫喊“留发不留头”，高宗无奈，只好向站在一边的亲日大臣
郑秉夏低下了头，郑便乘势揪起高宗的头发一刀剪下。同日，世子也被剪了发。
　　备受惊吓和侮辱的高宗感到王宫实在呆不下去了。这时，俄国人便乘机活动，诱使国
王于１８９６年２月２１日潜逃出宫，到了俄国驻朝公使馆，从而成了俄国手中的一张牌
。此即所谓高宗“俄馆播迁”。俄国人禁止朝鲜大臣接近国王，一切事情均由来自海参崴
的俄语译员金鸿睦和亲俄派首领李范晋办理。新组成的朝鲜政府当然是清一色的亲俄派。
俄国人挟持国王，引起朝鲜人民的愤怒，朝鲜人士呼请国王摆脱俄人掌握，甚至出现武力
劫持国王的动向。这样，高宗才于翌年２月２０日返回王宫。但此后又发生“茶毒事件”
。１８９８年９月１２日高宗诞辰这天，他同太子一起在宫中接见大臣。这时，宫人奉上
咖啡茶，高宗感到茶味怪异未喝，太子接过杯子略饮少许，便突然昏厥在地。高宗大惊，
急命侍医抢救。最后判明，茶中已被放置毒品。高宗惊怒不已，便把膳房厨师金钟浩和大
膳头孔洪植下狱待审，谁知当天晚上这两个家伙便被杀人灭口。事后查明，所有这一切都
是俄语译员金鸿睦策划的，背后有俄国公使馆操纵。因证据确凿，金鸿睦终于被砍头。
　　高宗此人虽然懦弱，但仍不失为一个爱国的朝鲜人。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的日俄战
争中日本击败俄国，将之赶出朝鲜，朝鲜遂为日本独占。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日本强迫朝
鲜政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将朝鲜降为日本“保护国”，日本在朝鲜设立“统监府”
。高宗为自己的国家命运痛心疾首。１９０７年６月，高宗趁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
荷兰海牙举行之机，派李相卨、李隽、李玮钟三人为密使前往海牙，向西方陈述朝鲜悲惨
处境、呼请西方列强干预。三密使到达海牙后立即向大会出示高宗国王委任状，要求以朝
鲜全权代表名义与会。他们声明，《乙巳保护条约》是在日本武力逼迫下签订的，并未得
到国王批准，此约理当无效，要求大会将此列为议题。
　　但朝鲜的呼请并未得到列强理睬，他们按照日本与会代表的要求拒绝密使与会。为此
三密使悲愤至极，李隽暴逝于海牙，长眠异邦。
　　高宗此举使日本统监伊藤博文暴跳不止，他决心赶高宗下台。在日本人和亲日分子李
完用交相逼迫下，高宗无奈地于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８日宣布让位于太子。７月２２日，在
日本军队机枪大炮包围下，高宗在庆云宫（即今德寿宫）举行让位仪式。此后，高宗隐居
德寿宫，称号被改为“李太王”。
　　后来其子李垠被日本作为人质带往东京，第一次回国时曾去拜见父王。高宗默然地给
他写了一个“忍”字，意强盗夺国，无力反抗，只能咬碎牙齿咽下肚去，以待时机。高宗
的确默忍了十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１９１９年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他认为
时机难得，决定再次派密使前往。但此时高宗处境已非昔比，日本人严格控制他的费用开
支，并在其身边广布密探监视其动静。高宗无奈，便指示其最信任的侍从金磺镇去想办法
。不意日本人已嗅到异味，便把金磺镇抓起来严刑拷问。金虽然誓死严守机密，但他还是
被日本逐出德寿宫，高宗第二次密使计划夭折。
　　日本人决定除去高宗。他们利诱和挟迫兼施，令一位安姓宫廷医生寻机投毒。１９１
９年１月２０日夜，高宗在吃过一种甜点后突然腹疼难忍，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入殓时人
们见到他全身异常，全然中毒景象。
　　日本人的暴行激起朝鲜民众极大愤怒，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反日示威。３月１日高
宗葬礼这天，愤怒的洪流终于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大起义，成为朝鲜近代史上
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高宗被毒杀这年６７岁。他被葬于京畿道杨州郡金谷里洪陵。


　　纯宗李坧：“无辜”的亡国之君
　　
　　１９０７年海牙密使事件后高宗被迫退位，其子李坧被扶上王位，是为纯宗。他是李
氏王朝第２７代王，也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位国王。
　　李坧，１８７４年２月８日生，其母闵妃。他一降生便被卷入血腥政治漩涡中，这似
乎预示着他的一生。其父高宗１５岁时大婚，王妃即长其一岁的闵妃。但高宗对闵妃敬而
远之，而迷恋另一女人李尚宫，使李尚宫于１８６８年４月首先生子。王宫中素有母以子
贵的传统，闵妃深感不安。１８７１年闵妃得一子，但在服用大院君送来的山参后即告夭
折，从此闵妃与大院君结怨，并展开激烈的争权倾轧，最后大院君被以高宗亲政为名赶下
台，闵妃掌握实权。这是１８７３年的事，闵妃时年２３岁。翌年，闵妃又得一子，即李
坧。
　　闵妃为了使李坧被册封为储君，排除长其６岁的李尚宫之子完和君被册封的可能，费
尽了心机。按当时定制，朝鲜册封世子必须得宗主国中国皇帝恩旨，于是闵妃派重臣赴北
京运动李鸿章等清廷重臣，用时一年多，糜费百万金，终于达到目的。这是１８７５年的
事，李坧２岁。就在这年发生了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事件，朝鲜国门被轰开，这
似乎又是一种凶谶。
　　李坧２１岁时，生母闵妃被日本暴徒残杀。一连数月他都难以从这一惨变中清醒过来
，他的眼前总是重复那一血腥画面，以至于经常毫无缘由地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并不停
地呼喊着妈妈。每逢此时，身边的宫女侍从无不泪流满面。从此他性情大变。
　　１８９６年２月，饱受日本欺侮的高宗躲入俄国驻朝公使馆，２２岁的李坧作为世子
随行。在俄馆一年的时间里，他目睹了朝鲜亲日派、亲俄派两股势力和你死我活的角斗，
各派大臣像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此时的李坧虽然寡言少语，对政务鲜有介入
，但他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极难摆脱政治阴谋和伤害。就在高宗还宫后不久发生“茶毒
事件”，李坧被亲俄分子金鸿睦毒杀倒地。虽经大力抢救活了过来，但在中毒倒地时摔断
了两颗门牙，并且毒药永久地损害了他的脑神经和身体，以至于他一生身体虚弱，而且不
