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Saturday, March 31, 2007
全国银行业系统"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启动
2007年03月31日
CCTV.com 消息（新闻联播）：今天上午，全国银行系统“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全面启动。银行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干部职工深入农村为农民宣讲金融知识，提供金融服务。
农民：对大多数农民来说现在对金融知识基本上了解的不是很多。
咨询办银行的这位是革命老区湖北省红安县的农民，和他们一样，北京、黑龙江、江苏等地的农民也在今天接受了类似的服务。结合各地实际，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走村串乡发放《农民金融知识实用手册》，向农民提供金融业务咨询，并为村镇干部开办金融知识培训班。
据了解，近年来，绝大多数商业银行撤出了县级以下的农村市场，只剩下农信社等少数金融机构还向农民开展存钱和小额贷款等业务，农民常常是求贷无门，更不知道怎样与金融机构打交道，有的被迫借高利贷，因为不掌握金融知识，他们错过了好多应该享受的金融实惠。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这项活动）会一直进行下去，今年整个活动要到7月份，我们年年都会有这种活动。
据了解，今年3月开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在6个省市展开试点。这些机构不仅开到了农民家门口，有的还是农民自己办的银行。 ¶ 1:48 PM 0 comments
CCTV.com 消息（新闻联播）：今天上午，全国银行系统“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全面启动。银行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干部职工深入农村为农民宣讲金融知识，提供金融服务。
农民：对大多数农民来说现在对金融知识基本上了解的不是很多。
咨询办银行的这位是革命老区湖北省红安县的农民，和他们一样，北京、黑龙江、江苏等地的农民也在今天接受了类似的服务。结合各地实际，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走村串乡发放《农民金融知识实用手册》，向农民提供金融业务咨询，并为村镇干部开办金融知识培训班。
据了解，近年来，绝大多数商业银行撤出了县级以下的农村市场，只剩下农信社等少数金融机构还向农民开展存钱和小额贷款等业务，农民常常是求贷无门，更不知道怎样与金融机构打交道，有的被迫借高利贷，因为不掌握金融知识，他们错过了好多应该享受的金融实惠。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这项活动）会一直进行下去，今年整个活动要到7月份，我们年年都会有这种活动。
据了解，今年3月开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在6个省市展开试点。这些机构不仅开到了农民家门口，有的还是农民自己办的银行。 ¶ 1:48 PM 0 comments
一个德国人的“上海一千天”
德国人设计的安亭新城。那时可不是这样的
马丁.波斯特曾担任大众汽车公司的董事，上世纪80年代他被派遣到中国上海负责上海－大众合资公司项目。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但仍担任多家大公司和企业的顾 问，行走于德中两国之间。上海一千天这本书是他对80年代在中国工作期间的一段回忆。不久前杜塞尔多夫中国中心举办的这本新书介绍会上，波斯特先生接受了 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
德国人设计的安亭新城。那时可不是这样的马丁.波斯特曾担任大众汽车公司的董事，上世纪80年代他被派遣到中国上海负责上海－大众合资公司项目。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但仍担任多家大公司和企业的顾 问，行走于德中两国之间。上海一千天这本书是他对80年代在中国工作期间的一段回忆。不久前杜塞尔多夫中国中心举办的这本新书介绍会上，波斯特先生接受了 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
上海一千天，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好书 名。如今的上海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繁华大都市，而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的是20多年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段重要历史往事。在这本浓缩于200多页的书中，作者以 一个德国高管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第一家汽车合资公司“上海－大众”创建初期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他所描述的这些障碍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国之间的文化差 异，即便到了今天也仍然存在。因此可以说，这本书对于推动今天和未来的德中经贸合作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经典之作。
难得的是，这本用德文写的书没有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语言如此流畅，诙谐和通俗。深刻的大道理见于对往事的侃侃诉说之中。这本书虽然以德中合资生产汽车为题材，但内容广泛。不但涉及了当年中国的落后状况，还以客观和公正的心态描述了德中一代政治家和工业家们的开拓精神。
就通过这本书要告诉读者什么？波斯特说：“希望 告诉那些要去中国的德国企业我们的经验。告诉他们最基本的认识，以便他们带着一定程度的信任，带着对合作伙伴的信任前往中国。如今许多到中国去的外国公 司，包括德国公司都说，中国人就想剽窃技术。带着这样的想法怎么能去中国呢？而我当年去中国就象是要去结婚似的。既然要结婚，那么就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和历 史。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积极的关系。我希望我的书能给德中双方的关系加温，能够促进双方的合作，而不是对峙和贸易保护主义。”
上海一千天这本书开门见山，一开始就将读者带到了80年代的上海合资方的厂房前，“我的呼吸一下子停止了。我站在一些破败不堪的厂房前傻了眼。这些布满灰尘的破旧棚子难道就是我们未来的汽车制造厂吗？”
书中还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中国选中 大众公司作为首家汽车生产合作伙伴完全是出于偶然。由于社会封闭，当1978年前第一机械部部长周子健率代表团到德国寻找合作伙伴时，中国只知道斯图加特 有个戴姆勒奔驰。当他们在路上发现还有个大众汽车公司时，周子健决定立即前往沃尔夫斯堡，“到了沃尔夫斯堡火车站，代表团徒步来到了大众公司门前。通过翻 译，周子健向门卫说：我是中国工业部部长。我要见大众公司的负责人。门卫大惑不解地打量着眼前这位身穿蓝色中山装，走着上门并要求同公司领导见面的部 长。”
波斯特在回答记者关于他在中国工作最成功的经验 是什么时，他说：“我们要学会同人合作。我们不可能同机器和金钱发展关系。我们应当在真诚和谦虚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不要以为自己代表德国大公司，什么都 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应当尊重中国的合作伙伴，不论他们的专业程度如何。在上海大众工作期间我们也犯过不少错误，也吵过架，但是我们 双方相互之间能够开诚布公，这一点非常重要。”
书中还用工厂里发生的事实专门描写了德中两国的文化差异，并借用翻译的话回忆说：德国人办事喜欢直来直去，中国人喜欢兜圈子。
桑塔纳汽车国产化的过程，发行上海大众汽车公司 债券的起因，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如何给汽车定价的争论，以及合作双方如何为了合资公司“上海大众公司“的长远利益巧妙地同上级领导交 涉等历史片段，作者都在书中以叙述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书中还在每一章末尾专门给希望去中国开辟业务的德国公司写下了具体的提示和警言。作者指出，即便到 了现在，合资公司遇到的80％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生产本身，不是因为成本合算，也不是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失败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出了问题。
据波斯特说，上海一千天这本书还将有中文版。但 中文版的书名是“桑塔纳是如何进入中国的”目前这本书正在上海加紧翻译。书的背面还可以看到德中一些知名人士写的读后感。前上海市长徐匡蒂的概括最为简 练：“对于中国人来说，马丁.波斯特的这本书是反映中国开放政策的历史性文献，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物。”
¶ 1:29 PM 0 comments
日本给与中国五亿美元援助贷款
 |
日本周五同意给与中国五亿美元援助贷款，这或许有助于解冻两国的紧张关系。
2006年3月，日本冻结了对援助贷款，但在同年6月解冻。
这次贷款的金额是623亿日圆，但比去年同期的748亿日圆减少了17%，但这笔贷款将在3月底前结束的2006年财政年度入账。
中日双方在北京发表的声明说，有关贷款将用于四川、云南和内蒙古地区的七项水利和环保项目。
安培晋三去年9月当选日本首相后，随即到中国访问，使中日关系趋于缓和。
中国和日本正式建交后，日本在1979年开始给与中国日圆低息贷款，以协助中国的基础建设发展。
去年3月，日本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再三到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等事件，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在有争议的东海水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钻探也使得日本不满，双方关系转趋紧张。
日本在去年3月冻结了对华日元低息贷款，声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不再需要日本的援助贷款。
在2000年至今，日本试图促使经济复苏，大幅减少了对华贷款71%，并计划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全面取消对华援助贷款。
¶ 6:38 AM 0 comments
中国将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户籍制被指限制人口流动的手段 |
中国公安部在周四（3月30日）的一项工作会议上表示，可能改革国内户籍管理制度，以实现公民身份平等。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上，公安部提出将大力推进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现公民身份平等。
公安部的报告指出，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而北京、上海和广东省一些城市也放松了对农村人口改变户口的限制。
中国户籍制度一向被普遍认为是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手段。
早前，中国国内媒体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受访民众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一些受访者认为，户籍改革不是户口问题，而是解决城乡差异、城乡不平等的问题。 ¶ 6:34 AM 0 comments
Friday, March 30, 2007
中国传统高档海鲜还有市场吗？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张翼轸
2007年3月30日 星期五
鲍参翅肚，即鲍鱼、海参、鱼翅和鱼肚这四类海鲜制品，是中国传统的高档海鲜类食品。这类海制品除了具有普通海产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普遍特色外，更因为产量稀少，而成为传统盛宴上的保留曲目，中国上市公司獐子岛出产的鲍鱼，更在1972年专门用来招待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并因此获得了“国宴鲍”的美称。
近年来，在鱼子酱、鹅肝酱、松露这些外来美食和大量米其林星级西餐馆的冲击下，鲍参翅肚和传统中式海鲜楼无疑显得不够新潮，并不为中国的白领消费者所热衷。走出大陆，却是另一番境况。临近大陆的香港特区，鲍参翅肚依旧是当红的高档食品。福临门海鲜鱼翅酒家、阿一鲍鱼等高档海鲜酒楼，是香港富豪最爱光顾的饮食场所，并不因为其传统装饰不走流行路线而逊色于同城顶尖的西餐馆。而在澳大利亚、欧洲、美国等西方地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消费也节节攀升。
然而，在鲍参翅肚这个传统中国美食领域，国际市场上真正有发言权的却是日本。以中档海鲜虾夷扇贝为例，日本的年产量达75万吨，而中国仅为2.6万吨，扇贝尚且如此，更何况日本网鲍早就被视为鲍中精品。虽然诸如獐子岛、好当家这样的国内行业领先者深加工产品几乎全部出口，但是在日本这个强大对手面前，要想获得定价权并不容易，每年海鲜出口价格能定多高，往往要看日本、美国、智利竞争者产能的脸色。
正因为出口竞争并不轻松，再加上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消费升级需求旺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海鲜企业把重点开拓本土市场放在了发展的首位。以养殖技术而言，海产一般可以分为底播和浮筏两种，前者因为养殖在较深海域，品质接近野生并不易受水质污染影响，但因为生长速度较慢，因此价格往往是后者的数倍。曾几何时，为了应付国外需求，中国内地海鲜企业将底播类海鲜率先出口，并以低品质的浮筏产品填补国内空缺。但伴随海外市场竞争激烈，中国内地海鲜行情见长，上述做法日益凸显饮鸩止渴的味道。以皱纹盘鲍为例，海鲜企业的出售价一般为60-80元/个，而中国发达城市的高档酒店加工后出售的价格可达1000元/ 个，正因此有分析师指出伴随市场需求上升，此类产品出厂价上升至200-300元并非不可能。至于海参，更是因为其药用价值重获重视，价格由1991年的 40元/公斤猛增至2004年的130元/公斤以上。
2004、2006年，中国海鲜业的领先企业好当家和獐子岛分别登录中国A股市场，其中獐子岛更在上市后股价快速攀升，最高时达99.98元，高于上市首日60.89元的开盘价64.20%。海产品消费量在北京、上海、大连、青岛等经济发达地区日益上升，长春、成都等二线城市的消费需求也出人意料的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海产品消费群体还将日益庞大。 ¶ 11:07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30日 星期五
鲍参翅肚，即鲍鱼、海参、鱼翅和鱼肚这四类海鲜制品，是中国传统的高档海鲜类食品。这类海制品除了具有普通海产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普遍特色外，更因为产量稀少，而成为传统盛宴上的保留曲目，中国上市公司獐子岛出产的鲍鱼，更在1972年专门用来招待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并因此获得了“国宴鲍”的美称。
近年来，在鱼子酱、鹅肝酱、松露这些外来美食和大量米其林星级西餐馆的冲击下，鲍参翅肚和传统中式海鲜楼无疑显得不够新潮，并不为中国的白领消费者所热衷。走出大陆，却是另一番境况。临近大陆的香港特区，鲍参翅肚依旧是当红的高档食品。福临门海鲜鱼翅酒家、阿一鲍鱼等高档海鲜酒楼，是香港富豪最爱光顾的饮食场所，并不因为其传统装饰不走流行路线而逊色于同城顶尖的西餐馆。而在澳大利亚、欧洲、美国等西方地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消费也节节攀升。
然而，在鲍参翅肚这个传统中国美食领域，国际市场上真正有发言权的却是日本。以中档海鲜虾夷扇贝为例，日本的年产量达75万吨，而中国仅为2.6万吨，扇贝尚且如此，更何况日本网鲍早就被视为鲍中精品。虽然诸如獐子岛、好当家这样的国内行业领先者深加工产品几乎全部出口，但是在日本这个强大对手面前，要想获得定价权并不容易，每年海鲜出口价格能定多高，往往要看日本、美国、智利竞争者产能的脸色。
正因为出口竞争并不轻松，再加上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消费升级需求旺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海鲜企业把重点开拓本土市场放在了发展的首位。以养殖技术而言，海产一般可以分为底播和浮筏两种，前者因为养殖在较深海域，品质接近野生并不易受水质污染影响，但因为生长速度较慢，因此价格往往是后者的数倍。曾几何时，为了应付国外需求，中国内地海鲜企业将底播类海鲜率先出口，并以低品质的浮筏产品填补国内空缺。但伴随海外市场竞争激烈，中国内地海鲜行情见长，上述做法日益凸显饮鸩止渴的味道。以皱纹盘鲍为例，海鲜企业的出售价一般为60-80元/个，而中国发达城市的高档酒店加工后出售的价格可达1000元/ 个，正因此有分析师指出伴随市场需求上升，此类产品出厂价上升至200-300元并非不可能。至于海参，更是因为其药用价值重获重视，价格由1991年的 40元/公斤猛增至2004年的130元/公斤以上。
2004、2006年，中国海鲜业的领先企业好当家和獐子岛分别登录中国A股市场，其中獐子岛更在上市后股价快速攀升，最高时达99.98元，高于上市首日60.89元的开盘价64.20%。海产品消费量在北京、上海、大连、青岛等经济发达地区日益上升，长春、成都等二线城市的消费需求也出人意料的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海产品消费群体还将日益庞大。 ¶ 11:07 AM 0 comments
A VERY SOLID FOUNDATION FROM WHICH TO GROW
By Robert Wright
Friday, March 30, 2007, FT
The white-carpeted, formal room where Chen Xuyuan speaks to visitors, on Xiao Yangshan island, is a busy place. Mr Chen, president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plays host to a constant stream of dignitaries from elsewhere in China eager to see the container port Mr Chen's company has built on the rocky island, linked to the mainland by a 32.5km bridge. It is one of the most audacious engineering feats even in a part of China which excels at them.
However, Mr Chen makes it clear that he wants to extend SIPG's reputation and turn the company into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or. The strategy came to wider attention last year, when SIPG unexpectedly took a 40 per cent stake in a new container terminal constructed by Danish-owned APM Terminals, part of the AP M?ller-Maersk Group, at Zeebrugge in Belgium. The investment was the company's first outside China.
The Zeebrugge investment was the first step in pursuing the goal – set for the company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which owns 70 per cent of SIPG – of turning itself into a big international terminal operator. “If we want to become a global terminal operator, it's not enough,” Mr Chen says of the Zeebrugge investment. “But the goal isn't something we'll achiev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IPG'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will take it down the same route as three of the existing four biggest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ors – Hong Kong's Hutchison Ports, Singapore's PSA and Dubai's DP World. All started from a base in one of the world's busiest container ports and used them to build up reserves of finance and expertise which were used to buy or build assets elsewhere.
Two of the big operators – PSA and DP World – are owned by arms of their state. Mr Chen says he sees no immediate prospect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s reducing its stake. The holder of the remaining 30 per cent is the listed China Merchants Group. Mr Chen accepts SIPG shares features with other big port operators. But it also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its position as the port serving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which passes through some of China's fastest-growing, most dynamic areas, he says.
As a result, Shanghai's business is a mix between serving its immediate hinterland and trans-shipping containers to travel by truck, rail or barge elsew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he group'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including Xiao Yangshan, last year handled 21.7m 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s (TEUs) of containers, making it the world's third-busiest container port after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e are a kind of hinterland-based trans-shipment port because we're based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r Chen says. “The annual foreign trade volume in this region is $550bn. This has provided a very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oup to grow.”
How the next stage of international growth will unfold remains unclear, including whether it will involve APM Terminals, which is known to want to build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SIPG.
“We think there are all kinds of possibilities,” Mr Chen says. “It could be another co-operation with APM Terminals. It could be a co-operation with another party – for example, a local government that's prepared to co-operate with u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 most promising location for further expansion but Mr Chen also says he wants to build up a network of terminals all over the world. He rules out only the US, which is effectively closed to many foreign port operators after a political outcry last year over the purchase by DP World of the US port assets of Britain's P&O forced the Arab company to sell.
“Sometimes wishes are wishes and not reality,” Mr Chen says. “We know the American port market is a very good market, so just according to our wishes we might want to go to America to invest in ports. But in realit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might place a lot of restrictions and conditions on our doing so.”
As well as buying overeas assets, Mr Chen says SIPG needs to strengthen its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n Shanghai.
“We need to improve our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not only to compete with neighbouring ports but also with all the other ports in the world,” Mr Chen says. “That's what we think internationalisation really means.”
It is an example of the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which has characterised much of SIPG's recent development – as is the bustling Yangshan Port, on a site which only five years ago housed only a fishing village. Against that backdrop, few in the world maritime industry are likely to dismiss Mr Chen's latest plans. ¶ 10:55 AM 0 comments
Friday, March 30, 2007, FT
The white-carpeted, formal room where Chen Xuyuan speaks to visitors, on Xiao Yangshan island, is a busy place. Mr Chen, president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plays host to a constant stream of dignitaries from elsewhere in China eager to see the container port Mr Chen's company has built on the rocky island, linked to the mainland by a 32.5km bridge. It is one of the most audacious engineering feats even in a part of China which excels at them.
However, Mr Chen makes it clear that he wants to extend SIPG's reputation and turn the company into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or. The strategy came to wider attention last year, when SIPG unexpectedly took a 40 per cent stake in a new container terminal constructed by Danish-owned APM Terminals, part of the AP M?ller-Maersk Group, at Zeebrugge in Belgium. The investment was the company's first outside China.
The Zeebrugge investment was the first step in pursuing the goal – set for the company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which owns 70 per cent of SIPG – of turning itself into a big international terminal operator. “If we want to become a global terminal operator, it's not enough,” Mr Chen says of the Zeebrugge investment. “But the goal isn't something we'll achiev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IPG'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will take it down the same route as three of the existing four biggest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ors – Hong Kong's Hutchison Ports, Singapore's PSA and Dubai's DP World. All started from a base in one of the world's busiest container ports and used them to build up reserves of finance and expertise which were used to buy or build assets elsewhere.
Two of the big operators – PSA and DP World – are owned by arms of their state. Mr Chen says he sees no immediate prospect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s reducing its stake. The holder of the remaining 30 per cent is the listed China Merchants Group. Mr Chen accepts SIPG shares features with other big port operators. But it also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its position as the port serving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which passes through some of China's fastest-growing, most dynamic areas, he says.
As a result, Shanghai's business is a mix between serving its immediate hinterland and trans-shipping containers to travel by truck, rail or barge elsew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he group'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including Xiao Yangshan, last year handled 21.7m 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s (TEUs) of containers, making it the world's third-busiest container port after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e are a kind of hinterland-based trans-shipment port because we're based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r Chen says. “The annual foreign trade volume in this region is $550bn. This has provided a very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oup to grow.”
How the next stage of international growth will unfold remains unclear, including whether it will involve APM Terminals, which is known to want to build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SIPG.
“We think there are all kinds of possibilities,” Mr Chen says. “It could be another co-operation with APM Terminals. It could be a co-operation with another party – for example, a local government that's prepared to co-operate with u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 most promising location for further expansion but Mr Chen also says he wants to build up a network of terminals all over the world. He rules out only the US, which is effectively closed to many foreign port operators after a political outcry last year over the purchase by DP World of the US port assets of Britain's P&O forced the Arab company to sell.
“Sometimes wishes are wishes and not reality,” Mr Chen says. “We know the American port market is a very good market, so just according to our wishes we might want to go to America to invest in ports. But in realit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might place a lot of restrictions and conditions on our doing so.”
As well as buying overeas assets, Mr Chen says SIPG needs to strengthen its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n Shanghai.
“We need to improve our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not only to compete with neighbouring ports but also with all the other ports in the world,” Mr Chen says. “That's what we think internationalisation really means.”