能生育。因此，在他即位后只好把弟弟英亲王李垠立为王世子。
　　
　　１８９７年１０月，高宗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即皇帝位，李坧也从王世子升
格为皇太子。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国家的沦落，对
李坧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１９０７年６月海牙密使事件后，日本统监伊藤博文与韩奸李完用等压高宗国王退位
，高宗无奈于７月１８日颁布诏书，宣布令“皇太子”李坧摄政。但是，日本统监府执意
篡改诏书，将“摄政”说成是让位，结果李坧稀里糊涂，连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摄政
还是皇帝。不过以后在这个天大的差异面前李坧并没有遇到难题，反正日本人只是把他当
成傀儡，任何具有实质性的事都不会让他去做，他只是深居王宫空有其名而已。
　　李坧即位后第六天，即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４日，日本将《日韩协约》强加于朝鲜，协
约规定日本统监在朝鲜握有至上权力，在他指导下对朝鲜官制进行改革，规定每位朝鲜官
员身边必须安插一位日本人次官，实行“次官政治”。这样，一年多以后，到１９０９年
１月，在朝鲜各级政府重要职位的日本人就达２４８０人。这时，被驾空的便不仅仅是昌
德宫的李坧，还有各级朝鲜官员。
　　朝鲜王国军队一直是日本的心病。伊藤博文决心彻底解决之。１９０７年８月，他以
“军制刷新”为名，正式宣布解散朝鲜军队（其实，在日本种种借口裁撤下，此时朝鲜军
队仅有９０００人）。这样朝鲜便成为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对此，李坧毫无办法。
　　１９１０年５月，日本任命其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为新任日本统监。他办的第一件事是
调两个师日本兵驻扎朝鲜，并成立由２２０００名日本人组成的宪兵队，把朝鲜置于严密
的军警控制之下。寺内正毅此举是执行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０９年７月就已正式决定的一项
大计划，即在“适宜时机”正式吞并朝鲜。
　　１９１０年８月，日本认为时机“适宜”了。１６日，寺内正毅召亲日分子李完用、
赵重应到其办公室，讨论“日韩合并”具体方案。其实用不着讨论，李完用从寺内手里接
过这个方案即可。两天后，李完用作为朝鲜总理大臣向自己的政府提交了这份结束政府生
命的方案。为了使事情看上去更具合法性，２２日举行了有纯宗李坧参加的“御前会议”
。当然，这种会议也是有会无议，日本人定下的条文是不能修改的。因此，一份名叫“韩
日合并条约”的亡国文件“顺利通过”。
　　李完用签署这个亡国条约后于２３日通知有关外国，但由于害怕激起民变，一周以后
即８月２９日才正式公布，即时生效。
　　这样，由李成桂建立的朝鲜王朝，在有国５１９年，传王２７代以后宣告终结，王朝
与国家同时灭亡。纯宗李坧，这个懦弱而多灾多难的国王，多少有点无辜地被永远地钉在
了亡国之君的牌位上。
　　亡国之后，李坧和他的家族，以及在这次空前的卖国行为中出过力的勋贵重臣，总数
达７６名，都得到了日本的奖赏，获得了爵位、奖金和岁费，成为新贵族。李坧的称号从
“皇帝陛下”降为“李王”，每年从日本人那里支取一笔尚算可观的生活费用，在表面上
继续维持着其帝王生活。但是，他已没有任何权力，甚至于连他的寝宫家具布置他说了也
不算数。按照日本人的规定，那是新设的朝鲜王室事务管理机构“李王职”的权力，而“
李王职”的负责人是日本人任命的。
　　这时的纯宗虽然仍居住在昌德宫，但他像笼中鸟一样被严格限制了活动范围。除去他
的寝宫大造殿以外，别处都是禁区。日本禁止他和他旧臣们到过去上朝议事的外殿去，因
为此时“议”有关朝鲜的事时根本无须他们参加了。
　　

　　李坧可以彻底休息了。他无国可治、无政可理，躲在深宫秘苑里默默背诵着“小楼昨
夜又东风”。１９１７年昌德宫一场大火，把他的“小楼”大部分烧毁，而别有用心的日
本人则借修复昌德宫需要木料为由大肆拆毁景福宫，先后拆毁多达４０００余间。原来，
日本人听信了某些风水先生的主意，有意毁弃朝鲜王宫，断其“龙脉”，破其“王气”，
以期永久统治朝鲜。对此，李坧明知日本的险恶用心，但他无力保护祖上留下的宫殿，惟
有叹息而已。
　　１９１９年高宗去逝后，李坧想起母亲被日本人凶杀、父亲又被日本人毒死，他与日
本人有着算不清的血海深仇。但他无力也无法去报仇雪恨，只把它作为永久的痛苦压在心
底。这时，他变得异常迷信。他开始深信人死后是有魂灵的，人们是可以向死去的亲人倾
诉心声的。他经常到高宗生前的寝宫和高宗死后归葬的陵地，面对空明长诵不已。后来王
宫里有了电话，他便命人架设了通往高宗昔日居所和陵区的专线电话，每逢他因身体不适
不能前往时，他便令侍从接通电话，令对方接听者把话筒对着被认为是高宗魂灵寄居之所
，然后着素衣，正襟危坐对着话筒轻声诉说起来。凡看到这种场景的侍者无不动容。他这
一习惯坚持数年，直到他病重不起。
　　李坧本性是个善良而懦弱的人。他的身心皆受到难以治愈的创伤。１９２６年３月，
李坧病重。当时已被王室立为储君的其弟李垠闻讯从日本东京赶回汉城。见李坧病到如此
程度，仍是医疗不周，李垠曾指令有关部门调配专职护士照料，广请良医，而且要中西医
兼用。但李垠走后一条也未能落实。
　　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５日拂晓，李坧逝世于昌德宫大造殿，得年５２岁，“御国”１９
年。
　　６月１０日这天为纯宗李坧举行葬礼。陵墓被选定在其父王高宗的金谷里洪陵旁，命
名为裕陵。早上８时大舆驶出敦化门，由宗室、贵族臣下和各界民众组成的送葬队伍长达
２０余里。亡国后的李王此时成了国家独立的象征，市民百姓用对已故国王的悼念来表达
亡国的悲痛。激动的人流渐渐失控。这时，一位名叫宋学先的青年见一日本人乘着汽车从
昌德宫驶出，他认定此人必是日本总督斋藤，便冲上去把短刀刺进了他的胸膛。可惜的是
，死者不是日本总督，而只是一个日本商会的头目。后来宋学先被捕遭严刑拷打，终于被
杀害。但他的壮举激励了全国青年人，他们展开罢课反日斗争。日本军警到处抓人，进一
步激起民众反抗，终于演变成全国性的“六一零”反日运动。  ¶ 3:28 AM 0 comments

  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4-05-13646.htm

作者：王家范 目前阅读497人次