It is an example of the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which has characterised much of SIPG's recent development – as is the bustling Yangshan Port, on a site which only five years ago housed only a fishing village. Against that backdrop, few in the world maritime industry are likely to dismiss Mr Chen's latest plans. ¶ 10:55 AM 0 comments
从洋山到世界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
2007年3月30日 星期五
小洋山岛上这间铺着白色地毯、装潢正式的房间是一个繁忙的地方，陈戌源在这里与来访者们交谈。作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简称上港集团)总裁，陈戌源接待着中国各地源源不断的重要客人，他们渴望参观上港集团建在小洋山岛上的集装箱码头。这个布满岩石的岛屿由一座长达32.5公里的桥梁与陆地相连。即便在擅长大型工程的当地，这个港口也是最大胆的工程壮举之一。
不过，陈戌源明确表示，希望提高上港集团的知名度，使其成为一家重要的国际性集装箱码头运营商。这一战略在去年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当时上港集团出人意料地收购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APM Terminals)在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新建集装箱码头40%的股份，这是该集团首笔海外投资。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是AP穆勒-马士基集团(AP M?ller-Maersk Group)的丹麦子公司。
拥有上港集团70%股份的上海市政府为其制定的目标是，将该集团转变为一家大型的国际性港口运营商，而泽布吕赫港的投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家全球性的港口运营商，那么这项投资还不够，”陈戌源在谈到泽布吕赫港的投资时表示。“但这一目标不是我们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
上港集团寻求国际化扩张的目标，将使其重复香港和黄港口(Hutchison Ports)、新加坡港务集团(PSA)和迪拜世界港口公司(DP World)所走的道路。上述三家公司位居目前全球最大四家国际化集装箱码头运营商之列。这些港口运营商都是从全球最繁忙集装箱港口之一起家，在此基础上积累资金和专业诀窍，再利用这些资源来收购或建立其它地区的资产。
其中两家大型港口运营商——新加坡港务集团和迪拜世界港口公司，其所有权属于本国的政府分支机构。陈戌源表示，他认为上海市政府近期内不可能减持其在上港集团的股份。持有该集团其余30%股份的股东，是上市公司招商局集团 (China Merchants Group)。陈戌源承认，上港集团与其它大型港口运营商存在共性。但他表示，该集团也有其独有的特点，特别是它是服务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港口。这里是中国一些发展最为迅速、最具活力的地区。
因此，该集团的上海业务是一个混合体，既服务于其毗邻的内陆地区，又通过卡车、铁路或驳船将集装箱运至长江三角洲其它地区。该集团在上海的港口设施（包括小洋山岛在内），去年的集装箱吞吐量为2170万标准箱（TEU），使其成为全球第三大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
“由于我们地处长江三角洲，因此我们是依托内陆的运输码头，”陈戌源表示。“该地区的年对外贸易额达5500亿美元。这为集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上港集团寻求国际化发展的下一步将如何展开，比如该集团是否将与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合作，目前尚不清楚。据悉，马士基希望与上港集团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陈戌源表示。“我们可能与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再次合作，也可能与另一方合作——比如说，准备与我们合作的某地方政府。”
就进一步扩张而言，亚太地区是最具潜力的地方，但陈戌源表示，他希望在全世界建立港口网络。他只是排除了在美国进行扩张的可能性。去年，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购英国铁行港口(P&O)的美国港口资产，遭到美国政界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使这家阿拉伯公司出售该项资产。此后，美国实际上已对许多外国港口运营商紧闭大门。
“有时候，愿望只是愿望，并不是现实，”陈戌源表示。“我们知道美国的港口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因此单以我们的愿望来说，我们可能会希望去美国投资港口。但在现实中，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美国政府可能会设置大量的限制和条件。”
除收购海外资产以外，陈戌源称上港集团还必须加强其内部管理，并改善上海的监管环境。
“我们必须提高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仅要与附近的港口竞争，还要与全球其它所有港口展开竞争，”陈戌源表示。“我们认为，这正是国际化的真正含意所在。”
要想说明上港集团成功的决心（这种决心贯穿在其最近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例证就是如今繁忙的洋山港，在5年前只不过是一个渔村。了解了这些背景情况，全球海上运输业内可能没人会小瞧陈戌源最新的一系列计划。
译者/何黎 ¶ 10:54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30日 星期五
小洋山岛上这间铺着白色地毯、装潢正式的房间是一个繁忙的地方，陈戌源在这里与来访者们交谈。作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简称上港集团)总裁，陈戌源接待着中国各地源源不断的重要客人，他们渴望参观上港集团建在小洋山岛上的集装箱码头。这个布满岩石的岛屿由一座长达32.5公里的桥梁与陆地相连。即便在擅长大型工程的当地，这个港口也是最大胆的工程壮举之一。
不过，陈戌源明确表示，希望提高上港集团的知名度，使其成为一家重要的国际性集装箱码头运营商。这一战略在去年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当时上港集团出人意料地收购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APM Terminals)在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新建集装箱码头40%的股份，这是该集团首笔海外投资。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是AP穆勒-马士基集团(AP M?ller-Maersk Group)的丹麦子公司。
拥有上港集团70%股份的上海市政府为其制定的目标是，将该集团转变为一家大型的国际性港口运营商，而泽布吕赫港的投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家全球性的港口运营商，那么这项投资还不够，”陈戌源在谈到泽布吕赫港的投资时表示。“但这一目标不是我们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
上港集团寻求国际化扩张的目标，将使其重复香港和黄港口(Hutchison Ports)、新加坡港务集团(PSA)和迪拜世界港口公司(DP World)所走的道路。上述三家公司位居目前全球最大四家国际化集装箱码头运营商之列。这些港口运营商都是从全球最繁忙集装箱港口之一起家，在此基础上积累资金和专业诀窍，再利用这些资源来收购或建立其它地区的资产。
其中两家大型港口运营商——新加坡港务集团和迪拜世界港口公司，其所有权属于本国的政府分支机构。陈戌源表示，他认为上海市政府近期内不可能减持其在上港集团的股份。持有该集团其余30%股份的股东，是上市公司招商局集团 (China Merchants Group)。陈戌源承认，上港集团与其它大型港口运营商存在共性。但他表示，该集团也有其独有的特点，特别是它是服务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港口。这里是中国一些发展最为迅速、最具活力的地区。
因此，该集团的上海业务是一个混合体，既服务于其毗邻的内陆地区，又通过卡车、铁路或驳船将集装箱运至长江三角洲其它地区。该集团在上海的港口设施（包括小洋山岛在内），去年的集装箱吞吐量为2170万标准箱（TEU），使其成为全球第三大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
“由于我们地处长江三角洲，因此我们是依托内陆的运输码头，”陈戌源表示。“该地区的年对外贸易额达5500亿美元。这为集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上港集团寻求国际化发展的下一步将如何展开，比如该集团是否将与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合作，目前尚不清楚。据悉，马士基希望与上港集团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陈戌源表示。“我们可能与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再次合作，也可能与另一方合作——比如说，准备与我们合作的某地方政府。”
就进一步扩张而言，亚太地区是最具潜力的地方，但陈戌源表示，他希望在全世界建立港口网络。他只是排除了在美国进行扩张的可能性。去年，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购英国铁行港口(P&O)的美国港口资产，遭到美国政界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使这家阿拉伯公司出售该项资产。此后，美国实际上已对许多外国港口运营商紧闭大门。
“有时候，愿望只是愿望，并不是现实，”陈戌源表示。“我们知道美国的港口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因此单以我们的愿望来说，我们可能会希望去美国投资港口。但在现实中，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美国政府可能会设置大量的限制和条件。”
除收购海外资产以外，陈戌源称上港集团还必须加强其内部管理，并改善上海的监管环境。
“我们必须提高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仅要与附近的港口竞争，还要与全球其它所有港口展开竞争，”陈戌源表示。“我们认为，这正是国际化的真正含意所在。”
要想说明上港集团成功的决心（这种决心贯穿在其最近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例证就是如今繁忙的洋山港，在5年前只不过是一个渔村。了解了这些背景情况，全球海上运输业内可能没人会小瞧陈戌源最新的一系列计划。
译者/何黎 ¶ 10:54 AM 0 comments
US WARNS CHINA ON STALLED LIBERALISATION
By Mure Dickie in Beijing
Friday, March 30, 2007, FT
A senior US trade official yesterday warned China that it might pay a political price if it continued to resist opening its markets wider to foreign sales and investment.
Frank Lavin, US under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said that while Beijing had largely honoured the market access commitments it made under the terms of its 2001 entry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liberalisation had stall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China's huge and growing trade surplus meant there could be a “political price” to pay for further failure to respond to US calls for market liberalisation, Mr Lavin said. His remarks underscore US frustration at the failure of efforts to persuade China to make new concessions on issues including easier access to sectors such as finance and telecoms.
Concern about the surplus has also fuelled allegations from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that China is giving its exporters an edge by artificially holding down the value of the renminbi, with two senators this week pushing for a bill to force Beijing to allow it to rise.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could also this week announce preliminary countervailing duties against Chinese imports of glossy paper in a case brought by a US paper mill – a move that could open the way for further such actions.
Beijing has fuelled foreign concerns about a possible “backlash” agains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y essentially blocking an attempt by Carlyle, the US buy-out group, to acquire an 85 per cent stake in China's biggest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ker. Carlyle recently announced it would instead buy just 45 per cent of Xugong Construction Machinery. However, Mr Lavin said allowing foreign takeovers of leading companies would be in China's own industrial interest.
“I think China needs 100 Carlyle Groups to come in and buy 100 Xugongs,” he said.
US senators Charles Schumer and Lindsey Graham this week said they expected Congress to pass, by the two-thirds majority needed to prevent a presidential veto, a bill that would force the administration to act against alleged currency manipulation.
The two senators, who last year dropped a proposed bill that would have imposed a 27.5 per cent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gave few details of how their newly proposed legislation might work.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US critics should seek to resolve currency differences with “mutual respect” and “stronger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pressure and threats”. The ministry restated China's claim that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was essentially decided by market forces, although analysts say its float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cies appears to be closely managed by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China's renminbi reflect changes in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or should it listen to or reflect the orders of a few people in some other country?” Qin Gang,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asked a press conference.
“It is unreasonable and unfair to blame all the US's own economic problems on China,” Mr Qin said. ¶ 10:49 AM 0 comments
Friday, March 30, 2007, FT
A senior US trade official yesterday warned China that it might pay a political price if it continued to resist opening its markets wider to foreign sales and investment.
Frank Lavin, US under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said that while Beijing had largely honoured the market access commitments it made under the terms of its 2001 entry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liberalisation had stall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China's huge and growing trade surplus meant there could be a “political price” to pay for further failure to respond to US calls for market liberalisation, Mr Lavin said. His remarks underscore US frustration at the failure of efforts to persuade China to make new concessions on issues including easier access to sectors such as finance and telecoms.
Concern about the surplus has also fuelled allegations from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that China is giving its exporters an edge by artificially holding down the value of the renminbi, with two senators this week pushing for a bill to force Beijing to allow it to rise.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could also this week announce preliminary countervailing duties against Chinese imports of glossy paper in a case brought by a US paper mill – a move that could open the way for further such actions.
Beijing has fuelled foreign concerns about a possible “backlash” agains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y essentially blocking an attempt by Carlyle, the US buy-out group, to acquire an 85 per cent stake in China's biggest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ker. Carlyle recently announced it would instead buy just 45 per cent of Xugong Construction Machinery. However, Mr Lavin said allowing foreign takeovers of leading companies would be in China's own industrial interest.
“I think China needs 100 Carlyle Groups to come in and buy 100 Xugongs,” he said.
US senators Charles Schumer and Lindsey Graham this week said they expected Congress to pass, by the two-thirds majority needed to prevent a presidential veto, a bill that would force the administration to act against alleged currency manipulation.
The two senators, who last year dropped a proposed bill that would have imposed a 27.5 per cent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gave few details of how their newly proposed legislation might work.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US critics should seek to resolve currency differences with “mutual respect” and “stronger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pressure and threats”. The ministry restated China's claim that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was essentially decided by market forces, although analysts say its float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cies appears to be closely managed by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China's renminbi reflect changes in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or should it listen to or reflect the orders of a few people in some other country?” Qin Gang,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asked a press conference.
“It is unreasonable and unfair to blame all the US's own economic problems on China,” Mr Qin said. ¶ 10:49 AM 0 comments
卡拉奇证交所将与上海证交所“技术合作”
英国《金融时报》法尔汉•博哈里(Farhan Bokhari)卡拉奇报道
2007年3月30日 星期五
卡拉奇证交所(Karachi Stock Exchange)董事总经理M.A.洛德希(M.A. Lodhi)表示，该证交所下月将与上海证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签署有关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洛德希表示，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后，卡拉奇证交所可能会与迪拜和阿布扎比证交所签订类似协议。这些协议可能会成为信息共享和员工培训合作的基础。
目前，在欧美证交所进行大规模并购的背景下，东京、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证交所正互相或与海外同行结盟。
洛德希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卡拉奇证交所计划在2007年之前进行公司化改组，将交易权与交易席位所有权分离。如果该计划付诸实施，新进者将首次获准进入这个一直是少数人俱乐部的市场。
自巴基斯坦60年前成立以来，卡拉奇证交所一直仅对其200名会员开放。新进者进入该市场的唯一途径是购买交易席位，据说一个交易席位在公开市场上的价格至少为9000万卢比(合200万美元)。
但巴基斯坦不限制外资拥有卡拉奇证交所经纪席位。
卡拉奇证交所的市值从2002年12月的100亿美元左右，上升至本月的500亿美元左右。迄今为止，巴基斯坦股市基本上摆脱了该国政治危机的影响，此次政治危机的起因是巴基斯坦总统决定解除该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职位。
洛德希表示，公司化改组完成后，未来每年可能颁发多达25张进入卡拉奇证交所的新牌照。
译者/梁艳梅 ¶ 10:47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30日 星期五
卡拉奇证交所(Karachi Stock Exchange)董事总经理M.A.洛德希(M.A. Lodhi)表示，该证交所下月将与上海证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签署有关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洛德希表示，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后，卡拉奇证交所可能会与迪拜和阿布扎比证交所签订类似协议。这些协议可能会成为信息共享和员工培训合作的基础。
目前，在欧美证交所进行大规模并购的背景下，东京、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证交所正互相或与海外同行结盟。
洛德希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卡拉奇证交所计划在2007年之前进行公司化改组，将交易权与交易席位所有权分离。如果该计划付诸实施，新进者将首次获准进入这个一直是少数人俱乐部的市场。
自巴基斯坦60年前成立以来，卡拉奇证交所一直仅对其200名会员开放。新进者进入该市场的唯一途径是购买交易席位，据说一个交易席位在公开市场上的价格至少为9000万卢比(合200万美元)。
但巴基斯坦不限制外资拥有卡拉奇证交所经纪席位。
卡拉奇证交所的市值从2002年12月的100亿美元左右，上升至本月的500亿美元左右。迄今为止，巴基斯坦股市基本上摆脱了该国政治危机的影响，此次政治危机的起因是巴基斯坦总统决定解除该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职位。
洛德希表示，公司化改组完成后，未来每年可能颁发多达25张进入卡拉奇证交所的新牌照。
译者/梁艳梅 ¶ 10:47 AM 0 comments
CNOOC CHIEF DECRIES SPREAD OF PROTECTIONISM
By Tom Mitchell and Robin Kwong in Hong Kong
Friday, March 30, 2007, FT
The head of China's largest offshore oil producer has decried rising protectionism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markets alike, with the US singled out as the worst offender.
“The resurgence of protectionism, especially in US-led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en rather surprising,” Fu Chengyu, chairman of CNOOC, said at his company's results briefing in Hong Kong yesterday.
“Protectionism has spread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all countries,” he added.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alik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reduce protectionism and promote free trade.”
Mr Fu led the charge on what would have been the largest Chinese overseas acquisition – a proposed $18bn takeover of California-based Unocal in 2005. The deal foundered after US politicians attacked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on nationalist grounds and CNOOC withdrew, ceding Unocal to rival US bidder Chevron.
Mr Fu's comments also came against a backdrop of greater state control over energy resources in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and Venezuela in recent years. With China's domestic oilfields rapidly ageing, CNOOC and its local peers have increasingly relied on foreign acquisitions to boost their output.
It is rare for the captains of China's larges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make such criticism and this reflects how the pursuit of overseas reserves has exposed China's national resource companies to political risks with which they have had very little experience.
Chinese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groups have had better luck snapping up overseas rivals, as epitomised by Lenovo's acquisition of IBM's PC business. But these have been welcome sales of troubled businesses.
Mr Fu yesterday sounded a conciliatory no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gas fiel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o which both China and Japan have laid clai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the decision to jointly develop the East China Sea [fields] with Japan a long time ago, but because of national issues the co-operation has never really gone anywhere,” he said, adding that CNOOC was “actively discussing co-operation with Japanese companies”.
Last week, senior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that they were preparing new laws authorising protection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rigs.
The passage of the laws could increase tensions in the East China Sea, but is not expected ahead of Chines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s visit to Tokyo next month.
CNOOC reported record net profits of Rmb30.9bn ($4bn) last year, up 22 per cent from 2005. Revenues increased 28 per cent to Rmb88.9bn. ¶ 10:45 AM 0 comments
Friday, March 30, 2007, FT
The head of China's largest offshore oil producer has decried rising protectionism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markets alike, with the US singled out as the worst offender.
“The resurgence of protectionism, especially in US-led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en rather surprising,” Fu Chengyu, chairman of CNOOC, said at his company's results briefing in Hong Kong yesterday.
“Protectionism has spread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all countries,” he added.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alik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reduce protectionism and promote free trade.”
Mr Fu led the charge on what would have been the largest Chinese overseas acquisition – a proposed $18bn takeover of California-based Unocal in 2005. The deal foundered after US politicians attacked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on nationalist grounds and CNOOC withdrew, ceding Unocal to rival US bidder Chevron.
Mr Fu's comments also came against a backdrop of greater state control over energy resources in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and Venezuela in recent years. With China's domestic oilfields rapidly ageing, CNOOC and its local peers have increasingly relied on foreign acquisitions to boost their output.
It is rare for the captains of China's larges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make such criticism and this reflects how the pursuit of overseas reserves has exposed China's national resource companies to political risks with which they have had very little experience.
Chinese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groups have had better luck snapping up overseas rivals, as epitomised by Lenovo's acquisition of IBM's PC business. But these have been welcome sales of troubled businesses.
Mr Fu yesterday sounded a conciliatory no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gas fiel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o which both China and Japan have laid clai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the decision to jointly develop the East China Sea [fields] with Japan a long time ago, but because of national issues the co-operation has never really gone anywhere,” he said, adding that CNOOC was “actively discussing co-operation with Japanese companies”.
Last week, senior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that they were preparing new laws authorising protection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rigs.
The passage of the laws could increase tensions in the East China Sea, but is not expected ahead of Chines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s visit to Tokyo next month.
CNOOC reported record net profits of Rmb30.9bn ($4bn) last year, up 22 per cent from 2005. Revenues increased 28 per cent to Rmb88.9bn. ¶ 10:45 AM 0 comments
文物追还—一句空谈？
¶ 4:50 AM 0 comments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古董。中国经济腾飞带来了古董收藏热。近年来，中国文物在国际拍卖市场屡屡成为天价竞拍对象，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拍卖本身的合法性倍受质疑。
中国古董的身价在国际市场上扶摇直上。 例如：元代青花瓷器大罐——鬼谷下山在伦敦佳士得创下1568．8万英镑的拍卖记录；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碗拍卖价在香港佳士得一路飙升至1.5亿港币；明永 乐释迦牟尼坐像在香港苏富比拍出1500万美金；一件古董屏风在崇源国际以8500多万元港币成交……，电视台各类文物鉴评节目和拍卖场中的中国人潮以一 种最直观的方式，将当今盛世收藏景观放大到了极致。
为 迎接2007年春季拍卖，各大拍卖公司使出浑身解数，搜寻各类中国物品上拍。但一些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由于“身世”复杂，拍卖行为的合法性饱受质疑。中国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中国文物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后文物遭遇非法劫掠；国外个人或机构借“文化考察”名义对中国文物 的盗掘；辛亥革命之后时局动荡导致文物流失；日本侵华战争和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文物的盗掘、走私。而这些物品如今已经变成他国公共博物馆以及私人美术 馆的藏品，或者堂而皇之地成为交易商品。今天，国际上对这些海外中国文物的所属权问题争论不休，埃及、希腊等国也有类似情况出现。
中国已加入4个文物保护国际公约：1985年加 入《保护世界和自然遗产公约》；1989年加入《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7年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 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9年加入《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颁布《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 约》。这些公约规定，任何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物归原主，并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流失文物国家有权索回流失他国的文物，流失文物应当归还其原属国。依据 这些国际公约，中国希望追索回历史上被掠夺以及其它非法出境的本国文物。
理论虽说如此，但“那些好东西基本上已经成为人家的，现在再要回来就很困难了。”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一语道破文物追讨的窘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0年5月，苏富比和佳士得不顾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反对，以“商业行为”为理由，拍卖圆明园海晏堂前喷水池中制作于清朝乾隆年间、在鸦片战争中被掠夺出境的12生肖水兽头中的虎首、牛首、猴首。三件铜像后来被中国保利集团巨资拍回。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德军司令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从故宫掠走的一对代表中国顶尖青花瓷器制作工艺的六方青花大瓶，在媒体和舆论的关注下于2006年7月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中以高价易主。
2006年4月，中方斥巨资购回国宝子龙鼎。此鼎被认为是遭盗掘后走私出境的，但出土情况不明，如何流落海外也缺乏准确记录。情急之下，中国官方只好动用专项资金以4800万元人民币从香港购回子龙鼎。
经典雕塑：东汉说唱俑
即将在崇源国际春拍亮相的东汉说唱俑和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国宝击鼓说唱俑同属东汉时期登峰造极之作品，为中国古代雕塑的经典之作。相关部门得知拍卖信息后闻风而动，希望能够阻此项拍卖，但受限于目前尚没有资料记载，也只能寄托于民间有识之士或团体购买捐赠。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 和其它通过非法途径而流失的中国文物的追索权。但大部分流落它国的中国文物因没有祥实的佐证和资料记载来说明现拥有者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取得——特别是出土 情况不明的文物。根据国际文物法规，一个国家要追回本国海外流失的文物，必由文物所属国提供文物被盗抢的书面证据，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刑警组织启动法律程 序，向这些文物的当前持有者索回。若文物被盗抢之前无正式记录，依照法律程序索回几无实现可能。而且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差别，以及很多文物出土、或转手环 节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国际法规的原则大多无法执行到位，实际操作中遭遇的瓶颈无法突破，追讨流失文物的前景并不乐观。
亚思明
Thursday, March 29, 2007
透视中国：结婚是件"喜"事
| 2006年12月11日, BBC 江迅 |
在北京采访，晚上荧屏正在热播《新结婚时代》。
这是编剧王海鸰《结婚三部曲》之三，阐述的是当下大都市青年男女的婚姻观。王海鸰的作品每每能引起社会争议，很多人把她的作品视作婚姻"参考书"。
婚姻是时下电视剧的热门题材。
从北京到上海采访，恰逢周末傍晚。在成都路和江苏路分别看到一长串插花的车队缓缓驶过。车队打头的是加长凯迪拉克、宝马7系、奔驰600，接着一辆比一辆差，最后是牡丹面包车，没有屁股的两厢车。
如此虎头蛇尾的杂牌车，必定婚礼车车队，而不可能是国宾车队。用上海人的话说，这是"阳澄湖大闸蟹风光在前，崇明乌小蟹猥琐殿后，一蟹不如一蟹"。
那些名牌车是婚庆公司的，上海人爱虚荣，婚礼必用好车，尤其是新娘的坐驾，现在的新娘没有大排场不会出嫁。
2006年10月开以来，上海朋友说，这样的车队几乎天天都能遇到。那是因为各地结婚登记迎来高峰期，婚礼也是高峰期。
有新闻说，登记结婚的日均登记量较往年增长1／3。原因是社会流传说，2007年是"寡妇年"，不宜结婚，而2006年是38年一轮回的大吉之年，尤宜嫁娶。
不多久，社会上又传出2007年是60年一遇的"金猪年"，宜结婚而更宜生子。
究竟是"寡妇年"还是"金猪年"，真不知道该相信谁。与其明年难料，不如今年办了。于是新人都赶在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扎堆结婚。
大学生"急婚族"
如今，赶婚的还有大学生，不少刚毕业甚至仍在校读书的大学生。她们不急就业却急征婚："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娶得好"。
在大学生里，网上征婚成为一股风潮。网络上出现很多专门为大学生设立的征婚网站，女生征婚人数多于男生，"中国女大学生征婚网"是其中一家。
这家网站的会员注册条件是：女生──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品貌端正，无不良嗜好；男士──资产10万元人民币或年薪5万元人民币以上，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硕士生学历以上（以上三条至少符合一条）。如此看，男士的注册要求比女生高出很多。
据日前公布的《2006年中国婚恋服务市场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大陆有近千家婚恋服务网站。其中注册会员的大学生占了不小比重，尚未毕业就急于征婚。
这类"急婚族"的征婚条件苛刻。一个自称"明朗少女"的22岁沪籍女孩，在征婚帖子中，要求男士年龄在40岁以下，有住房有私家车，月收入2万元人民币以上，无不良嗜好，不带小孩。
她说："我很快要大学毕业了，想找一份能供得起房子的工作不容易。买房只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想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伴侣在事业上给我帮助，这样至少能让我比别人少奋斗好几年。"
富翁与美女
"明朗少女"的机缘终于来了。位于长寿路世纪商务大厦的上海跨美婚姻交友中心，由海归学子创办，日前成立了大陆首家"亿万富翁征婚经纪俱乐部"，专为亿万富翁提供婚介服务。
俱乐部成立之初，多位富翁会员各出手10万元人民币，作为俱乐部的启动资金，要求交友中心物色一个高级办公场所作为俱乐部工作室。
这些亿万富翁正值壮年，事业成功，据说形象也不差，但普遍学历不高，有的还只是高中毕业而已，大多在外国长时间居住，却说不好英语。
他们的择偶条件却显出富翁"派头"：要求女方漂亮，具体到肤色、三围，出身书香门第，性格温婉，知书达礼，能懂英语。
不过，交友中心总经理白乃慕介绍说，这些富翁经历多年打拚，有独特的人生经验，为人低调，待人诚恳，穿着普通，最怕的是女孩冲着他们口袋里的钱而去。
无独有偶。11月25日，由"王老五钻石网"举办的以"浪漫之舟，爱在深秋"为主题的富翁VS美女征婚派对，在上海滩黄浦江一艘游轮上张扬揭幕。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富翁集体征婚活动。
有媒体报导，"53位身家至少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富翁，其中有10多名是'钻石级别'的单身亿万富翁，以28800元人民币代价，赢得700名佳丽谈情论嫁的机会"。
"女方确实年轻美貌，希望能与传说中的'钻石王老五'擦出爱的火花"，整个聚会分为"浪漫派对"、"公益活动"、"浦江夜游"等板块，活动结束后，网站的婚姻顾问安排富翁会员与心仪的美女会员一对一相聚。
不过，据笔者获知，参加豪华派对的富翁为24人，其中亿万身家的富翁13人，美女才32人，也可谓"富翁精英，美女荟萃"了，那28800元人民币是入会一年的会费，而不是派对费用。
这场"征婚秀"，无疑是以金钱和巨富为亮点，引发了社会上巨大关注。
据说，这些富豪在婚姻之路上始终小心翼翼，耽心女人会冲着他们的钱财上门。原本要避开庸俗的拜金女性，如此征婚派对，不是陷入更大的"皇帝选妃"的功利圈套了吗？
不管主办方还是参与者出发点如何，在外人看来如同一场"集市贸易"，是金钱对美貌的交易。
虽有人说"有钱就是牛，身价数亿有理由提出高要求"，但更多人说"自己一身铜臭，却想找个香香美人，简直是痴人说梦"。
金钱与幸福
金钱能不能买来幸福，是科学界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科学界占上风的观点是"不能"，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调查却显示，金钱能带来幸福通常"只是一种幻觉"。
虽然最近一些科学家向这种观点发起了挑战。但科学家的分歧是金钱对幸福感到底有多大影响力。
英国沃里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认为，大量证据表明金钱可以买到幸福，但绝对没有空想家们想象得那么大，"人们夸大了天上掉下100元对幸福感的作用，人际关系的质量比金钱有更大作用"。
婚姻关系摆脱对经济法码的过于倚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富豪征婚秀，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倒退
（江迅：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
¶ 5:18 AM 0 comments
海面上升威胁6亿人 中国风险最大
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对世界许多人口造成威胁
一个国际政策研究机构将发表的全球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以及强烈热带风暴对世界许多人口造成很大威胁。
在伦敦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表示，占全球人口1/10的6亿多人居住在海拔不到10米的沿海地区，其中1/3居住在亚洲。
报告说，随着气候变暖，从中国到佛罗里达的许多沿海地区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风暴袭击。
报告说，75%的低海拔沿海地区分布在亚洲。全球化导致许多亚洲国家的人口向沿海流动，比如印度和中国。印中两国都依赖航运促进对外贸易。
报告指出，按照人口评估风险中国排在榜首，1.43亿中国人生活在沿海地区。其他受威胁较大的国家有: 印度，孟加拉国，越南，日本，埃及和美国。
这份将在4月发表的报告说，海平面低于10米的沿海地区占"世界2%的陆地，居住人口达6亿"。
撰写报告的研究人员说，这些地区人口稠密，而且人口增长迅速。2000年的统计表明，一多半人口生活在城镇中。
报告还说，贫穷人群受威胁的程度高于富裕人群。该研究所呼吁各国政府大量投资，采取行动帮助人们从受威胁的地区向内陆移民。
报告还建议，改善城市居住条件，减少贫穷人口所面临的风险。
¶ 1:24 AM 0 comments
S AFRICA'S BANK WATCHDOG QUESTIONS BARCLAYS PURCHASE
By James Lamont and Peter Thal Larsen in London and Alec Russell in Johannesburg
Thursday, March 29, 2007, FT
Barclays' recent track record on acquisitions has been called into question after its ownership of South Africa's largest bank was described as “discouraging” by the country's chief banking regulator.
The comments by Tito Mboweni, governor of the 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 will prove embarrassing to Barclays, which is in exclusive talks to buy ABN Amro, a Dutch bank. Barclays is prepared to make significant concessions to secure that deal, including a commitment to move its head office to Amsterdam.
Barclays executives are racing to finalise an offer for ABN, which has also attracted interest from other banks. However, the prospects of a counterbid by Citigroup faded last night after Barclays retained the US company to work as one of its investment banking advisers on the deal. ¶ 1:22 AM 0 comments
Thursday, March 29, 2007, FT
Barclays' recent track record on acquisitions has been called into question after its ownership of South Africa's largest bank was described as “discouraging” by the country's chief banking regulator.
The comments by Tito Mboweni, governor of the 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 will prove embarrassing to Barclays, which is in exclusive talks to buy ABN Amro, a Dutch bank. Barclays is prepared to make significant concessions to secure that deal, including a commitment to move its head office to Amsterdam.
Barclays executives are racing to finalise an offer for ABN, which has also attracted interest from other banks. However, the prospects of a counterbid by Citigroup faded last night after Barclays retained the US company to work as one of its investment banking advisers on the deal. ¶ 1:22 AM 0 comments
南非央行行长质疑巴克莱收购记录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联合报道
2007年3月29日 星期四
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最近的收购记录遭到质疑，因为南非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最高官员称，巴克莱收购南非最大银行后的表现“令人失望”。
南非央行行长提托•姆博维尼(Tito Mboweni)的上述言论将令巴克莱感到尴尬。目前，巴克莱正在就收购事宜与荷兰银行(ABN Amro)进行排他性谈判。为了达成该交易，巴克莱准备作出重大让步，包括承诺两家银行合并后，将把其总部迁往阿姆斯特丹。
目前，巴克莱高管正在加紧敲定向荷兰银行提出的最终报价。其它数家银行也对收购荷兰银行产生了兴趣。然而昨晚过后，花旗集团(Citigroup)提出竞争性报价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原因是巴克莱聘请了这家美国银行担任该交易的投资银行顾问之一。
英国《金融时报》詹姆斯•拉蒙特(James Lamont)、彼得•塔尔•拉森(Peter Thal Larsen)伦敦、亚历克•罗素(Alec Russell)约翰内斯堡报道。
译者/朱冠华 ¶ 1:21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9日 星期四
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最近的收购记录遭到质疑，因为南非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最高官员称，巴克莱收购南非最大银行后的表现“令人失望”。
南非央行行长提托•姆博维尼(Tito Mboweni)的上述言论将令巴克莱感到尴尬。目前，巴克莱正在就收购事宜与荷兰银行(ABN Amro)进行排他性谈判。为了达成该交易，巴克莱准备作出重大让步，包括承诺两家银行合并后，将把其总部迁往阿姆斯特丹。
目前，巴克莱高管正在加紧敲定向荷兰银行提出的最终报价。其它数家银行也对收购荷兰银行产生了兴趣。然而昨晚过后，花旗集团(Citigroup)提出竞争性报价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原因是巴克莱聘请了这家美国银行担任该交易的投资银行顾问之一。
英国《金融时报》詹姆斯•拉蒙特(James Lamont)、彼得•塔尔•拉森(Peter Thal Larsen)伦敦、亚历克•罗素(Alec Russell)约翰内斯堡报道。
译者/朱冠华 ¶ 1:21 AM 0 comments
Abdullah relaxes rules to create Malaysia's Shenzhen
By John Burton in Singapore
Thursday, March 29, 2007, FT
Abdullah Badawi,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has described the planned Iskandar Development Region in the southern state of Johor as playing the same role for Singapore as Shenzhen does for Hong Kong by offering a cheap place to do business.
But Iskandar also resembles Shenzhen as a laboratory to promote economic reforms, just as the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 did in the 1990s.
Among incentives recently announced by Mr Abdullah to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Iskandar was the easing of affirmative action rules favouring the ethnic Malay majority, often seen a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attracting overseas capital.
Under what is known as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foreign investors are required to offer a 30 per cent stake in businesses to a local ethnic Malay partner. The government is to abolish the rule for selected service industries in Iskandar, including healthcare, tourism and education.
Christopher Woods, chief strategist at CLSA, says the announcement “is the latest and most dramatic piece of good news to come out of Malaysia”, which is also relaxing foreign exchange rules and scrapping property gains tax to promote capital inflows.
Officials connected with the project say the concessions are the cutting edge of broader reforms to reverse a drop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ch fell by 14 per cent to $4bn (�bn, £2bn) last year.
The easing of affirmative action rules is likely to provoke a backlash from the ruling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which has ruled Malaysia since 1957 based on its championing of rights for ethnic Malays and its policy to close the income gap with the ethnic Chinese minority.
Mr Abdullah hopes to reduce political resistance by apply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to Johor, an Umno stronghold and home to many of Malaysia's cabinet ministers.
“If we can show them that this policy will benefit them directly with increased foreign investment, they may accept more change. If we succeed in Johor, we can introduce the reforms elsewhere in Malaysia,” says one official.
Malaysia has followed a similar strategy in eroding the NEP by creating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at exclude affirmative action rules, including for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But services remain a bastion of the policy when Malaysia wants to reduce its dependence on manufacturing.
Musa Hitam, a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who sits on the Iskandar advisory panel, is proposing bolder reforms by suggesting the NEP should be abolished in the new economic zone.
Scepticism remains on whether Malaysia can follow through on its promises. Local bureaucrats have been accused of interfering with investment applications, such as placing limits on the hiring of foreign workers. Mr Abdullah has promised to unveil steps to strengthen central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prevent such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also hopes to win local support by requiring foreign investors to contribute to a social welfare fund for Iskandar that would benefit mainly ethnic Malays, with officials saying that prospective foreign investors have not raised objections to the proposal.
Iskandar has set a target of attracting $105bn in investments over the next 20 years, including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Japan, to support the building of theme parks, retirement hom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 area three times the size of next-door Singapore.
The biggest single source of investment could come from Singapore, since land and labour cost much less in Johor. But a surge of Singapore investments could also raise nationalist hackles in Malaysia. Bilateral ties have been prickly since the two ended a brief union in 1965.
Malaysia has already been forced to drop discussion of plans to introduce passport-free entry to Iskandar for foreigners because of local fears about a large influx of Singaporeans.
Chua Hak Bin, an economist at Citigroup in Singapore, says the proposed reform for Iskandar “enlarg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space for Singapore” and could reverse a decline in cross-border trade and investment. Singapore has long sought to develop a cheap manufacturing hinterland based around Johor and the neighbouring Riau islands in Indonesia.
But Iskandar's emphasis on offering incentives for services instead of manufacturing “does not appear to be designed towards addressing Singapore's handicap: a shortage and high cost of land. On the contrary, the targeted services industries look more directed at competition with, rather than complementing, Singapore,” said Mr Chua. ¶ 1:18 AM 0 comments
Thursday, March 29, 2007, FT
Abdullah Badawi,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has described the planned Iskandar Development Region in the southern state of Johor as playing the same role for Singapore as Shenzhen does for Hong Kong by offering a cheap place to do business.
But Iskandar also resembles Shenzhen as a laboratory to promote economic reforms, just as the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 did in the 1990s.
Among incentives recently announced by Mr Abdullah to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Iskandar was the easing of affirmative action rules favouring the ethnic Malay majority, often seen a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attracting overseas capital.
Under what is known as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foreign investors are required to offer a 30 per cent stake in businesses to a local ethnic Malay partner. The government is to abolish the rule for selected service industries in Iskandar, including healthcare, tourism and education.
Christopher Woods, chief strategist at CLSA, says the announcement “is the latest and most dramatic piece of good news to come out of Malaysia”, which is also relaxing foreign exchange rules and scrapping property gains tax to promote capital inflows.
Officials connected with the project say the concessions are the cutting edge of broader reforms to reverse a drop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ch fell by 14 per cent to $4bn (�bn, £2bn) last year.
The easing of affirmative action rules is likely to provoke a backlash from the ruling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which has ruled Malaysia since 1957 based on its championing of rights for ethnic Malays and its policy to close the income gap with the ethnic Chinese minority.
Mr Abdullah hopes to reduce political resistance by apply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to Johor, an Umno stronghold and home to many of Malaysia's cabinet ministers.
“If we can show them that this policy will benefit them directly with increased foreign investment, they may accept more change. If we succeed in Johor, we can introduce the reforms elsewhere in Malaysia,” says one official.
Malaysia has followed a similar strategy in eroding the NEP by creating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at exclude affirmative action rules, including for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But services remain a bastion of the policy when Malaysia wants to reduce its dependence on manufacturing.
Musa Hitam, a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who sits on the Iskandar advisory panel, is proposing bolder reforms by suggesting the NEP should be abolished in the new economic zone.
Scepticism remains on whether Malaysia can follow through on its promises. Local bureaucrats have been accused of interfering with investment applications, such as placing limits on the hiring of foreign workers. Mr Abdullah has promised to unveil steps to strengthen central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prevent such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also hopes to win local support by requiring foreign investors to contribute to a social welfare fund for Iskandar that would benefit mainly ethnic Malays, with officials saying that prospective foreign investors have not raised objections to the proposal.
Iskandar has set a target of attracting $105bn in investments over the next 20 years, including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Japan, to support the building of theme parks, retirement hom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 area three times the size of next-door Singapore.
The biggest single source of investment could come from Singapore, since land and labour cost much less in Johor. But a surge of Singapore investments could also raise nationalist hackles in Malaysia. Bilateral ties have been prickly since the two ended a brief union in 1965.
Malaysia has already been forced to drop discussion of plans to introduce passport-free entry to Iskandar for foreigners because of local fears about a large influx of Singaporeans.
Chua Hak Bin, an economist at Citigroup in Singapore, says the proposed reform for Iskandar “enlarg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space for Singapore” and could reverse a decline in cross-border trade and investment. Singapore has long sought to develop a cheap manufacturing hinterland based around Johor and the neighbouring Riau islands in Indonesia.
But Iskandar's emphasis on offering incentives for services instead of manufacturing “does not appear to be designed towards addressing Singapore's handicap: a shortage and high cost of land. On the contrary, the targeted services industries look more directed at competition with, rather than complementing, Singapore,” said Mr Chua. ¶ 1:18 AM 0 comments
创建马来西亚的深圳特区
英国《金融时报》约翰•伯顿(John Burton)新加坡报道
2007年3月29日 星期四
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Badawi)表示，拟在柔佛州南部建立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Iskandar Development Region)将通过提供廉价经营场所，对新加坡发挥出像中国深圳对香港同样的作用。
但依斯干达同样和这个中国经济特区一样，也是推进经济改革的实验室，就像深圳上世纪90年代所做的那样。
阿卜杜拉最近宣布了多项激励措施，鼓励外资到依斯干达投资。其中一项是放宽有利于马来民族的“扶弱政策”(affirmative action)，这一政策常被视为马来西亚吸引海外资本的最大障碍。马来民族是马来西亚的多数民族。
按照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外国投资者必须将企业30%的股权交给当地的马来人合作伙伴。马来西亚政府将对依斯干达特定的服务行业取消上述规定，其中包括医疗、旅游和教育行业。
法国里昂证券(CLSA)首席策略师克里斯多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表示，阿卜杜拉的声明“是来自马来西亚最新也最引人注目的好消息”。马来西亚也将放宽外汇规定，取消房地产利得税，以促进资本流入。
与依斯干达项目有关的官员表示，马来西亚将进行更广泛的改革，以扭转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局面，这些让步是改革中的先头措施。去年马来西亚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4%，至40亿美元。
放宽“扶弱政策”规定可能遭到执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的强烈反对。由于拥护马来民族权利，实施缩小马来人与华人收入差距的政策，巫统自1957年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华人在马来西亚是少数民族。
阿卜杜拉希望通过在柔佛州实行经济改革来减少政治阻力。柔佛州是巫统的政治据点，也是马来西亚许多内阁部长的故乡。
一位官员表示：“如果我们能向他们展示，这项政策能增加外国投资，使他们直接受益，他们也许会接受更多变化。如果在柔佛州取得成功，我们就能将改革引入马来西亚其它地区。”
马来西亚遵循了类似策略来削弱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不实行“扶弱政策”规定的经济特区，包括制造业、信息技术业和金融服务业经济特区。但在马来西亚希望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时，服务业仍是一个政策堡垒。
依斯干达顾问组成员、马来西亚前副总理穆萨•希塔姆(Musa Hitam)提出了更大胆的改革措施，建议在新经济区废除新经济政策。
仍有人怀疑马来西亚能否将承诺坚持到底。地方政府一直受到干涉投资运用的指责，例如对聘用外国工人加以限制。阿卜杜拉已承诺推出措施，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以预防这类问题的出现。
马来西亚政府还希望通过要求外国投资者向依斯干达缴纳社会福利基金来赢得地方支持。这项提议的主要受益人是马来人。政府官员们表示，潜在外国投资者尚未对这项提议提出反对。
依斯干达定下目标，计划在未来20年从中东和日本等地吸引1050亿美元投资，用于支持在这个面积3倍于邻国新加坡的地区，建造主题公园、养老院和大学。
最大的投资来源可能是新加坡，因为柔佛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得多。但新加坡投资的飙升，也可能引发马来西亚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自1965年结束了短暂的结盟以来，两国的双边关系一直颇为紧张。
由于当地人担心大量新加坡人涌入依斯干达，马来西亚已被迫放弃了有关允许外国人免持护照进入依斯干达计划的讨论。
花旗集团(Citigroup)驻新加坡经济学家Chua Hak Bin表示，依斯干达拟议进行的改革“增加了新加坡的机遇和经济空间”，有可能扭转跨境贸易和投资下降的局面。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希望在柔佛附近和邻近的印尼廖内群岛开发一个廉价的制造业腹地。
但Chua Hak Bin表示，依斯干达强调为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提供鼓励措施，“似乎不是为了弥补新加坡的缺陷：土地短缺，地价高昂。相反，目标服务产业似乎更多地是要与新加坡竞争，而不是互补。”
译者/何黎 ¶ 1:16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9日 星期四
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Badawi)表示，拟在柔佛州南部建立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Iskandar Development Region)将通过提供廉价经营场所，对新加坡发挥出像中国深圳对香港同样的作用。
但依斯干达同样和这个中国经济特区一样，也是推进经济改革的实验室，就像深圳上世纪90年代所做的那样。
阿卜杜拉最近宣布了多项激励措施，鼓励外资到依斯干达投资。其中一项是放宽有利于马来民族的“扶弱政策”(affirmative action)，这一政策常被视为马来西亚吸引海外资本的最大障碍。马来民族是马来西亚的多数民族。
按照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外国投资者必须将企业30%的股权交给当地的马来人合作伙伴。马来西亚政府将对依斯干达特定的服务行业取消上述规定，其中包括医疗、旅游和教育行业。
法国里昂证券(CLSA)首席策略师克里斯多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表示，阿卜杜拉的声明“是来自马来西亚最新也最引人注目的好消息”。马来西亚也将放宽外汇规定，取消房地产利得税，以促进资本流入。
与依斯干达项目有关的官员表示，马来西亚将进行更广泛的改革，以扭转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局面，这些让步是改革中的先头措施。去年马来西亚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4%，至40亿美元。
放宽“扶弱政策”规定可能遭到执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的强烈反对。由于拥护马来民族权利，实施缩小马来人与华人收入差距的政策，巫统自1957年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华人在马来西亚是少数民族。
阿卜杜拉希望通过在柔佛州实行经济改革来减少政治阻力。柔佛州是巫统的政治据点，也是马来西亚许多内阁部长的故乡。
一位官员表示：“如果我们能向他们展示，这项政策能增加外国投资，使他们直接受益，他们也许会接受更多变化。如果在柔佛州取得成功，我们就能将改革引入马来西亚其它地区。”
马来西亚遵循了类似策略来削弱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不实行“扶弱政策”规定的经济特区，包括制造业、信息技术业和金融服务业经济特区。但在马来西亚希望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时，服务业仍是一个政策堡垒。
依斯干达顾问组成员、马来西亚前副总理穆萨•希塔姆(Musa Hitam)提出了更大胆的改革措施，建议在新经济区废除新经济政策。
仍有人怀疑马来西亚能否将承诺坚持到底。地方政府一直受到干涉投资运用的指责，例如对聘用外国工人加以限制。阿卜杜拉已承诺推出措施，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以预防这类问题的出现。
马来西亚政府还希望通过要求外国投资者向依斯干达缴纳社会福利基金来赢得地方支持。这项提议的主要受益人是马来人。政府官员们表示，潜在外国投资者尚未对这项提议提出反对。
依斯干达定下目标，计划在未来20年从中东和日本等地吸引1050亿美元投资，用于支持在这个面积3倍于邻国新加坡的地区，建造主题公园、养老院和大学。
最大的投资来源可能是新加坡，因为柔佛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得多。但新加坡投资的飙升，也可能引发马来西亚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自1965年结束了短暂的结盟以来，两国的双边关系一直颇为紧张。
由于当地人担心大量新加坡人涌入依斯干达，马来西亚已被迫放弃了有关允许外国人免持护照进入依斯干达计划的讨论。
花旗集团(Citigroup)驻新加坡经济学家Chua Hak Bin表示，依斯干达拟议进行的改革“增加了新加坡的机遇和经济空间”，有可能扭转跨境贸易和投资下降的局面。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希望在柔佛附近和邻近的印尼廖内群岛开发一个廉价的制造业腹地。
但Chua Hak Bin表示，依斯干达强调为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提供鼓励措施，“似乎不是为了弥补新加坡的缺陷：土地短缺，地价高昂。相反，目标服务产业似乎更多地是要与新加坡竞争，而不是互补。”
译者/何黎 ¶ 1:16 AM 0 comments
BEIJING FORMS BODY TO PUSH SERVICE SECTOR
By Mure Dickie in Beijing
Thursday, March 29, 2007,FT
China yesterday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a “leading group” of top officials char-ged with reducing the country's reliance on industry by promoting faster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a policy “opinion” made public yesterday,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said the group at the powerful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hould be matched by similar groups “in all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e move is a signal of Beijing's increasing determination to expand the role in the economy played by the service sector in order to create non-agricultural jobs, cap sensitive export growth and ease strains o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Giving the service sector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soon as possible . . .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a rapid increase i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State Council document says.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ressing, arduous and long-term task.”