［摘要］360年前的“甲申之变”，当时有人称之为“天翻地覆”，其实不过是又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亲历者事后的历史检讨，史料较为丰富，然观点十分混乱，反映了各种不同当事人的观察视角和心境体验是何等的不同。本文秉着“记忆史”的思路，以叙事的风格，欲将引起这一历史事变的各种侧面展示于读者面前。作者所能感慨的是，一个政权的崩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运、人事”一齐奔来，终究说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是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深层因素，而事变的发生则往往带有偶然性。
［关键词］明清易代　偶然性　必然性

1644 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
　　
360年，六个甲子过去了，往事如烟。所幸保存下来的明清易代记载算是多的，仅在京亲历的回忆录就有十来部，扩大到相关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20 年前，我搜集并阅读过这些“记忆”资料，也做过研究。这次重读，说实话，仍是一头雾水――历史永远是混沌不清的：这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哲理性的探讨吗？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历史性的叙述。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词称“后现代”。后现代史学推崇“叙述法”（而非过去流行的诠释法），认为故事说完了，“叙述者也就死了”，余下都是读者自己的事。
　　
历史学家比过去谦逊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标榜自己职业的绝对神圣――想借助陈旧的历史构筑未来的蓝图，实在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新的说法，历史学实际上只是一门重新处理“记忆历史”的人文学科。历史既已经远逝，不可能被原模原样地得到整体“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记忆碎片，有的是落花缤纷，满地枯叶，不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则是荒芜零落，依稀见到的只是模糊的历史背影。但是，以“记忆历史”为名，拂去历史学神圣的光彩，决不意味着历史思考的艰难性和智力考验的程度降低了。这些陈年往事，无一不是我们先辈煎熬过的人性历练、社会写照，也不断地在拷问后代子孙的智力水平：你们怎么认识，是比我们聪明，还是依然故我，没有进步？
　　
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虽说向来见多识广，处变不惊，但怎么也想不到，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历史的造化要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大事变，体味什么叫做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
　　
崇祯皇帝登基已经有17个年头。18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2崇祯帝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 3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4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
　　
最令他头大的，则是起自陕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崇祯执政17年，农民军跟着他17年，犹如幽灵附身，是专来催命、索命的。应对当政者的剿抚互用，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等九省，死去活来。崇祯九、十年间，农民军经卢象升、洪承畴等人的合剿，几临灭顶之灾，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抗清前线，一死一降，无意中帮了农民军。躲过大劫大难之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隐伏多时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气势极盛（惟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以黄河决堤、水淹全城为结局，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明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时势已经为李自成敞开了一条通向北京的胜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并亲率10余万大军渡河东征。
　　
因此，甲申新年刚刚撩开它的面纱时，中国的政局实在是迷雾重重，有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着，前景深不可测。除正统的大明政权、西北的大顺政权外，还有一个从辽东崛起、由“金”改名为 “清”的东北政权。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族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手里，父子两代经营50多年，屡败明军，边境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1636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到甲申，年轻的新政权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它的“青春躁动期”。
　　