The cabinet policy restates Beijing's target of raising the propor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ccounted for by services by 3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2005 and 2010.
Services accounted for about 39.9 per cent of GDP in 2005, but the proportion fell to around 39.3 per cent last year, say state media.
In the new document, the State Council outlines areas where officials should promote tertiary industry. Businesses in favoured areas such as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outsourced ser-vices should be given preferential access to energy and water while localities should be banned from excluding service companies from elsewhere in China from entering their markets.
The document says the “amount and qual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 should be in-creased, as agreed under the term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but does not suggest any more rapid opening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hile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long pushed for greater access to service industries, Beijing remains concerned about the ability of domestic service companies to compete.
The document also stops short of changes to pricing resources and energy, which are in effect subsidised.
The importance of non- industrial activity in China was highlighted in late 2005, when Beijing made a 17 per cent upward revision to official GDP based on a nationwide census that recorded previously ignored service sector activity. ¶ 1:12 AM 0 comments
Thursday, March 29, 2007,FT
China yesterday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a “leading group” of top officials char-ged with reducing the country's reliance on industry by promoting faster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a policy “opinion” made public yesterday,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said the group at the powerful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hould be matched by similar groups “in all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e move is a signal of Beijing's increasing determination to expand the role in the economy played by the service sector in order to create non-agricultural jobs, cap sensitive export growth and ease strains o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Giving the service sector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soon as possible . . .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a rapid increase i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State Council document says.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ressing, arduous and long-term task.”
The cabinet policy restates Beijing's target of raising the propor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ccounted for by services by 3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2005 and 2010.
Services accounted for about 39.9 per cent of GDP in 2005, but the proportion fell to around 39.3 per cent last year, say state media.
In the new document, the State Council outlines areas where officials should promote tertiary industry. Businesses in favoured areas such as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outsourced ser-vices should be given preferential access to energy and water while localities should be banned from excluding service companies from elsewhere in China from entering their markets.
The document says the “amount and qual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 should be in-creased, as agreed under the term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but does not suggest any more rapid opening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hile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long pushed for greater access to service industries, Beijing remains concerned about the ability of domestic service companies to compete.
The document also stops short of changes to pricing resources and energy, which are in effect subsidised.
The importance of non- industrial activity in China was highlighted in late 2005, when Beijing made a 17 per cent upward revision to official GDP based on a nationwide census that recorded previously ignored service sector activity. ¶ 1:12 AM 0 comments
中国加速发展服务业
英国《金融时报》王明(Mure Dickie)北京报道
2007年3月29日 星期四
中国昨日宣布成立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推动中国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从而减少经济对工业的依赖。
在昨日发布的一项政策性“意见”中，中国国务院表示，全国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NDRC)，“各省级人民政府”也应建立相应领导机制。
此举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断增强的决心，即加大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以创造非农业就业岗位，控制敏感的出口增长，并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国务院文件中写道：“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一项紧迫、艰巨、长期的重要任务”
国务院的政策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目标：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2005年，服务业产值约占中国GDP的39.9%，但去年下滑至39.3%左右。
在这份新文件中，国务院概述了官员们应当推动发展第三产业的领域。软件开发和外包服务等优先发展行业的企业，将获得能源和水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同时，对其它地区的服务企业进入本地市场，地方政府不应阻拦。
文件称，应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有关条款，提高服务行业外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但文件并未提及要加快对国际投资的开放问题。
虽然美国和其它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领域，但中国政府仍担心国内服务企业的竞争力。
这份文件也并没有谈到要改革资源和能源的定价体系，目前中国国内的资源和能源价格实际上得到了政府补贴。
中国非工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凸现，当时中国政府基于一项全国人口普查，将官方公布的GDP数据向上修正了17%。那次普查记录了此前被忽略的服务业经济活动。
译者/何黎 ¶ 1:12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9日 星期四
中国昨日宣布成立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推动中国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从而减少经济对工业的依赖。
在昨日发布的一项政策性“意见”中，中国国务院表示，全国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NDRC)，“各省级人民政府”也应建立相应领导机制。
此举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断增强的决心，即加大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以创造非农业就业岗位，控制敏感的出口增长，并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国务院文件中写道：“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一项紧迫、艰巨、长期的重要任务”
国务院的政策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目标：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2005年，服务业产值约占中国GDP的39.9%，但去年下滑至39.3%左右。
在这份新文件中，国务院概述了官员们应当推动发展第三产业的领域。软件开发和外包服务等优先发展行业的企业，将获得能源和水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同时，对其它地区的服务企业进入本地市场，地方政府不应阻拦。
文件称，应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有关条款，提高服务行业外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但文件并未提及要加快对国际投资的开放问题。
虽然美国和其它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领域，但中国政府仍担心国内服务企业的竞争力。
这份文件也并没有谈到要改革资源和能源的定价体系，目前中国国内的资源和能源价格实际上得到了政府补贴。
中国非工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凸现，当时中国政府基于一项全国人口普查，将官方公布的GDP数据向上修正了17%。那次普查记录了此前被忽略的服务业经济活动。
译者/何黎 ¶ 1:12 AM 0 comments
IN THIS BRAVE NEW WORLD, CHINDIA'S UNEVEN RISE CONTINUES
Martin Wolf
Thursday, March 29, 2007, FT
“Chindia” is the word coined by the Indian politician, Jairam Ramesh, to denote the two Asian giants that contain 38 per 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etween them. Nor is size their only similarity. Both are heirs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both were, until recently, desperately poor; and both are among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Yet the differences are also striking. By looking carefully at them one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ir prospects for continued growth.
The economists' technique of growth accounting helps shed a bright light on the story. A recent paper by 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Collins of the Washington-based Brookings Institution does just that*. It compares performance over the 1978-2004 period, but the years since 1993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since they succeed India's post-1991 reforms.
The broad picture is of Chinese growth of 9.7 per cent a year, against India's 6.5 per cent. So, given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growth, India's real income per head grew at less than half China's. Employment generated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growth: 1.2 per cent a year for China and 1.9 per cent for India. In China, output per worker rose at the staggering rate of 8.5 per cent a year. Increases in physical capital per worker accounted for half of this latter increase and increases in pure efficiency – what economists call “factor productivity” – for the rest. India's output per head rose at 4.6 per cent a year. Given China's high investmen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ndia's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contributed less than half the growth of China's. But factor productivity also had almost double the impact in China.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illuminating contrasts with east Asian economies, other than China; namely, Indonesia, South Kore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Taiwan and Thailand. India's growth of output per head between 1993 and 2004 was as fast or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aggregate of these seven economies over any lengthy period between 1960 and 2003. Factor productivity generated a contribution to India's growth of 2.3 percentage points a year between 1993 and 2004. For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were 1.2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1960 and 1980, 1.4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1980 and 1993 and just 0.3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1993 and 2003.
In agriculture, China's growth rate was 3.7 per cent a year against just 2.2 per cent for India. Employment growth was negative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marginally positive in Indian. The big difference was in the growth of output per worker, with China, again, accumulating capital far faster and achieving much faster growth in factor productivity.
In industry, China's growth rate was 11 per cent a year, of which employment contributed just 1.2 percentage points. Output per worker rose at 9.8 per cent a year. Of this, no less than 6.2 percentage points was generated by rising factor productivity. Meanwhile, India's industrial growth was just 6.7 per cent a year. Factor productivity contributed a mere 1.1 percentage points a year to this growth. But employment growth contributed 3.6 percentage points.
Now turn to services. Here India's growth rate was close to China's: 9.1 per cent a year, against 9.8 per cent. Output per worker contributed 5.1 percentage points of the growth in China and 5.4 percentage points in India. Here is the one sector where Indian productivity growth matched China's. Rising factor productivity contributed 3.9 percentage points to Indian growth and just 0.9 percentage points to China's.
The results for India are largely what one would expect. But China's productivity – and particularly factor productivity – performance is far better tha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is is partly because of revisions to the national accounts, which have raised the level and growth of the services sector. Also important are technical assumption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capital stock on output, which matter for China because the capital stock grew so much faster than the economy.
Evidently, this effort is heroic. Nevertheless, the broad picture is highly suggestive. Both of these economies have sustained a remarkable performance, though with China's clearly superior. India's outstanding sector is services; China's is industry. Employment growth outside agriculture is low and the share of agriculture in employment still high: 47 per cent for China and 57 per cent for India in 2004. China'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has been astonishing, largely because of rising output per worker in industry, though it has also done well in agriculture and services. India'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s also quite good, overwhelmingly because of services.
The implication, as the study itself concludes, is that “the supply-side prospects for continued rapid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are very good”.
With a remarkably open economy and gross fixed investment at 43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last year, it is hard to identify significant constraints on China's growth in the medium term. A breakdow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would presumably do it. So might domestic political or social instability. In the long term. Failure to persist with reform would also be a danger.
India's fixed investment has been far lower. But it is already close to 30 per cent of GDP. If the fiscal position continues to improve and the inflow of long-term capital from abroad to accelerate, the investment rate could rise still further. Partly because infrastructure is poor and industrial performance disappointing, the upside for Indian growth is also bigger than for China's. But India also suffers from serious handicaps. The most important, apart from weak infrastructure and a relatively ineffective government, is the scale of mass illiteracy. Adult male literacy was only 73 per cent and female literacy a deplorable 48 per cent in 2002, against 95 and 87 per cent, respectively, in China.
Chindia is on the move. Since China's standard of living is roughly a fifth of that of the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India's one-tenth, the fast growth of the giants might persist for a generation. As Shakespeare might have said: 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countries in't!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Working Paper 12943, February 200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ww.nber.org ¶ 12:48 AM 0 comments
Thursday, March 29, 2007, FT
“Chindia” is the word coined by the Indian politician, Jairam Ramesh, to denote the two Asian giants that contain 38 per 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etween them. Nor is size their only similarity. Both are heirs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both were, until recently, desperately poor; and both are among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Yet the differences are also striking. By looking carefully at them one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ir prospects for continued growth.
The economists' technique of growth accounting helps shed a bright light on the story. A recent paper by 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Collins of the Washington-based Brookings Institution does just that*. It compares performance over the 1978-2004 period, but the years since 1993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since they succeed India's post-1991 reforms.
The broad picture is of Chinese growth of 9.7 per cent a year, against India's 6.5 per cent. So, given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growth, India's real income per head grew at less than half China's. Employment generated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growth: 1.2 per cent a year for China and 1.9 per cent for India. In China, output per worker rose at the staggering rate of 8.5 per cent a year. Increases in physical capital per worker accounted for half of this latter increase and increases in pure efficiency – what economists call “factor productivity” – for the rest. India's output per head rose at 4.6 per cent a year. Given China's high investmen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ndia's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contributed less than half the growth of China's. But factor productivity also had almost double the impact in China.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illuminating contrasts with east Asian economies, other than China; namely, Indonesia, South Kore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Taiwan and Thailand. India's growth of output per head between 1993 and 2004 was as fast or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aggregate of these seven economies over any lengthy period between 1960 and 2003. Factor productivity generated a contribution to India's growth of 2.3 percentage points a year between 1993 and 2004. For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were 1.2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1960 and 1980, 1.4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1980 and 1993 and just 0.3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1993 and 2003.
In agriculture, China's growth rate was 3.7 per cent a year against just 2.2 per cent for India. Employment growth was negative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marginally positive in Indian. The big difference was in the growth of output per worker, with China, again, accumulating capital far faster and achieving much faster growth in factor productivity.
In industry, China's growth rate was 11 per cent a year, of which employment contributed just 1.2 percentage points. Output per worker rose at 9.8 per cent a year. Of this, no less than 6.2 percentage points was generated by rising factor productivity. Meanwhile, India's industrial growth was just 6.7 per cent a year. Factor productivity contributed a mere 1.1 percentage points a year to this growth. But employment growth contributed 3.6 percentage points.
Now turn to services. Here India's growth rate was close to China's: 9.1 per cent a year, against 9.8 per cent. Output per worker contributed 5.1 percentage points of the growth in China and 5.4 percentage points in India. Here is the one sector where Indian productivity growth matched China's. Rising factor productivity contributed 3.9 percentage points to Indian growth and just 0.9 percentage points to China's.
The results for India are largely what one would expect. But China's productivity – and particularly factor productivity – performance is far better tha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is is partly because of revisions to the national accounts, which have raised the level and growth of the services sector. Also important are technical assumption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capital stock on output, which matter for China because the capital stock grew so much faster than the economy.
Evidently, this effort is heroic. Nevertheless, the broad picture is highly suggestive. Both of these economies have sustained a remarkable performance, though with China's clearly superior. India's outstanding sector is services; China's is industry. Employment growth outside agriculture is low and the share of agriculture in employment still high: 47 per cent for China and 57 per cent for India in 2004. China'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has been astonishing, largely because of rising output per worker in industry, though it has also done well in agriculture and services. India'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s also quite good, overwhelmingly because of services.
The implication, as the study itself concludes, is that “the supply-side prospects for continued rapid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are very good”.
With a remarkably open economy and gross fixed investment at 43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last year, it is hard to identify significant constraints on China's growth in the medium term. A breakdow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would presumably do it. So might domestic political or social instability. In the long term. Failure to persist with reform would also be a danger.
India's fixed investment has been far lower. But it is already close to 30 per cent of GDP. If the fiscal position continues to improve and the inflow of long-term capital from abroad to accelerate, the investment rate could rise still further. Partly because infrastructure is poor and industrial performance disappointing, the upside for Indian growth is also bigger than for China's. But India also suffers from serious handicaps. The most important, apart from weak infrastructure and a relatively ineffective government, is the scale of mass illiteracy. Adult male literacy was only 73 per cent and female literacy a deplorable 48 per cent in 2002, against 95 and 87 per cent, respectively, in China.
Chindia is on the move. Since China's standard of living is roughly a fifth of that of the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India's one-tenth, the fast growth of the giants might persist for a generation. As Shakespeare might have said: 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countries in't!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Working Paper 12943, February 200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ww.nber.org ¶ 12:48 AM 0 comments
再谈中印龙象之争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7年3月29日 星期四
“Chindia”一词是印度政治家扎拉姆•拉梅什 (Jairam Ramesh)发明的，指的是拥有全球38%人口的两个亚洲大国。而规模并非这两个国家唯一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文明古国；都曾极度贫困，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而且都位列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引人注目。通过对它们的仔细观察，可以更多地了解它们持续增长的前景。
经济学家在统计增长方面的技能，帮助人们把这方面的情况清楚地展现出来。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和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最近的一份报告就是这样。*该报告比较了这两个国家在1978年至2004年期间的表现，但1993年之后那些年的情况特别有意思，因为印度在1991年后推行了改革。
总体状况是，中国经济每年增长9.7%，而印度每年增长6.5%。因此，考虑到人口增长方面的差异，印度人均收入的实际增幅不及中国的一半。就业为增长所做的贡献仅占很小的比例：在中国和印度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2%和1.9%。在中国，人均产出以每年 8.5%的惊人速度增长。其中，人均有形资本的增长占了一半，纯生产率——即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要素生产率”——占了剩余的部分。印度的人均产出以每年 4.6%的速度增长。鉴于中国投资额很高，无怪乎印度有形资本增长的总和不及中国的一半。但是，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中国也几乎是（印度的）一倍。
该报告还给出了与中国以外的其它亚洲经济体的鲜明对比，这些经济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和泰国。在人均产出方面，印度从 1993年到2004年的增长，赶上或超过了上述7个经济体从1960年至2003年间任何时期增长的总和。从1993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要素生产率每年为印度的增长贡献2.3个百分点。而在东亚国家，1960年至1980年期间的相应数字为1.2个百分点，在1980年至1993年期间为1.4个百分点，而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仅为0.3个百分点。
在农业方面，中国每年的增长率为3.7%，而印度仅为2.2%。中国农业的就业为负增长，而印度则仅实现了微幅增长。两国在人均产出方面的差距很大，中国在资本积累方面再一次远远超过了印度，并在要素生产率方面实现了快得多的增长。
在工业方面，中国每年的增长率为11%，而就业仅为此贡献了1.2个百分点。人均产出每年增长9.8%，其中，至少6.2个百分点来自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此同时，印度的年均工业增长率仅为6.7%，其中，要素生产率仅贡献了1.1个百分点，但就业增长的贡献为3.6个百分点。
现在来看看服务业的情况。在这方面，印度每年的增长速度为9.1%，与中国的9.8%较为接近。在中国和印度，人均产出对这一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1和5.4个百分点。在这一领域，印度的生产率增长可与中国媲美。不断增长的要素生产率，为印度的增长贡献了3.9个百分点，而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度仅为0.9个百分点。
很大程度上，印度的结果是人们可以预期的。但是，中国在生产率——特别是要素生产率——方面的表现，却远远强于此前研究所显示的结果。部分原因在于对国民账户(national accounts)的修正，此举提升了服务领域的水平和增长速度。同样重要的，是有关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对产出造成影响的理论假设，这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中国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总体经济的增速。
显然，这些努力是伟大的。然而，总体状况有着很强的启示性。两个经济体都维持了引人注目的表现，不过中国表现得更为卓越。印度最引人瞩目的是服务领域，而中国则是工业。农业以外行业的就业增长很低，而且农业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2004年，中国和印度的这个数字分别为47%和57%。中国的生产率表现一直都很惊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均工业产出不断增长，不过在农业和服务业方面也做得不错。印度的生产率表现同样很出色，但绝大部分要归功于服务业。
正如该项研究做出的结论，其中的含义是，“在中国和印度，供应方面持续迅速增长的前景非常好。”
作为一个颇为开放的经济体，去年固定投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为43%，从中期看，很难找出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明显制约的因素。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崩溃也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国内政治或社会动荡或许也能。从长期看，如果不能坚持改革，也将十分危险。
一直以来，印度的固定投资要少得多，但也已接近其GDP的30%。如果财政状况继续改善，而且外国长期资本流入加速，投资率或许还将进一步上升。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基础设施较差、工业表现令人失望，印度的增长空间比中国更大。但是，印度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阻碍。除了基础设施薄弱、政府效率相对较低以外，最重要的阻碍是，印度有大量文盲。在2002年，成年男性识字率仅为73%，女性仅有糟糕的48%，而在中国，成年男女的识字率分别为95%和87%。
Chindia 正在前进。中印两国的生活标准，分别约为高收入国家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这两个大国的高速增长，或许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莎士比亚 (Shakespeare)或许会说：拥有这种国家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countries in't!)[译者注：brave此处取法语brave的意思，作“好”解。]
*计算增长:对比中国和印度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工作稿12943，2007年2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ww.nber.org
译者/ 陈家易 ¶ 12:38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9日 星期四
“Chindia”一词是印度政治家扎拉姆•拉梅什 (Jairam Ramesh)发明的，指的是拥有全球38%人口的两个亚洲大国。而规模并非这两个国家唯一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文明古国；都曾极度贫困，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而且都位列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引人注目。通过对它们的仔细观察，可以更多地了解它们持续增长的前景。
经济学家在统计增长方面的技能，帮助人们把这方面的情况清楚地展现出来。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和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最近的一份报告就是这样。*该报告比较了这两个国家在1978年至2004年期间的表现，但1993年之后那些年的情况特别有意思，因为印度在1991年后推行了改革。
总体状况是，中国经济每年增长9.7%，而印度每年增长6.5%。因此，考虑到人口增长方面的差异，印度人均收入的实际增幅不及中国的一半。就业为增长所做的贡献仅占很小的比例：在中国和印度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2%和1.9%。在中国，人均产出以每年 8.5%的惊人速度增长。其中，人均有形资本的增长占了一半，纯生产率——即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要素生产率”——占了剩余的部分。印度的人均产出以每年 4.6%的速度增长。鉴于中国投资额很高，无怪乎印度有形资本增长的总和不及中国的一半。但是，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中国也几乎是（印度的）一倍。
该报告还给出了与中国以外的其它亚洲经济体的鲜明对比，这些经济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和泰国。在人均产出方面，印度从 1993年到2004年的增长，赶上或超过了上述7个经济体从1960年至2003年间任何时期增长的总和。从1993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要素生产率每年为印度的增长贡献2.3个百分点。而在东亚国家，1960年至1980年期间的相应数字为1.2个百分点，在1980年至1993年期间为1.4个百分点，而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仅为0.3个百分点。
在农业方面，中国每年的增长率为3.7%，而印度仅为2.2%。中国农业的就业为负增长，而印度则仅实现了微幅增长。两国在人均产出方面的差距很大，中国在资本积累方面再一次远远超过了印度，并在要素生产率方面实现了快得多的增长。
在工业方面，中国每年的增长率为11%，而就业仅为此贡献了1.2个百分点。人均产出每年增长9.8%，其中，至少6.2个百分点来自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此同时，印度的年均工业增长率仅为6.7%，其中，要素生产率仅贡献了1.1个百分点，但就业增长的贡献为3.6个百分点。
现在来看看服务业的情况。在这方面，印度每年的增长速度为9.1%，与中国的9.8%较为接近。在中国和印度，人均产出对这一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1和5.4个百分点。在这一领域，印度的生产率增长可与中国媲美。不断增长的要素生产率，为印度的增长贡献了3.9个百分点，而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度仅为0.9个百分点。
很大程度上，印度的结果是人们可以预期的。但是，中国在生产率——特别是要素生产率——方面的表现，却远远强于此前研究所显示的结果。部分原因在于对国民账户(national accounts)的修正，此举提升了服务领域的水平和增长速度。同样重要的，是有关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对产出造成影响的理论假设，这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中国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总体经济的增速。
显然，这些努力是伟大的。然而，总体状况有着很强的启示性。两个经济体都维持了引人注目的表现，不过中国表现得更为卓越。印度最引人瞩目的是服务领域，而中国则是工业。农业以外行业的就业增长很低，而且农业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2004年，中国和印度的这个数字分别为47%和57%。中国的生产率表现一直都很惊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均工业产出不断增长，不过在农业和服务业方面也做得不错。印度的生产率表现同样很出色，但绝大部分要归功于服务业。
正如该项研究做出的结论，其中的含义是，“在中国和印度，供应方面持续迅速增长的前景非常好。”
作为一个颇为开放的经济体，去年固定投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为43%，从中期看，很难找出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明显制约的因素。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崩溃也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国内政治或社会动荡或许也能。从长期看，如果不能坚持改革，也将十分危险。
一直以来，印度的固定投资要少得多，但也已接近其GDP的30%。如果财政状况继续改善，而且外国长期资本流入加速，投资率或许还将进一步上升。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基础设施较差、工业表现令人失望，印度的增长空间比中国更大。但是，印度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阻碍。除了基础设施薄弱、政府效率相对较低以外，最重要的阻碍是，印度有大量文盲。在2002年，成年男性识字率仅为73%，女性仅有糟糕的48%，而在中国，成年男女的识字率分别为95%和87%。
Chindia 正在前进。中印两国的生活标准，分别约为高收入国家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这两个大国的高速增长，或许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莎士比亚 (Shakespeare)或许会说：拥有这种国家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countries in't!)[译者注：brave此处取法语brave的意思，作“好”解。]
*计算增长:对比中国和印度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工作稿12943，2007年2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ww.nber.org
译者/ 陈家易 ¶ 12:38 AM 0 comments
Wednesday, March 28, 2007
CHINA OFFERS THE COMPLETE PACKAGE FOR GOODS SHIPPED OVERSEAS
By Robert Wright, Transport Correspondent
Wednesday, March 28, 2007, FT
The cardboard boxes sitting shrink-wrapped in NYK Logistics' dimly-lit warehouse in Shanghai look unexceptional. But, on closer examination, they form a small part of the latest trend in outsourcing to China. According to Sachiko Dohi, general manager of domestic Chinese operations for NYK Logistics, part of Japan's largest shipping line, the boxes – going to Tesco, a UK supermarket chain – would once have been packed loose into containers and unpacked box by box at a UK distribution centre. Now, they are sorted into the quantities needed for each superstore, shrink-wrapped and placed on their own pallet. Expensive handling at the UK distribution centre will be sharply reduced.