京城里的老百姓大约是从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陷昌平、火烧十三陵的消息传来，紧张气氛开始扩散弥漫。但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时代，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因此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不祥的预感也是有的。去年夏秋之交，京城里遭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赘肉，数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呕血病流行，不时听到出丧的嚎哭，撕裂心肺，再加北来风沙暴袭击，“飞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见，或一日再三见”，上上下下都高兴不起来。5
　　
事也蹊巧，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几乎兵不血刃就城门洞开。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义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义军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城门、西直门三处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由软梯入城，代表李自成与明秘密谈判，要崇祯帝逊位，未获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 “大顺”的子民。宫中遍搜崇祯帝不得，全城严查。二十二日，确知崇祯皇帝已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内，死时虚龄36岁）。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6
　　
大顺军占领京城，前后42天，几度宣布要举行登极仪式，却一再推迟，百姓惶惑不解。进城初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转折发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谣言四起，甚有说观音托梦“明当中兴”，估计都是吴三桂一类人放风，借此动摇大顺军心。7吴三桂南下投顺途中，获知吴家被抄，反叛回山海关。义军高层四月初已经获悉，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8。十三日，李自成亲率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前。二十六日，义军从山海关败归，仅余三、四万人，城里军纪开始严重失控。二十九日，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大顺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9
　　
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马大的满人（即多尔袞）。不等众官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10
　　
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事前、更多的是事后，有许多人都在检讨和思考这段历史。检讨细致到了应该任用什么人、处置什么人、这个战役该怎么打、那个战役打得如何不对头，以及执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呕心沥血，虽不无“事后诸葛”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说崇祯皇宫里的一帮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给我寄来一份复印件，内容是由杭州人韩顺卿在苏州的故纸堆中发现的，题名为《天翻地覆日记》的手抄本。从文字表达判断应出自内宫宦官之手，也有学者怀疑它就是久已失传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万岁谕娘娘云：“贼陷昌平，悔不从汝言，早令太子南迁。”入夜，贼犯平则等门，竟夜未睡。
十七日早朝，怒书御案曰：“文武个个可杀！［原话如此，皇帝的批文常常是白话，清君有时还狗屁不通，明朝没有发现］”
（此一情节在《烈皇小识》等书中均有记载，《小腆纪年附考》亦采入）
……（罢朝后）大门楼接进伪诏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宫，谕“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语，抚其手。
谕娘娘云：“廷臣惟争义气，全忘忠义。十七年辛苦，仍为若辈所误。朕惟一死报祖宗，但苦百姓耳。”
娘娘云：“毛文龙不诛，袁崇焕不杀，卢象升、洪承畴不必勤王，贼犹可灭。天运人事，一至于此。”
万岁又云：“除却数人，竟无人可图大事耶？”
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于位。后来已补救不及。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
　　
撇开《日记》的真伪不论，“娘娘”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地都这样说：当年袁崇焕不杀“皮岛”上的毛文龙，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贸然南下的武装力量，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军灭明充当“马前卒”；不是误中皇太极“蒋干盗书”式的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都可能避免；更要紧的，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改剿为抚，而是趁热打铁，崇祯十三、四年左右，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此后，回头全力对付辽东，何至于有“清兵入关”这局悲剧呢？
　　
搁下明君臣各种“假设”不论，再说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关农民军的“记忆史”，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那么多的甲申实录，都把他们写成“祸水西来”，所幸还注重描述，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读这些相关资料，头脑里曾闪过一念：但看义军东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后，明朝大批官僚、将帅望风而降，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寡廉鲜耻，大明王朝人气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据《明季北略》等书作了统计，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贯相等，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11需要补充说明的，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南明清查“从逆”，是党争的延续）。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击者看到，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仍乘船由运河北上，“大为招摇”，到处声称他是去赶“大顺朝”的官员招考的。12这一切似乎预示事变也有另一种可能：不是辽东的清兵在中间横插一杠，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稳皇帝宝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顺史”了。
　　
李自成终究没有做成皇帝。说大顺军因为骄傲而失败，今天看来是皮相之见。我倒觉得，李自成一帮人身上“朴素的阶级情感”未能及时褪去，这对想做稳皇帝是致命的。在立足未稳之前，就忙于对京城勋戚与官僚实行大规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认为出于建立“财政基础”的考量，但给人的感觉，总更像穷汉子积久的情绪发泄和劫夺“富有者”急哼哼、时不我待的肤浅心态。他们不够“狡猾”――不能透彻地意识到这是改朝换代、生死攸关的一局大棋，完胜需要大智慧、大手段。为着彻底制胜对方，有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后走，有时更要舍得拼“炮”弃“卒”，以迷惑对手。譬如对吴三桂，既然知道他军队所处战略地位事关紧要，派人招降他，却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夺他心爱的陈圆圆，这与刘邦在“楚汉战争”紧急关头，对韩信、彭越的隐忍妥协相比，就知道李自成他们太没有“文化”，吃了不读历史的亏。还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样一早就下决心“转世投胎”，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若即若离，缺乏表示诚意的策略手段。但我也想为李自成叫一声屈。李自成实在没有朱元璋幸运，他遇到的时代，活跃在功名场上的知识分子，多数心态浮躁，专长内耗，钩名钓誉，不务实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点了明亡的一个死穴：明中期开始产生了一种叫做“道德灾变”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很喜欢唱高调，也热衷抱小圈子，动辄以“异端”、“伪学”整人，结果假人走红，真人受气13，连李卓吾这样的书呆子也不放过。李自成身边，投顺者甚多，但既没有李善长那样干练的行政高才，也没有刘伯温那样胸富韬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岩是个虚构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证14）。那时中国也不是没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与“流寇”为伍。清国的大学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间高人，但他“养”在辽东，被太祖、太宗慧眼识中，帮助清人完成了“入主中国”的大业。可以说，毁坏明王朝与李自成帝业，是各类人物的综合作用，但范文程，也包括洪承畴等“贰臣”，都有一份“功”或“罪”参与其间。

说一说“第三者”清人的“记忆史”。清人始终坚持，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1645年清兵南下，摄政王多尔袞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半为恐吓、半为劝降。信写得很机巧，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肆毒君亲。中国臣民，未闻有加遗一矢。”因此，“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15 现在看来，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16

我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康熙帝既承袭先辈的“话语霸权”（得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那时没能力，可以说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层意思：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在这种“英雄不问出身”典型的中国话语背后，还包含有强烈的反驳：别以为我们是“少数族”，多少也是一族的大头领；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你们怎么就没有觉得不对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例如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袞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薙发，能进又能退。17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18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