The technique is only the least sophisticated of a series of methods spreading fast among logistics companies to allow rich-country customers to move all but the most unavoidable handling of goods made in east Asia away from the main consuming countries. Companies from countries as far apart as Japan, Chile, Spain and the US now have goods sorted before they leave China into the right mixes for individual stores or distribution centres and labelled with the correct price. Many will even be ready-packed into a cardboard display stand.
The most sophisticated efforts to outsource work see workers in Hong Kong sorting more than 100 items made in China into a miniature chest of drawers full of all the equipment a child will need for the school year.
The new methods have spread rapidly because factories in the fast-growing Yangtze River Delta, which used to declare goods to customs officials only when they arrived at a port, increasingly declare goods when they leave their factory in a sealed container. The change has meant companies buying the goods often need to use specialist logistics companies with bonded, customs-supervised warehouses for any sorting between the factory and export. Logistics companies then seek to offer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sorting, testing and labelling services to their warehouse user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simple transportation and simple warehousing, we try to develop solutions for customers,” says Erxin Yao, managing director for China for OOCL, a Hong Kong shipping line, whose logistics arm handles sophisticated distribution for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department stores from Shanghai.
The changes have also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spread of fast, reliable, cheap container shipping services – some voyages from Hong Kong to Europe take only 20 days – and the internet, which allows retailers to adjust orders up until just before they are dispatched.
Vera Tang, of Hong Kong-based Kerry Logistics, says it can offer companies services such as picking – selection of the correct goods to go in the correct container – to quality control, price-tagging and building display towers. “All these activities used to be done at the distribution centre,” she says.
The techniques were first used in the Shenzhen area of southern China, where factories started declaring goods at the factory gate far earlier.
The practice is also one where Hong Kong retains a distinct advantage over mainland China.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levies no customs duties and, as a result, goods made in mainland China can easily be sent to Hong Kong for sophisticated sorting before export.
But operators across China hope to pick up at least some of th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business. Ms Dohi says that in Shanghai NYK does n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pre-shipping sorting of goods for its customers. However, it now has the capability and hopes to start doing so soon.
Wednesday, March 28, 2007, FT
The cardboard boxes sitting shrink-wrapped in NYK Logistics' dimly-lit warehouse in Shanghai look unexceptional. But, on closer examination, they form a small part of the latest trend in outsourcing to China. According to Sachiko Dohi, general manager of domestic Chinese operations for NYK Logistics, part of Japan's largest shipping line, the boxes – going to Tesco, a UK supermarket chain – would once have been packed loose into containers and unpacked box by box at a UK distribution centre. Now, they are sorted into the quantities needed for each superstore, shrink-wrapped and placed on their own pallet. Expensive handling at the UK distribution centre will be sharply reduced.
The technique is only the least sophisticated of a series of methods spreading fast among logistics companies to allow rich-country customers to move all but the most unavoidable handling of goods made in east Asia away from the main consuming countries. Companies from countries as far apart as Japan, Chile, Spain and the US now have goods sorted before they leave China into the right mixes for individual stores or distribution centres and labelled with the correct price. Many will even be ready-packed into a cardboard display stand.
The most sophisticated efforts to outsource work see workers in Hong Kong sorting more than 100 items made in China into a miniature chest of drawers full of all the equipment a child will need for the school year.
The new methods have spread rapidly because factories in the fast-growing Yangtze River Delta, which used to declare goods to customs officials only when they arrived at a port, increasingly declare goods when they leave their factory in a sealed container. The change has meant companies buying the goods often need to use specialist logistics companies with bonded, customs-supervised warehouses for any sorting between the factory and export. Logistics companies then seek to offer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sorting, testing and labelling services to their warehouse user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simple transportation and simple warehousing, we try to develop solutions for customers,” says Erxin Yao, managing director for China for OOCL, a Hong Kong shipping line, whose logistics arm handles sophisticated distribution for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department stores from Shanghai.
The changes have also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spread of fast, reliable, cheap container shipping services – some voyages from Hong Kong to Europe take only 20 days – and the internet, which allows retailers to adjust orders up until just before they are dispatched.
Vera Tang, of Hong Kong-based Kerry Logistics, says it can offer companies services such as picking – selection of the correct goods to go in the correct container – to quality control, price-tagging and building display towers. “All these activities used to be done at the distribution centre,” she says.
The techniques were first used in the Shenzhen area of southern China, where factories started declaring goods at the factory gate far earlier.
The practice is also one where Hong Kong retains a distinct advantage over mainland China.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levies no customs duties and, as a result, goods made in mainland China can easily be sent to Hong Kong for sophisticated sorting before export.
But operators across China hope to pick up at least some of th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business. Ms Dohi says that in Shanghai NYK does n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pre-shipping sorting of goods for its customers. However, it now has the capability and hopes to start doing so soon.
Labels: distribution, 物流
¶ 6:37 AM 0 comments
中国发出的集装箱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运输业记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
2007年3月28日 星期三
在日邮物流(NYK Logistics)灯光昏暗的上海仓库里，经过覆膜包装的纸箱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再仔细考察一下，你就知道，它们是对华外包业务最新趋势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日邮物流主管中国业务的总经理土肥佐之子(Sachiko Dohi)称，这些将被送往英国超市连锁商易购(Tesco)的箱子，曾经只是松散地装进集装箱里，然后在英国的一个配送中心一个一个地打开。现在，它们则按照各家超市所需的数量进行分类、覆膜包装并放在各自的集装架上。英国配送中心高昂的处理费用将被大幅降低。
这项技术不过是目前正在物流公司中迅速传播的一系列方法中最简单的一种。利用这些方法，富裕国家的客户几乎可以将东亚国家所产商品所有无法回避的处理工作都移出主要消费国。日本、智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家相距甚远，但来自这些国家的公司，现在在商品运出中国前，都会对其进行分类，为各个商店或配送中心进行正确搭配，并贴上正确的价签。许多商品甚至会包装成一个纸箱展示台。
最复杂的外包工作是这样的：香港工人将内地制造的100多种物品分类装进缩微抽屉柜中，里面装满了一个孩子一学年所需的全部物品。
这些新方法得到迅速传播，因为在发展迅速的长江三角洲，越来越多的工厂在密封于集装箱中的商品离开工厂时就报关，而过去，只有在商品到达港口时才报关。这种变化意味着，购买商品的公司通常需要借助有海关监管的保税仓库的专业物流公司，处理商品从出厂到出口之间的所有分拣工作。然后，物流公司会寻求为仓库使用者提供越来越复杂的分拣、测试和贴标服务。
香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OOCL)中国董事总经理Erxin Yao表示：“我们不是将重点放在简单的运输和简单的仓储，而是要为客户开发解决方案。”东方海外的物流部门负责在中国为日本和韩国的百货商店处理复杂的配送业务。
互联网及快速、可靠而廉价的集装箱航运服务的普及让这些变化成为可能。从香港到欧洲的一些航程只需20天，而互联网让零售商最晚可以在货物即将发送时调整订单。
香港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的Vera Tang表示，该公司可以向企业提供从分拣——选择正确的货物到正确的集装箱——到质量控制、贴价签和建立展示塔等各项服务。她表示：“这一切过去都是在配送中心完成的。”
中国南部的深圳地区首先采用了这些方法，那里的工厂很早以前就在货物出厂时报关了。
这种做法也是香港对内地保持着明显优势的一个领域。香港不征收任何关税，因此，在内地生产的货物可以很容易地运至香港，经过复杂的分拣后再出口。
然而，中国各地的运营商都希望至少能分得这项日益复杂的业务的一部分。土肥佐之子表示，在上海，日邮物流不为客户进行装船之前最复杂的商品分拣工作。不过，该公司现在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希望很快能开展这项业务。
译者/何黎
2007年3月28日 星期三
在日邮物流(NYK Logistics)灯光昏暗的上海仓库里，经过覆膜包装的纸箱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再仔细考察一下，你就知道，它们是对华外包业务最新趋势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日邮物流主管中国业务的总经理土肥佐之子(Sachiko Dohi)称，这些将被送往英国超市连锁商易购(Tesco)的箱子，曾经只是松散地装进集装箱里，然后在英国的一个配送中心一个一个地打开。现在，它们则按照各家超市所需的数量进行分类、覆膜包装并放在各自的集装架上。英国配送中心高昂的处理费用将被大幅降低。
这项技术不过是目前正在物流公司中迅速传播的一系列方法中最简单的一种。利用这些方法，富裕国家的客户几乎可以将东亚国家所产商品所有无法回避的处理工作都移出主要消费国。日本、智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家相距甚远，但来自这些国家的公司，现在在商品运出中国前，都会对其进行分类，为各个商店或配送中心进行正确搭配，并贴上正确的价签。许多商品甚至会包装成一个纸箱展示台。
最复杂的外包工作是这样的：香港工人将内地制造的100多种物品分类装进缩微抽屉柜中，里面装满了一个孩子一学年所需的全部物品。
这些新方法得到迅速传播，因为在发展迅速的长江三角洲，越来越多的工厂在密封于集装箱中的商品离开工厂时就报关，而过去，只有在商品到达港口时才报关。这种变化意味着，购买商品的公司通常需要借助有海关监管的保税仓库的专业物流公司，处理商品从出厂到出口之间的所有分拣工作。然后，物流公司会寻求为仓库使用者提供越来越复杂的分拣、测试和贴标服务。
香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OOCL)中国董事总经理Erxin Yao表示：“我们不是将重点放在简单的运输和简单的仓储，而是要为客户开发解决方案。”东方海外的物流部门负责在中国为日本和韩国的百货商店处理复杂的配送业务。
互联网及快速、可靠而廉价的集装箱航运服务的普及让这些变化成为可能。从香港到欧洲的一些航程只需20天，而互联网让零售商最晚可以在货物即将发送时调整订单。
香港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的Vera Tang表示，该公司可以向企业提供从分拣——选择正确的货物到正确的集装箱——到质量控制、贴价签和建立展示塔等各项服务。她表示：“这一切过去都是在配送中心完成的。”
中国南部的深圳地区首先采用了这些方法，那里的工厂很早以前就在货物出厂时报关了。
这种做法也是香港对内地保持着明显优势的一个领域。香港不征收任何关税，因此，在内地生产的货物可以很容易地运至香港，经过复杂的分拣后再出口。
然而，中国各地的运营商都希望至少能分得这项日益复杂的业务的一部分。土肥佐之子表示，在上海，日邮物流不为客户进行装船之前最复杂的商品分拣工作。不过，该公司现在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希望很快能开展这项业务。
译者/何黎
Labels: distribution, 物流
¶ 6:36 AM 0 comments
Tuesday, March 27, 2007
小额信贷立规仍无期
缺乏明确合法地位使得现有小额信贷机构的健康发展受到约束
张宇哲/文《财经》网络版 [2007-03-27]
缺乏明确合法地位使得现有小额信贷机构的健康发展受到约束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张宇哲】近日，在北京大学农村金融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小额信贷立法和监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监管当局应尽快制定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法规或部门规章，确立现有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地位，推动小额信贷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
目前，在中国存在的大量小额信贷机构中，除了那些以信用社和银行类金融机构为名义进行的小额信贷，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处境堪忧。在这些小额信贷实践者们看来，小额信贷组织无法得到健康发展有一个关键问题，即缺乏明确合法地位，使得现有小额信贷机构的健康发展受到约束。
小额信贷需要商业化运作才能持续，而所谓商业化运作的本质和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基本相同。但是，现有的商业银行法并不适用大部分类型的小额信贷组织。
去年年底，在央行推行七家“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改革之后不到一年，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 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试点方案，并于前不久批准内蒙古、吉林、湖北、四川、青海和甘肃等六个试点省 （区）的村镇银行。
在北京大学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曙光看来，央行和银监会在其试点方案中，均回避了现有信贷机构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的合法性和监管问题。“小额信贷组织再次被排除在监管者的视野之外。”
目前，中国小额信贷机构有七种类型：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邮政储蓄银行的小额信贷；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进行的批发性的小额信贷； 各种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小额信贷；私人建立的一定区域内有限度吸收公众存款的营利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央行试点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农村民间的 资金互助和村镇银行所进行的小额信贷。
在“中国小额信贷立法和监管研讨会”上，王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中国农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等专家均认为，监管当局应该尽快制定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法规或部门规章，确立现有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地位，推动小额信贷纳入主 流的金融体系，予以它充分的发展空间。杜晓山曾在河北贫困县易县成立“扶贫社”进行首家小额信贷试点。
此外，针对不同的小额信贷机构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对于大量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由于其不吸收公共存款，应借鉴某些国际经验，适用宽松灵活的非审慎性监管体系，包括到监管机构注册以增加透明度和保持完整的账目，以及各种消费者保护手段等。
研究小额信贷的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指出，“中央一号文件”表示希望建立一个能有效满足需求的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但他也承认，有关部门还未对是否会为现有小额信贷机构立规作出任何决定。■
Labels: microfinace, 农村金融, 小额信贷
¶ 4:02 PM 0 comments
【一周国际时评】伊核问题未了局
但是，在决议通过后，伊朗外长穆塔基马上将新决议称作“非法”，并强硬表示伊朗不会以暂停铀浓缩为重启谈判的前提条件。
伊朗政府同时表示，将部分中止同IAEA的合作，包括暂停向该机构通报任何未来建设核设施的计划。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伊朗原有合作立场的倒退，意味着伊朗可以在未来秘密进行核设施的建造。
加重此轮伊核危机的另一起事件是，在决议通过前一天，伊朗在有争议的伊朗、伊拉克海域逮捕了15名英国官兵和船员。伊朗方面指责英军非法闯入伊朗水域， 是对伊朗明目张胆的侵略。而来自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反击是，英国士兵是在伊拉克海域进行活动，因此伊朗对他们的逮捕是不合法也是错误的。
对伊朗逮捕英国官兵的举动，一种解读是，伊朗希望籍此交换今年1月在伊拉克北部被美军逮捕的五名伊朗外交官。但不管动机如何，英国士兵的被捕无疑加剧了伊朗对西方的对抗，这种对抗情绪必将影响到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的努力。
伊核问题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各方还有牌可打，可供回旋的空间依然存在。对国际社会而言，仍旧可以继续加大制裁力度和拓宽制裁的广度；在伊朗这边，相应的反制裁措施依然存在。再考虑到伊朗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以及国际社会内部不同声音的存在，伊核问题远未到摊牌之时。■ ¶ 1:34 PM 0 comments
黄山/文《财经》网络版 [2007-03-26]
目前伊核问题各方还有牌可打，国际社会仍旧可以继续加大制裁力度和拓宽制裁的广度，伊朗相应的反制裁措施依然存在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黄山】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制裁伊朗铀浓缩行动的又一份决议。这一序列号为1747号的决议是伊核问题国际六方商议后一致做出的，2月2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显示，伊朗没能在第1737号决议通过后的60天内暂停境内的铀浓缩活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为联合国下属机构。
制裁举措不断加强
这份新决议，也是去年7月31日安理会通过关于 伊核问题的第1696号决议以来的第三份决议。纵观几份决议内容可以发现，安理会的制裁举措不断加强。第1696号决议只是呼吁各国在向伊朗转让核计划或 者弹道导弹计划时保持警惕，同时要求如果伊朗未能在一个月内暂停铀浓缩活动，则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41条采取适当措施，但并没有具体列出制裁措 施。
第1737号决议中，明确了各国禁止向伊朗提供与核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相关的物资、技术和设备；冻结12名及十家同伊朗上述计划有关的人员和组织的资产，并在有关人员出入境时严密监督。
刚刚通过的决议，则将制裁范围扩大到全面禁止伊朗出口武器；严格限制向伊朗进口重型武器；加大对涉及伊朗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人员及机构的金融资产冻结 力度，新增15名个人和13家组织——他们都与伊朗革命卫队、弹道导弹研发计划有关；进一步严格限制对伊朗的金融援助和贷款。
简而言之，第 一，对伊朗的制裁已经升级到常规武器层面，不仅禁止伊朗进口重型常规武器，同时禁止任何国家购买伊朗的常规武器；第二，金融制裁范围扩大到伊朗革命卫队， 而革命卫队不同于伊朗的常规部队，直接对最高领袖负责，属于伊朗精英部队；第三，新增的金融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有的赛帕银行（Bank Sepah）。
成立于1925年的赛帕银行是伊朗的第一家银行。作为伊朗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之一，它在为伊朗国民经济提供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赛帕银行在巴黎、罗马等地拥有三家分行，在伦敦还拥有一家全资子公司。针对赛帕银行的制裁，可能影响到伊朗的国际金融活动。
制裁路并非不可逆转
尽管如此，安理会制裁力度的不断加大，并不意味制裁只会呈一味上扬的局面。
首先，决议中都有如果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各项制裁措施将同时暂停的条款。这一被媒体称作是“暂停换暂停”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解决朝核问题中的“行动对行动”原则的翻版，体现了国际社会依然致力于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的原则立场。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决议中都出现了在IAEA框架内解决伊核问题的表述。这表明尽管安理会介入伊核问题，但并不等于制裁路径不可逆转。
第三，就在安理会通过决议不久，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表示，希望能同伊朗核谈首席代表拉里贾尼进行重启谈判。
决议并指出，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德国此前提出的包含激励措施的六国“一揽子方案”依然有效。该方案内容包括，如果伊朗选择暂停铀浓缩活动，国际社 会将会在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购买国外飞机零部件方面提供便利等。换言之，“胡萝卜加大棒”对伊朗双轨政策依然有效。
第四，尽管第1747号决议由国际六方此前谈论通过，但最终的决议提交方为代表欧盟的英、法、德三国，而非美国。
这至少表明两点：首先，美国现在依然继续伊核问题侧身幕后的角色，选择让欧盟而不是自己来主导对伊朗的谈判，避免美伊两国长期的敌意和不信任导致谈判的 崩溃；其次，欧洲在战后放弃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立场，不愿在外交手段穷尽前诉诸军事。加上欧洲国家同伊朗传统的经济联系，也使问题能够更好地得到解决。
第五，这份决议依然是各方妥协的产物，特别体现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在伊朗有重大战略和经济利益的一方的立场。比如，决议并没有对涉及核计划或弹道导弹 计划的人员实施强制性旅行禁令，仅仅呼吁各国在这些人员出入境方面保持警惕和克制。目前，随着美国在保持国际社会一致方面的动力上升，俄罗斯的意见必然会 得到更多的体现。
伊核问题未到摊牌时但是，在决议通过后，伊朗外长穆塔基马上将新决议称作“非法”，并强硬表示伊朗不会以暂停铀浓缩为重启谈判的前提条件。
伊朗政府同时表示，将部分中止同IAEA的合作，包括暂停向该机构通报任何未来建设核设施的计划。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伊朗原有合作立场的倒退，意味着伊朗可以在未来秘密进行核设施的建造。
加重此轮伊核危机的另一起事件是，在决议通过前一天，伊朗在有争议的伊朗、伊拉克海域逮捕了15名英国官兵和船员。伊朗方面指责英军非法闯入伊朗水域， 是对伊朗明目张胆的侵略。而来自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反击是，英国士兵是在伊拉克海域进行活动，因此伊朗对他们的逮捕是不合法也是错误的。
对伊朗逮捕英国官兵的举动，一种解读是，伊朗希望籍此交换今年1月在伊拉克北部被美军逮捕的五名伊朗外交官。但不管动机如何，英国士兵的被捕无疑加剧了伊朗对西方的对抗，这种对抗情绪必将影响到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的努力。
伊核问题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各方还有牌可打，可供回旋的空间依然存在。对国际社会而言，仍旧可以继续加大制裁力度和拓宽制裁的广度；在伊朗这边，相应的反制裁措施依然存在。再考虑到伊朗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以及国际社会内部不同声音的存在，伊核问题远未到摊牌之时。■ ¶ 1:34 PM 0 comments
香港观察：阶级斗争在香港
| 谭卫儿 |
“阶级斗争”，一个香港人相对陌生的名词， 最近在香港成为热门名词。这要感谢这场 "有竞争"的特首选举。否则，香港人无缘看到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没有电视辩论上的火花四溅，不会带出“阶级斗争”这个议题。 
梁家杰和曾荫权的电视辩论火花四溅
话说梁家杰当日在辩论会上， 振振有辞地指责政府官商勾结， 不顾低下阶层利益。 说自己才是那些“手中无(选)票、无钱、无权势的市民”的代表。
这番话看来真激怒了曾荫权，只见他脸色一沉抢白道: “香港我们不要搞分化， 那是搞阶级斗争. 不管有票没票， 有钱没钱， 有势没势的市民， 都是我的老板. 今天香港的没钱人， 就是明天的有钱人， 今天没权的人， 就是明天有权的人。”
一句“香港不要搞阶级斗争” ，让曾荫权得分不少。 不过， 梁家杰所说的贫富不均， 也不见得夸张到哪里去。虽然香港不会有人喜欢搞“阶级斗争” ，但事实上“阶级斗争”又似乎在香港若隐若现。
香港贫富悬殊之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只在数年前，还有政府官员大条道理地对记者说，“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应眼红(嫉妒) 别人有钱，看到别人有钱， 更应自已发奋向上啊。 努力向上爬不正是香港精神吗？”
还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我们不都是这样，凭着一股不羡慕别人， 努力挣脱贫穷的斗志， 努力向上， 才令香港经济起飞的吗？”
更有高官在与记者聚会时坦言，所谓“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啊，关健在于香港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香港有人饿死了吗？ 说明香港有很好的安全网。如此这般。
这些官员的话，客观上或者没有错。只是，时移世易，有些话，几年前说可能是理直气壮。今天说，得顾及政治后果。正如“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
为甚么，请看以下一些数字:
今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 多位香港富豪昂然入围。当然这是好事，证明香港这弹丸之地，生出这许多超级富豪，确有其过人之处！ 近日，香港豪宅又创出每平方英尺港币32,000元的天价！ 香港的人均年收入，多年来都超过十五万港元，位居全球领先地位。 香港的打工皇帝， 交税也超过亿元。
“下流”现象
但另一方面， 低收入人士比比皆是: 清洁工月薪只有三、四千元: 另有调查显示， 速递员絶大多数时薪不到港币30元，部分时薪更低至不足13元，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但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
政府数据显示， 在近七百万香港人口中， 收入低于政府综援金 (从2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平均数的贫穷人口有95万！ 但一些民间组织的数字则指， 香港贫穷人口实际超过 125万。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香港贫富差距越发拉大时，香港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具相当数量及相对穏定的中产阶层，出现了“向下流”的趋势。香港政府统计处上月公布的 数字显示，在1996到2006过去这十年间，香港中等收入的住户比例萎缩，月入1 万至4万的典型中产家庭，十年间由超过61%下跌至55%。 
香港贫富差距仍然严重
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在慨叹，看来会加入“下流”一族。
于是，专家们惊呼，舆论附和: 香港己出现“下流”现象，政府再不处理会引至社会严重不穏定！
香港社会是否“下流”？ 阶级分化是否严重？ 从这次两位特首候选人在整个选战过程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要解决贫富悬殊，要照顾中产阶层，或可见一斑。可以理解，为何曾荫权在发表他的“香港不要搞阶级斗 争”论后，承认当时实在是被梁家杰的一番话“激亲”(惹恼)。若不是对手说到你的痛处上去，怎会如此的反应强烈？