　　
“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项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余万两白银.19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二万离去，余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20。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
　　
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各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二万，皇后父亲捐一万，其余“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四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十万，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七、五、三万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五万至三万［这是受贿最多的部门］，翰林三万至一万，其余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仍不足此数。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例如票号、钱庄，以及蓄藏于老家的，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在京抄得总数多少？《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说：刘宗敏上交一千万两，而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此说只能姑妄听之，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似不算夸张；这里，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数。《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五六百两，少者亦有一、二百两。
　　
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二锭（千骑则为一百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21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三千余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我约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6。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绅私宅里的白银，其数亦当十分可观。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按年汇辑成《烈皇小识》，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原始材料”。书中记载崇祯三年，后金兵入犯永平（今卢龙县，属唐山地区），乡官白养粹降敌。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此人后降清）、马世龙退敌。收复永平后，“叛人白养粹已死，其母尚在，张春先至，尽封所有而出，绝无染指。世龙则尽取其所有。大寿至，遂将白母用极刑，乃尽出其窖藏，盖几百万云”。河北的一个乡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弗兰克不理解“国富”、官富不等于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就算阔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还得交进官府（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
　　
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无耻至极。清朝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明季北略》，因收录杂芜、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其中收录有宋献策、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浇自己心中的愤懑，显属编造，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大意是：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总结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在明代，白银滚滚，并没有显著改善民众的生活；白银的诱惑，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权者的贪欲――要知道，白银不只具有资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于贮藏的功能。因此，在白银时代，官僚层的贪婪，是实物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后者在甲申变故中暴露淋漓尽致，前一种情景，则可援引周延儒事为证。周被崇祯帝罢归后，于十四年再度出山，任内阁首辅，就是由复社张溥、吴昌时等人集资六万两白银，贿通亲信内监办成的。事后证明复社此举愚蠢至极。周延儒以及与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纍纍，万目共见”，最终在京城陷落前一年，被崇祯帝因“交通内监”无情诛戮，复社亦蒙受污秽。22总之，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从明中叶开始直到清亡，除顺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敛外，贪污贿赂的规模是一波比一波扩大，官场腐败，人心不古，吏治每况而愈下。明清官绅消费奢靡成风，“春风薰得游人醉”，自然觉察不到岩浆的“地下运动”，突然井喷，悬崖勒马也就来不及了。