女将“娴姐”
令曾荫权同样气恼的是，除了民主派，支持政府的政党，在贫富悬殊的问题上，也和政府杠上了。这其中最令政府头痛的，是一位女将 ---- 来自亲政府的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陈婉娴。她多年来死咬住政府不放，要求政府制定最低工资。
政府由于要考虑商界的强烈反对，以雇主自动约章形式来在某些行业先试行最康工资。陈婉娴自然不肯放过政府，所以，曾荫权，还有特区政府一众官员， 特别是主管劳工，财经的官员们，见到人称“娴姐”的她就心中叫苦，也是公开的秘密。
“阶级斗争"，令香港人联想到文革，绝不是个好名词。但今天的香港，“阶级分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怪罪都因政党在“搞 搞震”，老把“官商勾结”挂在嘴边; 还不是为了选票？ 有人会说，都因为政府扶贫不力？ 但也有人说，香港不要鼓励“伸手派”，为什么回归后香港人变成了有事都去找政府？ 种种理由，莫衷一是。
无论如何，不要让“阶级分化”演变成“阶政斗争"，肯定是香港人所想。这里，倒是想起了上面提到那位官员的这一句：“不眼红别人，努力向上，那不是香港精神吗？”
¶ 1:00 PM 0 comments
评论：没有人对解决伊朗核争端真正感兴趣
伊朗核争端日渐尖锐。这不仅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加强对伊朗制裁的决议。而且也因为15名英军士兵被伊朗方面以强行进入伊朗水域的罪名扣压。目前的形 势变得更为复杂。德国之声记者Ulrich Pick 指出，伊朗核争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并不是缺少伊朗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关键是没有人对此表示出真正的兴趣来。
现在最缺的是明智的态度，尤其是在处理 伊朗和西方的关系方面。如果听听在德黑兰的一些专家们的意见，那么逮捕15名英国海军人员一事就是伊朗为伦敦和其盟友设的一个陷井。从时间的巧合上分析， 制造这一事端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联合国加紧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伊朗这么嚣张的气焰也反应了它的不明智，它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在同一个一致通过了1747号 决议的整个联合国安理会作对吗？
现在让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问题。 其实安理会的一致性立场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其中4个国家在表决时提出了保留性观点。而一些补充性意见并没有被纳入决议，整个表决通过的过程，速度之快就象 是在进行一场体育比赛。德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马图瑟克指出，这是为了尽快将伊朗重新拉回到谈判桌旁。然而在表决前这个目标就已经因为缺乏清醒的思考根本 就不存在。道理很简单，伊朗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签字国怎么会轻易放弃本应属于它的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的权利，以及获得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帮助的这两大好 处呢？
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对真正能够解 决伊朗核争端的方案感兴趣，对一个能够保全双方面子的解决方案感兴趣呢。这个方案就是最初由哈佛大学提出的，所谓瑞士解决方案。具体说就是，伊朗在一个过 渡期内不使用可以制造浓缩铀的六氟化铀，而使用不能生成浓缩铀的稀有气体驱动离心机，这样做不仅使德黑兰按照西方的要求停止了浓缩铀活动，而且也避免了机 器停转给伊朗带去的更大损失。
遗憾的是，国际社会没有理会这个解决方案，相反 它却一成不变地坚持强硬立场。从这一现实情况分析，伊朗核问题更为激化似乎难以逆转。也就是说，这样发展下去，对伊朗宣战的计划有可能会实施。尤其是假如 伊朗方面如一些极端分子威胁的那样，真的以间谍罪处决了被扣压的英军士兵的话。而伊朗这个炸药桶如果爆炸，不仅会让中东陷入一片火海，这片大火恐怕还要烧 到中东以外很大的地区。
Ulrich Pick
¶ 12:53 PM 0 comments
英特尔大连建新厂，两大芯片商冷落欧洲
¶ 12:43 PM 0 comments
本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阳光明媚，但是欧洲的半导体芯片行业却阴云密布。先是芯片业老二AMD威胁将新厂不设在德国德累斯顿而是设在纽约，然后就是业界老大英特尔抛弃在爱尔兰的生产基地，宣布在中国大连建设新厂。
德国萨克森州长米尔布拉特(基民盟党籍)周一(3月26日)对媒体说，由于政府资助额的差别太大，世界第二大芯片商、美国的AMD公司打算 把下一个新厂建在纽约，而不是设在德国德累斯顿市的半导体芯片生产园区。如果在德国兴建新厂，AMD从欧洲人那里能拿到的政府资助是3.65亿美元，而如 果改在纽约，AMD则可指望拿到美国国家资助10亿美金。
如果说AMD还只是在威胁欧洲人，它的对手英特尔(Intel)则以实际行动抛弃了欧洲。也是在周一，英特尔正式宣布投资25亿美元在中国大连建立 全300毫米晶圆工厂。晶圆是生产微处理器CPU的主要原材料，英特尔的最大晶圆海外生产基地是设在爱尔兰。英特尔在全球有七家米晶圆生产工厂，其中有五 家设在美国本土，一家在爱尔兰，一家在以色列，大连将是它的第八家，也是英特尔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修建的第一座芯片晶圆制造工厂。
亚洲不仅仅是劳动力低廉
AMD和英特尔冷落欧洲的原因是，美国和亚洲才是芯片业的大市场，那里的政府对行业的支持更为慷慨，也有着大批的素质一流的专业人才。德国电器电子行业协会甚至悲观地认为，几家大芯片厂将来不大可能在欧洲建新厂了。
在地理上贴近市场、劳动成本低廉、高素质专业人才多、投资条件优惠，这些都是亚洲吸引英特尔的比较优势。不过，工资成本在亚洲也有上升的趋势。欧洲 半导体业协会预测，到2010年，也就是英特尔在大连的新厂按计划建成投产的那一年，中国的小时工资成本将上升到3.6欧元，在马来西亚上升到8.3欧 元，韩国8.6欧元，而相比之下日本是40欧元，德国是41欧元。另外，中国目前有着大量的“物美价廉”的高素质工程师人才，而欧洲尤其是德国则缺乏电子 和机械等工程师人才。
国家鼓励投资的政策也是影响芯片业厂商投资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和亚洲，政府在鼓励投资上态度更积极和灵活。例如在中国，外资芯片商可以头五年免纳所得税，之后的五年所得税率优惠一半。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也有类似的政策优惠。
欧洲半导体业协会曾把一个“模型企业”放在不同的投资环境下进行负担和减负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同一个模型企业，在韩国五年内净利润达到14.3亿 欧元，而在德国则只能达到6.53亿欧元。欧洲半导体业协会因此倡议，欧洲的政治家们应该采取措施促进信息通讯业，例如通过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来扶持研究、 发展和创新。该协认为，欧洲的潜力是巨大的，可惜被利用得太不充分了。
新模式：中国老板德国造
¶ 12:37 PM 0 comments
提起中外合资，大多数人自然会认为这是中国出土地、盖厂房，西方国家出资金、出技术。说起并购，一般人都会以为西方公司并购中国厂家的股份。但是，时代不同了：今天，中国的厂家也走出国门，并购或与西方公司合资经营厂家，其中不乏在国际上享有声誉、拥有高精尖技术的厂家。
德国科堡的瓦德利希公司就是一个样板。 这家1920年成立的公司专门生产专门用于涡轮机切割钻磨的大型龙门铣床。一年前，中国国营北京第一机床厂购并了瓦德利希公司的全部股份。与前两任股东不 同的是，中国新股东并不干预瓦德利希公司的商务，瓦德利希公司可以自主做出决策，北京第一机床厂派出的专员只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协调。母公司知道， 瓦德利希公司像一株百年大树，只有留在德国的土地上才能根深叶茂。
“我们的业务好得很”，瓦德利希公司经理贝克尔 毫不掩饰内心的自豪。过去，公司销售额为六千万欧元，去年上升至7300万欧元，今年将突破一亿欧元的大关。“这是绝对现实的前景”，贝克尔说。随着生产 的发展，企业职工人数也不断增加。过去，全公司职工不足五百人，现在增至570人，今年预计还要招聘六十名新职工。瓦德利希公司所在的上弗兰克地区本来就 业形势不佳，公司的人丁兴旺无疑是一大福音。
北京第一机床厂与瓦德利希公司早在1984年就开始了合作。自前者并购后者之后，集团内部的分工很明确：市场的高档次产品继续在德国生产，低档次产品在中国制造，中档次产品的领域由中德双方共同研发。
科堡的瓦德利希公司并非中国在德国投资的唯一例子。越来越多的中国厂家在寻找并购德国企业的机会。据说，在中国人控制下的德国企业现在已有六百至八百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和旅行社并不计算在内。
但中国并购的德国公司中，有不少并没有像瓦德利 希公司那样取得成功。往往原因是中国投资者准备不足，许多人低估了德国严格的劳动保护法规，还有一些人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在中国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CL）麾下的德国电视机生产厂家施纳德公司一直未能摆脱赤字的困扰，现在甚至停止了生产。还有一些企业干脆关门大吉，多特蒙德的一家炼焦厂最后被中国 的一家矿山全部拆卸完毕，到中国重新安装投产。
现在，中国人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自己管理具体 业务，而是把工作交给德国企业经管人员，中方通常一年结算一次红利。对德国企业来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必担心技术流失。对中方来说，用德国技术生产出的品 牌可以保持主导市场的地位。五年前，德国化妆品连锁店罗斯曼公司的40％股份出售给了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但罗斯曼仍然处于德国经管人员的管理之下。老板罗 斯曼说，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在公司内见过一个中国人。
中国并购德国企业的势头方兴未艾。中国的大公司集团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收购德国的大型企业。两年前，中国的联想集团就收购了IBM公司的电脑部门，出价17.5亿美元。不过，中国投资德国企业能否都像瓦德利希公司那样带来好的前景，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CHINA: PURCHASES OF YEN NOT A REAL OPTION
By Peter Navarro
Tuesday, March 27, 2007, FT
From Prof Peter Navarro.
Sir, Fred Bergsten's recommendation that China should diversify it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into the Japanese yen shows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monetary policies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Japan ("The yen beckons China's dollar billions", March 13).
China directly manipulates its currency by maintaining a fixed dollar-renminbi peg through the recycling of large sums of US dollars back into the US bond market. The broader goal is to sell as many exports as possible to the US so as to create jobs in China, where the unemployment rate remains stubbornly high. As a defensive measure, Japan, as well as Taiwan and South Korea, must likewise manipulate their own currencies in order not to lose competitiveness or market share to China. However, in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Japan achieves manipulation indirectly through maintaining artificially low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 and tacitly supporting the so-called "carry trade", which helps to keep the yen low.
Any attempt by China to prop up the yen through currency purchases w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wildly provocative and mercantilist act by the Japanese as it would enhance China's ability to take US market share from Japan. The more likely scenario is that China will increasingly use it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to buy equity shares in US companies and, over time, the US companies themselves. By gaining control of US companies, China will therefore gain more control over the decisions of US companies to offshore and outsource to China. Such a strategy will also acceler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S to China.
Where Dr Bergsten does get it right is in his insistence that China let its currency "rise to a level that would no longer require intervention".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 policy shift by the Chinese, the road ahead will be bumpy for both the US and Japan.
Peter Navarro,
Busines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CA 92697, US ¶ 3:23 AM 0 comments
Tuesday, March 27, 2007, FT
From Prof Peter Navarro.
Sir, Fred Bergsten's recommendation that China should diversify it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into the Japanese yen shows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monetary policies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Japan ("The yen beckons China's dollar billions", March 13).
China directly manipulates its currency by maintaining a fixed dollar-renminbi peg through the recycling of large sums of US dollars back into the US bond market. The broader goal is to sell as many exports as possible to the US so as to create jobs in China, where the unemployment rate remains stubbornly high. As a defensive measure, Japan, as well as Taiwan and South Korea, must likewise manipulate their own currencies in order not to lose competitiveness or market share to China. However, in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Japan achieves manipulation indirectly through maintaining artificially low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 and tacitly supporting the so-called "carry trade", which helps to keep the yen low.
Any attempt by China to prop up the yen through currency purchases w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wildly provocative and mercantilist act by the Japanese as it would enhance China's ability to take US market share from Japan. The more likely scenario is that China will increasingly use it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to buy equity shares in US companies and, over time, the US companies themselves. By gaining control of US companies, China will therefore gain more control over the decisions of US companies to offshore and outsource to China. Such a strategy will also acceler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S to China.
Where Dr Bergsten does get it right is in his insistence that China let its currency "rise to a level that would no longer require intervention".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 policy shift by the Chinese, the road ahead will be bumpy for both the US and Japan.
Peter Navarro,
Busines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CA 92697, US ¶ 3:23 AM 0 comments
中国不应买进日元
加州大学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建议中国在对外汇储备进行多样化调整时买进日元，这项建议显示出对中国和日本当前货币政策的根本性误解。（《中国应买进日元》，3月14日）
通过将大量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债券市场，中国维持着固定的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机制，从而直接操纵着人民币汇率。中国更主要的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出口商品销往美国，从而在中国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的失业率仍处在非常高的水平。作为一项防御措施，日本以及台湾和韩国，必须同样操纵自己的汇率，以免失去对中国的竞争力或者让中国抢走自己的市场份额。然而，尽管实行的是浮动汇率体制，日本却通过人为地将短期利率保持在低水平，暗中支持有助于压低日元汇率的所谓“套利交易”，间接实现了对汇率的操纵。
中国通过购买日元来推升日元汇率的任何尝试，都将被日本人视为一种具有高度挑衅性的重商主义行为，因为这会增强中国从日本手中夺走美国市场份额的能力。更有可能的情形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利用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公司的股票，并最终收购美国公司。控股美国公司以后，在美国公司投资于中国或向中国外包的决策问题上，中国就能取得更多的控制权。这种战略也会加快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
伯格斯滕博士有一点确实是对的：他坚持认为，中国应让人民币汇率“升至一个不再需要干预的水平”。如果中国不做出这样的政策调整，美日两国前方的道路都将是坎坷的。
彼得•纳瓦罗
商学院教授
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尔湾，加州92697，美国
译者/何黎 ¶ 3:23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建议中国在对外汇储备进行多样化调整时买进日元，这项建议显示出对中国和日本当前货币政策的根本性误解。（《中国应买进日元》，3月14日）
通过将大量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债券市场，中国维持着固定的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机制，从而直接操纵着人民币汇率。中国更主要的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出口商品销往美国，从而在中国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的失业率仍处在非常高的水平。作为一项防御措施，日本以及台湾和韩国，必须同样操纵自己的汇率，以免失去对中国的竞争力或者让中国抢走自己的市场份额。然而，尽管实行的是浮动汇率体制，日本却通过人为地将短期利率保持在低水平，暗中支持有助于压低日元汇率的所谓“套利交易”，间接实现了对汇率的操纵。
中国通过购买日元来推升日元汇率的任何尝试，都将被日本人视为一种具有高度挑衅性的重商主义行为，因为这会增强中国从日本手中夺走美国市场份额的能力。更有可能的情形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利用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公司的股票，并最终收购美国公司。控股美国公司以后，在美国公司投资于中国或向中国外包的决策问题上，中国就能取得更多的控制权。这种战略也会加快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
伯格斯滕博士有一点确实是对的：他坚持认为，中国应让人民币汇率“升至一个不再需要干预的水平”。如果中国不做出这样的政策调整，美日两国前方的道路都将是坎坷的。
彼得•纳瓦罗
商学院教授
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尔湾，加州92697，美国
译者/何黎 ¶ 3:23 AM 0 comments
BUSINESS URGED TO APOLOGISE FOR SLAVES
By Jonathan Guthrie
Tuesday, March 27, 2007, FT
Equality campaigners have called for British businesses with historic roots in slave trading to apologise and help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Africa. The comments, from Lee Jasper, director of equality to the mayor of London, and from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follow Thursday's commemoration of the bicentenary of the abolition of slave trading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The subject is sensitive for companies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enslavement of an estimated 12m Africans, who fear damage to their public image and possible compensation claims from the descendants of slaves.
There are also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it is legitimate for people alive today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tions of the long dead. Last year, Tony Blair overcame that problem by "expressing regret" for the slave trade.
However Mr Jasper said: "Where companies have clear and proven links to slavery, clear and unequivocal apology is not merely the just but also the wisest course, The longer an institution defends the indefensible, the larger the reputational price it will pay in the end."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said: "We are calling on all institutions that wereinvolved in slavery, including businesses, to apologise and address its legacy today." The group, which campaigns against modern slavery, commended JPMorgan, which in 2005 apologised for slave dealing by predecessor banks.
The charity said: "This would be a good thing for Lloyd's of London and Barclays to pursue."
Businesses sometimes cited as having historic involvement with slavery include Lloyd's, Barclays, Imperial Tobacco and Tate & Lyle. Some of these strongly dispute the claims. Tate & Lyle, for example, said: "People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and get five. [Our founders] Henry Tate and Abraham Lyle started their business in the late 1850s, long after the slave trade was abolished, having had nothing to do with sugar before that."
Lloyd's of London played an indisputable role trade by insuring slave ships. Founder Edward Lloyd even kept a black slave. Lloyd's has since been threatened with compensation claims from American descendants of slaves. Yesterday it said: "Today 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how slavery could have been allowed. Everyone must regret this period in the world's history and Lloyd's is no exception."
Barclays said it was the victim of inaccurate claims in a 1944 history book. They had dogged it since and ex-posed it to compensation claim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ed by Barclays, the book confused a "Quaker slave trader" called David Barclay with an early bank partner of the same name. This man, who was also a Quaker, campaigned against slave trading and freed 32 Jamaican slaves he acquired in lieu of debts.
Imperial Tobacco's best-known corporate predecessor, Wills, was trading in tobacco from American slave plantations in Bristol as early as the 18th century. Yesterday, the business said it "took the view that Imperial has been around since 1901" when it was formed through mergers. It distanced itself from the Port of Bristol, an important home port for slave vessels, adding: "We have not taken a position on the debate over slavery and do not intend to." ¶ 3:22 AM 0 comments
Tuesday, March 27, 2007, FT
Equality campaigners have called for British businesses with historic roots in slave trading to apologise and help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Africa. The comments, from Lee Jasper, director of equality to the mayor of London, and from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follow Thursday's commemoration of the bicentenary of the abolition of slave trading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The subject is sensitive for companies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enslavement of an estimated 12m Africans, who fear damage to their public image and possible compensation claims from the descendants of slaves.
There are also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it is legitimate for people alive today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tions of the long dead. Last year, Tony Blair overcame that problem by "expressing regret" for the slave trade.
However Mr Jasper said: "Where companies have clear and proven links to slavery, clear and unequivocal apology is not merely the just but also the wisest course, The longer an institution defends the indefensible, the larger the reputational price it will pay in the end."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said: "We are calling on all institutions that wereinvolved in slavery, including businesses, to apologise and address its legacy today." The group, which campaigns against modern slavery, commended JPMorgan, which in 2005 apologised for slave dealing by predecessor banks.
The charity said: "This would be a good thing for Lloyd's of London and Barclays to pursue."
Businesses sometimes cited as having historic involvement with slavery include Lloyd's, Barclays, Imperial Tobacco and Tate & Lyle. Some of these strongly dispute the claims. Tate & Lyle, for example, said: "People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and get five. [Our founders] Henry Tate and Abraham Lyle started their business in the late 1850s, long after the slave trade was abolished, having had nothing to do with sugar before that."
Lloyd's of London played an indisputable role trade by insuring slave ships. Founder Edward Lloyd even kept a black slave. Lloyd's has since been threatened with compensation claims from American descendants of slaves. Yesterday it said: "Today 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how slavery could have been allowed. Everyone must regret this period in the world's history and Lloyd's is no exception."
Barclays said it was the victim of inaccurate claims in a 1944 history book. They had dogged it since and ex-posed it to compensation claim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ed by Barclays, the book confused a "Quaker slave trader" called David Barclay with an early bank partner of the same name. This man, who was also a Quaker, campaigned against slave trading and freed 32 Jamaican slaves he acquired in lieu of debts.