　　
文秉描述编写《烈皇小识》的心情是“悲愤填膺，扼吭欲绝，涕泗滂沱，几执笔而不能下”，发问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其实，凡说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追问“殆由天运，抑或人谋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独然。23
　　
现代人往往指“天运”为迷信、愚蠢，不屑一顾。今天我要为这一说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罗列几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证据；但若强行证伪，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
　　
最近韩国学者朴根必、李镐澈在我国《古今农业》上发表了题为“《丙子日记》（1636—1640）时代的气候与农业”的论文，指出“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因有《丙子日记》的发现，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我国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也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24现在看来，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记载详尽，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对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摘录于下：
　　　　　　
崇祯3年 旱。
4年 旱。
5年 大旱。
6年 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
7年 夏旱蝗。
8年 夏旱蝗，怀庆黄河冰。
9年 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
10年 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
11年 大旱蝗，赤地千里。
12年 大旱蝗，沁水竭。
13年 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
14年 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
15年 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豫变纪略》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吕氏曾任兵部尚书，退休在家，目击河南灾情严重、备受征派增饷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写于崇祯七年，字字沥血，不忍卒读：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25
　　
易代之际弃官返乡的宋应星，除所著《天工开物》向为学人推崇外，尚有刻于崇祯末的政论著作《野议》。他是预感到危机逼近的晚明“醒人”之一。在该书《民财议》一文里，点出了“民穷财尽”的时代要害，也说到了多年灾荒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转录于下：
　　
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
　　
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26
　　
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态势呈倒U形。27魏斐德《洪业》开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灾害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影响，援引埃尔文的统计， 1585－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28但从整个周期看，不是自然灾变立即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尽管仍处于灾变期内，社会秩序却在逐渐修复之中，两者的关系绝非完全重叠“同一”。
　　
呜呼，说不尽的明清易代种种历史原委！面对偶然、必然的哲学难题，甲申之际的各种人，都表现出一种迷惘：说完全是天变所致，是也不是；否则“谋事在人”，又怎么说？难道混沌的历史，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有一种神秘的综合力量在主宰，它叫做“气运”？那么，“气”是什么，“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王夫之说“气运”，概念演绎得有点神秘，但反复读《读通鉴论》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实还是得从“人气”、“民心”上去发挥。每当王朝中后期，总会有神经过敏的知识分子凭感觉跳出来，大叫世风日下，国运不济，实际上却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但有一点没有疑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意识，意识到危机，说明还有希望。凡属王朝灭亡，都是麻木不仁，听不得危言耸听的警告，结果什么毛病都改不了，天灾人祸一齐奔来。天灾可能造成经济恐慌，若无人祸烈火浇油，“天崩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
　　
(原载《史林》2005年第1期)
　　
1 天启皇帝热衷木工技艺，水平一流，然不问朝政，魏忠贤等由此得逞，肆虐天下。明政权之崩坏，天启7年间已然成形，死后17年明才灭亡，说明事有不可预料者。详参《先拨志始》、《三朝野记》、《三案始末》诸书，不赘。
2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
3 史惇：《恸余杂记》，载赵士锦《甲申纪事》本内，中华书局，1959年。
4 文秉：《烈皇小识》（“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以下凡出于该丛书者，不另注。
5 刘尚友：《定思小记》，郑振铎“明季史料丛书”第八种，1944年圣泽园刻本。据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一文称，前者为“疙瘩瘟”，是一种腺鼠疫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后者则为肺鼠疫。载《光明观察》2004年1月27日。
6 以上叙事据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钱［由丂只］《甲申传信录》、文秉《烈皇小识》等书记载综合，并参考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甲申核真略》，据前引郑振铎“明季史料丛书”所收圣泽园印本。
7 详陈济生《再生纪略》、聋道人《遇变纪略》（又名《燕都志变》）与《甲申核真略》、《甲申传信录》诸书。《再生纪略》据嘉庆白鹿山房刊本“丛刻三种”。《遇变纪略》据《荆驼逸史》本。《燕都志变》附于郑廉《豫变纪略》后，载“三怡堂丛书”，并指作者为徐应芬。
8 据赵士锦《甲申纪事》。有说90余人，甚至更多，日期也不一致。此据赵说，似较确。
9 据《定思小记》、《再生纪略》、《甲申核真略》、《甲申传信录》等书，略加考订斟酌。
10据《定思小记》、《甲申纪事》、《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参考徐鼒《小腆纪年附考》。
11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9－243页。
12 陈济生：《再生纪略》。
13 万历年间，临川汤显祖先生早发此感慨。他在给王肯堂的信里直抒胸臆，曰：“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响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响而伺之，以自得意……大势真之得意处少，假之得意时多。”《汤显祖诗文集》卷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36页。
14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及注14。
15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任道斌点校）卷7《摄政王与史可法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08页。
16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九《圣治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六、卷218。
17 据蒋良騏《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清史稿·范文程传》，并参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
18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397、379页。
19 倪元潞于崇祯末接任户部尚书，有《并饷裁饷疏》，详列全国三饷各地区（收）与兵饷各军镇（支）分项数，是至今最为详尽可靠的三饷与兵饷数据。总计三饷总收入20101533两，兵饷总支出21221487两，仍有赤字。再加原正常年财政收入约一千余万两，总数当在三千万两以上。参《倪文贞集·奏议》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五。
20 文秉：《烈皇小识》卷三，前为曹暹，后为史［范土］。
21杨士聪文内又云：户部银数，外解银不及40万，捐助20万。若此，户部历年积存已为战争掏空，上年度的财政应收款约三千余万两，解京只及零头。但刘尚友《定思小记》则说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其余则解往规定地区），到户部仅二百万两，似较合情理。
22 事详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谓“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郞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并参夏允彝《幸存录》、陆世仪《复社纪略》两书。
23 佚名：《明亡述略》，文内曰：“呜呼！天之厌明久矣，其兴可复望哉？使得贤主建国，君臣同心，无蹈前代之辙，江以南犹不能长保，况承以淫昏之人，欲苟延其祚得乎？”这是连南明之事都说透了。文附于《崇祯长编》本后，“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版。
24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气象科学技术集刊（气象与旱涝）》，科学出版社，1983年。
25 郑廉：《豫变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
26 宋应星：《野议》，载《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27 这一灾变在江南也有明显的反映。笔者据《杨园先生全集》、《阅世编》、《历年记》、《补农书》，参《松江府志》、《嘉兴府志》以及《启祯闻见录》、《李煦奏折》等资料，作过年表汇总，证明周期变化也与文内所列时间范围对应。将另文叙述。
28 魏斐德：《洪业》“导言”，第8页。


最后编辑： 卓立 　发布时间：2005-04-05　论文来源：智识学术网  ¶ 12:51 PM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