Imperial Tobacco's best-known corporate predecessor, Wills, was trading in tobacco from American slave plantations in Bristol as early as the 18th century. Yesterday, the business said it "took the view that Imperial has been around since 1901" when it was formed through mergers. It distanced itself from the Port of Bristol, an important home port for slave vessels, adding: "We have not taken a position on the debate over slavery and do not intend to." ¶ 3:22 AM 0 comments
英国公司与奴隶贸易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乔纳森•古思里(Jonathan Guthrie)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推动平等的活动人士呼吁，与奴隶贸易有历史渊源的英国企业应公开道歉并为非洲的发展项目提供帮助。伦敦市长平等署主席李•贾斯珀(Lee Jasper)和国际反奴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的此番言论，是在上周四大英帝国废除奴隶贸易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举行后发表的。
对于与约1200万非洲人遭受奴役有关联的公司而言，这是个敏感话题，它们担心自己的公众形象受损，也担心奴隶的后裔可能索取赔偿。
另外还有“今天活着的人为久已死去的人的行为负责是否合法”的问题。去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克服了这个问题，他对奴隶贸易“表示遗憾”。
然而，贾斯珀表示：“如果公司与奴隶制之间有着清晰而确凿的联系，那么明确、坦率的道歉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家机构为无可辩驳的东西辩护的时间越长，最终付出的名誉代价就越高。”
国际反奴隶组织表示：“我们呼吁，所有涉及奴隶制的机构（包括企业）都应立刻道歉，解决遗留问题。”这家反对现代奴隶制的慈善团体赞扬了摩根大通(JPMorgan)。该行2005年为其前身银行从事奴隶交易进行了道歉。
国际反奴隶组织表示：“如果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和巴克莱(Barclays)能够效仿，这将是一件好事。”
那些有时被指称与奴隶制有历史渊源的企业包括：劳合社、巴克莱、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和Tate & Lyle。其中一些企业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例如，Tate & Lyle表示：“人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我们的创始人）亨利•塔特(Henry Tate)和亚伯拉罕•莱尔(Abraham Lyle)是在奴隶贸易早就废除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末创业的，在此之前与蔗糖毫无关系。”
通过为运奴船只承保，伦敦劳合社无可争议地曾在奴隶贸易中发挥过作用。公司创始人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甚至还有过一个黑奴。伦敦劳合社为此一直面临美籍奴隶后裔的索赔威胁。该公司日前表示：“今天，人们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奴隶制。每个人一定都对世界历史上的那个时期感到遗憾，劳合社也不例外。”
巴克莱表示，该公司是1944年一本历史书中错误说法的受害者。此后，他们一直在追踪这本书，并可能就其提出索赔。巴克莱委托进行的历史研究发现，该书将一个名为戴维•巴克莱(David Barclay)的“教友派奴隶交易者”与该行同名的一位早期合伙人混淆了。这位合伙人也是一位教友会教徒，但反对奴隶交易，并释放了以抵债方式获得的 32名牙买加奴隶。
帝国烟草最著名的公司前辈威尔斯(Wills)早在19世纪就开始买卖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美国奴隶种植园的烟草。该公司昨日表示，它“认为，帝国烟草是在1901年”通过并购“成立起来的”。该公司拉开了自己与重要运奴港口布里斯托尔港之间的距离，并表示：“我们从未在有关奴隶制的争论中采取过任何立场，我们也无意这么做。”
译者/何黎 ¶ 3:20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推动平等的活动人士呼吁，与奴隶贸易有历史渊源的英国企业应公开道歉并为非洲的发展项目提供帮助。伦敦市长平等署主席李•贾斯珀(Lee Jasper)和国际反奴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的此番言论，是在上周四大英帝国废除奴隶贸易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举行后发表的。
对于与约1200万非洲人遭受奴役有关联的公司而言，这是个敏感话题，它们担心自己的公众形象受损，也担心奴隶的后裔可能索取赔偿。
另外还有“今天活着的人为久已死去的人的行为负责是否合法”的问题。去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克服了这个问题，他对奴隶贸易“表示遗憾”。
然而，贾斯珀表示：“如果公司与奴隶制之间有着清晰而确凿的联系，那么明确、坦率的道歉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家机构为无可辩驳的东西辩护的时间越长，最终付出的名誉代价就越高。”
国际反奴隶组织表示：“我们呼吁，所有涉及奴隶制的机构（包括企业）都应立刻道歉，解决遗留问题。”这家反对现代奴隶制的慈善团体赞扬了摩根大通(JPMorgan)。该行2005年为其前身银行从事奴隶交易进行了道歉。
国际反奴隶组织表示：“如果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和巴克莱(Barclays)能够效仿，这将是一件好事。”
那些有时被指称与奴隶制有历史渊源的企业包括：劳合社、巴克莱、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和Tate & Lyle。其中一些企业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例如，Tate & Lyle表示：“人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我们的创始人）亨利•塔特(Henry Tate)和亚伯拉罕•莱尔(Abraham Lyle)是在奴隶贸易早就废除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末创业的，在此之前与蔗糖毫无关系。”
通过为运奴船只承保，伦敦劳合社无可争议地曾在奴隶贸易中发挥过作用。公司创始人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甚至还有过一个黑奴。伦敦劳合社为此一直面临美籍奴隶后裔的索赔威胁。该公司日前表示：“今天，人们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奴隶制。每个人一定都对世界历史上的那个时期感到遗憾，劳合社也不例外。”
巴克莱表示，该公司是1944年一本历史书中错误说法的受害者。此后，他们一直在追踪这本书，并可能就其提出索赔。巴克莱委托进行的历史研究发现，该书将一个名为戴维•巴克莱(David Barclay)的“教友派奴隶交易者”与该行同名的一位早期合伙人混淆了。这位合伙人也是一位教友会教徒，但反对奴隶交易，并释放了以抵债方式获得的 32名牙买加奴隶。
帝国烟草最著名的公司前辈威尔斯(Wills)早在19世纪就开始买卖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美国奴隶种植园的烟草。该公司昨日表示，它“认为，帝国烟草是在1901年”通过并购“成立起来的”。该公司拉开了自己与重要运奴港口布里斯托尔港之间的距离，并表示：“我们从未在有关奴隶制的争论中采取过任何立场，我们也无意这么做。”
译者/何黎 ¶ 3:20 AM 0 comments
LOGISTICS OUTSOURCING TO CHINA BECOMES A TREND
By Robert Wright in Shanghai, Transport Correspondent
Tuesday, March 27, 2007, FT
Retailers and consumer goods companie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re increasingly shifting logistics operations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to China. Goods are sorted, labelled and even placed in display towers for direct shipment to stores.
Shipping lines, logistics companies and warehouse operators say costs spur customers worldwide to move the sorting process for goods away from consuming countries. The trend continues outsourcing to lower-wage economies that began with the shifting of manufacturing jobs to China.
It is known as “distribution-centre bypass”. It cuts out former distribution centres. Logistics companies and those using the system tend to be wary of publicity, but the UK's Next, a fashion retailer, is known to do much of its sorting for delivery at ATL Logistics in Hong Kong, a distribution warehouse owned by Dubai's DP World. Goods are packed into containers in the right quantities and right order to take direct from a UK port to individual stores.
Distribution jobs were once thought least likely to go overseas since it is complex to arrange supplies of goods for individual stores in the right quantities.
Vera Tang, general manager for corporat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based Kerry Logistics, expects growth in the next few years to be “huge” as so many companies still run expensive distribution centres at home: “You can imagine – in those high-living standard countries like Scandinavia – if we can replace what they are doing at the destination with a similar operation at origin, the percentage [saving] can be huge.”
Among Kerry clients using distribution centre bypass are a New Zealand-based lingerie maker and department store chains in the US, Spain and Chile. In Chile's case, she said the company shifted logistics operations abroad, not primarily for cost reasons, but because Chinese workers were more reliable.
Companies not phasing out distribution centres at home are cutting handling costs by paying for processing in China. Boxes of goods UK stores in the Tesco chain from NYK Logistics in Shanghai are shrink-wrapped in quantities needed by each store to reduce UK handling.
Many expect Chinese processing to get more sophisticated. Erxin Yao, managing director for China for the OOCL, Hong Kong shipping line, said his company's logistics arm hoped to attract imports of goods not made in China for sorting at its warehouse to distribute to Japan and Korea. It already handles logistics for Chinese-made exports to Japanese and Korean department stores from its Shanghai warehouse.
Tuesday, March 27, 2007, FT
Retailers and consumer goods companie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re increasingly shifting logistics operations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to China. Goods are sorted, labelled and even placed in display towers for direct shipment to stores.
Shipping lines, logistics companies and warehouse operators say costs spur customers worldwide to move the sorting process for goods away from consuming countries. The trend continues outsourcing to lower-wage economies that began with the shifting of manufacturing jobs to China.
It is known as “distribution-centre bypass”. It cuts out former distribution centres. Logistics companies and those using the system tend to be wary of publicity, but the UK's Next, a fashion retailer, is known to do much of its sorting for delivery at ATL Logistics in Hong Kong, a distribution warehouse owned by Dubai's DP World. Goods are packed into containers in the right quantities and right order to take direct from a UK port to individual stores.
Distribution jobs were once thought least likely to go overseas since it is complex to arrange supplies of goods for individual stores in the right quantities.
Vera Tang, general manager for corporat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based Kerry Logistics, expects growth in the next few years to be “huge” as so many companies still run expensive distribution centres at home: “You can imagine – in those high-living standard countries like Scandinavia – if we can replace what they are doing at the destination with a similar operation at origin, the percentage [saving] can be huge.”
Among Kerry clients using distribution centre bypass are a New Zealand-based lingerie maker and department store chains in the US, Spain and Chile. In Chile's case, she said the company shifted logistics operations abroad, not primarily for cost reasons, but because Chinese workers were more reliable.
Companies not phasing out distribution centres at home are cutting handling costs by paying for processing in China. Boxes of goods UK stores in the Tesco chain from NYK Logistics in Shanghai are shrink-wrapped in quantities needed by each store to reduce UK handling.
Many expect Chinese processing to get more sophisticated. Erxin Yao, managing director for China for the OOCL, Hong Kong shipping line, said his company's logistics arm hoped to attract imports of goods not made in China for sorting at its warehouse to distribute to Japan and Korea. It already handles logistics for Chinese-made exports to Japanese and Korean department stores from its Shanghai warehouse.
Labels: distribution, 物流
¶ 3:19 AM 0 comments
物流外包到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运输业记者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上海报道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发达国家的零售商和消费产品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将其物流业务从本土外包到中国。货物被进行分类、贴上标签，甚至只是放在陈列塔里，直接装船发到商店。
船运公司、物流企业和仓储运营商表示，成本因素促使全世界的客户都将商品分类过程从消费国转移出去。外包至低工资经济体的趋势，是从制造业岗位向中国转移时开始的，目前仍在持续。
这被称之为“远程配送中心”(distribution-centre bypass)。它避开了过去的配送中心。物流企业以及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往往很警觉，不愿意公开。但据悉，英国时装零售商Next大部分的分类处理发货工作，都在香港的亚洲货柜物流中心(ATL Logistics)进行。该中心是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P World)一个配送仓库。货物按照正确的数量和次序被装入集装箱，直接从一个英国港口发往各家商店。
配送类就业岗位一度被认为最不可能转移至海外，因为要为各家商店安排合适数量的供货，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香港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企业开发部总经理维拉•唐(Vera Tang)预计，未来几年业务将出现“巨大的”增长，因为很多公司仍在本土运营成本高昂的配送中心：“你可以想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果我们能在货物原产地就完成他们目前在货物目的地所做的工作，(节省的)比例会非常大。”
使用嘉里物流“远程配送中心”的客户，包括一家总部位于新西兰的女式内衣制造商，以及美国、西班牙和智利的百货商店连锁商。维拉•唐表示，就智利的那家客户而言，它们将物流业务转移到国外，主要并不是因为成本问题，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人更为可靠。
那些没有逐步淘汰本土配送中心的公司，正通过付费在中国处理，来降低配送处理成本。日本邮船物流(NYK Logistics)上海公司为英国特易购(Tesco)连锁店运送的一箱一箱的货物，都被按照每家特易购商店所需的数量重新换成小包装，以减少英国的处理工作量。
很多人预计中国的处理技术将更加成熟。香港船运公司东方海外(OOCL)中国业务董事总经理Erxin Yao表示，东方海外的物流部门希望能够吸引非中国制造商品的进口分类业务，在其仓储部门处理后，向日本和韩国配送。目前东方海外已经在上海仓库对中国制造、面向日韩百货商店的出口商品提供物流服务。
译者/何黎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发达国家的零售商和消费产品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将其物流业务从本土外包到中国。货物被进行分类、贴上标签，甚至只是放在陈列塔里，直接装船发到商店。
船运公司、物流企业和仓储运营商表示，成本因素促使全世界的客户都将商品分类过程从消费国转移出去。外包至低工资经济体的趋势，是从制造业岗位向中国转移时开始的，目前仍在持续。
这被称之为“远程配送中心”(distribution-centre bypass)。它避开了过去的配送中心。物流企业以及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往往很警觉，不愿意公开。但据悉，英国时装零售商Next大部分的分类处理发货工作，都在香港的亚洲货柜物流中心(ATL Logistics)进行。该中心是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P World)一个配送仓库。货物按照正确的数量和次序被装入集装箱，直接从一个英国港口发往各家商店。
配送类就业岗位一度被认为最不可能转移至海外，因为要为各家商店安排合适数量的供货，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香港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企业开发部总经理维拉•唐(Vera Tang)预计，未来几年业务将出现“巨大的”增长，因为很多公司仍在本土运营成本高昂的配送中心：“你可以想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果我们能在货物原产地就完成他们目前在货物目的地所做的工作，(节省的)比例会非常大。”
使用嘉里物流“远程配送中心”的客户，包括一家总部位于新西兰的女式内衣制造商，以及美国、西班牙和智利的百货商店连锁商。维拉•唐表示，就智利的那家客户而言，它们将物流业务转移到国外，主要并不是因为成本问题，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人更为可靠。
那些没有逐步淘汰本土配送中心的公司，正通过付费在中国处理，来降低配送处理成本。日本邮船物流(NYK Logistics)上海公司为英国特易购(Tesco)连锁店运送的一箱一箱的货物，都被按照每家特易购商店所需的数量重新换成小包装，以减少英国的处理工作量。
很多人预计中国的处理技术将更加成熟。香港船运公司东方海外(OOCL)中国业务董事总经理Erxin Yao表示，东方海外的物流部门希望能够吸引非中国制造商品的进口分类业务，在其仓储部门处理后，向日本和韩国配送。目前东方海外已经在上海仓库对中国制造、面向日韩百货商店的出口商品提供物流服务。
译者/何黎
Labels: distribution, 物流
¶ 3:18 AM 0 comments
SHORT VIEW- INDEX
By John Authers
Tuesday, March 27, 2007, FT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 of stock market investment is no longer the common stock. It is the index. There now appear to be more indices than common stocks, and it is indice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Fund managers work on the assumption that retur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beta” – the returns of the market; and “alpha” – returns uncorrelated to the market. That means more focus on exactly what goes into beta. And as they are judged almost exclusively by reference to a benchmark, they need an index relevant to them. They might need a benchmark for their particular investment style, for example. That means that indices become more important, and they proliferate. And, try though they will to avoid it, indices no longer track markets – they move them.
Many fund managers cannot invest beyond the stocks in their benchmark. Exchange-traded funds, which track indices, make index providers even more powerful. Moves in US small-cap stocks, for example, are dominated by the ETF tracking the Russell 2000 index, which is usually the third most heavily traded ETF. Hedge funds use it as a vehicle to play the entire sector. Google – strong as it was – leapt 7 per cent on the day it joined the S&P 500, which has more money tied to it than any other.
We are about to see another test of the power of indices.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the dominant index provider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nd emerging markets, will unveil an overhaul of its indices to include small-cap stocks on a global basis. This will br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tocks used in MSCI's indices to 8,000 – and create, incredibly, more than 20,000 new indices, sliced by style, sector, geography, market cap, currency and so on. This will open small emerging market stocks to a range of investors currently barred from buying them.
MSCI will do its best not to move the market, and has avoided doing so when it has moved countries in and out of indices in the past. But it is likely to be an event. Just look at how Merrill Lynch is previewing it: “Coming soon: a new stock universe.” ¶ 3:15 AM 0 comments
Tuesday, March 27, 2007, FT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 of stock market investment is no longer the common stock. It is the index. There now appear to be more indices than common stocks, and it is indice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Fund managers work on the assumption that retur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beta” – the returns of the market; and “alpha” – returns uncorrelated to the market. That means more focus on exactly what goes into beta. And as they are judged almost exclusively by reference to a benchmark, they need an index relevant to them. They might need a benchmark for their particular investment style, for example. That means that indices become more important, and they proliferate. And, try though they will to avoid it, indices no longer track markets – they move them.
Many fund managers cannot invest beyond the stocks in their benchmark. Exchange-traded funds, which track indices, make index providers even more powerful. Moves in US small-cap stocks, for example, are dominated by the ETF tracking the Russell 2000 index, which is usually the third most heavily traded ETF. Hedge funds use it as a vehicle to play the entire sector. Google – strong as it was – leapt 7 per cent on the day it joined the S&P 500, which has more money tied to it than any other.
We are about to see another test of the power of indices.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the dominant index provider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nd emerging markets, will unveil an overhaul of its indices to include small-cap stocks on a global basis. This will br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tocks used in MSCI's indices to 8,000 – and create, incredibly, more than 20,000 new indices, sliced by style, sector, geography, market cap, currency and so on. This will open small emerging market stocks to a range of investors currently barred from buying them.
MSCI will do its best not to move the market, and has avoided doing so when it has moved countries in and out of indices in the past. But it is likely to be an event. Just look at how Merrill Lynch is previewing it: “Coming soon: a new stock universe.” ¶ 3:15 AM 0 comments
新的股票宇宙即将形成?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投资编辑约翰•奥瑟兹(John Authers)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股市投资的基础构件已不再是普通股，而是指数。目前指数的数量似乎比普通股更多，而构成投资决策基础的也是指数。
基金经理致力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回报可分为两类：“beta”——市场回报；和“alpha”——与市场无关的回报。这意味着需要更加关注到底哪些回报属于 beta回报。由于作出判断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参照基准指数，因此基金经理需要一个与之相关的指数。例如，基金经理也许需要一个关于其特殊投资风格的基准指数。这意味着指数变得更重要，其数量也在激增。而且，尽管他们将尽量避免，但指数已不再是跟踪市场——它们影响着市场动向。
许多基金经理不能投资其基准指数成分股以外的股票。跟踪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使指数提供商变得更为强大。例如，美国小型股的波动，受到跟踪罗素 2000 (Russell 2000)指数的ETF的主导，它通常是交投第三活跃的ETF。对冲基金利用它作为参与整个板块的投资工具。走势本来就很强劲的谷歌(Google)，在被纳入标准普尔500(S&P 500)指数的当天就上涨了7%。标准普尔500指数所绑定的资金比其它任何指数都多。
我们即将目睹对指数强大力量的又一次验证。到本月底，国际投资者和新兴市场的主要指数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将对其指数进行全面调整，以便着眼全球，将小型股纳入指数之中。此举将使纳入MSCI指数的股票数量达到8000只，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还将带来按照风格、板块、地域、市值和币种等分类的逾2万个新指数的诞生。此举将为目前无法购买小型新兴市场股票的许多投资者打开投资这些股票的渠道。
MSCI将尽其全力不去影响市场，在以前将国家纳入和剔除出其指数时，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但这次，它可能成为一个重大事件。不妨看看美林(Merrill Lynch)是怎么预测的吧：“新的股票宇宙即将形成”。
译者/刘彦 ¶ 3:11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股市投资的基础构件已不再是普通股，而是指数。目前指数的数量似乎比普通股更多，而构成投资决策基础的也是指数。
基金经理致力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回报可分为两类：“beta”——市场回报；和“alpha”——与市场无关的回报。这意味着需要更加关注到底哪些回报属于 beta回报。由于作出判断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参照基准指数，因此基金经理需要一个与之相关的指数。例如，基金经理也许需要一个关于其特殊投资风格的基准指数。这意味着指数变得更重要，其数量也在激增。而且，尽管他们将尽量避免，但指数已不再是跟踪市场——它们影响着市场动向。
许多基金经理不能投资其基准指数成分股以外的股票。跟踪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使指数提供商变得更为强大。例如，美国小型股的波动，受到跟踪罗素 2000 (Russell 2000)指数的ETF的主导，它通常是交投第三活跃的ETF。对冲基金利用它作为参与整个板块的投资工具。走势本来就很强劲的谷歌(Google)，在被纳入标准普尔500(S&P 500)指数的当天就上涨了7%。标准普尔500指数所绑定的资金比其它任何指数都多。
我们即将目睹对指数强大力量的又一次验证。到本月底，国际投资者和新兴市场的主要指数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将对其指数进行全面调整，以便着眼全球，将小型股纳入指数之中。此举将使纳入MSCI指数的股票数量达到8000只，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还将带来按照风格、板块、地域、市值和币种等分类的逾2万个新指数的诞生。此举将为目前无法购买小型新兴市场股票的许多投资者打开投资这些股票的渠道。
MSCI将尽其全力不去影响市场，在以前将国家纳入和剔除出其指数时，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但这次，它可能成为一个重大事件。不妨看看美林(Merrill Lynch)是怎么预测的吧：“新的股票宇宙即将形成”。
译者/刘彦 ¶ 3:11 AM 0 comments
Monday, March 26, 2007
欧盟金融统一又进一步
¶ 1:27 PM 0 comments
欧盟即将统一银行之间的支付方式。今后，无论个人客户、还是企业单位转帐时，不仅手续简便，而且将节省一笔银行手续费。
在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五十周年 的今天，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金融往来仍然手续复杂、价格昂贵。例如，某人休假时如果信用卡被窃，为了报失并冻结帐户，很可能要为此支付一百欧元的手续费。一 家企业急迫地等待来自国外的转帐汇款，但有时钱已汇到，却等一个星期才能转上该企业的帐号。在意大利或西班牙有别墅的人为了支付水电和电话费用，必须在当 地开设一个帐号，但往往手续繁琐，困难重重。
据说从明年开始，欧盟将成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支付 区，这将大大改善成员国之间的金融往来现状。负责这项工作的欧盟内部市场及服务委员迈克里维希望，今后欧盟内部跨国的金融业务将变得简单、廉价、并且像在 本国一样安全。欧盟各国财政部长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迈克里维的建议将于周二获得通过。
迈克里维制订的准则为欧洲统一支付区内部的转帐、信用卡支付和其它金融业务奠定了法律基础。欧洲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正在构建这一统一支付区。迈克里维预计，由于目前欧盟内部经济总量的2％至3％用于不同系统之间的支付，所以改革实施后，将节省五百亿到一千亿欧元的费用。
银行的个人客户和企业可以从中获得一系列实惠。例如现在银行往往把转帐金额扣压一周，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赚取数百万欧元的利息。今后欧盟内部的转帐通常只须一天就可以上到收款人的帐号。对于在国外没有分公司的中型企业来说，这是一大福音。
对于个人来说，今后在国外需要用现金时，可以放 心地从自动提款机中提款，不必担心高额的手续费。按照布鲁塞尔的准则，如果信用卡遗失或被盗，无论在本国或国外，无论被盗用的金额多高，信用卡的主人最多 只承担150欧元的损失。不过，如果信用卡的主人在损失积压数周后才报失，则由本人自己负责。如果信用卡被盗或遗失后，被人用密码取款或购物，信用卡主人 也要自己承担，因为这里不能排除信用卡主人欺骗银行的可能性。
此外，新准则也将给在国外拥有房地产的人员带来很多方便。例如，西班牙的水电公司可以从德国房主在德国的银行帐号上直接收取水电费用，德国房主无须在西班牙开设银行帐号。
新准则在芬兰和奥地利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没有完成，现在经过修改和完善，周二获得通过看来已没有问题。
WASHINGTON RESTIVE AS CHAVEZ PLANS
By Richard Lapper
Monday, March 26, 2007, FT
Until recently, few took seriously President Hugo Chávez's idea of setting up a new South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to rival the continent's main lending institutions.
But with Venezuela's finance minister this week promising the proposed Bank of the South will start to distribute loans as early as next year with backing from Argentina, Bolivia, Ecuador, Paraguay, and possibly Nicaragua and Brazil, traditional multilateral lenders are facing up to the possibility of a competitor.
Venezuela and Argentina have long bridled against what they see as US domination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s multilateral lending institutions, and want more control over the region's development.
“The south needs to take care of its own problems,” said one senior Argentine banker.
Officially both its potential rivals,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in which the US has a 30 per cent stake – and the smaller Ande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have welcomed the development, arguing that with plenty of money around and many pressing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needs, there would be plenty of business.
But privately there are concerns. One insider at the IDB said the bank could reinforce regional divisions that have arisen as a result of the radicalisation of Venezuela and the growth of an anti-American camp – backed since last year by elections in Bolivia, Ecuador and Nicaragua.
He says the Bank of the South, especially if Brazil were to join, would represent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IDB since Latin America suffered a series of debt defaults in the 1980s. ”With the money of Venezuela and political will of Argentina and Brazil, this is a bank that could have lots of money and a different political approach. No-one will say this publicly but we don't like it.”
He fears the Washington-based multilateral could, in a worst-case scenario, be reduced to an institution backed mainly by the US and its closest regional allies, Mexico and Colombia.
Backed initially by Argentina and three smaller countries – Ecuador, Paraguay, and Bolivia – the new bank will have a capital base of $7bn (£3.6bn, �bn): an amount that would probably be funded by sizabl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combined international reserves of Argentina and Venezuela.
That compares to paid-in capital of $4bn and $3.7bn currently held by the IDB and CAF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IDB can also draw on resources of more than $100bn.
Venezuela's radical government and its supporters used this week's IDB annual conference in Guatemala City to advance their plans. Rodrigo Cabeza, Venezuela's finance minister, told the meeting “technical commissions” would meet in Argentina, Caracas and Ecuador in coming weeks, with a final plan ready by the end of June.
Mr Cabeza was optimistic too that Nicaragua and more importantly Brazil – once lukewarm about the idea – would join the bank. Loans to the education and health sectors in Bolivia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early priorities. ¶ 3:53 AM 0 comments
Monday, March 26, 2007, FT
Until recently, few took seriously President Hugo Chávez's idea of setting up a new South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to rival the continent's main lending institutions.
But with Venezuela's finance minister this week promising the proposed Bank of the South will start to distribute loans as early as next year with backing from Argentina, Bolivia, Ecuador, Paraguay, and possibly Nicaragua and Brazil, traditional multilateral lenders are facing up to the possibility of a competitor.
Venezuela and Argentina have long bridled against what they see as US domination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s multilateral lending institutions, and want more control over the region's development.
“The south needs to take care of its own problems,” said one senior Argentine banker.
Officially both its potential rivals,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in which the US has a 30 per cent stake – and the smaller Ande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have welcomed the development, arguing that with plenty of money around and many pressing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needs, there would be plenty of business.
But privately there are concerns. One insider at the IDB said the bank could reinforce regional divisions that have arisen as a result of the radicalisation of Venezuela and the growth of an anti-American camp – backed since last year by elections in Bolivia, Ecuador and Nicaragua.
He says the Bank of the South, especially if Brazil were to join, would represent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IDB since Latin America suffered a series of debt defaults in the 1980s. ”With the money of Venezuela and political will of Argentina and Brazil, this is a bank that could have lots of money and a different political approach. No-one will say this publicly but we don't like it.”
He fears the Washington-based multilateral could, in a worst-case scenario, be reduced to an institution backed mainly by the US and its closest regional allies, Mexico and Colombia.
Backed initially by Argentina and three smaller countries – Ecuador, Paraguay, and Bolivia – the new bank will have a capital base of $7bn (£3.6bn, �bn): an amount that would probably be funded by sizabl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combined international reserves of Argentina and Venezuela.
That compares to paid-in capital of $4bn and $3.7bn currently held by the IDB and CAF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IDB can also draw on resources of more than $100bn.
Venezuela's radical government and its supporters used this week's IDB annual conference in Guatemala City to advance their plans. Rodrigo Cabeza, Venezuela's finance minister, told the meeting “technical commissions” would meet in Argentina, Caracas and Ecuador in coming weeks, with a final plan ready by the end of June.
Mr Cabeza was optimistic too that Nicaragua and more importantly Brazil – once lukewarm about the idea – would join the bank. Loans to the education and health sectors in Bolivia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early priorities. ¶ 3:53 AM 0 comments
南美新开发银行“绕开”美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理查德•拉帕(Richard Lapper)
2007年3月26日 星期一
就在不久以前，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构想——建立一家新的南美开发银行，与南美主要的贷款机构展开竞争。
但随着委内瑞拉财政部长最近作出承诺，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可能还有尼加拉瓜和巴西的支持下，拟筹建的南方银行(Bank of the South)最早将于明年开始发放贷款，传统的多国银行可能会面临出现一个竞争者的情况。
长期以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一直对它们眼中美国主宰西半球多国贷款机构的局面深感愤怒，两国希望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南美的发展。
阿根廷一位资深银行家表示：“南美国家需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正式场合，南方银行的两家潜在竞争对手——美国持有30%股权的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规模稍小的安第斯开发公司(Ande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都对事态的发展表示欢迎。它们表示，有了充足的资金和紧迫的基础设施及社会需求，这里将会出现大量业务。
但在私底下，它们却表示担忧。泛美开发银行一位内部人士表示，由于委内瑞拉的激进发展和自去年以来受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举行大选支持的反美阵营的扩大，造成了南美的分化，而南方银行的组建，可能会增强这种地区分裂情绪。
他表示，南方银行，特别是如果有巴西加盟，将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历一系列债务危机以来，泛美开发银行遇到的最大威胁。“有了委内瑞拉的资金以及阿根廷和巴西的政治意图，这家银行可能会拥有大量资金，走上不同的政治途径。没人会公开这么说，但我们不喜欢它。”
他担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泛美开发银行可能会缩简为一家主要由美国及其最亲密的地区盟友——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支持的机构。
最初得到阿根廷以及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玻利维亚3个较小国家支持的南方银行将拥有70亿美元资本金，其中大量资金可能来自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国的国际储备。
相比之下，泛美开发银行和安第斯开发公司目前分别只有40亿美元和37亿美元的实收资本，尽管泛美开发银行还能利用逾1000亿美元的资源。
委内瑞拉的激进政府及其支持者利用泛美开发银行最近在危地马拉城召开的年会来宣传自己的计划。委内瑞拉财政部长罗德里戈•卡韦萨斯(Rodrigo Cabeza)在会上表示，未来数周，各个“技术委员会”将在阿根廷、加拉加斯和厄瓜多尔碰面，最终计划将在6月底之前准备完毕。
卡韦萨斯还乐观地相信，尼加拉瓜，以及更重要的是，曾经反应冷淡的巴西，将加入该银行。向玻利维亚的教育和医疗领域提供贷款已被列入前期的优先事项之一。
译者/何黎 ¶ 3:53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6日 星期一
就在不久以前，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构想——建立一家新的南美开发银行，与南美主要的贷款机构展开竞争。
但随着委内瑞拉财政部长最近作出承诺，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可能还有尼加拉瓜和巴西的支持下，拟筹建的南方银行(Bank of the South)最早将于明年开始发放贷款，传统的多国银行可能会面临出现一个竞争者的情况。
长期以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一直对它们眼中美国主宰西半球多国贷款机构的局面深感愤怒，两国希望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南美的发展。
阿根廷一位资深银行家表示：“南美国家需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正式场合，南方银行的两家潜在竞争对手——美国持有30%股权的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规模稍小的安第斯开发公司(Ande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都对事态的发展表示欢迎。它们表示，有了充足的资金和紧迫的基础设施及社会需求，这里将会出现大量业务。
但在私底下，它们却表示担忧。泛美开发银行一位内部人士表示，由于委内瑞拉的激进发展和自去年以来受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举行大选支持的反美阵营的扩大，造成了南美的分化，而南方银行的组建，可能会增强这种地区分裂情绪。
他表示，南方银行，特别是如果有巴西加盟，将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历一系列债务危机以来，泛美开发银行遇到的最大威胁。“有了委内瑞拉的资金以及阿根廷和巴西的政治意图，这家银行可能会拥有大量资金，走上不同的政治途径。没人会公开这么说，但我们不喜欢它。”
他担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泛美开发银行可能会缩简为一家主要由美国及其最亲密的地区盟友——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支持的机构。
最初得到阿根廷以及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玻利维亚3个较小国家支持的南方银行将拥有70亿美元资本金，其中大量资金可能来自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国的国际储备。
相比之下，泛美开发银行和安第斯开发公司目前分别只有40亿美元和37亿美元的实收资本，尽管泛美开发银行还能利用逾1000亿美元的资源。
委内瑞拉的激进政府及其支持者利用泛美开发银行最近在危地马拉城召开的年会来宣传自己的计划。委内瑞拉财政部长罗德里戈•卡韦萨斯(Rodrigo Cabeza)在会上表示，未来数周，各个“技术委员会”将在阿根廷、加拉加斯和厄瓜多尔碰面，最终计划将在6月底之前准备完毕。
卡韦萨斯还乐观地相信，尼加拉瓜，以及更重要的是，曾经反应冷淡的巴西，将加入该银行。向玻利维亚的教育和医疗领域提供贷款已被列入前期的优先事项之一。
译者/何黎 ¶ 3:53 AM 0 comments
英国商人眼中的“中国商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2007年3月26日 星期一
上星期三中午，在英国国会最大的会议厅中，当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正在用蹩脚的英语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火警铃声突然响起，而且一响再响，一直响到主人尴尬地解释这是国会防火预警系统失灵，一直响到原本正襟危坐的听众忍俊不禁，失声笑了起来……
李源潮则一直礼貌地站着、笑着、等着，一直等到铃声停止，才继续用英语念出一连串的经济、外贸数字，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员们、政客们，宣讲“社会主义中国”的商业诚意：“中国的发展将给英国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市场，英国的发展也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金融服务和文化创意……”
此时，坐在我身边的英国前驻中国大使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对我悄悄耳语：“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用中文在中国演说。”
高德年现在是英国渣打银行的中国事务顾问，经常往中国跑，吃的就是“中国商机”这碗饭。
第二天晚上，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媒体与商业中心大厅，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David Brewer）也用一连串的金融、交易数字，向“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家们、贸易官员们，宣讲“老牌资本主义交易所”的招商诚意。
演说之后，我走上前，与他交换名片，并问了一个问题：“你总共去过中国多少次？”
“105次。”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105次？我也开始怀疑起我的英文听力来，但我不好意思追问，只好旁敲侧击：“那你的中文一定不错吧？”
他又不假思索，用蹩脚的中文说：“你好，谢谢，啤酒。”说完，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
旁边一位中国人介绍说，白乐威先生特别爱喝中国的青岛啤酒。
回家后，我仔细看了一遍白乐威的演说稿，又在网上查阅了中国媒体介绍他的文章，才知道他真的去过中国105次。
谁是21世纪世界之都？
白乐威卸任金融城市长、担任中国全球投资基金主席之后，牵头创建了一个英中金融商贸合作网站“走出去网”（Going Global website：www.going-global.biz），周四晚上的活动就是该网站的启动仪式。“走出去网”的发起者还包括英国贸易投资总署、伦敦金融城、英中贸易协会等机构。
我不知道，相差一天的李源潮演说和白乐威演说，仅仅是时间安排上的巧合，还是有其它什么内在联系，但我知道，如果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还可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之内，参加其它不少有关英中商贸的活动。
的确，“中国商机”这个词，似乎不仅随意地游走于周三、周四活动参与者的唇齿之间，也像春天的杨花柳絮一样，飘荡在雾都伦敦早春三月那时冷时热的空气之中，飞扬在英伦三岛政坛、商界、媒体那或实或虚的想象之中。
“中国商机”这个词甚至飘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离开“走出去网”启动仪式会场，在深夜驶往伦敦郊外的火车上，我捡了一份伦敦的免费报纸，上面正在争论最新一期美国《纽约》杂志刊登的一组文章。该杂志称：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世界之都、纽约是20世纪世界之都的话，那么，伦敦就是21世纪世界之都，理由之一是：伦敦股市在吸引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企业上市方面，对目前的全球金融中心纽约构成了严重挑战。
回到家后，我在网上查到了《纽约》杂志这组文章的英文原文。有趣的是，其中的封面文章在花了几乎所有篇幅大谈纽约与伦敦的优劣对比之后，结尾时却话锋一转：“21世纪的世界之都将既不是纽约，也不是伦敦，而是北京。”
“高增长板”
对美国杂志这句突兀的话，北京人大可不必当真，因为从那份免费报纸刊登的伦敦居民的观点来看，普通伦敦人并不在乎谁是未来的世界之都。
但周三李源潮的听众和周四白乐威的听众却很在乎。
尽管英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几乎处处紧跟美国，甚至被世人讥为美国的“跟屁虫”，但有一个方面是例外，那就是对华政策。入主唐宁街10号的历届英国首相，似乎总是有意地与白宫的对华政策拉开一些距离。李源潮在英国国会演说时也特别提到：“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之一，也是最早同新中国开展经贸文化交流的西方大国之一。”
李源潮说的，自然是英国政界的对华态度。英国商界则更为实际，与美国同行更无“共同的战略利益”，相反，他们是争夺“中国商机”的竞争对手。
祝晓健这个名字听上去颇像男性，却属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华裔女性高管。她的职务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亚太区总裁。她也参与了周四的活动。互换名片之后，她颇为自豪地对我说：“目前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共有59家，其中包括在主板上市的6家公司和在高增长板AIM上市的53家公司，另外还有14家香港公司也在伦敦证交所上市。”
祝晓健的办公室设在香港，她的工作就是与美国、欧陆、亚洲诸大股市竞争，吸引中国公司来伦敦上市。10年前，她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恰与第一家中国公司赴伦敦上市的时间同步。
谈到AIM时，她还特意对我解释了一下：“AIM相当于香港股市的创业板，但因为‘创业板'这个词名声不太好，所以我们对中国客户提及AIM时，都用‘高增长板'这个中文词。”
我们没谈几句，她又被其他的宾客抢走了注意力。但她对我说的这几句话，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伦敦证交所吸引中国公司上市的成绩，又在听似不经意之间顺便揶揄了一下竞争对手。
走出去
周四晚上的活动，既是“走出去网”的启动仪式，也是与会的200多名英中商人、专业人士、贸易官员们互相结识、彼此联谊的一次社交活动，其实，就连“走出去网”也是时下最流行的社交网站的一种变种：商业社交网站。
该网站的宗旨在于：为那些致力于开拓中国市场的英国金融法律服务企业，和那些有意在海外融资上市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个交流与合作的网络平台。所以，凡是感兴趣的英中企业或个人，均可在该网站上进行注册登记和寻求商机。
我还在周四的活动中认识了一位“山东老乡”。不过，尽管这位“老乡”有着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杨瑞芝，但她并非华人，而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她是苏格兰皇家银行国际银行服务部引资主管Julia Herries。她接过我的名片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中文网昨天报道了我们银行与中国银行成立合资公司、联手为中国高端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新闻。” 但她知道我来自中国山东时，便马上改变话题，用略带济南口音的中国普通话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啊！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学习中文，在济南住了很长时间！”
我发现，我所聊过的英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与中国有着某种关联：或在中国学过中文，或多次前往中国旅行，还有几位英国人似乎同时抓住了“中国商机”和“中国情机”：或娶了中国老婆，或嫁了中国老公。
大概因为参与周四活动的英国人都在做中国生意，或者打算做中国生意，所以，会场中的华人常常被问候、被握手、被包围、被索要名片。我并非商人，但我带去的整整一盒名片也全都发光了，大概在场的英国商人也把我这张华人面孔误认作“中国商机”了。
至今我还不太明白，“走出去网”中的“走出去”（Going Global），意思究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上市？还是英国公司“走出去”，去中国寻找商机？我曾想请教一下白乐威，却被他的“你好，谢谢，啤酒”及随后的笑声给冲忘了。
不过，在所有国家的商人都试图“走出去”的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是否得到解答，已经无关紧要了。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书《远观中国》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3:44 AM 0 comments
2007年3月26日 星期一
上星期三中午，在英国国会最大的会议厅中，当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正在用蹩脚的英语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火警铃声突然响起，而且一响再响，一直响到主人尴尬地解释这是国会防火预警系统失灵，一直响到原本正襟危坐的听众忍俊不禁，失声笑了起来……
李源潮则一直礼貌地站着、笑着、等着，一直等到铃声停止，才继续用英语念出一连串的经济、外贸数字，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员们、政客们，宣讲“社会主义中国”的商业诚意：“中国的发展将给英国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市场，英国的发展也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金融服务和文化创意……”
此时，坐在我身边的英国前驻中国大使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对我悄悄耳语：“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用中文在中国演说。”
高德年现在是英国渣打银行的中国事务顾问，经常往中国跑，吃的就是“中国商机”这碗饭。
第二天晚上，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媒体与商业中心大厅，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David Brewer）也用一连串的金融、交易数字，向“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家们、贸易官员们，宣讲“老牌资本主义交易所”的招商诚意。
演说之后，我走上前，与他交换名片，并问了一个问题：“你总共去过中国多少次？”
“105次。”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105次？我也开始怀疑起我的英文听力来，但我不好意思追问，只好旁敲侧击：“那你的中文一定不错吧？”
他又不假思索，用蹩脚的中文说：“你好，谢谢，啤酒。”说完，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
旁边一位中国人介绍说，白乐威先生特别爱喝中国的青岛啤酒。
回家后，我仔细看了一遍白乐威的演说稿，又在网上查阅了中国媒体介绍他的文章，才知道他真的去过中国105次。
谁是21世纪世界之都？
白乐威卸任金融城市长、担任中国全球投资基金主席之后，牵头创建了一个英中金融商贸合作网站“走出去网”（Going Global website：www.going-global.biz），周四晚上的活动就是该网站的启动仪式。“走出去网”的发起者还包括英国贸易投资总署、伦敦金融城、英中贸易协会等机构。
我不知道，相差一天的李源潮演说和白乐威演说，仅仅是时间安排上的巧合，还是有其它什么内在联系，但我知道，如果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还可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之内，参加其它不少有关英中商贸的活动。
的确，“中国商机”这个词，似乎不仅随意地游走于周三、周四活动参与者的唇齿之间，也像春天的杨花柳絮一样，飘荡在雾都伦敦早春三月那时冷时热的空气之中，飞扬在英伦三岛政坛、商界、媒体那或实或虚的想象之中。
“中国商机”这个词甚至飘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离开“走出去网”启动仪式会场，在深夜驶往伦敦郊外的火车上，我捡了一份伦敦的免费报纸，上面正在争论最新一期美国《纽约》杂志刊登的一组文章。该杂志称：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世界之都、纽约是20世纪世界之都的话，那么，伦敦就是21世纪世界之都，理由之一是：伦敦股市在吸引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企业上市方面，对目前的全球金融中心纽约构成了严重挑战。
回到家后，我在网上查到了《纽约》杂志这组文章的英文原文。有趣的是，其中的封面文章在花了几乎所有篇幅大谈纽约与伦敦的优劣对比之后，结尾时却话锋一转：“21世纪的世界之都将既不是纽约，也不是伦敦，而是北京。”
“高增长板”
对美国杂志这句突兀的话，北京人大可不必当真，因为从那份免费报纸刊登的伦敦居民的观点来看，普通伦敦人并不在乎谁是未来的世界之都。
但周三李源潮的听众和周四白乐威的听众却很在乎。
尽管英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几乎处处紧跟美国，甚至被世人讥为美国的“跟屁虫”，但有一个方面是例外，那就是对华政策。入主唐宁街10号的历届英国首相，似乎总是有意地与白宫的对华政策拉开一些距离。李源潮在英国国会演说时也特别提到：“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之一，也是最早同新中国开展经贸文化交流的西方大国之一。”
李源潮说的，自然是英国政界的对华态度。英国商界则更为实际，与美国同行更无“共同的战略利益”，相反，他们是争夺“中国商机”的竞争对手。
祝晓健这个名字听上去颇像男性，却属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华裔女性高管。她的职务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亚太区总裁。她也参与了周四的活动。互换名片之后，她颇为自豪地对我说：“目前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共有59家，其中包括在主板上市的6家公司和在高增长板AIM上市的53家公司，另外还有14家香港公司也在伦敦证交所上市。”
祝晓健的办公室设在香港，她的工作就是与美国、欧陆、亚洲诸大股市竞争，吸引中国公司来伦敦上市。10年前，她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恰与第一家中国公司赴伦敦上市的时间同步。
谈到AIM时，她还特意对我解释了一下：“AIM相当于香港股市的创业板，但因为‘创业板'这个词名声不太好，所以我们对中国客户提及AIM时，都用‘高增长板'这个中文词。”
我们没谈几句，她又被其他的宾客抢走了注意力。但她对我说的这几句话，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伦敦证交所吸引中国公司上市的成绩，又在听似不经意之间顺便揶揄了一下竞争对手。
走出去
周四晚上的活动，既是“走出去网”的启动仪式，也是与会的200多名英中商人、专业人士、贸易官员们互相结识、彼此联谊的一次社交活动，其实，就连“走出去网”也是时下最流行的社交网站的一种变种：商业社交网站。
该网站的宗旨在于：为那些致力于开拓中国市场的英国金融法律服务企业，和那些有意在海外融资上市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个交流与合作的网络平台。所以，凡是感兴趣的英中企业或个人，均可在该网站上进行注册登记和寻求商机。
我还在周四的活动中认识了一位“山东老乡”。不过，尽管这位“老乡”有着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杨瑞芝，但她并非华人，而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她是苏格兰皇家银行国际银行服务部引资主管Julia Herries。她接过我的名片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中文网昨天报道了我们银行与中国银行成立合资公司、联手为中国高端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新闻。” 但她知道我来自中国山东时，便马上改变话题，用略带济南口音的中国普通话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啊！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学习中文，在济南住了很长时间！”
我发现，我所聊过的英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与中国有着某种关联：或在中国学过中文，或多次前往中国旅行，还有几位英国人似乎同时抓住了“中国商机”和“中国情机”：或娶了中国老婆，或嫁了中国老公。
大概因为参与周四活动的英国人都在做中国生意，或者打算做中国生意，所以，会场中的华人常常被问候、被握手、被包围、被索要名片。我并非商人，但我带去的整整一盒名片也全都发光了，大概在场的英国商人也把我这张华人面孔误认作“中国商机”了。
至今我还不太明白，“走出去网”中的“走出去”（Going Global），意思究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上市？还是英国公司“走出去”，去中国寻找商机？我曾想请教一下白乐威，却被他的“你好，谢谢，啤酒”及随后的笑声给冲忘了。
不过，在所有国家的商人都试图“走出去”的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是否得到解答，已经无关紧要了。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书《远观中国》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3:44 AM 0 comments
